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制度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中国论文,制度建设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9: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3)01-0023-03
北京大学的方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心理学学科制度建设的文章[1]。拜读之后，很受启发。实际上，2001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社会心理学学术大会上，当听到方文报告自己的论文时，就已经对他的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者在面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在努力寻找其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时刻，方文的文章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这篇文章和另一篇相关文章[2]，有理有据地分析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们努力进行学科制度建设、解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霸权、取得了完成“欧洲社会心理学”建设的成功过程，不正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正在进行的苦苦探索提供了一个榜样吗？方文在文中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心理学“对国际主流社会心理学理智进展的忽视、漠然和无知”，以及“每年生产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的虚假文本利肤浅的经验研究，使学科处于泡沫繁荣状态，无法为中国社会心理学同时也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建构和数据积累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面对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社会心理学者基本上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的评判，也许会令人心里感到难受（自我否定的过积必然会是感到痛苦的），但却无法否认其深刻揭示了阻碍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症结，以及对我们今后工作的启发作用。
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对于中国当前在学科建设中所遇到的困难，有过不少颇为中肯的分析。人们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通常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大环境方面。毫无疑问，学科制度建设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撑体系。但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失范程度的提高，由此而出现较多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这种社会现实，当然对学科制度建设有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诸如在学生的培养、研究基金的评审、研究成果的鉴定、职称评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申报、乃至院士的遴选等方面出现的种种管理上的弊端和具体操作中的问题，已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使得不少学者忧心忡忡。假如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是进行学科制度建设的“福分”。不过，现实决定了学科制度建设不可能在纯净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或者说，进行学科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与社会环境的“净化”同步的过程。面对种种不利于学科制度建设的社会现象仅仅沉浸在抱怨中不仅无助于改变现状，还可能会伤害自己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信心。
以上述的认识为出发点，我想就如何进行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谈一些“纯学术性”的想法，即撇开所谓的社会条件问题谈谈学者们在学科制度建设中可以做些什么。
一是澄清学科界限，明确学科分类 进行学科制度建设，当然首先要对各学科有明确的定位。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些研究内容已经有了明确的学科定位。但是，学科分类混乱的情况依然存在。例如，胡鸿保先生就指出了目前中国对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分类的混乱状况：不同的部门采用不同的学科分类标准，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以民族学来统率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目录修订稿》(1996)中则在社会学之下含人类学和民族学，而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又有“民族学”与“民族理论”、“少数民族历史”、“民族经济”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分类[3]。再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也存在。心理学在有些地方被置于哲学之下，有些地方又放在教育学门类之下，在中国科学院则属于生物学部。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有的被授予理学学位，有的则被授予教育学学位。至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定位，也是至今不明确。在心理学的专业划分中，没有社会心理学，因此教育单位有的把它列在基础心理学专业中，有的又把它归属于应用心理学专业；而在社会学这门一级学科里，由于只安排有一个“社会学”专业，所以有时就把社会心理学当成这个专业的一个分支对待。早在1986年4月11日，中国的心理学界前辈潘菽教授和陈立教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6届全国委员会上就专门提交过一份题为《提请改正心理学在学科类属中的地位》的提案。他们指出：
一门学科在学科类属中的地位的摆法表现我们对这门学科的整体理解和认识，因而也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方向和应受到的重视，非同小可。国务院有一个关于学科归类的国家文件把心理学隶属于“教育科学”之下，这是很欠妥当的，有损于一个国家文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心理学还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对它的根本认识还有颇大的分歧。就它的隶属讲，现在有两种流行的看法。一种是把它隶属于生物科学，一种是把它隶属于社会科学。这两种看法都不确切，因而至今还没有定论。心理学和教育学很有关系，是教育学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把它隶属于“教育科学”之下，也有一定的理由，然而所见未免太小。并不是闻所未闻，理由太不充分。心理学是一门联系十分广泛、有很远大的发展前途的很重要的学科。把它仅看成一种教育科学，就会限制我们对它应有的重视，很不利于它的应有发展。为此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重行考虑，将心理学列为一门独立的基础学科。
可见，这类混乱现象的出现似乎是源于教育、研究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但是事实上这类规定是依据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制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关学者应当在进行学科制度建设时对现时仍混乱不清的学科分类做责无旁贷的澄清工作，一些前辈科学家、教育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二是树立学科制度建设的学术目标 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然而其研究对象又具有极强的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基于这种认识，我以为在确立社会心理学制度建设的学术目标时，既不要完全地以中国社会心理学达到“西方社会心理学化”为目标，也不能以完全地使中国社会心理学“本土化”为追求的终点。我们的目标可以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并且使之融入世界社会心理学之中，成为人类共同的科学财富。这方面，欧洲社会心理学解构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术霸权，并且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结合而成为“西方社会心理学”，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在了解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学科制度建设的过程之后，不能不被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们那种鲜明的自强意识和富有成效的实践过程所感动。欧洲虽然是科学心理学的发祥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竟仍然是“美国式”的。到了196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标志性事件是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会的创立，它“意味着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美国殖民化和霸权化的逐渐消解，意味着自主而具有独特品格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开始，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欧洲社会心理学界的精英明确地意识到“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理论模式和方法技术，是在与欧洲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中生成和发展的，它们共享的个体主义的、非历史的、我族中心的和实验室定向的研究精神，不应成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模板”[2]。他们的努力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设具有欧洲特色的、能够解释欧洲社会心理现象的“欧洲社会心理学”，分享美国在世界社会心理学中的学术霸权。剖析一下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现状，不难看出，至今基本仍处在欧洲社会心理学界1966年前的水平。学校里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内容几乎只能算是用中文转述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及具体研究成果。在研究工作中，尽管有的学者已经试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寻找研究课题并有一些成果发表，但是却没有形成主流，能够得到学界认可的、成体系的理论尚未问世；不少的研究或许只是显露山浮躁心态的、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落伍追随者”式的研究。我以为这与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群体没有明确该学科制度建设的学术目标有一定的关系。
三是找准具体的学术研究取向 现代（具有独立意义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奠基者在痛苦地反思先前处于美国社会心理学学术霸权的统治之下的历史、明确了他们现时的奋斗目标之后，找准了学术研究的取向，从而取得了成功。他们的这条经验也能够让中国社会心理学家们从中受到启迪。这里所说的研究取向，是广义理解，是指为达成目标应该沿着什么道路前进。它包括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内容和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三方面的含义。
就指导思想而言，中国社会心理学家需要借用欧洲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观点，即评判中国社会心理学是否成熟的标准，必须是也只能是其理智创新的能力。通过研究得到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现象，其理论体系必须既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又能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大厦添砖加瓦。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家需要有创建自己的理论流派的勇气和行动。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在美国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下生存，仿佛只有谈他们的理论才算有深度，只有用他们的理论解释，自己的研究结果才算有学术水平，对于自己队伍中出现的理论则可能持漠视态度。这是需要从指导思想上加以改变的偏见。
研究内容的选取，正如方文所说：“尽管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更容易获得资助，更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但唯有基础研究才可能生发有创新意义的理论模型。而这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建构自身的国际荣誉和学术尊严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空前转型，为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特定的庞大社会心理学实验室。只有直面这宏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丰富多彩的社会行动，社会心理学的中国学派，才有可能迈向孕育之途。”[2]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还处于不够成熟的发展阶段，而社会对于它的期望热情又不断地在升温。记得潘菽教授生前在谈及中国心理学的时候，曾经对我形象地说过，从前乡下演戏，开场之前总要大敲一阵“闹台锣鼓”，意指好戏就要开演，请大家快来看。现在的心理学也是“闹台锣鼓”敲得很响亮，社会各界对心理学的期望值因此而明显提高。但是，如果幕布捡开之后，没有出色的演员表演（没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问世），那是很对不起观众的，心理学的声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老一辈心理学家对发展中国心理学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今天，在建设中国社会心理学的过程中，我们唯有努力再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多出高水平的成果，才能不负前辈的厚望，构筑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大厦才具备必要的建材，社会对社会心理学的期望才不会变成失望。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当是多元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即依据所要研究的课题而选取相应的研究方法。美国的主流社会心理学过分强调的实验方法，已经受到欧洲和美国国内学界的挑战。有人贴切地批评这种实验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实验，宏大的社会现实被弯曲为人为的实验室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4]。认为只有“科学的”、定量的方法才能用于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所得结果才能真实可靠，这种观点未免过于偏激。心理学界前辈陈立教授在反思心理学研究方法时指出，不能认为只有实验室的实证方法才能用于心理学研究之中，其它的方法也是可以使用的，两条腿走路总比独腿跳要安全些和有效些[5]。普通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尚且如此，社会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就更应当这样了。翻开大量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实验报告，除却有“真空中的实验”的弊端外，用所谓精细的实验设计、烦琐的统计分析得到一条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过的可靠经验的例子并非鲜见。这样的研究实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所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意指除了恰当地应用实证法之外，还可以应用人文主义取向的方法，如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精神产品分析的方法等，它们对于揭示人的社会心理实质常常是很有效的。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为着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不得不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寻找问题方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社会心理学业已得到的发展。实际上，近20多年中，靠着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有着诸多上乘的研究成果问世。这正是中国社会心理学正在不断发展的标志，也是增强中国社会心理学者信心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