基于产业集聚和扩散视角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国野鹅阵列模型_比较优势论文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国雁阵模式———个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雁阵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大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大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一个不平衡过程，在资源禀赋、历史传统、政策制度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会率先发展，正如Myrdal(1957)所指出的，基于初始优势的地区通过循环累积而不断超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回流效应”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同时，“扩散效应”也会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但在市场机制下，“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这也就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相关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有些学者提出中央政府要允许各地拥有相同程度的开放、取消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而且认为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建立完善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刘夏明等，2004；徐现祥、李郇，2005)。二是从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视角进行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应加大开放力度，尤其要强化中西部地区产业选择的优惠投资政策，同时，地方政府要避免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下使地区之间的博弈成为囚徒困境，从而导致区域间完全没有协调的策略成为占有策略(刘渝琳、刘明，2011；皮建才，2011)。三是从大国综合优势的角度来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后发大国，技术多元和技术的适应性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这也是综合优势的来源(欧阳峣，2010)。此外，还有众多学者通过财政视角、行政协调、机制体系(彭月兰、陈永奇，2004；周绍杰等，2010；覃成林，2011)等视角来为探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雁阵理论”，率先发展的地区会成为雁阵中的“头雁”，当该地区产业发展成熟以后，就会通过产业扩散的方式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产业结构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张秀生、陈慧女，2008)。作为区域间要素禀赋差异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我国东部地区基于自身比较优势率先发展，完全可以成为雁阵中的“头雁”，并对雁阵中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为进一步认识这一雁阵发展模式，本文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集聚与扩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会形成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以及知识溢出等多种外部效应(Krugman，1991)，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Porter，1998)；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造成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范剑勇，2004)，这就要求形成集聚中心的“头雁”地区充分发挥“扩散效应”来带动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而言，也就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产业集聚形成区域分工，进而伴随着比较优势的改变，通过集聚与扩散的交互作用形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国雁阵模式。这也契合了我国“十二五”规划中对区域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观点，要“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二、理论分析框架

从产业的空间分布而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产业集聚与扩散密切相关，众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安虎森，2006；陆铭、陈钊，2008)。我国是一个大国，区域间比较优势存在较大差异。林毅夫、刘培林(2003)基于区域收入差距的视角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地区会对其整体的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各地区要采取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战略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比较优势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地区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比较优势的转变又会带来产业的进一步扩散，这实质上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雁阵模式的形成。“雁阵模式理论”最初是研究战后东亚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变迁及升级过程，后来Kojima(2000)又对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拓展。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比较优势存在较大差异，而同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非常明显，由此根据雁阵模式理论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可行性，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蔡昉等，2009)。

上述这些研究为本文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角度提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国雁阵模式分析框架提供了有益借鉴。下面考虑存在M和N两个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的生产部门分别为

，在生产中，不同区域之间除了考虑技术要素外，还使用两种要素：L和S，其中L表示劳动力，S表示除劳动力以外的所有生产要素组合。两个区域生产可替代性的产品，且规模报酬不变，同时由劳动力这一要素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因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假设两地区均采用C-D函数进行生产：

根据式(2)可以得到，

产业之所以向M地区集聚，主要在于M地区的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①。在M地区，L的比较优势可以表示为：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

，则M地区相较于N地区更具有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此时只要满足条件：

伴随着两地区经济的发展，当

时，也就是N地区相较于M地区更具有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相关产业就会从M地区向N地区扩散而形成再集聚，同时M地区又会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之外(如资本要素)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新的产业也会向该地区集聚，由此在集聚和扩散作用下形成雁阵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及有利的政策支持等，制造业迅速向东部地区集聚，从而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基于这一背景，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出发，根据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从制造业集聚与扩散的角度探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国雁阵模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由此结合上面的理论分析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尽管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各异，但制造业集聚在总体上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因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其促进作用也会存在差异。

假设2：比较优势的差异通过影响制造业集聚与扩散进而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这体现在伴随着比较优势的不同，集聚程度会发生变化：集聚不断强化或出现产业扩散，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由此可以形成雁阵模式。

就上述两假设之间的关系而言，假设1是雁阵模式形成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产业集聚不能促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雁阵模式就缺乏动力机制；而假设2是雁阵模式形成的路径，也就是基于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变化，通过集聚与扩散实现协调发展的大国雁阵模式。

三、产业集聚与雁阵模式的形成基础

(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集聚发展现状

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产业经济的发展之中，而在所有产业中，制造业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自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不仅没有全面退出，而是被各大都市高度重视(江曼琦、席强敏，2012)②。就我国实际而言，从不同地区制造业产值所占比例来看，2001-2011年，东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虽然自2004年以来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始终在60%以上，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较为缓慢，这表明从制造业来看，东部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扮演着“头雁”的角色。从各地区制造业产值增速来看，2005年以后，中西部地区超过东部地区，并且产值分别以27.11%、25.7%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快于东部地区的23.61%，这说明了在“头雁”——东部地区的带领下，雁阵中的其他“飞雁”——中部和西部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区域间的差距正在缩小③。

图1 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值所占比例

图2 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增速

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除了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以外，产业集聚对其影响也越来越重要。根据威廉姆森假说，一方面，产业集聚在发展初期会带来“集聚效应”而促进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增长(Martin & Ottaviano，1999；罗勇、曹丽莉，2005；潘文卿、刘庆，2012)；另一方面，当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门槛值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集聚会由于“拥挤效应”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消失，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Brakman et al.，1996；Sedgley & Elmslie，2001；Accetturo，2009；唐根年等，2010；闫逢柱、乔娟，2010)。显然，产业集聚的效应随着集聚水平的变化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

我国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制造业集聚处于什么水平呢？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指标有很多，如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等，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用区位熵来衡量我国制造业集聚度，即

，其中

分别表示i地区制造业产值和人口数，

分别表示全国制造业产值和全国人口数，测度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区位熵

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平均区位熵的测度可知：作为“头雁”的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又以2004年为界，2001-2004年制造业集聚处于缓慢下降态势，而2004年以后，集聚水平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但区位熵大于1，这表明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仍然较高以及其在雁阵中的“头雁”地位；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水平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的态势，西部地区不仅集聚水平低于中部地区，而且上升的速度更是慢于中部地区，而且中西部地区区位熵仍然小于1，说明集聚水平较低，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增长效应

1.指标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下面是分东、中、西三地区检验制造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并对目前三地区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分析，也就是检验雁阵模式的形成基础是否存在。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在生产函数的选取上，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基础上将集聚因素LQ加入到解释变量中，然后等式的两边分别取对数，相应的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

表示i省份第t年制造业产值，

为i省份第t年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年末人数，

为i省份第t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此外，影响制造业产值的因素还有很多，因此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1)sys：制度变量，政府适度干预可能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干预过度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本文用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产值与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制度因素。罗勇等(2013)验证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并得出该比重越小，地区专业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2)tra：交通设施变量，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地区经济运营效率。潘文卿、刘庆(2012)用公路与铁路里程之和比人口数来测度交通密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参考这一做法，本文用各地区公路与铁路里程之和与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来反映交通密度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3)fdi：对外开放程度变量，赵伟、张萃(2007)认为FDI通过制造业空间集聚机制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FDI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挤占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本文用FDI工业产值与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测度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4)c：消费变量，消费水平反映了地区的市场需求规模，一般来说，制造业产值会随消费量在的增加而增加，本文用各地区最终人均消费来衡量其消费水平。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2.计量结果分析

加入控制变量后，相应的计量模型变为：

为了更好地反映制造业集聚对产值影响的动态变化以及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该方法是由Arellano & Bover(1995)最早提出，并由Blundell和Bond(1998)改进了小样本情况下的估计。加入动态项之后的计量模型可以用简单的AR(1)形式表示：

其中，

为随机项，且

为省份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本文应用Stata12.0软件对2001-2011年间的东、中、西部地区的数据进行回归，相应的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东、中和西部地区模型中的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p值均大于10%，也就是说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这表明设立的模型是合理的；Sargan统计量的p值均大于1%，表明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过度识别约束是有效的，这说明了回归中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从制造业集聚对产出的影响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产值的增加都具有正向作用，但显著性均不高。就作为“头雁”的东部地区而言，2001-2011年，制造业集聚从较高水平一直处于下降的态势，实际上处于产业扩散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拥挤效应”逐步增强，“集聚效应”逐步减弱，但总体而言，“集聚效应”仍然大于“拥挤效应”，正处在“威廉姆森假说”中的达到一定门槛值以后的第二阶段，表现在计量结果上就是“集聚效应”的不显著；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制造业集聚水平虽然不断上升，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集聚效应”还没能够显现，所以，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

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对产出的作用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明显不同。对东部地区而言，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劳动力增加1%时，产出会增加15.67%，而资本增加1%时，产出则增加20.05%，也就是说资本相较于劳动力对产出的增加作用更大；对中部地区来说，劳动力对产出增加的作用大于资本，当其他变量不变时，劳动力增加1%时，产出会增加17.32%，而资本为16.18%；对西部地区而言，不仅劳动力对产出增加的作用明显大于资本，而且资本对产出的作用本身并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对产出的影响来看，制度、交通设施、对外开放以及消费变量对产出的影响符合预期，但不同变量在不同地区的显著性及影响程度又有所差异。制度变量对东、中、西部地区均为负向影响，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西部地区不显著；交通设施变量对产值为负向影响，其中只有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产值的影响均不显著，但东部和中部为正向影响，而西部为负向影响，这说明FDI对西部地区本土制造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消费水平对产值的增加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制造业产值的增加④。

四、比较优势转变与雁阵模式的形成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特别是制造业集聚、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方面作为“头雁”，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处于扩散状态，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劳动力对产出的影响明显低于资本对产出的影响，资本相较于劳动力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作为“头雁”追随者，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本身处于较低的水平，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劳动力对产出的影响明显高于资本对产出的影响，劳动力相较于资本更具有比较优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那么，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充足的劳动力为高速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没有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从而打破了“扬-克鲁格曼诅咒”(蔡昉等，2009)。所以，本文下面着重考察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对东、中、西部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以及雁阵模式的形成路径。

(一)指标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平衡以及劳动力成本和生产率的差异造成了区域间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存在。承接前述理论框架的分析，本文采用“单位劳动成本”指标来度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首先，对于工资项，文章采用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来表示，即w；对于劳动生产率，通常用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来表示，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平均劳动生产率，用制造业产值Y和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L比值来表示，即

。那么，“单位劳动成本”为

，该指标越大，意味着用较高的实际劳动成本生产相同的产品，也就越不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则越具有比较优势。各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如图4所示。

图4 东、中、西部地区平均单位劳动成本

由图4中反映的平均单位劳动成本随时间变动而变化可知，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平均单位劳动成本在2008年以前处于下降的态势，并且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2008年以后，平均单位劳动成本处于上升的态势，并且开始高于中部地区的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但仍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一方面，虽然劳动力平均工资不断增加以及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平均劳动生产率都不断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平均工资增加的速度慢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所以，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仍然不断下降；东部地区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则说明这一时期仍然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自金融危机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并且增速明显快于危机爆发以前，而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虽然也在提高，但慢于危机爆发以前，这也就导致了2008年以后东部地区平均单位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并开始高于中部地区，结果就是使得东部地区在劳动力方面开始不具备比较优势。

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2001-2011年，中部地区平均单位劳动成本低于西部地区，平均单位劳动成本总体均处于下降的趋势，并且中部地区自2008年开始低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逐步接近于东部地区的态势。平均单位劳动成本的不断下降不仅说明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平均工资增加的速度慢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而且表明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开始显现，特别是中部地区自2008年以来已经显示出比东部地区更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西部地区也具有了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

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东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中西部地区越来越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否受比较优势的影响呢？这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也就是实证分析大国雁阵模式的形成路径。为此，以原有变量为基础重新构建计量模型，并运用系统GMM的估计方法进行估计。

其中，

为随机项，且

为省份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

则表示由于比较优势变动引起的制造业集聚对产值影响的变化。在

等解释变量上都加上其与时间t(所在年份-初始年份)和时间二次项

的交互项，这用来反映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是否发生了改变，并同时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是否遵循了“雁阵”模式以及影响该模式的各个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此外，计量模型中仍然加入了制度、交通、对外开放和消费等控制变量来更全面地反映制造业的发展。变量的数据特征如表3所示。

(二)计量结果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Sargan检验和自回归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使用、模型的设立都是合理的。

1.东部地区

通过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得知，作为“头雁”，东部地区的时期与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的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有负向作用；时期的平方与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尽管显著性不强，但这也表明了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实际上比较优势是制造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王德利、方创琳(2010)认为由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决定的区域间比较优势差异导致了不同制造业在各地区的集聚分布；韩峰、柯善咨(2013)通过构建模型和对2003-200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传统比较优势依然是影响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制造业集聚受到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上表中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集聚已经不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这也说明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需要向其他地区进行产业扩散。

从劳动力和资本项来看，时期项与劳动力的交互项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有助于制造业产出增加，但是时期的平方项与劳动力交互项表现为负向效应，尽管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劳动力投入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的趋势，也意味着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开始下降，东部地区制造业对劳动力依赖逐渐减弱，也与时期及其平方项和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互项的影响相一致，充分说明对于东部地区的“头雁”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发生着扩散；与此同时，资本项也表现了同样的效果，资本投入的增加有助于制造业产出增加，而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但由于时期的平方项与资本交互项非常不显著以及时期的平方项与资本交互项系数相对而言较小，所以，相较于劳动力，资本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随时间而减弱的趋势并不明显，资本的边际报酬并没有下降，这实际上说明东部地区目前具有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

2.中部地区

在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类似，时期与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系数为负，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的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有负向作用；时期的平方与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系数为正，其显著性也不强，但这也说明这种负向作用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而结合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来看，时期项与劳动力的交互项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都有助于制造业产出增加；时期平方项与劳动力的交互项也表现为正向效应，不过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仍然不断上升。而时期项及其平方项与资本的交互项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效应，这说明在中部地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增加有一定的作用，不过与劳动力相比，其影响相对较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中部地区劳动力在产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且相较于东部地区更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影响有加强的趋势。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所处的“尴尬”位置(位于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西部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之间)造成的：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在不断集聚过程中吸引了地理位置上毗邻的中部地区生产要素和投资者的大量流入，这就造成中部地区自身产业发展的相对落后；而当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扩散时，中部地区虽然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但由于前期发展的相对滞后而使得生产经营环境、基础设施、市场需求规模等条件的相对较差，这就导致中部地区不能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实现制造业集聚，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印证了安虎森(2009)提出的“中部塌陷”现象⑤。

3.西部地区

在西部地区，时期与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比较优势对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有促进作用；时期的平方与比较优势、制造业集聚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弱。结合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来看，与中部地区相类似，时期及其平方项与劳动力的交互项表现为显著和不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也意味着在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都有助于制造业产出增加，而这种影响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时期项与资本的交互项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效应，而时期平方项与资本的交互项表现为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产出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减少，并且这种影响还不断加强，这凸显了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中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地位。

从以上分析可知，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的制造业集聚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西部地区也更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但这种正向的集聚效应不断减弱则说明西部地区没能较好地利用东部地区制造业扩散而实现自身的产业集聚，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西部地区自身的市场环境来说，由于内部各省市间发展的差异性较大，虽然有些省份市场经营环境较好，但总体来看，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其基础设施等方面仍然相对薄弱，本地市场需求规模较小，这对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散的吸引力较小；从西部地区所处的空间位置来说，本身在雁阵中又居于“尾端”，虽然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但由于空间距离东部地区更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更偏向于空间邻近的中部地区。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东部地区已经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而且制造业处于产业扩散的态势，这说明作为“头雁”的东部地区开始“反哺”雁阵中的其他“飞雁”；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并没有利用好“头雁”的产业扩散来实现自身的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中西部地区自身的缺陷以外，也与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差异有关。不可否认，从整体来看，作为“头雁”的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较高，但各省区间的差异较大，海南、河北的区位熵甚至低于1，福建、辽宁的区位熵只是刚刚大于1，那么，当“头雁”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而进行产业扩散时，这些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具有区位、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等优势来承接扩散。所以，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角度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东部地区要不断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要不断改善自身的市场环境，为承接“头雁”的产业扩散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含义：

第一，在大国雁阵模式下，要促进不同地区充分利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通过产业集聚与扩散来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一直以来，东部地区借助于单位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的集聚状态，成为集聚中心地区；自金融危机以来，单位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中部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也不断下降，产业处于扩散状态。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低，而且在金融危机以前也不具备劳动力比较优势，随着单位劳动成本开始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通过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扩散来提升本地区集聚水平，进而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并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第二，利用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助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伴随着劳动力失去比较优势，资本逐渐具有比较优势，基于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的制造业集聚不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逐步扩散，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相较于资本，劳动力更具有比较优势，但产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也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扩散奠定了基础，同时，伴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将逐步优化。遵循比较优势原则，通过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方式来优化产业结构，这对于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作为“头雁”，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对整个雁阵的带动作用，但同时要注意到东部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协调。东部地区通过制造业集聚促进自身发展，当制造业集聚到一定水平后，又通过制造业扩散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反哺”，这对整个雁阵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同为沿海地区，但河北、海南、辽宁、福建等省份的制造业集聚水平较低，甚至低于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的制造业扩散首先会在东部地区内部进行，然后再扩散到中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哺。这就要求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将东部地区的产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而要在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前提下为产业扩散创造良好环境。

第四，政府要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创造有利条件。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相继推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来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离预期还有一定差距。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大国雁阵模式来看，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更多的是政策倾斜和直接投资等短期行为，而没有把重点放在改善投资环境上，这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并没有较好地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扩散。从长期来讲，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要侧重于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建设、降低潜在的交易成本等，以此来吸引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同时，也要注重完善教育、科技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提高劳动力素质，形成劳动力资源优势向比较优势转化的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