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对冷战后孤立主义思潮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立主义论文,思潮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 —5981（2001）02—0042—06
一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给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对外政策问题：如何面对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与新问题以及怎样才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各种外交思潮和政策主张泛起，各抒己见，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作为美国外交传统之一的孤立主义再次出现，且来势较为猛烈，引人注目。
所谓孤立主义，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种对外政策思潮，在美国外交史著作中常与对立的“国际主义”或全球（干涉）主义同时出现。其基本主张是，美国应置身于欧洲大陆之外，避免承担海外政治、军事义务，减少对外经济援助，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在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思潮自建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是孤立主义的奠基人。华盛顿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人，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至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认为：“我们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1]。 第三位总统杰斐逊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重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原则：“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通商往来和友诚相待，但不与任何一国结成同盟”[2]。 华盛顿等人孤立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政策一直坚持到19世纪末。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资本迫切需要开辟广阔的海外市场。1898年的美西战争，开始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在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全球主义”认为，形势已不同于19世纪，美国只有通过与他国合作，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美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卷入外部事务。而与之对立的“孤立主义”主张坚持19世纪的传统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美国因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也因此未能加入国联，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全球主义遭到了失败，孤立主义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30年代中期，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系列中立法案，使孤立主义达到高潮。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宣告了孤立主义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并将侵略魔爪伸向世界各地。美国这时一反过去的传统，与许多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在海外承担广泛的政治、军事义务。“全球干涉主义”成了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和主流。但是，孤立主义并没有消亡。随着五六十年代美国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的失败，国内危机四起，外交上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尼克松上台后被迫承认美国力量有限，结束越战，实行战略收缩。孤立主义思潮乘机泛起，主张美国撤离欧洲，“少管亚非拉的种种闲事”，要求同苏联搞“缓和”、“裁军”。
进入90年代，由于冷战结束，苏联威胁消失，同时美国与盟国的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加之美国国内问题严重，新的孤立主义在美国迅速蔓延开来。认为冷战结束后，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已经消除，美国承担众多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也应该结束；美国应撤回在海外的驻军，放弃“全球警察”的角色，让美国成为“正常时代的正常国家”；美国应集中精力于国内，重建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各种国内问题。美国新孤立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托内尔森指出，“对美国的威胁来自国内；我们的国际地位由于赤字问题和美国社会的堕落而受到削弱”，因此“美国保障安全和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增强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去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3]。 新孤立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布坎南在1992年和1996年两次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他打出的口号是“美国第一”，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来移民，甚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减少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和对外援助。孤立主义一时声势逼人，对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然而冷战后的新孤立主义思潮遭到了美国国内众多的批评，一批全球主义者（自由国际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甚至现实主义者纷纷撰文，提出了与之相对或不同的观点，美国政府决策层对孤立主义的要求也基本予以否定。
二
首先，批评者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提出了与新孤立主义不同的观点。批评者承认，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使它处于“四无”的有利国际地位，即无任何国家能对美国发动全球性军事挑战；无任何国家能在常规军事技术及其运用方面与美国匹敌；无任何主要的联盟对美国持敌对立场；无任何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被敌对势力所控制。然而，冷战后的世界决非相安无事。随着两级格局的终结，原来在两极体制掩盖下的矛盾，如领土争端、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等突出起来；各种力量的崛起和失衡会引发诸多矛盾。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海斯默就认为，由于两级结构的崩溃和伴随而来的多极化趋势，使世界重新陷入了混乱之中，多极体系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力量结构[4]。亨廷顿指出， 冷战后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冷战期间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而且可想而知更加虚伪奸诈。今天的朋友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反之亦然。”[5]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 一记者问美国总统布什现在世界面临的威胁是什么，布什回答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不稳定，是不确定性”[6]。 布什还针对某些乐观主义者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批评，指出“没有冷战的世界”“不是历史的终结，世间的人们及各个国家仍有暴力、贪婪和欺骗的倾向”[7]。 海湾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布什多次提到美国要建立“世界新秩序”，即主张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鼓吹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使美国成为全世界“自由的灯塔”。他说：“在当今迅速变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世界各国，只有美国同时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和维持这一声望的力量”[8]。 克林顿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声称：“这个世界更加自由，但同时也更不安全。共产主义的崩溃唤起了原有的仇恨，造成了新的威胁。显然，美国应当继续领导这个我们曾经倾注心血所造就的世界。”[9]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乔治·W·布什告诫人们不要退回到以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为基础的美国对外政策，将这样的政策称之为“通向灾难的捷径”，会导致对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的挑战，主张“美国必须参与世界事务”[10]。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德·柯蒂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与道德主义都具有危险性，未来的美国总统“不要恢复以前的孤立主义者的传统，也不要把外交政策作为道德上的‘十字军’，而是推行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外交政策。”[11]
三
新孤立主义认为，即使外部世界存在种种威胁，美国仍可以退而自守，高枕无忧。美国布朗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埃里克·诺德林格（ EricA.Nordlinger ）在其所著《重组之后的孤立主义：新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在战略上免除了”外来威胁，因为美国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敌对势力在增强武力或扩张领土上的企图，如果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就不会得逞，即使得逞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12]。
批评者们认为，当今美国的安全与外部世界的安全是紧密相关的，诺德林格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概念局限于美国本土，理解过于狭窄，且过分相信了美国对外部威胁的免疫力。首先，自从其他国家同样拥有核武器及其先进的运载工具以来，美国本土就面临着遭受核打击的可能性，过去美国人将两洋天险作为安全屏障的历史早已结束了。尽管在里根时期美国提出了“空间战略防御”倡仪（即“星球大战”计划），最近又出台了“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以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由于耗资巨大和技术问题，前一个计划被取消，后一个计划估计也难以实现，美国的一些军备专家认为即使实现也难以取得理想的防御效果。其次，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各国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安全将会迅速影响到他国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安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就是突出的例子。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全球性国际问题日益增多，如生态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移民问题、贩毒问题以及日益嚣张的国际恐怖主义等，其中在美国境内发生的国际恐怖活动已使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俄亥俄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指出：“军事技术的发展与经济整合的向前推进，早已扫除了过去由于地理相隔而引起的与外部世界的孤立。”[13]因此，孤立主义过时的安全观念很容易遭到批评。再次，认为像南韩、以色列等这样的重要盟国，它们的安全美国不能撒手不管。这些国家以及其他自由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它们只有在美国提供安全援助与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才能阻止这样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的安全不能受到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确保这些国家免遭侵略、恐吓和征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再次，自门罗主义、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为推广民主自由、支持民族自决承担了广泛的义务。冷战后，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广为传播，但同时，“至少有两种与之对抗的模式或信仰体系——伊斯兰国家的以及狭隘的东亚半民主政体的模式——对物质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假定的无秩序和道德上的堕落的确构成了有力的挑战。”[14]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依然存在着对立的世界里，批评者认为美国有必要继续推行理想主义的外交，推广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确保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最后，源于非战略性国家内部的不稳定与冲突可能迅速溢出它们的国界，扩展到与美国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即战略性国家——中去。无论如何，在某一地区没有受到遏制的侵略就会怂恿其他地方的侵略势力并引发进一步的征服与威胁。这势必打破现有的势力均衡，从而导致更大的冲突与危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在批评国会中的新孤立主义倾向时认为，新孤立主义所谓“别国的战争不关我们的事”的观点使美国没有对波黑战争采取行动，导致科索沃冲突的出现。他指出，“60年前‘旧孤立主义’没有理解的东西，1999年的‘新孤立主义’也没有理解——一个地方的冲突能带来全球性的后果”[15]。
四
批评者认为，新孤立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错误是它忽视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经济动机， 纽约世界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杰明·施瓦茨（Beniamin Schwarz）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将国家的对外政策误解为只在“危险”来临时所作出的一系列反应，但事实不仅仅如此。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要创建并保持一个所谓“全球自由主义的经济王国”，而不是战胜苏联的威胁。他指出，“在历史上，为了保护国际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必须保证其他国家的安全，以便它们无需执行自给自足的政策或者组织贸易集团以改善它们的相对地位。”[16]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美国有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责任去保护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美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批评者指出，美国是一个大国，在海外有着广泛的商业与经济利益，美国军事力量在海外的存在能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共和党人马尔科姆·瓦洛普（Malcolm Wallop）坦言，美国军事力量在海外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施舍，而是要保护美国的利益”[17]。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对于美国来说，在试图保持全球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成为一个孤立主义的军事大国是不明智的”[17]。
针对诺德林格等孤立主义者关于用外交压力与经济制裁代替军事手段对付侵略者或“麻烦制造者”的提法，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方法需要盟国高度的协调一致以及目标国家容易屈服于经济制裁。而一个对国家福祉漠不关心的残酷政权往往能对经济制裁进行长时间的抵制。说到底，用武力或武力征服对付那些嗜好侵略、扩张的国家比采用其他手段更有效。
五
新孤立主义一再要求美国应撤回在西欧的驻军和原子武器，将北约交给欧洲人，让西欧承担自己的防务。反孤立者认为，鉴于欧洲形势的变化以及欧洲在美国安全政策中的重要地位，美国不能丢下欧洲不管。欧洲还需要美国的军事存在。首先，欧洲的力量均衡仍需要美国来维持。历史上，欧洲的势力均衡不断被打破，又不断重新确立。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被打破的欧洲均势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几乎无法维持。冷战期间，美苏间的均衡保证了欧洲40多年和平。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均势再次被打破。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德国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欧洲大陆惟一可以与德国抗衡的国家是俄国。但俄国因国内问题严重，一时难以在欧洲扮演一个积极而强有力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必要继续在欧洲维持力量均衡。其次，冷战之后的欧洲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安全问题。过去，由于面临着苏联的威胁，西欧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经济上也相互合作，加上美国在西欧霸主地位的存在，导致了西欧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而东欧在苏联的严格控制下也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局面。冷战后，欧洲分裂出许多国家，长期以来被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所压制的民族、种族矛盾不断爆发。德国的统一与强大，使欧洲其他国家感到不安。不少人预言，历史上两个敌对的大国德俄之间将会产生新的紧张关系。再次，俄罗斯仍有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苏联解体后，作为前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政局不稳定，民族矛盾加深，经济势力不断下降。但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军事遗产，它仍有能力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欧洲甚至世界事务进行干预。俄罗斯的核力量依然强大，有能力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美国尤其担心俄国国内改革失败后极右翼势力上台，俄可能重新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最后，尽管美国与西欧之间在冷战之后的矛盾在扩大，但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防务等方面互有需要，西欧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基于以上考虑，美国决策者们感到美国仍有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必要，因而极为关注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布什在对欧洲政策的演讲中强调：“我们决不会忘记，保持欧洲的和平就等于保持美国的和平。”[18]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说得更为直率：“对于我们的危险，我们已认识到，每当美国不在欧洲有所作为时，灾难往往随之发生。”[19]克林顿在访问欧洲时明确表示：“欧洲仍是美国利益中心所在，我们的安全核心仍是欧洲，这就是美国对欧洲安全和稳定的承诺仍像以往任何时候那么有力的原因所在。”[20]
六
孤立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冷战之后的美国同样需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由于亚太地区的崛起，亚太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美国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不得不对亚太地区予以高度重视。与在欧洲的情况一样，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美国需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稳定这一根本目标，相反，在亚太地区存在冲突与不安全的可能性要大于欧洲。第一，亚洲国家对日本不断增加的防务开支以及对政治大国地位的强烈诉求深表担忧。90年代初，日本海部首相积极提倡日本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为世界作贡献”。1995年宫泽首相强调“日本要为世界新秩序作贡献”的思想。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历史黑锅不应再背，“道歉外交”应该结束，“日本外交必须尽早从小国外交政策转变为大国外交”[21]。而亚洲国家对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犹新，对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表示不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发表评论说：“遗憾的是，与德国人不一样，日本一直掩盖与不坦白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的暴行及实施的恐怖行为。”[22]第二，一些分析家认为，在亚洲存在的最大威胁是日本与中国争夺主导权的斗争。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将在各个方面对日本提出挑战，从而导致更危险的冲突。尽管冷战后的中日关系重要性日趋上升，但相互的信任感日益下降。日本要员公开声称，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领土政策可能会成为亚洲不稳定的根源；一些舆论甚至大肆叫嚣“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对日本近年来具有进攻性的安全防务政策表示不安。第三，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少领土上的争执，如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对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争执；日本和中国之间关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日本和俄国关于北方四岛问题；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暹罗湾的争执；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等。第四，与欧洲相比，亚太地区的稳定缺乏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势力的均衡和多边合作的传统。在欧洲，德国的力量可以受到它的邻国法国、俄国以及英国的制约。而在亚洲，势力的不均衡乃是其“地缘政治地图的自然特征。日本的经济实力使周围邻国相形见绌，中国的强权同样与该地区许多国家明显的不相称”[23]。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美国国内许多人认为，美国仍有必要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干预亚太事务，在亚太地区扮演势力均衡者的角色，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与安全。美国学者卡拉汉指出：“冷战后东亚地区不稳定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不稳定缺乏固有的遏制机制，加强了政府内外的外交政策专家们这样一种共识，即美国应当保持它在该地区冷战时期的主导地位。”[24]布什政府的国防部次长保罗·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承认，美国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除了执行冷战使命外，一个长久的意图就是担当地区均衡者的角色并确保“没有单独哪一个大国构成军事上的明显优势”。他预言，“如果美国减少在该地区的义务……将会造成一个其他国家不得不或者觉得有必要去填补的安全真空，这样就会导致地区军备竞赛以及可能的军事冲突”[25]。
七
冷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之所以受到批评与抵制，并在近年内呈衰退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潮的影响。理想主义是美国的一个重要外交传统，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的委托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负有特殊的责任，即完成传播基督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的使命。它视美国为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是其他各国效仿的范例；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美国式民主推广到全球，维护世界的正义、进步与和平。理想主义贯穿于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之中。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渐强大，理想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伍德罗·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把理想主义外交推向了高峰；卡特上台后，大力推行人权外交，继承和发展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冷战结束后，理想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明显增长。冷战的结束使美国理论界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能力信心倍增。理想主义派指出，“冷战的结束为理想主义能同现实主义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26]。新的理想主义特别强调美国价值观的“可输出性”，认为推广美国价值观和民主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外交手段性[27]，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资本”[28]。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现在有能力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一个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2.孤立主义思潮主要是在美国社会的中下层有影响，而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统治集团基本上是反对孤立主义，倾向于全球主义或干涉主义的，这就决定了孤立主义很难落实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中去。布什政府是极力反对孤立主义，坚持美国在全球范围的主导地位的，因而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提出冷战后的美国应当冲破传统的现实主义框架，以支持美国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民主力量的发展为主要目标[ 29 ]。1993年，克林顿提出了美国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即“参与与扩展战略”。这一战略不同于冷战时期以军事安全为主要目标的“遏制战略”，它是以经济安全为主，包括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战略。“参与与扩展战略”强调确保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为此，美国应通过一系列有力措施，把对美国的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对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的对手；不允许任何地区控制在与美国为敌的强国或国家联盟手中；扩大美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等。从布什和克林顿政府的战略看出，冷战后的美国并无意退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去，冷战时期的全球干涉主义在冷战后得到了延续。3.美国学者认为，战后几十年，“全球干涉主义”尽管使美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美国国内也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但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主要表现在：西欧和日本的民主制度得到了巩固；最初在美国帮助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走向繁荣；最重要的是，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西方的民主制度得到扩展。所有这些无疑增强了美国对外干预的信心，助长了国内的全球主义、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抵消了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 4.美国经济自1991年4月走出衰退后，保持连续增长。与此同时，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逐年走低，失业率在1999年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30]。经济状况的好转，无疑使冷战结束之初处于热潮的孤立主义渐渐失去公众的支持。5.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的实力已相对下降，但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这种独特地位加上它独霸世界的野心，决定了它必然会对整个世界事务与国际政治发挥重要的影响。更关键的是，美国在海外有着重要的商业、经济与政治利益，相当多的美国人认为，在当今并不稳定的世界里，美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并保持在海外军事力量的存在，有助于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利益，有利于美国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安全。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美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仍将坚持全球干涉主义，保持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孤立主义很难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但在不存在外部对美国直接的安全威胁，国内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在美国早已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将继续存在，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1—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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