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格局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刊《每月评论》2003年7-8月号刊登了约瑟夫·哈利维题为《全球怪物》的文章，认为曾被广泛赞许的德、日经济模式的衰败，不应像主流解释那样，归因于德、日的合作主义和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而应归因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转变。此前美国对德、日是扶持为主，而此后美国为了解决自己实力的下降和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问题，开始让德、日及全球处于持续通货紧缩状态，以保证世界资金流入美国。这损害了德、日和全球，并最终导致德、日和全球与美国之间矛盾的扩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评论家不断地赞美美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个人主义（与合作主义相反）的企业文化。
然而，似乎没有人再关注德、日在60、70和80年代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德、日抱怨由新技术和新经济引起的范式转换使欧洲和日本的合作发展模式变成垃圾。
这样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究意发生了什么致使德国和日本这样成功的典范被摧毁？美国经济是如何摆脱萧条并重获竞争优势的？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看起来与前面一个完全无关：为什么德国和法国在最近的一次海湾战争之前和期间死死抓住和平进程不放？
一个庞大的全球设计
“二战”后，美国承担起了重建资本主义世界的重任。
首先，美国政策制定者迫切希望终结对美元作为世界惟一可兑换货币的垄断。最初，他们支持英镑，将英镑作为美元区潜在的震荡吸收器。然而，在1947年英镑崩盘后，美国当局随即放弃了这一想法。
取而代之的是支持美元的两个重要支撑点的上升，一个在欧洲（马克），一个在日本（日元）。对欧洲和日本扩大信贷和资助（在欧洲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在日本问题上是在朝鲜冲突期间的资助）成为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这两个区域能够买得起技术和能源产品（主要是原油），并吸引和使用经常性的移民劳动力。
美国感觉到还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保证这两个地区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持续不断的供给。在中国的失利、拉丁美洲的动乱、东南亚（反对法国）的解放运动以及非洲的骚乱，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在第三世界反对解放运动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
简而言之，美国将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不仅为北美洲国家、而且为日本和西欧提供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在这一过程中，从事能源和其他采矿业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生意异常兴隆。这对于美国国内经济而言，具有重大的、有利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危机大都由于存在三个大的支出项目而没有发生。这其中之一是林登·约翰逊的大社会项目，而另外两个项目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和越南战争。后面两个项目加强了美国军队和产业界的合作，而且每个项目都对航天、计算机、电子技术综合体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动机与美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
美国政府的政策有一个副产品，这是美国在当时可能没有想到的：战争资助开发了重要的经济空间。如果这些战争没有爆发，像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可能还处于完全不发达阶段，美国可能是日本惟一的市场（考虑到欧洲与美国已经达成一致，即在欧洲市场上对日本的部分排挤）。
意外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新设计
战争对欧亚和日本带来的全方位摧毁使美国去尝试它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做法：建立对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支配。德国和日本经济实际上已经被美国扶助了至少35年，有时甚至是以美国做出痛苦的牺牲为代价的。这是不是某种形式的国际利他主义在起作用呢？不是的。美国思想的核心，是对全球体系存在的内在不稳定性的强烈担忧。实际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像1929年及其随后爆发的危机的记忆能够引起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了。这些想法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三个产业金融区域的相互依赖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美元区起主导作用，因为美国占有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它的军队能保证来自第三世界的物流的稳定输入。
关于欧洲、日本经济增长肯定与美国的利益相对立的观点，需要重新进行认真的检验。经济史学家认同（与意识形态的观点无关）美国在支持欧洲整合和日本出口导向产业化过程中曾起到的决定作用，虽然后者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起了负作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策制定者是无所不知的。例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越南战争的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原来的计划进行的。然而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观点来看，对于任何访问过东南亚的人来说，这些政策也有部分成功之处。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高速增长，这挫败了欠发展学派（他们曾经预言，在美国统治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发展是不可能的）的悲观主义批评。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些质疑，即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奇迹，是作为印度支那漫长且充满悲剧色彩的冲突结果，由美国战争开支刺激的。正如日本经济的增长是依靠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军事开支一样，东南亚小老虎是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巨额预算的产物。
越南战争军费开支是使东南亚成为继日本之后又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区的原因，同时也是造成美国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原因；除了对东南亚当地的影响，它还带来了从朝鲜战争开始的战后繁荣期的延长。
众所周知，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其可以维持的水平。由于美元处于非常大的压力之下，尼克松总统被迫放弃了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制定的美元对黄金的稳定平价。在60年代后期以后，明智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在寻求解决美国国际收支赤字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当美国的金融地位恶化的时候，其他两个主要资本主义中心（欧洲和日本）则在持续增长，美国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开始失宠。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困境使两个对立的效应出现了。一方面是它为全球增长提供了大量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并继而对美元产生压力的条件下，美国和它的两个主要门徒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抗。
基辛格在1982年撰写的传记《动乱年代》中明确指出，主要是美国推动了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政策制定者利用石油输出国组织施行的禁运，推动石油价格猛长，这并不是该组织所计划的。美国目的是改变欧、美、日三大经济区的收支平衡状况，它估计在对付石油价格猛升的问题上，日本和西欧都会遇到比美国更大的困难。
美国再一次从亲手制造的危机中攫取好处。准确地说，美国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缩减了其收支赤字。事实上，到70年代末，赤字已基本上被完全消除了。
应该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改善的同时，贸易仍然保持严重的逆差。然而，国际收支状况改善被认为是美国国际金融地位大幅提高的结果。简而言之，当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陷入严重停滞的时候，美国吸收了这些资本。由于国际资本正在寻求美国的庇护，所以美国不仅可以承担得起贸易赤字的扩大，而且事实上，也有能力允许其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恶化。
70年代不可控制的石油价格的上涨对美国的第二个好处是，由于通货膨胀，利息率大幅上升。虽然中央银行竭力控制价格水平，但利息率还是高扬。除此以外，由于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经济衰退的强大影响，利息率的提高对于美国消灭其敌对势力比可以想象的任何美国军事行动都更有效。无疑义的是，在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家接受西方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以后不久发生了利息率的飙升，这样，那些导致后来这些国家内爆的始因在此时即70年代就已经种下了。同样的，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胜利，为了支付急需的基础设施费用，它们从国际市场上借款。利息率在随后很短的几年中，由3%上升到30%，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债务危机。事实上，从那时起，这些国家的经济就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随着石油价格和利息率的急速上升，美国经济虽然受到由石油和货币价格上升造成的衰退的重创，但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甚至相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都提高了其金融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里根政府阶段，美国政策充分赞成这一新出现的现实，而且在国际收支平衡不再作为关注焦点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建立在其跨国公司、特别是在能源部门基础上的经济实力，以及在使美元被全球接受（在其背后没有任何形式的实际支付）基础上的美国金融力量。
更简单地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时代，是以美国不顾其国际收支平衡而从世界大量进口物资、也就是把世界经济依附化、边缘化为标志的。当然，边缘经济是由两个强有力的金融区域（欧洲和日本东南亚）组成的。
美国基本上是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通过从股票市场上吸收资本，来向世界其他地区吸引资本弥补赤字的。美国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是这一战略的关键。因为如果通货膨胀率不保持在接近1%或2%的水平，美国经济吸收资本的能力将会减弱。这是因为，如果存在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资产价值和用输入资本购置的金融资产的价值将会贬值。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华盛顿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制造世界高通货紧缩来加强美国金融资本的地位。
于是，世界其他地区以非通货膨胀价格向美国提供商品，而且同时，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同，包括欧洲和日本）却不必处理其赤字。这种情况与英国与印度曾经形成的关系相似。从19世纪末期到“一战”，英国曾经出现了巨额的收支赤字。英国所采取的办法是，使印度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再以种种方法，从税收环节攫取印度在出口中所产生的剩余。这使收入回到伦敦市场，这样英国就可以结清赤字。这也是美国在最近20年来一直模仿的模式。美国不是在一个国家使用这种政策（如英国曾经所做的那样），而是将其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家解体后更是如此。
如果对过去10年美国联邦储备局调查报告作一简短研读，就很容易使读者相信美国官方一直将美元作为战略性资产。美国将全部国外经济美元化的努力（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元化意味着美元已经成为那些国家事实上的本土货币。从美国角度看，这一做法的主要后果是，此时对美元的需求不仅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易，而且同时取决于美元化经济中的内部交易。这赋予了美国额外的政治杠杆，并进一步减少了美国对外债的关注。理由是简单的：外国人出于各自国内需要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多，这样美国国际平衡收支在形成国际货币市场美元价值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越南战争对自1947年以来美国一直采用的世界支配模式施加了极大的压力。由于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成本远远超出了其计划的水平，美国对日元区和德国马克区的资助和控制能力开始下降。对于这一模式确实存在的国际收支问题需要一个新的办法来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包括使金融资本从日元区和德国马克区流到美英轴心区。当然，这种转变不能太急剧，因为美元的两个支柱（日本经济和欧洲经济）仍然需要，而且他们具有吸收震荡和提高美国有效需求的作用。
从我们的观点继续引伸就可以得出，美国官方非常明白，要调整其对外赤字同时又避免通货紧缩的惟一办法是强迫世界其他地区持续对美国赤字给予资助。这种对金融资产的再分配与伦敦长期与印度保持大量贸易赤字的战略相似。这一做法的简单意义是美国强加给世界其他地区的角色，是印度在大不列颠王国里扮演的角色。但遗憾的是，这里存在一个障碍。与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并产生贸易剩余、而且英国可以继而掠夺的印度不同，世界其他地区不能向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它要面对的是全球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市场不足问题。
新设计的地缘政治学
美国推行其越战后全球设计的能力，取决于其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稳定的资本流入的能力。这一能力主要决定于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支配能力。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军事资助和武器销售猛增，但许多美国商业界人士仍然强调，美国应该加强对国外直接干预的能力。
从讽刺的意义上说，伊拉克最近一次战争的起因可能并不是石油本身，而是为了保证控制石油买卖的人用美元。正是资金流以及意义小一些的石油所有权问题使美国能通过不控制收支赤字继续支配世界。当然，虽然在后萨达姆时代，石油将会被布什和他的德克萨斯州朋友们接管，但这仍不能减弱美国政府的热情。
2000年11月，现任国会政策计划主任里查德·哈斯主张，像世界金融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全球性机构，可以作为保证美国支配利益的基本手段，并借用军事铁拳头来支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我们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石油巨人加州石油公司联合会公司副总裁约翰·玛瑞斯卡的一个观点。玛瑞斯卡暗示，与日本和欧洲不同，中国将不会解除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从中国流向美国的资本将会受到阻碍。玛瑞斯卡痛惜，这样的话，由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带来的利润，当然还包括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带来的利润，就不能很容易向美国转移。虽然玛瑞斯卡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特别暗示，中国拒绝准许资本自由流向美国，将无疑会阻碍中国资助美国的赤字。玛瑞斯卡还解释，对付中国固执行为的最佳方法，将是垄断其近邻的能源供应。不难理解，如果在客观上能成功地遏制中国的能源供应，并将其置于美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对于美国来讲，比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约束中国更加容易，这样就可以使中国资本流向纽约。
新的设计似乎围绕对能源的控制这一轴心在旋转，并始终加强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吸收资本的能力，这样可以避免发生由于美国家庭和企业增长的债务引发的国内危机。如果这样做会引起全球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重要问题上（例如环境、世界和平）引起世界各国间的意见分歧，那么这被认为是为巨大而稳定的意外收入而付出的微小代价。
例如，美国政府虽然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但它并没有扭转全球变暖效应的紧迫感。在最近的几年中，华盛顿集团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全球变暖可能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是糟糕的，但美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将会从全球气温升高中受益，因为根据以大型计算机模拟为基础的估计，只要转基因种子被广泛使用，美国农业的生产率就会提高。同时，随着世界食物生产量的下降，美国的“比较优势”肯定会加强。
新设计的政治反响
虽然大多数美国议员在伊拉克大掠夺战争中没有直接的利益，但是他们都强烈感觉到，需要保证外国资本流入美国金融中心。在他们看来，巴格达刽子手最恶劣的罪行是，1998年指定欧元作为伊拉克石油交易使用的货币。
美国政治当局都赞同新设计，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利益将会在美国人民中平等地进行分配。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实际上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航空航天、计算机和电子(ACE)军事工业综合体相关联的部门，另一部分是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这种脱节明显快速地深化着。有趣的是，虽然美国与航空航天、计算机和电子相关联的部门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相对于欧洲和日本是正在上升的，但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正在下降，相对于欧洲和日本来讲是落后的。这样两类工作的收入和机会之间的不平等都在扩大：与ACE相联的部门是繁荣的，其他部门则相反。
简而言之，美国最近出现的经济奇迹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一般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无关；它只是在全球地缘战略霸权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产业的直接产物。谁是这一战略的支柱，同时谁又是收益者？有一点我们知道，受益者肯定不是普通美国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现在极少的美国人拥有极多的财富，而同时，绝大多数美国人只能在相对很恶劣的条件下生存。受益人是美国经济中的三个部门：能源跨国公司（大多数是石油公司）、处理从世界其他地区流入资本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军事挂钩的ACE产业。至于美国国内经济的其他领域和世界其他地方，则处于一种长期的危机状态。
这表现在，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政治模式不能给日本民众参与政治的渴望提供发言的机会，日本人甚至不能自主地对日本贸易或金融政策进行规划。
举两个例子，随着东南亚小老虎的崛起，美国已经允许日本将技术或资本商品（通常通过转让废弃的生产线）卖给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然而有趣的是，大多数地区贸易是双边的而不是三边的：东南亚直接与美国进行贸易，同样直接与日本进行。相反，在东南亚和日本之间最终商品的流动量是极小的。换句话说，美国（既情愿也不情愿）阻止日本在其周边建立类似德国在欧元区内所受惠的经济区。
实际上，发展日本自己的国际金融政策，或者是为了将金融动荡最小化而建立新的国际实体，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都是美国所不允许的。这样日本政治家们不敢实质性反对美国政策就完全不足为奇了。
在美国的许可下，1947-1955年间建立的两个区域之一的欧洲（主要以法国和德国为轴心）比日本形成了更大程度的整合。在早期，欧洲工业资本基地通过共同农业政策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资助机制，与虽然生产率低但是作为欧洲工业商品的需求来源的非工业部门整合了。在1947-1995年期间，主要为了推动德国马克和后来的经济和货币统一体，美国作出了（看起来是这样）巨大的经济牺牲。一旦德国货币显示出脆弱的信号（像在50和60年代），美国就与德国央行一起购买德国马克。同时，当德国马克币值过高时，他们就与德国产业界一起帮助其价格下降，虽然这样做对美国公司是有很大的损害的。早在欧洲人自己喜欢上欧洲统一体之前，美国已经在考虑欧洲统一体，并为其而勤奋工作了。
然而，单纯设想美国对于欧洲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具有自治政治计划的政治统一体，这是一种太天真的想法；事实上，这种政治统一体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金融资本中的权力，将欧洲适当地嵌入美国全球计划当中。戴高乐将军非常明白这一点，因为他明白那个关于欧共体的宪法不能自动产生欧洲本身的政治力量。在所有这些形势中，他还进一步看清了不列颠的作用（美国从未企图将它束缚在德国马克区内，而是通过伦敦，使其直接依附于美国自己的美元区经济），戴高乐不仅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且试图劝阻英国进入欧共体，但他没有成功。
结论
我们认为，无所不在的美国支配地位的复活，其实际原因与微观经济没有关系。简而言之，除了美国，世界其他地区都被战略性地置于长期的通货紧缩状态中。长期的通货紧缩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的高失业率，而这与劳动力市场灵活与否或人们是否具有何种企业家精神无关。这样一来，欧洲小企业部门相对缺少活力的统计事实是美国经济统治的结果，而不能倒果为因。
我们已经讨论过，在所谓的石油危机即20世纪70年代前后，美国采用的支配手段类型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同。在第一阶段(1947-1979)，美国的努力集中于扶持日本和欧洲，并发动地区战争以维持向美国廉价资源的输入，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对日本和欧洲的供给。由此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则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任何地区都不存在对抗美国权威的政治力量。
然而，美国在第二阶段进行了设计的调整。这种新设计要求世界其他地区处于持久的通货紧缩状态，以保护美国金融体系免受由前所未有的巨额家庭债务和企业净债务带来的国内债务危机。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回到开篇提到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德国和法国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采用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肯定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错误的，或者他们认为必须征求联合国的意见。当1999年轰炸南斯拉夫时，或者在同意美国入侵巴拿马、格林纳达时，这些原因既没有使巴黎也没有使柏林犹豫。希望读者能允许我们以一个推测的答案进行总结。
假设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即美国最近的经济奇迹是由来自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流入所资助的。假设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欧洲已经停滞了20年的原因是美国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强加给欧洲的控制。最后，假设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明白欧洲的问题所在。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希望他们如何解释布什总统以下的两项声明呢？第一，他将与已经很贫困的一个民族进行战争，这将导致美国公司取得对世界第二大油田的独家控制权。第二，他将批准有利于他最富有的伙伴的巨大的减税计划，同时，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通过国防预算）。
在以上前提下，“旧欧洲”的领导人能得出惟一的可能结论是：世界其他地区（其中欧洲大陆承担的负担最重）必然要加快其资助美国赤字的速度。这等于欧洲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加剧。当考虑到布什政府对与欧洲盟友在诸多问题（从京都议定书到钢铁关税、转基因食品和国际刊事法庭）上形成一个广泛共识不感兴趣时，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欧洲领导人可能会反对美国。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与欧洲大陆的精英们达成妥协（允许后者在一个可持续的速度上保持自身再生产的能力），那时不仅是美国军队在战场上找不到结盟者（可能一些英帝国的残余势力除外），而且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整个体系都将在可怕的深渊边缘危险地摇晃。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美国阻止欧洲和日本的积累危机的努力常常要求欧洲、日本继续对美国的赤字进行资助。简而言之，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可能会带来美国资本主义的长期灾难。
“旧欧洲”在80年代接受了其作为美国喂养者的角色，但那时苏维埃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或者在90年代，当克林顿在广泛的全球治理的问题上提出令人欣慰的见解时。但是，它现在感到，在这一安排中，它不仅没有任何利益，更有甚者，这个新的怪物甚至对它也表现出极大的贪婪。
三年前在里斯本欧盟最高级会谈中，欧盟领导人宣布他们将把欧盟变成全世界“到2010年最具竞争力的经济”。欧盟领导人将使微观经济改革朝向摆脱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全球设计方面束缚的方向上前进。听到这些，美国官员一定会吓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