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全球与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由之路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轫于西方的工业化在全世界推进300年以来，真正分享了工业化、现代化好处的国家，主要是工业化发源地的西欧和移民形成的北美，而在具有悠久农耕传统的亚洲，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到目前为止，仍是尚未解决的世界性难题。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新时代，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创造了良好契机。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了强劲势头。但是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深层次因素也随之而来。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最大的制约因素是如何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确定的前提下，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时期内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则是来自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方面的巨大压力。虽然人口、资源、环境、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是当代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和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发展中国家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西方工业化过程，在环境问题上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却不能重复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因为被西方工业化造成严重污染的地球，已不能再承受污染了。西方国家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产品销售市场是全球性的，而且可利用资源的来源也几乎是全球性的。可以说西方工业化是以全球资源和国际市场为前提的现代化。这个前提对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存在。在目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作为供给西方工业国资源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象西方那样，利用全球资源去发展经济，就是连本国所拥有的资源也不能垄断性利用。如果全世界都象美国那样消耗能源，人类则需要几十个地球。近代以来，西方走向世界和工业化的过程，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的。一个数倍于西欧面积新大陆的发现，使西方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人口这个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前期走向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殖民美洲减轻人口膨胀的压力，通过对美洲肥沃土地和矿产的开发，建立工、农业基础。但目前在人口巨大压力下的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绝不可能象西方那样去解决人口问题和建立工、农业基础。总之，困扰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问题对于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同正在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
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对西方国家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成的结果，其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已经形成的工业文明模式，对环境问题关心的真正目的却在于继续保持在工业化支撑下已经占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优势和份额。因此决定了西方国家对待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只能是在保全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的前提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从造成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传统工业文明模式中去找问题。这就决定了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矛盾心理，它们在对发展中国家加以指责的同时，仍然以各种方式不停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完全有理由以局外人的身份去指责亚洲的人口膨胀与环境污染问题。事实上，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问题，在根源上恰恰是西方工业化推进的结果。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除了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西方国家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与此相反，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等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开始就遇到的时代性难题，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挑战，现实要求发展中国家既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又不能重蹈西方工业化道路的覆辙，掠夺式开发全球资源、殖地移民、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如果说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问题，对于西方国家表现为如何维持原有文明模式，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在建立一个新文明模式中走出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也是振兴中华、抓住机遇、超越传统、创造文明模式、走新文明之路的深层次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途径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目标，又是手段；既强调保护，又强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持续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压力与经济增长的动力两种力量相妥协或矛盾的统一。所谓妥协，隐含有保护与增长相权衡取舍的抉择；所谓统一，意味着环境与经济互为条件的基本原则。
然而，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又使其确切含义变得模糊起来。效率配置、污染控制、生态重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平等、生活质量提高、消除贫困等均被用来定义和论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考察这些定义和论述则可发现，它们从不同侧面探讨和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实施方式，形成各具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途径。这些途径都有明确的伦理学规范意识，独特的环境问题优先序列或重要性辨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以及各具特色的实践方式。不能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某一特定的可持续发展途径，而是要充分揭示其特点与局限，明确其政策含义。分析各种可持续发展途径，需要一定的框架和相应的方法论基础。尽管古典经济学的资源稀缺及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利用论构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却以环境与自然保护为主导。
其一，环境保护需要伦理观。人们需要一定的伦理准则，来规范和约束各自的行为：作为追求和支持某些目标的道德依据。然而，一种伦理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又需要人们对事物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认识与理解。环境伦理的形成过程，也正好说明了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认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怎么办。
其二，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发展改善人类生活条件，是我们所致力和期望的。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内在因素，有碍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些因素包括市场失效、非确定性、不可逆转性、人口增长及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取舍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于环境的忽略，而是在现实的社会经济体系下，经济运行所伴生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所谓非持续性危机，并非人们主观愿望。相反，人们并不希望环境危机的出现。但由于这些危机源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内部机制，伴生的不理想结果也是一种现实存在，譬如说，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效率利用，但资源利用的外部性负效应，却不能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市场经济这样一种体制，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或社会矫正，外部性负效应很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公共资源的破坏，影响环境的可持续性。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缺陷，妨碍效率的实现，需要政府加以纠正。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些外部效应内部化的设想。例如环境污染，可将污染损失以税收形式，让排污者负担，社会不再负担。也可以用排污许可限额等方法控制。总之，市场自身不足以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力，必须要有人为的干预，不论是经济的还是行政的。一般说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状态取决于：经济活动水平或国民经济规模、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技术水平、对优美环境的需求；环境保护的支出及其有效性等因子。环境舒适是一个收入弹性“商品”，直到消费者收入达到较高水准时，才在其预算中占有一定地位。尽管用以环境保护的公共支出费用较低，而且私人部门用以环境保护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但在发展的较低水平，环境退化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排放的废物不仅量低而且可降解量低，资源消耗加快，环境污染开始积累；由于自然净化能力超额承受污染物，这种积累速度不断加快。与此相反，由于环境意识的时滞效应，环境保护支出的增长十分缓慢。随着一个国家步入新兴工业化经济状态，其经济迅速增长的累积效应和以往污染物积累的推延效应，使环境质量进入低谷状态；而此时环境改善投资仍十分有限，对环境改善的影响尚不明显。在收入和财富的较高水平，经济变得相对发达，人们对环境舒适的需求增加，造成一种可以觉察的环境舒适供给萎缩的失衡状态。其结果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要求制定和实施环境管制，增加环境的预算支出。不仅导致排污量减少，而且也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利于
采用高新技术、引入污染少的产业。在发展的后续阶段，环境质量得至改善。
其三，从此消彼长到相互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取舍关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另一种是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所谓此消彼长，通俗地说，就是如果选择了环境保护，就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作代价。如果追求经济增长，则必须接受环境退化的后果。它表明，环境资源存量越高，经济增长就越低；相反，如果对环境资源的存量要求不高，则经济增长量可能加大。这实际上是一种环境资源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转换。究竟是良性发展还是恶性循环，则可能取决于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权衡取舍关系。如果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量转化为经济增长后，部分经济增长又可转为环境资源补偿资源消耗量，呈现良性发展态势；否则，便有可能出现恶性循环。不论怎样，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衡取舍关系是存在的，如果两者之间的转换关系掌握得恰到好处，则能够导致环境的可持续。由于经济规模、经济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环境舒适的需求以及环境支出水平均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有理由认为，在环境退化（毁林、水土流失、污染）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有一种关联。考虑到上面所讨论的结构变化、技术发展和消费支出的动态特征，这种关联为非线性的，其形状有如一倒"U"形。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历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似乎符合这种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
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农业部门税赋繁重，以提供工业增长的资金剩余。却不能带来因工业化所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结果导致对森林的蚕食。政府政策可能加重这一毁林的状况，例如巴西政府鼓励穷人到亚马逊森林腹地垦殖，印度尼西亚向其外围岛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计划，都导致了热带森林加速消亡。一旦工业起飞，农业生产力提高，非农产业就业需求增加，收入上涨，收入差距变小，从而对土地和森林的依赖逐渐降低，毁林速度开始下降。80年代末期，泰国达到这一水平（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前垦殖的那些边际土地，处于休闲状态的，正逐步为森林所占据。在发展后期，一方面，包括对清新空气在内的具有收入弹性的环境美化增加，排污管制加强；另一方面，通过结构调整，第二产业比重降低，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在产业内部，出现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性产业如电子行业转移，使单位GDP的排污水平降低。不仅单位产出的排污量减少，而且排污总量也相应减少。排污量先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尔后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排污量便开始降低。
其四，环境倒"U"形曲线的存在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沿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尤其在工业化起飞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这一曲线表明，在人均收入到达一定水平以后，经济增长便从环境的敌人转为朋友。经济结构转移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形成更有益于环境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实行资源的完全成本定价，使之反映不断增加的稀缺性，并将外部影响全部内部化，该曲线变浅。较浅型的环境倒"U"形曲线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加，环境退化的峰值降低程度趋缓，环境改善提前实现。
(2)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合理使用途径
当代环境保护问题的讨论，不论是在经济，还是在环境上的，总免不了受马尔萨斯的影响。从经济上讲，是资源稀缺问题。无论是资源物理数量的有限还是经济上的稀缺，在马尔萨斯看来，都必然存在；而且是绝对的。它不因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而改变。马尔萨斯认为，稀缺和地租的上升与土地的肥力（包括肥力和区位因素）没有联系。这一绝对性的论点不同于李嘉图的土地级差学说。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在以后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分析中，被概括为资源的绝对稀缺模式。
其一，从资源稀缺到静态经济。马尔萨斯模型最根本的错误，在于指数关系的简单假定和对技术进步的忽略。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李嘉图的相对稀缺更具有现实意义。李嘉图在方法与结论上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分析均不同于马尔萨斯。在方法上，李嘉图认为，自然资源不存在均质性。以土地资源为例，存在自然肥力的差异，即有的土地肥力要高些，有的则要低些。从高到低，形成一个土壤肥力级差系列。肥力较高土地，数量可能有限；肥力较低地，数量可不断增加，李嘉图实际上否认自然资源经济利用的绝对极限。在其分析中，根本没有涉及极限或绝对稀缺的字眼。他所强调的是肥力较高的自然资源数量的相对稀缺。他将这一相对稀缺作为其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相对稀缺模式相对于绝对稀缺模式，给人以希望而不是无可奈何的绝望。从这一意义上说更具乐观色彩。
穆勒对环境经济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静态经济”的构想。他并不担心马尔萨斯的绝对稀缺会出现，也充分相信人类克服资源相对稀缺的能力。但他并不赞赏人类应用这种能力去征服自然，开发利用所有的自然资源，用以粮食生产，供人类消费，他以哲学家的思维，既有别于马尔萨斯，又不同于李嘉图，提出了“静态经济”的思想。他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均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要远离自然资源的极限，以防止出现食物缺乏和自然美的大量消失。（注：参见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gman,London,1871,VolIIP.331.）穆勒这一思想，在本世纪70年代初由戴利作了进一步拓展，形成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如梅多斯等人所接受的静态经济概念。
其二，从东方传统的珍爱自然思想到西方和谐论。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源稀缺与利用的论述，强调的是自然资源对人类的经济价值。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生产的投入要素和必要消费物品，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即使是穆勒的“静态经济”思想，也是将大自然作为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物质仓库和人类生活的环境空间，希望人们节制使用，在主观上并没有将保护作为目的。中国悠久的文化中有许多朴实的自然保护思想火花。如“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可取，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哲理信条。它们包含丰富的资源经济内涵，与当前国际上倡导的资源持续利用思想相一致。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也总结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螳螂捕蝉，黄鹊在后”的生物链关系的生态学规则，我国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和先哲也提出了自然资源利用的理性主张。例如春秋时期曾在齐国为相的管仲，就提出过“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注：《管子·八观》）的高论。意思是说，山林虽然离得很近，草木虽然长得秀好，但建造房屋必须有个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先哲孟轲，也曾有“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注：《管子·尽心》）的感叹，认为环境足以改变人的气质，奉养足以改变人的体质，环境对人的作用重大。历代统治者也从维护统治的需要，作过一些有关资源保护的训令甚或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但是，我国古代有关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朴实观念，只是一些闪光的火花而已，包括许多自然保护政令的措施，几乎都从属于时政，没有形成系统的自然保护的思想和管理体系。不仅中国如此，西方自然保护的系统思想形成也较晚。18世纪中叶美国地理学家、外交家乔治·马什关于《人与自然》一书，被称为西方环境保护的开创性著作。他关于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被称为是自然保护运动的源泉。
其三，资源的效率利用与市场优化配置。稀缺与和谐尽管仍具有现实意义，有些观点也反映在当代环境与发展的讨论中，但当时所考虑的环境及人们的认识水平，与今天的实际相去甚远。从经济角度考虑，自然资源，尤其是经济价值较高的自然资源稀缺是必然的，是市场供需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稀缺，才需要考察效率配置，使稀缺资源利用达到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注重的并不在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或极限，而强调资源利用在边际水平上的成本与收益，实现市场优化配置。这一结论表明：要使企业排污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需要对排污征税，以实现一般均衡体系的优化或帕累托最优化状态。这一税率为均一的，取决于污染的边际损失，并不因企业排污的边际收益不同或边际控制成本差异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这一统一税率适用于所有企业。污染税只是相对于排污量而征收，与企业的产品产量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企业采用新技术或替代品而不排污，其产品产量不论有多大，都不会征缴排污税。
其四，资源的再生与非再生。所谓不可再生资源，是指经过地质年代形成的矿产资源，如煤炭、石油等石化能源，铁、磷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开采利用一吨就会少一吨。过度的开采利用或浪费，会加速这些资源枯竭。可再生资源，主要是指可以通过繁殖、生长而自我更新的生物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相应的生存环境。可再生资源不同于大气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自我繁殖增长，增长速率与生物种群的数量或存量相关。
其五，科斯定理与庇古税各有千秋。科斯于1991年度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科斯定理价值的认可。近年来，许多学者将产权途径用以分析具体的环境管理问题。如布罗姆利和霍奇提出应将土地的一些环境属性如自然景观、不受污染等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特殊产权，不归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根据科斯定理，社区政府就有权力要求所理想的环境属性水平。德塞帕（注：参见Dcserpa,Pigou and Coase in perspective.Cambridge Joumal of Economics,17:2750,1993.）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将庇古与科斯并列比较，认为两者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所包含的信息一致。科斯定理作为一种环境管理的市场途径，无疑具有实践意义。产权协商与庇古税一样，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经济激励实现环境优化管理。但在许多方面，两者又不相同。两者在理论上均有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潜力。产权协商无需政府干预，但庇古税也只是一种宏观干预，并非指令与控制式干预。在其他方面，两者各有千秋。庇古税不存在交易成本，但有管理成本；政府要监测污染浓度，测算污染损失，监测排污厂家的排污量。就环境质量的确定性和调节灵活性来看，产权协商具有优势，尤其在经济快速扩张和通货膨胀，以及决策程序琐碎的地方，庇古税的效果会受到影响。但产权协商不易排除误导战略的干扰。目前各国所奉行的经济激励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与70年代中期欧共体提出的“污染者付费原则”相同。就这一点看，不论是产权途径，还是庇古税，均与上述原则一致。产权途径的应用在中国受到诸多制约，并非意味着没有就用前景。相反，将它引入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可以有效地强化市场机制的运行并补充政府干预，促进环境管理优化。主要表现在：其一，产权途径不需要政府干预，为单个选择，分散决策。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或污染水平的决定由支配市场机制。有助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建立。其二，可以增强产权意识。自己拥有经营的资产，不受别人的污染或被坏；作为生产的污染厂家，无权无偿利用他人的资产来排污。不仅有利于当前所有制改革进程，而且也促使排污厂家考虑自己生产收益的外部成本，降低社会成本。其三，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六，环境管制必不可少。环境管制是政府以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干预。行政管制形式多样，如禁令，明令禁止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非市场转让性的许可证制，规定只有许可证持有者才可以生产或排污，但这种许可不准在市场上交易。某些污染生产工艺或技术必须被淘汰，某些新的污染治理设备必须装配于生产工艺中。环境管制的特点，第一，在于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涉及污染活动的直接干预，不考虑企业之间成本与收益的差别，对所有企业的要求一刀切。第二，这些直接干预，都带有法定性质，一旦不遵守，就会有严重的法律和经济后果，所承担的责任风险远远高于控制成本或边际收益。第三，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中央集权式的运行管理机制。环境标准的制定及执行均由政府行政当局一手操办，当局可能要了解一些市场状况和企业经营情况，但市场和企业在严格的行政管制中没有活动余地，从以上特征看，市场交易的排污许可具有政府直接干预的色彩，但市场和企业在严格的行政管制中没有活动余地。从以上特征看，市场交易的排污许可具有政府直接干预的色彩，许可总量的确定由政府当局确定，不以市场和企业意志为转移。但行政当局并不对具体的企业规定许可额，允许市场分配、调剂许可额。从这一意义上看，市场交易的排污许可制有别于直接管制。根据效率准则，直接管制直接干预企业活动，排除市场效用，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它缺乏效率。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直接管制比市场途径更具效率。从实现某一环境的目的来说，排污许可与排污税均可以市场途径取得相同结果。当然此处的排污税不是帕累托最优税率，其税值等于排污许可的市场价格。
(3)能力建设：治贫治本
能力建设中的平等概念，不是一个纯伦理考虑。其中掺有相同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实践意义，与可持续密不可分。平等在这里有三层含义：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的平等；同一代人社会成员间的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各社会成员或集团间责任与义务方面的平等。
代际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伦理学范畴，表明当代人从道义上讲，不应该“吃祖宗饭，砸子孙锅”。当代人没有权力过度消耗和破坏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资源。这一点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在其给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中，把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作为一个约束条件。尽管当代人的能力建设有助于代际平等，但这一平等是能力建设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及系统内部的吸收反应状况，可分为三种典型类型：输能型、控能型和造能型。其一，输能型。指某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能力缺乏，外部地区或社会只是将所需“能力”单向输入，输入后便告能力建设工作完成。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灾区或贫困地区救灾或救济物质及款项的发放，作为一种能力建设方式，这里输入的“能力”可能更广，除资金和物质外，还包括技术、管理技能、社会组织方式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欢迎这种“能力”的输入，发达国家或地区出于国际区域政治经济的考虑，常以此种方式进行“能力”输出。为解燃眉之急，作为起动能量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如果这种输入“能力”能够得以消化吸收，变为援国家或地区的内部能力，那么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导致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输入与输出带有政治色彩，名义上为能力建设，实际上并不一定用于能力建设。尤其是以资金和物质输入的那部分“能力”，很可能被挪用或浪费掉。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输入属于这一类型。每年西方慈善机构和发达国家政府以资金、技术、物质、管理技能等形式，对这些国家进行能力输入。但并未转化为可持续的内部能力。其二，控制能。指输入的“能力”仍然控制在输出一方。输入能力的来源主要是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企业的资本输出。输入多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带来高额资本回报。输入的能力较为系统、配套，包括资金、技术、设备乃至管理。这种能力建设形式的输入“能力”层次高，能量大，可以独立起作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促动较大，带来高的经济增长。一是控制能力放松或放弃，这种能力为当地所吸收、转化，形成内部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在控制能力不变情况下，由于这种输入能力的带动，使当地内在能力不断提高，通过一段时间，成长为独立的可持续能力。在控能条件下进行能力建设，困难较多。这种控能的目的是为了牟取利润。应该说，这些利润可投资于能力再建设。但在许多情况下，输能者在实际上将这些利润转移走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发展中国家资源掠夺的色彩。而许多国际机构、组织乃至发展中国家政府鼓励这一形式，因为它在客观上提高了当地的能力。在实践中，它是否促进和维护可持续发展，需要具体分析。其三，造能型。指当地社会内部能力建设的一种类型。其初始能力可能来自于外部社会，也可能来自于内部“能力”的积累与提高。但其结果都是当地社会内部能力得以建设，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如果初始能力来自于外部社会，使之成为造能类型，一方面要求这种输入能力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实际相一致，当地吸收、转化，形成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地社会需要有承受和转换外来能力的机制。如果对输入能进行抵制或只是表面吸收，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进行能力的自我建设与更新。内部能力的积累与提高，只是相对概念，发展中国家即使自己可以积累资金，为了较快地进行能力建设，也需要从外部吸收技术、管理等能力。有些发展中国家在资金上很富有，例如一些欧佩克国家，但尚还没有完全吸收外来技术和管理能力，其能力建设不能说完善。因为资金只是“能力”的一个并非最为关键的部分。为了尽快造能，外部能力输入比自身能力积累所需时间短些。亚洲“四小龙”是较好的例证。它们接受外部社会的能力输入，但同时也有自身的积累与提高。应该说，它们造能之初，“能力”来源是混合型的。它们将这些能力消化、完善、提高，形成自身的造能机制。同时，它们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和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也吸收和转化。对技术的吸收没有社会组织管理的保证，即使吸收了也难以充分利用，更谈不上完善发展了。而这种社会组织管理主要是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否定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管理方式。亚洲“四小龙”在过去几十年社会经济的变革，印证了这一点。
从以上三种类型看，反贫困需要能力建设和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与反贫困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能力建设类型。输能型和控能型均可导致经济增长，但并不等于可持续发展，因为它没有形成当地社会内部造能机制。然而不论是输能还是控能，它毕竟提供了内部造能的条件与基础。如果吸收和转换适当，有可能变为造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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