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重大问题论文,体系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不只是社会某个构成要素的变化，而是一个借助于物质经济的形式而实现的文化价值革命。这一革命与我们的历史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着极为特殊的形式和内容。这些形式和内容就是现代价值体系建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发展与代价、计划与市场、规范与失范、导向与取向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发展与代价
发展与代价概念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历史、生活状态、生活环境和生活前景的认识与反思。发展与代价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特有的并且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与代价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了。实现社会变革，从内容上也就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
一个社会，一个地区都是一个由经济、人口、环境、资源、交通、政治、文化、交往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系统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有着单个要素所不具有的属性与功能。因此，所谓发展应该是系统整体在质与量两个方向上的飞跃。但这种飞跃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也有同样的跃进。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整体的发展总要以某个或某些局部的牺牲为前提。因此，代价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如果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远远低于发展所造成的损失，那么这种“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倒退。
如何看待发展与代价的关系，这是科学而理性地评价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的重要前提。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上，代价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和形式不同罢了。
代价之必然发生在和存在有其主体性根据和客观性根据。客体性根据表现为人类实践活动中在时间与空间两个向度上的不可兼得性；主体性根据表现为基于人的需要结构上的需求意识和占有欲望。于是，依据代价产生的根据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把代价分为必然代价和非必然（或称人为）代价两部分。当然，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两种代价往往是交织一起、交互作用的。人为代价的原因主要有：由于决策者决策能力有限，或缺少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而造成的代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这样一些：1、用人制度不合理。社会管理系统缺少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使用人才往往缺少民主监督和评议。而是由少数所谓的“伯乐”，依据自己的远近亲疏、好恶取向直接决定。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选用人才者本身水平低下，未能发现、选用真正的人才，而是选用了庸才。庸才由于缺少起吗的决策能力、领导能力、组织能力、社会能力，直接造成重大损失。另一种情况是，选用人才者本身属于庸才之列，主观上就是不用有才之士，这种利己主义本性所造成的代价更大。实质上，这是一种双重代价：一方面是人才浪费，另一方面是资源浪费。2、没有必要的代价评测手段和惩罚手段。本属能力有限、玩忽职守，甚至自私自利造成的代价，事后并无任何必要的补救措施和惩罚手段，只是迫于群众的呼声而调离他位。这就使得代价当事人形成无所谓的态度。根本没有代价的意识。解决人为代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各种制度的改革，其中政治体制是关键。
与人为代价不同的另一种代价是必然代价。造成必然代价的主要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第一，改造对象的不可复在性。在人的诸多所需对象中，物质价值对象是最基本的，即使是精神价值对象也要以物质形式为其载体和承担者。而物质对象往往具有不可复存的性质。即是说，一些生产对象，诸如资源、能源等，一经被改造和利用，便不复存在了，它们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结构和状态而变为他物，而一经变为他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性质与功能。物质价值对象的一次消费性，使生态问题和环境资源问题日趋突出，以至成为当今的全球性问题。第二，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和两极性。由于思维方法上的片面性和两极化，造成社会发展缓慢和畸形。中国封建社会以及建国后的30年，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缓慢，因思维方法缺少合理性而造成的社会代价是显而易见的。从价值论的角度讲，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劣根性就是两极性和片面性。“中学乃治身之学，西学乃治世之学”。儒释道三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从表象上看，儒释道三家在价值取向上确有不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主张超世，佛家则主张进入超脱自然与社会的色空世界。实质上，它们却都走着相同的价值道路：儒家主张克己复礼，道家主张无欲忘我，皆以人之欲望泯灭为代价。其共同的思维方式是，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人治，只要修身治我，社会即可得以统治。与此不同，西方文化传统则主张向自然开战，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而治自身。其结果是社会管理人，这样的管理是制度管理。而中国则是人治管理，长期以来没有形成经过合理化后而固定下来的制度体系。总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唯一途径。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导致了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加以解决。建国后，我们以为，只要经过文化革命，观念上进入共产主义，实践上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付出了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的代价。第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局限性。由于人们认识水平低下，实践能力有限，未能正确认识和全面掌握被认识和被改造对象的系统特征，以及系统内容要素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以及为我性，总是从于己有利的价值向度去认识和改造对象，这就造成了人类认识结构中正向价值认识居多而反向价值认识较少的状态。而实际上，在由各种价值对象构成的价值世界里，存在的并不都是正向价值内容。在人类的改造和消费活动中，一些改造活动成功了，获得了正向价值内容；一些改造活动失败了，未能得人类所欲求的价值内容。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获得成功的实践活动，在获得正向价值内容的同时，负向价值内容也随之产生了。特别是一些失败的改造活动，非但没有获得正向价值内容，反而产生了负向价值内容。负向价值效应不但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反而制约着这种满足，甚至造成失去的远比获得的为多。正象恩格斯所言，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胜利之中的时候，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悄然开始了。然而，人类对这种反向价值内容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时，人类对反向价值内容的认识和自觉程度才会增加。第四，多方面价值的不可兼得性。在认识上已经清楚，但由于多方面内容的不可得兼性，为获得整体效应和社会进步，不得不牺牲某些局部。这种意识情况下的代价又分为纵向代价和横向代价两种。纵向代价又可称为阶段性代价。比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尽管它们是社会结构中同样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中，它们往往不是齐头并进的。有时经济建设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时道德建设又成为主要方面。究竟哪些要素为主要方面，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这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常采取的方式。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讲，这种代价的形成是历史所客观要求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怎样避免走向极端的问题。比如，计划体制下，存在着政治与道德绝对优先的倾向；改革初期以至现在，又存在着经济利益绝对优先的倾向。在客观上，若不能对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机制有科学而正确的把握，社会构成要素极端发展的结果，必然造成社会的停滞以至倒退。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只是一个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转型。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伦理文化作为其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这种伦理文化究竟是怎样的，确实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
与阶段性代价形式不同的另一种代价形式是局部性代价。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正是这种代价的集中表现。由于资金、技术、人员素质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求得所有的地区的全社会的人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于是，国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技术和人员素质等集中和较好的地区以优惠政策，让它们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头。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阶段性代价还是局部性代价，只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借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切不可走向极端。
二、市场与计划
市场与计划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哪一个社会是无计划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完善，计划不是越来越削弱，而是越来越强化了。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市场规律实质上是物质生产规律、精神生产规律、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规律以及人的需要发展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但这些规律却与纯粹的自然规律有着根本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它们不是自发的起作用的，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来体现它们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所以，市场规律就最终表现为人的社会活动规律。而人从来就不是无意识无目的地活动的，计划性和自觉性乃是人的活动之能动性的鲜明表现。人类凭借其思维能力，将客观存在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活动、物质与精神交往活动，需要与满足关系等反映到人的主观领域，进行加工和改造，构建出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社会发展模式，这就是计划，它具有超前性和导向性。由于科学而合理的计划经历着由客观到主观再到客观这一复杂的反映、加工、构建和实施的过程，极易导致计划脱离实际而滞阻以至破坏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我国的计划经济及其所造成的结果，正是这种情况的集中表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市场经济乃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并不是无计划的，只是这种计划是以客观必然性的形式来约束、规范以至引导经济发展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而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特征、伦理基础及其困难给予重视，并加以解决。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乃是一个全球的经济形式，它有着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根本不同的原则和规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在时空结构上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历程，现已成熟和完善，并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契合的文化体系和伦理基础，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将近几个世纪。所以，从现代化的历史路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先发国家，是自发型的，其前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和经验；而我们是后发国家，是后发型的，我们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少走弯路，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遇到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走向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大体相同的问题之外，在共时态上，我们还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相同的问题，如生活、环境、资源、文化、政治等方面。这就加大了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难度。这种难度不但表现在经济领域，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文化领域。经济转型的前提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乃是文化转型。这又直接涉及到文化与价值领域的规范与失范，导向与取向问题。
三、规范与失范
规范是主体间关系的观念化和制度化形式，规范是适应社会整合的需要而产生的。为保证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以及消费活动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的，规范的存在是必需的。规范，可以根据其理性化程度的不同而分为系统化的和非系统化的两种。系统化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非系统化的规范不具有强制性，是自发起作用的，包括宗教、信仰、习俗、道德等。但无论哪种类型的规范，都有其共同的功能特征，它们既是个体社会化（即教化）的途径、手段，又是这种教化的结果。既是人的活动借以达到目的的保障，又是人的活动的客观要求。规范既是一种规定又是一种范导。
当然，规范与失范是相辅相成的。规范是对失范的批判与整合，失范是对规范的破坏与超越。失范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过程能否顺利进行有时是难以保证的。其二，社会发展往往是借助于约束个体而实现的。个体存在与发展的为我性和社会与他人存在的非我性是相互矛盾的。个体之为我性对社会之非我性的否定就是失范。当着个体自我满足的欲望强烈到足以超过道德意志和意识所能约束的程度，失范现象也就随之发生了。其三，在社会生产力低、生活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当一个人不得不采取极端行为以求生存的时候，失范行为就必然产生。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讲，失范现象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一种是倒退的。在实际生活中，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所谓进步失范现象是指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打破了原有的已经失去历史必然性的规范体系。如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束缚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等。所谓倒退失范是指，一些行为和观念违反了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最起码的规范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范现象，既有进步的又有倒退的。在人类规范体系的不断进化过程中，与经济形态和文化体系相适应，规范体系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民族性。我们把现实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构成内容与范导方式的总体特征称为“范式”。此“范式”一经形成便以先验的形式约束人们的行为，甚至成为人们进化的障碍。计划体制下的规范“范式”具有政治本位主义、个体的绝对平均主义心理和大众行为模式等特征。市场体制下则是以效率优先、经济优先和创造优先为原则。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规范“范式”的转型亦势在必行。但社会转型期的规范体系在调节功能上却有弱化的倾向。这是因为，原有的规范体系随着它所约束和调节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迁。逐渐失去了所调节对象的主要内容。而新的适合市场经济的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新的活动领域还没有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加以约束和范导，以致于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甚至连最起码的伦理要求都达不到的社会行为不断出现。这些行为显然是不符合进步要求的。但要形成更加合理的规范体系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它要全民的努力和权威部门的领导，实际上这是一个导向与取向的关系问题。
四、导向与取向
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整体与社会整体中的个体，在价值意向上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它们一般表现为导向与取向的关系。社会具有分化与整合的功能。分化使个体定位在不同的生活领域，由于所受教育、社会环境、经济状态以及生活历程的不同，而使个体在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文化构成上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个体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唯其个体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社会整体才是必然和必要的。但是，社会整合并不是任意的，社会整合的合理性取决于它所反映和正确把握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个体的共同愿望，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为它要借助于许多手段和中间环节，其中重要的是建构一个合理的规范体系。换言之，社会是借助建构各种制度和伦理规范来整合个体行为的。社会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建构是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践行的过程。所以，价值导向与价值取向是既相对立又相一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价值导向是对价值取向的一种消解。消解过程不是靠个体进行的，而是由最高权力机关和职能部门通过制定各种制度、法律来进行的。这种制度和法律既具有约束力又具有范导作用。从本质上讲，价值导向是指向未来的。它提供给人们一种趋之于它的行为模式和观念模式。这就不难发现，相对于个体的价值取向而言，国家权力机关和职能部门的价值导向，对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方向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的价值导向对个体的价值取向的作用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从内容上可分为政治方式、经济的方式和文化的方式三种。至于哪种方式成为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主要内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里既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构成的客观条件，又有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水平等构成的主观条件。从性质上，价值导向对价值取向的整合又可分为强制型和疏导型两种。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或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上，社会整合在内容和性质上常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政治方式与强制型相结合，文化方式与疏导型相结合等。当然，不同的组合方式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计划体制下，我们在社会整合上是以政治为主要内容，以整齐划一为主要类型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整合方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使人们在观念、心理和行为上形成了较为定型的价值导向，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因此，共产主义就成为了计划体制下的伦理范型。无疑地，这种伦理范型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范型，是以经济的缓慢发展为代价的。所以，这种伦理范型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转向对其基础的顾及。于是，计划经济发展到本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了经济转型期。改革十几年来，我们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实力，强化经济意识作为我们的价值导向。无疑地，在这种价值导向的范导下，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经济意识强化了，国民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把经济内容作为“优势需要”或作为社会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加以解决，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作为社会之基本构成要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并不是共同发展、齐头并进的，而是以某个要素优先发展的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的。如计划体制下是政治优先原则，市场体制下是经济优先原则。但社会之某个要素优先发展是有一定时空限制的，超出这个限制，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系统的失衡。这就是说，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张力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以致破坏三者之间相互支撑互为基础的平衡机制。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优先原则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有一个规范体系作为它的文化基础。否则，功利优先原则发展的极端结果必然是极端功利行为的出现。金钱拜物教、个人利己主义、个人享乐主义、需要水平上的庸俗主义等等，正是这种结果的直接表现。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导向以及这个导向指导下的规范体系作为文化支撑。这个价值导向是什么，人们似乎并不清楚。我们以为，在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物质价值系统和精神价值系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从历史进步的角度上，甚至可以说，精神价值系统更为重要。
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那里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追求；与上帝合一的伦理境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主义传统。所以，在西方，市场经济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形式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形式。
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文化传统、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体的能力结构上，都与西方的原发的市场经济有着极不相同的内容。所以，它必然有着与资本主义精神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柱。但这种精神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现在还在探索之中。我们以为，至少不应只有功利原则，而应该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人文精神为中心内容的价值体系。所以，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建成和发展，在价值导向上实现由单纯的经济原则转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建构，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是一个现代化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其中，关键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及其指导下的规范体系。在这里，科学的思维方法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以为，它至少包括系统思维方法和文化视角两个方面。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为基本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政治优先原则和经济优先原则是我们建国以来所经历的两种社会发展形式。而无论哪种形式都必须以文化为基础，所以，我们将要经历的必然是由文化统合的，以经济和政治为其支撑的文化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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