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翻译与旅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行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06-6101(2009)01-0040-13
本雅明在其影响甚巨的《译者的天职》一文中，描绘翻译是原作的来世。由于翻译总是在原作之后产生，它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且扩展了原作的生命，其力量甚至可跨及数个世代。将这个来世与今生的概念套用在一个学科的发展，我尝试检视台湾过去数十年来文化研究的轨迹与路径，并且希望透过文化研究的启发及其影响，来探究人文学科的未来远景。本论文拟以个人经验作为出发点，将其当作是一个征候，或是一个个案来探讨。我于1990年代初期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就读文学研究所，当时陈光兴教授刚从美国回来，开了文化理论等相关课程，可说是率先把文化研究带进台湾的第一人。而台湾也在当时面临解严的契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转变，许多长期压抑的力量纷纷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充满了能量。
在19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返国的学者恰恰把最新的理论和思潮带回台湾，并且适逢报禁解除，他们的言论和想法有了很大的挥洒空间；无论是在报章杂志上，或是他们创立的新刊物上，都展现了蓬勃朝气。彼时翻译还未受到知识产权的约束，许多学者看到值得引介的好文章就翻译出来，对于当时的年轻学子而言，也产生了即时的冲动与刺激。
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积累，文化研究开始走向体制化，如台湾清华大学的亚太/文化研究室、台湾交通大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台湾文化研究学会的成立等，1999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讨论会”算是台湾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方面验收过去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展望未来的发展与可能性。
我于2000年自英国返台任教，在台湾南部嘉义县中正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授文化理论、性别研究、翻译研究等课程，另外也在台湾师范大学的翻译研究所兼课。在不同的学校都面临愈来愈多的学生要求多开一些文化研究方面的课程，某些学校的系所眼见文化研究日益茁壮，甚至打算更名或纳入文化研究的名称，以争取资源，吸引学生就读。目前我已在师范大学任职，博士班的学生经常要求多开设有关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课程，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与演讲活动，也可见同学积极参与。
从当前的学术研究趋势看来，我们应该可以深切体会到翻译、语言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出席国际会议时，不论会议地点是在亚洲、欧洲或美洲，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大家的母语不尽相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借助英语来沟通，以了解彼此。我的论文题目是受了本雅明《译者的天职》一文中所阐述的“译文是原文的来世”(afterlife)所启发，我想藉此探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翻译研究在近几十年才逐渐受到重视，成为一门学科，进入学院的建制。一般认为在1950、60年代产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使得翻译研究变得比较系统化，而不再像过去只沦于直译、意译之争。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又产生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者如巴斯奈特、勒菲弗尔、韦努蒂、西蒙等人从意识形态、语言政治、性别等议题切入，带给翻译研究更开阔的视野。詹姆士·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霍米巴巴等人亦从人类学、后殖民论述等不同角度探讨翻译与认同的问题。
如果说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已是众所公认之事，那么我在此所提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代表什么意义？有什么政治或论述的有效性吗？以下，我想先回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翻译和传播路径，之后再就“翻译转向”这个命题做更深入的解析。
检视当今各地的文化发展，我们发现，英国的文化研究大约是1980年代末期、90年代开始，在全球如火如荼地扩散壮大①，这样的发展有其历史脉络，以及某些偶然的、随机的因缘际会而促成，我们要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展望其未来，势必要回溯其历史轨迹，探究其根源与路径。
事实上，伯明翰的文化研究并不是90年代才兴起的，早在1960、1970年代便发挥火力，在英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其传布、翻译与旅行到世界各地可说是90年代之后的事，我们可以看见澳洲、韩国、日本、香港、印度、巴西等，各自依循着自己的历史脉络，挪用迻译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成果，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研究，而这些发展轨迹因为殖民主义、冷战影响、全球化的力量，而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点，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关注焦点与语汇。
文化研究之所以于90年代在台湾、日本、韩国形成气候，这样的时空背景，与冷战、后冷战有不可抹灭的关系。在冷战时期，台湾、日本、韩国等基本上属于美国阵营的势力范围，左派的声音往往与共产主义画上等号(在台湾尤其明显)，因此在当时的台湾要传播左派思想与批判理论，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随着柏林围墙倒塌、苏联阵营解体，左派的批判精神便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播到先前视左派声音为畏途的地区，而文化研究就某个层面而言，可说是比较温和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或是如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在《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所述，文化研究1970年代在英国的兴盛，可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复兴[1：39]。经由这样的翻译传播，文化研究直接地或间接地由英国向各地扩散。
在此我想借用以色列翻译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复系统理论来说明，翻译作为一种次系统，如何影响、介入译入语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系统。埃文—佐哈尔认为，各种社会符号各成系统，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意识形态等，并且互相影响、交叉、重叠或干扰，这种开放性的结构是一套多元系统，但这些系统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有些系统强势，有些系统则处于边缘地位，受到排挤或忽视。但多元系统是有机的，因此系统之间互有消长，并非固定不变的[2：9-14]。
埃文—佐哈尔以文学作为一个系统为例，指出翻译文学是文学复系统里一个特殊的文学系统，但在过去并不受重视，如欧美文学中阅读中古时期或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著作，往往要借助翻译，但翻译文学在讨论时却落得了一个“存而不论”的地位，只从个别翻译作品来讨论这些经典，而不把这些翻译独立出来，自成一套体系来加以讨论[2：45]。当这些翻译作品被大量译为他国文字，转介到他国文化时，势必脱离了原有母国文化脉络，而对译入语/文化产生一些冲击和影响，并且在某个程度上仍然反映出与母国文化藕断丝连的联系。翻译作品是否永远扮演着从属、次等的角色？抑或可能占有主导地位，藉母国文化的优势或强势，主导了译入语/文化的趋势和品味？埃文—佐哈尔提醒我们，根据复系统理论，各个不同系统间并不平等，确实有高低上下的分殊，但是这些系统之间的强弱态势时时可能改变。因此，他主张不要以中心对边缘的二分法来审视不同的系统。同时，翻译文学实际上在文学复系统里扮演了非常积极重要的角色。
埃文—佐哈尔并主张，翻译作品和译入语/文化的互动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1.译入语文学之所以会选择翻译某些作品，势必会考虑到翻译作品和译入语/文化本身的系统是否兼容；2.翻译作品所呈现的特有形式、行为、策略，亦即对文学素材的使用掌握，源自于它们与译出语/文化的关系。若是译入语/文化本身发展历史较短，文学成就较为有限，大量的翻译文学很可能会“喧宾夺主”，主导了译入语/文化的文学市场。有时候则是因为译入语/文化本身或许面临一个僵局或激烈的文学论争，亟待新的刺激或新的思潮，翻译文学以外来之姿，提供了新的养分，使译入语/文化质变。因此翻译文学不仅是文学复系统内的一个完整系统，而且是其中最活跃的，它会不断地挑战或形塑文学复系统的中心[2：46]。
他虽然是以文学为例，但是我们若是用来检视文化研究的翻译与传播，同样可以看出相似的轨迹，文化研究在90年代逐渐在世界各地兴盛发展，难道不是一种刺激僵化学科的动力吗？这种作用体现在：1.引介了原本译文化所没有的批判观点，或学术旨趣；2.说出原来译语文化/学科里想说而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东西；3.应和主流文化原本就存在的东西。在后冷战的时代里，无论是学术圈或社会建构都需要一套新的语汇来理解当前的社会变迁与文化交流或冲突，文化研究里首重的就是“批判精神”，这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应该是不谋而合的。
若以台湾为例，在长期戒严中所蕴积的各种能量，都在解严后逐渐爆发出来，彼时需要一种语汇与概念去描绘、建构，使种种动能得以进入论述的场域、对话的空间，我认为这是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活力，这样的批判精神也使参与者得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而避免落入二元对立的窠臼。
以埃文—佐哈尔的理论来检视文化研究被引介到台湾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确实提供了当时迫切需要的语汇、论述方式与思考架构。但这并不代表文化研究完全是外来的产物，事实上，在华文世界里向来有文化批评的传统，但是在戒严时期，它是属于被压抑的、潜藏的。经由外来学说的推波助澜，许多学者和社会运动者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打开议题，这也就是埃文—佐哈尔所说的，外来学说恰恰“说出原来译语文化/学科里想说而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东西”，解严之后，文化研究移植翻译到台湾应该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吧。
陈光兴曾在论文里提及，鲁迅、陈映真的传统在华文的文化批评里占有一定的地位[3：7-25]。在华文世界里谈文化研究，必须要追溯这样的传统，我想补充的是，在鲁迅的五四年代，或是陈映真的六七十年代，报章杂志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无论是鲁迅所写的杂文、陈映真所创办的《人间》杂志，在他们的时代里，都是影响知识分子、左右大众舆论非常重要的工具。
但我也认为，过去有那样的空间、有那样的场域和影响力，但是今天恐怕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战。毕竟经过十余年来的发展，台湾(或说是文化研究)要面对的恐怕是全球化愈演愈烈的风潮，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席天卷地而来的势力，加上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样貌，媒体本身产生巨大的质变与量变。90年代以降，文化研究学者所依附的主要体制之一——大学，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今天，整个媒体传播的方式起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网络的无远弗届，实时新闻的迅捷便利，电视频道24小时不停疲劳轰炸，报章杂志的地位几乎可说是一落千丈，我们不可能再像当时的鲁迅或陈映真，用一支笔就能影响千千万万的读者。更直接地说，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看报纸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鲁迅、陈映真在华文世界里扮演文化批评者的角色，他们所使用的语汇、他们所关切的议题，即使是相隔数十年，仍然是相当犀利且鞭辟入里的见解，今日读来仍有痛快淋漓之感，并且值得我们深耕垦殖。就传统而言，这确实是不容轻忽的重要资产，在谈到各地自成一格的区域文化研究时(例如英国文化研究、澳洲文化研究、韩国文化研究等)，这样的传承更是一股重要的源头活水。
另外附带一提的是，鲁迅除了延续一种文人传统，以批评时政、匡矫时弊为己任外，他还透过翻译引介新知，藉此刺激陈腐思想、保守概念，以达振衰起蔽之效。他不仅强调翻译的重要，更孜孜不息地自己翻译或与人合译，译作极为丰富。有一段时间他因倦于笔战，更只专注于翻译，因此，翻译自始至终在他的文化批判生涯里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研究经过数十载的开花散叶，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正如Johnson文中所述，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强调脉络(context)。职是之故，我们可以看见澳洲文化研究、香港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等等，各自有各自的特殊性，因着历史脉络的不同，各区域的文化研究所关切的焦点与所使用的语汇也会有所差异，但还是保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关怀。我同意Gita Rajan的看法，她认为文化批判是当前文化研究的核心，而文化批判向来是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4：28]，正因为如此，各国或各地区会发展出有其特色的文化研究。当前文化研究正处于建制化的过程，愈来愈多的大学设立文化研究系所，成立文化研究中心，授予文化研究学位，而有关文化研究的期刊和学术会议也欣欣向荣[5：12]。在各学科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文化研究转向”。与此同时，有许多人担忧文化研究成了无所不包的“大熔炉”，也有人认为文化研究一旦建制化便失去了其批判精神。②如果文化研究具有“反学科”、“跨学科”、“挑战学科”的特质，那么当它成为学院建制的一部分时，如何能发挥其批判的功能？如何能具备“反学科”、“挑战学科”的火力？
当然，文化研究热在全球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文化研究会议热烈召开，在台湾，举一些我所知道的例子，近几年来，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社会学等学术会议场子冷，主办单位常担心没有足够的论文，没有足够的听众，相形之下，文化研究会议总是场面热闹，有各式各样的议题热烈展开，来自各学科的论文提出了有趣的观察与讨论，甚至可以用场次爆满来形容。
这样的发展对文化研究来说究竟是好是坏呢？正如陈光兴所述，“从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到亚洲乃至于台湾，文化研究都与社会空间、不同的社会运动密不可分，绝对不是孤立在学院内的。”[3：16]在学院里，文化研究从一开始便对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媒体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产生重大的冲击，但是Cary Nelson也指出，在美国的脉络里，自1970年代起对美国人文学科造成冲击的知识运动，从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像文化研究这般，如此肤浅地、投机地、毫无反思地、没有历史纵深地被挪用接收，仿佛历史根本不重要，其发展脉络也被抛诸脑后。他批评这种去历史化、去政治化、违背文化研究初衷的“美国式”文化研究，无疑地能够轻易迎合研究补助单位、保守学院、行政人员和政客，结果赔上的代价便是阻碍了文化研究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批判与关怀[6：192-193]。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许多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亲近，或是冷战时期的盟友，传播的很可能是这个版本的文化研究。随着这个版本的著作、出版遍布全球网络，确实有可能使文化研究在建制化之后面临其衰亡或被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收编的开始。
澳洲学者Chris Healy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大纛之下，澳洲1980年代的教育改革，以增加全国生产量、降低外债为目标，因此学校课程的设计与安排，便以训练学生成为技术官僚为职志，过去期待学生身心合一、成为具有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已成为落伍的、不合时宜的理念[7：15]。这在各地的大学大概都不是新闻，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Bill Readings在《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中指出，大学理念的发展可分为3个阶段：在18、19世纪，以德国的大学为例，大学的理念是理性，以训练出有理性、具批判能力的学生为最高目标；之后逐渐转变为以文化为最高指导原则的大学，教育目标在培育出有教养、知书达理的社会中坚，这可以英国为代表；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化的势力无远弗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主导一切思维，这时的大学不再为巩固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服务，取而代之的是跨国企业以利益是尚的精神，因此大学追求的是卓越，而评鉴一个大学是否卓越的方式便是用量化、数据来证明其成就。
此时的关键词是“会计数字”(accounting)，Readings认为，诉诸“会计数字”(无论是量化的教学评量、效率评比或是其他官僚体系的数字统计)只会强化主宰卓越大学的消费主义逻辑[11：133-34]。他主张“可信度”(accountability)应该取代“会计数字”，唯有用这种方式来评估考核，才能符合所谓客观、精确的原则，在大学里的每一份子才有可能逃脱数字无上论的宰割。
有趣的是，Readings指出，在卓越大学底下，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学科即是“文化研究”，无论是Anthony Giddens所主张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典范，可以整合所有的人文学科；或是如Cary Nelson所述，取代了所有人文学科，成为重振大学社会使命的中心，Readings认为这两者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事实上，正是在大学，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文化根本不具任何重要性，才促成文化研究理念的兴起；正因为文化研究似乎什么都不是，才使得它在现在的大学废墟里变得如此重要[8：91-97]。
他在十余年前的观察，今天看起来似乎愈来愈趋近现实，那么文化研究的未来该何去何从？难道就是被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所吞噬？而我们这些在大学建制里工作的人就沦为学术长工，不断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生产复制科技技术官僚(techno-bureaucrats)？
日本学者毛利嘉孝提到日本国立大学私有化的情况，主事者将企业化经营方式引入大学，根据的便是Readings的“卓越大学”的逻辑，一切用量化来要求，数据和效率是“卓越大学”所追求的。台湾的学术生产近来也以愈来愈严格的量化方式追求卓越的标准，国内学术行政单位将SCI(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当成学术评鉴重要指标，而各大学评鉴教授的研究成果或是考核计算升等积分，更是以这些数据为主要参考指针③。在此，笔者恳切地指出：这样的问题不再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所必须面对的，而是整个人文学科要因应处理的。
本雅明的《译者的天职》是讨论翻译的经典文章，他在文中指出，“翻译出自于原作，与其说是出自于其生命，倒不如说是出自原作的来世(afterlife)”。伟大作品的历史让我们了解过去优秀杰作的蕴积、艺术家完成作品时当代的成就与实现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9：16-7]。在此笔者援用本雅明“来世”的概念，来阐述文化研究的“前世今生”。如前文所述，英国文化研究在1980代扩散到其他英语世界，亚太地区的文化研究可说是1990年代蓬勃发展，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研究的翻译散播。
本雅明进一步阐释，译者的任务是找出他的翻译对语言所产生的预期效果，能否形成原作的回声，所有的翻译(包括原作在内)最终都是花瓶的碎片，将所有的碎片拼凑起来，或许可以接近花瓶的原貌，就像是原作和其“来世”——翻译，其最终企及的目标是所谓的“纯语言”，这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任务，但是也唯有透过这样不断的追求，才有可能充分实践“潜在性”(即Antoine Berman所说的“潜在实践”，potentiation④)。
以这个概念来理解文化研究，我们可以说各地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一种再生，或是来世。不少学者对于“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或许颇有争议，但是大家的共识即为：文化研究是积极的批判性政治参与，特别是针对特定的知识、政治、社会与历史情境，企图去了解、改造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宰制结构[10：3][11：22]。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播迻译，文化研究展现了活泼的生命力，而它的最终目标应该还是与当初文化研究者的拓荒者所坚持的一样：批判性的政治介入，以改造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宰制结构。
即便它进入体制内，成为一门学科，应该仍然保有其基本精神。如同陈清侨在《在废墟中筑造文化研究——并论当代大学教育的颓败形式与意义》所观察到的，“要开发崭新的跨学科合作项目，对各种观点的检验、协调和综合已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工作，而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一种补充，甚或被看成是额外的努力。”[5：15]因此我们该做的是，“打破既有学科的牢固框框，把知识理念建基于日常生活的文化经验和现实矛盾之中，寻求了解及改变现实知识及论述模式的方法及途径”[5：20]。
当“卓越”成为当前大学唯一指标时，值得我们努力的，或许不是配合那些会计数字起舞，追求表面上的数据，而是去发展值得参照的“可信度”，不以实用为唯一教学导向，而是在兼顾学生未来生涯或所谓的前途规划时，培育他们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告诉他们这些知识如何产生、为何产生。
根据Readings的剖析，18、19世纪的大学以“理念”为上，19世纪末、20世纪的大学则是以“文化”为主导，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势力的倾颓，大学不再为形塑国家认同而服务，就某个程度而言，事实上已变成是跨国企业的羽翼，一切以效率是尚，大学教育不再为了培育学生具备崇高理念或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而是成为有专业能力、能为企业或技术官僚体系效命的生力军。
Readings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大学已成为废墟的事实，我们必须掌握两项原则：1.不怀旧：徒然追想过去“理念”、“文化”大学的光辉；2.不妥协：完全放弃大学自主性及批判精神，而是以更务实的态度去建构大学成为一个能表达、容纳不同声音的社群(community of dissensus)，这样的一个社群不是由主体构成，而是由独特性(singularities)构成，这样一个异质空间所扮演的角色在于，提供一个场域让置身其中的研究者(包括老师和学生)去思考不同的思想之间的关联，这样的行为或许能使文化研究摆脱哀悼文化沦丧、需要政治革新的悲情[8：180-191]。
那么，身为文化研究者，我们希望文化研究能做什么？目前在许多文化研究的研讨会或相关论著里，似乎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已经失去当初批判的火力，不能达成革命的使命。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不容否认的是，文化研究一开始便与种种社会运动紧密结合，对于改造社会抱有相当大的热情，但是改造社会唯有靠革命一途吗？事实上，1960年代的诸多革命并未带来更大的社会正义，或是真正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宰制结构，因此有论者指出，如果我们要谈革命，恐怕不是从一个对立面、从一个超然的外在(from without)来进行，而是从体制内部、从现有的社会情境下来改造、改善(from within)。换言之，以一套意识形态去取代另一套意识形态，很可能会落入只是“改朝换代”(change of the masters)的陷阱，对于真正的社会结构改变，恐怕影响甚微。
此外，我们检视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并不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预先规范、指导，提出一套通则标准，要求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如法炮制、按表操课，相反，它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针对现在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等，进行分析与观察，进而达到批判、改造社会的效果。不容否认的是，当文化研究走向建制化，确实有可能被现在的主流思维收编，或使得文化研究变成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温驯学科”(tamed discipline)，像Readings在1990年代初期所预言的一般，为新自由主义跨国经济服务。但是，我们不能说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未真正发生，就断言马克思主义失败，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令人乐观的一面。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如果说1990年代我们看到的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探讨广义的翻译问题，以文化的角度切入、检视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翻译的权力政治及意识形态，或是在翻译中所突显的文化差异的问题，那么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代表了什么意义？与前者有何不同？
我认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强调的是，不同区域之间的互相翻译与沟通，特别是非英美文化的区域彼此交流互动。相较于过去文化研究以英国文化研究为根源，或是取径于美国的学院派文化研究，两者呈现一种单向的传递，当前的翻译转向着重的是区域性的联系与交流，尤其重要的是双向或多向的交通往来与沟通，而非过去单方面的传导输入，特别是扭转以英美文化语言为主导的趋势，加强其他区域的语言文化翻译活动和交流。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美苏的对峙也宣告终结。在过去，我们与近邻没有太多的对话，即便台湾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相邻，与韩国有许多类似的历史发展，但是我们的目光总是朝向美国。后冷战地缘政治重新分配洗牌，我们应该以邻近的区域文化作为对话对象开始，跳脱出以“西方”为参考架构、东方永远要“迎头赶上”的知识生产困境。
其次，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藉助文化理论来审视翻译活动及其文化政治，无论是从性别研究、后殖民论述、或是翻译所涉及的权力政治，都有相当杰出的成果，⑤相关学者致力“文化转向”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跳脱翻译研究中过度强调语言学层面、被原著及译本之间的联系束手就擒的困境。相形之下，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是要借助翻译研究中所强调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译出语和译入语之间的权力政治，来强调不同文化研究之间的借镜与迻译。换言之，如果过去的文化研究是“香港”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澳洲”文化研究、“台湾”文化研究等等，现在我们将致力于多方互动、多方翻译的关系，也就是英文字眼inter的意义。
正如罗曼·雅各布森早在1959年的《论翻译的语言学层面》指出，翻译可分成3大类：一是语内翻译，亦即使用同一种语言，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相同的意思；二是语际翻译，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翻译的意义，亦即以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相同的意义；第三类是符际翻译，这是用其他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捕捉文字符号的意义。
由于翻译一般都涉及至少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特别强调跨越、交界的概念，我认为今天讨论文化研究，也应该特别强调这个跨越、交互作用的可能性。比较显著的一个例子是陈光兴和其他亚太学者所创立的《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这是一个起点，能够加强亚太地区彼此的交流互动。我们可以发现韩国和台湾在战后有许多类似的经验，这是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强制划分下，两地学者彼此有限的沟通下所看不到的。
如果亚洲彼此的翻译是一个起点⑥，我同意陈光兴在《亚洲作为方法》(2005)中所述：
我们该保持距离，重新思考现代“翻译”过程中实践与效果的关键时候，“翻译”的实践已经至少进行了一个世纪，在流通的过程中，它被有机地镶入历史社会空间，转变成我们历史基体的一部分[12：187]。
这是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同之处，文化研究学者或许该从这个角度切入，思考不同区域的文化研究之间的跨越与互动，特别是在全球化席天卷地的势力下，跨国资本企业不断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吞噬在地论述的生存空间，以消除关税壁垒，提升生产效率为号召，制造出高同构型的企业、高等教育机构。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仅要抗拒成为Readings所预测的企业化大学的“代表学科”，更要积极发挥文化研究的精神：以批判改造社会为职志，保有其“反学科”、“跨学科”、“挑战学科”的火力。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主张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干预，强调效率、资本自由流动，结果是使得贫富差距愈益扩大，南北对立鸿沟愈益加深。2003年牛津特赦讲座(Oxford Amnesty Lectures)以“全球化权利”为题，汇集多篇论文，强调使用权利语言的重要性，以表达全球人口合法的要求与期望，除了有“知的权利”外，更要有“叙述的权利”⑦。文化研究者面临当前的社会情境，每个区域的问题或许各有不同，但都难以逃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逻辑及其所带来的冲击。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连结各区域的文化研究，如果每一个区域的文化研究都像是本雅明所描绘的翻译，都是一种再生，或是花瓶的碎片，那么这些碎片，这些再生的生命，汇集起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一些答案，走出当前的某些困境，最终的目标是拼凑出一个完好的花瓶，追求一个有社会公义的国际社会，那么，我们仍然大有可为。
身为大学中人，我同意达姆罗什所述：大学教育不该把学科的作用局限于仅仅是培养学生而已；不同学科彼此的互动应该是种种的跨界与游移，而不仅仅只是彼此对谈而已；种种研究与教学应该是既深又广，而不仅仅是见树不见林的专门讨论，或是失去对社会的关怀[13：14-15]，而“文化”便是一个“产生对话、异议和歧议的场所”[5：21]。
最后，我想用葛兰西所说的“知性上的悲观，意志上的乐观”作为一个总结。置身于21世纪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主导的情境下，我们不能不去面对大学企业化的问题，我们希望文化研究“热”的热(fever)，是持续有热力、有能量，而不是某种流行病症的前兆或预警，那么这股热力就会是文化研究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
*本论文曾于2006年5月上海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在上海举办的“面对新的挑战：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特别感谢主办人王晓明教授、孙晓忠博士的邀请，以及陈清侨教授、王宏志教授、Fran Martin、Yoshitaka Mori的提问和宝贵意见。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把英国文化研究当作是一种“起源”(origin)是谬误的，但是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确乎是从英国发迹，各地自然有其文化批评或文化批判的脉络，但是“文化研究”一词的使用与受到学术圈更大的关注，应该与英国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中心脱离不了关系。请参见Isaiah Smithson and Nancy Ruff,Eds.English Studies/Culture Studies: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4.以及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Social Text 16(1986):38-80。
注释：
①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把英国文化研究当作是一种“起源”是错误的，但是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确乎是从英国发迹，各地自然有其文化批评或文化批判的脉络，但是“文化研究”一词的使用与受到学术圈更大的关注应该与英国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中心脱离不了关系。参阅：Isaiah Smithson and Nancy Ruff,Eds,English Studies/Culture Studies: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4.以及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Social Text 16(1986):38-80.
②参见Isaiah Smithson,"Introduction:Institutionalizing Culture Studies",Gerald Graff,Janice Radway,Gita Rajan and Robert Con Davis,"A Dialogue on Institutionalizing Cultural Studies",in English Studies/Culture Studies; Cary Nelson,Paula A.Treichler and 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in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
③相关讨论可参见以下网站：http://www.ncu.edu.tw/～csa/DM_forum/DM_41.htm; 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250769/2.
④Berman分析德国浪漫主义发展与翻译的关连时，演绎Novalis“在性”的概念，他认为原作本身拥有先验的(a priori)规模：包含了作品想传达的理念、趋向的意念以及实际上永远无法完全穷尽、永远有意有未殆之处。因此，原作也可被视为是复制品(copy)，或是翻译，而不同层次的翻译便是朝向最终理念迈进，去成就完满这个终极目标，种种的翻译可看作是这样的一种潜在实践。
⑤可参见Jeremy Munday,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London:Routledge,2001。其中第八章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全面扼要的介绍。
⑥即便彼此翻译的语言可能仍要侧重英文，但至少是一个开端，我们当然期待未来的翻译是亚洲语言互译，未必透过英文来达成。
⑦参见Joseph E.Stiglitz,"On Liberty,the Right to Know,and Public Discourse: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and Homi Bhabha,"On Writing Rights ",in Globalizing Rights:Oxford Amnesty Lectures,Matthew J.Gibney ed.,Oxford:Oxford U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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