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谈——金融改革中急需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银行论文,行长论文,金融改革论文,理论论文,戴相龙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近期专题撰文阐述了当前金融工作中急需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他认为，现在，对金融改革和发展理论的研究很不充分。有些文章，简单地用发达国家的现行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办法作为解决中国金融问题的对策；有些文章，只是记录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事实，对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实践缺乏理论概括。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克服的。
戴相龙提出，当前金融理论中有几个突出问题需要注意进一步加强研究。
关于建立新金融体制的经济细胞
戴相龙认为，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普遍看得太简单。以为物价放开就是市场经济；以为利率放开就是市场经济；以为企业自主投资就是市场经济，比如目前我国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95%的价格都已放开，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应当是一个有生命的经济细胞，要依法经营，赚了就发展，严重亏损就要被别人兼并，再不行就破产。建立这样一个有生命的企业机制，才是市场经济形成的最根本的条件。但是，现在许多国营企业并没有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价格只能造成市场混乱。
他举例说，如利率问题，前不久发现证券市场中有的违规经营，年息高达28%以上。28%的利率水平是不是就叫市场利率呢？市场利率的形成，应该跟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利润水平密切相关。我说国有企业近一半是亏损，还有许多企业有利润也很少，28%的利率不可能是市场利率！在1995年下半年的证券回购清理中，我们把问题查清楚了。证券回购本来应该是先有证券。然后用证券做抵押，再融通资金。后来发展到没有国库券，也开证券保管单，什么人都可以开，只要是证券公司，自己开保管单，拿着保管单就到市场上套取资金。到1995年8月底， 证券回购场内交易是600亿，场外交易也有相当数量。场内交易80 %没有实券，年息是24%到28%，套取资金中的60%转到了广东或海南，绝大部分钱用于炒期货、炒股票，投资于房地产，另外一个就是搞骗税，支付走私款。所以这个28%年利率，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利率。
因此，如果企业（包括金融企业），没有建立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机制，就片面提出放开物价，放开利率管理，过份提倡企业竞争，只能产生消极影响。
戴相龙说，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金融体制，关键是建立规范化的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有了规范化的金融机构，才可能有规范化的金融市场；有了规范化金融市场，才可建立有效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现在，我们要把金融改革着力点放在建立规范化的金融机构上，放在建立新金融体制的“经济细胞”上。新建机构必须按新机制运行，原有机构特别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加速向商业银行发展。当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的难点是改善银行和企业的债务关系，改变银行面临的“硬负债、软资产”的困境。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强有关金融机构的理论研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分别概括各类金融机构性质、功能、运行规则。
关于货币政策的有关理论问题
戴相龙指出，从我们实践这么多年看，不但要用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物价，而且还要研究信贷政策。当然，从广义角度看，信贷政策也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计划、财政、金融部门共同组成密切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体系。计委负责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及综合经济政策，财政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中央银行是控制货币总量，保持货币稳定。这是在1992年就定下来的。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调节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不平衡，财政部门起码要拿出4、5千亿元，这在现在是做不到的。因此，金融部门不但要调节货币供应量，也是调节地区、产业的发展，这就是我国的现实。1994年，我国工业企业每100元资金利税率是10元2角。如果按地区讲，云南省是37元，西北地区只有4元左右。如果按照产业来讲，烟草加工行业72元，煤炭、 纺织等行业是5元左右，城市煤气供应是亏损的。面对这种状况， 利率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就无所作为了。比如，我们可以先放开同业拆借利率，扩大银行贷款浮动幅度，然后再逐步做到利率市场化。将来我们利率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让存款的利率比物价指数上涨高一、二个百分点，使平均贷款利率比存款利息再高三个多百分点，同时扩大对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这是今后的利率改革大体趋势。所以，调节货币供应量，不但要用国际上通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目前，还要同时发挥信贷政策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即怎样或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币值的稳定。现在，我们一般用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但是，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来衡量，我们十多年物价增长水平就要比用零售物价指数计算低得多。用何种物价指数来衡量我们的币值，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请大家专题研究。
再一个理论问题；即什么叫币值稳定。我认为稳定不是要求币值固定。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物价总有上涨，而且也有主动调价的因素。有人测算，如果把计划经济下的各种商品价格比例关系，改成市场经济下的价格关系，用20年时间来调整，每年至少要增长3 个百分点才能解决，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零售物价指数不可能是零。15年来，我们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9.5%，零售物价指数每年增长7.3%，1995年是15%，1996年争取控制在10%，1997年控制在7%。 整个“九五”计划期间，物价增长比经济增长低2个百分点，这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能做到这样，也可说币值基本稳定。
什么叫适度从紧，这也需要我们来研究。“适度”不能随意解释，总是要有一个指标，总要有一个衡量根据。我认为适度从紧要从几方面衡量。一是货币供应总量适度，即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经济增长和计划物价增长幅度之和要低；二是看金融资产质量，即新增贷款不良资产的比例要比过去逐步下降，否则，信贷也是放松的；三是物价增长要适度，就是刚才讲的，“九五”时期物价增长比经济增长低2 个百分点。这个问题也要请大家研究。
关于银行与企业结合的理论
戴相龙认为，用什么办法建立银行与企业之间既有相互选择，又有紧密合作的关系呢？这也要认真研究。过去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能在一个银行开户贷款，银行则对企业实行信贷供给制，这当然要进行改革。但是，近几年宣传银行选择企业，企业选择银行，一个企业在十几家金融机构开户，企业好了，各家银行争相贷款，企业有困难，谁也不管。企业和银行关系松散，造成资金使用分散、浪费。在日本，银行和企业资本相互渗透，曾经发挥很大作用，现在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我看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要建立企业主办银行制度，至少要对大中型企业明确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又如何划分，这是很重要很现实的研究课题。
戴相龙还谈到了金融监管理论、金融开放理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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