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对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倡议。2014年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由此可见，以优惠贷款为重要形式的援助方式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之意，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从顶层设计角度阐明了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关键要素，提及留学生、医疗援助在民心相通中的地位。① 2015年9月25日、26日和28日，习近平主席分别宣布，中国设立总额为200亿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设立首期为20亿美元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一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其中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在方式、规模、内容等方面日渐发生显著的变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谋求发挥建设性作用。尽管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是个重要方面，但是援助有效性与质量更为关键。 相比之下，国际援助界更加注重援助的有效性与质量，强调发展合作②的理念及其包容性与可持续性，鼓励有效伙伴关系建设，以应对减贫、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其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2005年2月28日至3月2日在巴黎召开了第二届援助有效性（aid effectiveness）高层论坛；2008年9月在加纳阿克拉召开了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2011年11月29日至2011年12月1日在韩国釜山召开了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④2014年4月15日，首届有效发展合作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高层会议（160个国家与40个组织参加）在墨西哥城召开，强调有效发展合作在满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重要性。 对外援助或发展合作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及其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必要手段与途径。例如，2010年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所制定的《四年外交和发展评估报告》提出了“发展外交（development diplomacy）”的概念。2012年7月31日，奥巴马政府明确阐释其优先事项、政策工具及其外交案例。由此，美国将对外援助纳入发展合作框架，超越了对外援助的传统意义。特别是在2011年7月，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围绕阿富汗问题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之后，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的重大援助投资助力“新丝绸之路”计划，确保项目直接服务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优先事项。美国国际开发署先后发布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别发展合作战略2013-2017》和《中亚地区发展合作战略2015-2019》。尽管《中亚地区发展合作战略2015-2019》吸纳了数项重大的总统倡议，如“哺育未来”、“全球气候变化”、“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与“全球医疗”，但是“新丝绸之路”计划为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指导，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与组织性原则。因而美国尽可能让这一合作战略的发展目标去匹配“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优先事项，即能源安全、经济增长与贸易以及国家善治。⑤ 在“一带一路”倡议主题研究中，中国学者特别关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制。黄河从公共产品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有益且积极的探索，他提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拉丁美洲基础设施的援助对区域经济合作的作用以及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需巨大的人力支援，但是并未明确谈及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作为区域公共产品的角色。⑥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所面临的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海洋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薛力等学者更多地从大国关系和丝路基金本身提出应对方法，并没有进一步以具体领域与手段的视角将对外援助纳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之中。⑦ 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对外援助在日本“丝绸之路”外交、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关键性作用。例如，冯维江提及官方发展援助在“丝绸之路”外交中的主要角色，但是并未提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援助机构在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中的作用。⑧如上所述，“美国不仅自己为丝绸之路倡议提供援助，也号召对象国、伙伴国、国际多边组织、国内外大企业参与其丝绸之路倡议的建设”。⑨即使笔者自己也仅仅从中国对外援助本身进行战略分析或论及其有效性与质量等问题，⑩仍然缺少明确地从“一带一路”等更宏大的战略背景思考与审视中国对外援助的变革与转型。 鉴于对外援助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柱及关键性角色，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原则、理念等的指导下更加有效地、战略地使用对外援助，提升自身对外援助的质量与效果。为此，中国既需要一如既往地发扬颇具特色的自身援助经验，也需要创新性地借鉴美国等国家对外援助或发展合作的成功做法。中国政策实践者应该不仅依靠卓有成效的传统援助方法，还要竭力创新性地完善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中长期的对外援助政策框架、战略规划、国别行动计划；更应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展以“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为形式的全球发展对话，以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又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设有效的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为此，笔者首先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战略文化视角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增长、政治、道德与社会四大目标及其辩证关系，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合作模式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新变化及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进而提出中国对外援助转型的未来路径。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 作为一项大战略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发展等多维度的概念，不仅涉及手段而且关涉目标。“大战略可简要地界定为行政决策者或决策机构追逐其国际政治目标的一般原则。它更像对外政策，但是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关注广泛的行为模式而不是具体决策。”(11)经济、政治、道德与社会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组成要素，而且具有相互构成性的特征，因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广泛基础的增长目标、政治目标、道德目标与社会目标。况且“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一项以强迫与控制或霸权与干预为基础的战略，而是以合作与劝说为基础的战略，呈现出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合作原则、合作重点等的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日渐在规模、方式、内容等方面发生转型。 （一）“一带一路”倡议及其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增长、政治友好、公平正义、社会相知为战略目标，以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政治勇气与战略智慧将中国国内发展与全球发展联系起来，实现战略沟通，消除战略猜疑，增强战略互信，奠定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 第一，经济增长目标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与根本目标，否则其他目标都无从谈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增长目标将会为中国、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从而奠定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共同和平发展的物质基础。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抛弃对“一带一路”倡议粗浅的“经济主义”(12)或经济决定论的解读。事实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单纯是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因而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主义”论调划清界限。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一项中国对外总体政策的行政纲领与政治行为，正确的政治或战略目标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必需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目标并不是征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剥夺其政治自主性，也不是为权力而努力，而是以维系与缔造和平、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政治目标，维系与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友好关系、战略伙伴关系，践行结伴而非结盟的新型外交理念，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构建公正、合理的地区性政治与安全秩序，兑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承诺。因而从根本上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或战略目标是以政策沟通等方式塑造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平发展的集体意志(13)和有机的政治关系，是巩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支点。 第三，传统上，国家往往在其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控制其他国家。从权力使用的方式来看，“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4)从权力使用的效果来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15)“一带一路”倡议恰恰有别于胁迫、控制的旧国际关系方法，寻求以劝说、说服为主要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正确义利观与国际公平正义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道德目标，竭力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特别是坚定支持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义薄云天”。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都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道义责任与角色；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所追求的国际公平正义的道德目标是与共同发展的增长目标相联系的，而且共同发展的增长目标本身也蕴含着平等等道德维度的内容。 第四，国际关系是以特定的社会力量或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第一位，还是（逻辑上）基本的社会关系第一位？毫无疑问社会关系位于国际关系之前。”(16)本质上国际关系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中国对外关系是以各种跨国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明确的社会目标，必须将中国民众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民众纳入政策框架之中。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将民心相通作为其建设的社会根基，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7)而非市民社会为落脚点，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落脚点。如果没有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无法切实形成真正的集体意志与务实行动。“一带一路”倡议寻求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地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并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友好关系扩展到大众阶层。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四项战略目标是辩证的、互补的、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寻求经济、政治、道德与社会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与完整结合。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必须牢记四项战略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能机械地割裂或曲解四者之间的关系，最终才能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总轮廓。许多学者从产能合作、战略关系等维度审视“一带一路”倡议的做法仅仅是一种分析性区分（analytical distinction），事实上无法否定“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性与全面性。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在资金、分布、方式、领域、举措等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将向“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倾斜，(18)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对外援助在援助规模、实施框架等方面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步入转型阶段。(19)“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新的方向、原则、领域、优先事项等，加快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还更加突出基础设施、气候变化、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安全能力与和平建设等重点领域。特别突出的是2014年中国将减贫纳入对外援助工作范畴，不仅同非盟共同发布了《中非减贫合作纲要》，而且提出了第一个东亚减贫合作倡议。 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乃至中国整个外交议程以及对外政策中日益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所强调的扩大留学生规模以及合作办学、医疗援助与应急医疗救助等方面，更体现在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发展峰会等多边论坛或双边场合等场合对对外援助的承诺、论述和态度等方面。2013年8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强调卫生援外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2013年10月24-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出席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是2007年论坛举办以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参会并作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中国始终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规划中，对外援助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待于提高并应具体落实到政策实践之中。 一般而言，成套项目建设和物资援助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丝路基金与亚投行是两个中国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的主要支柱。(20)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2013年设立的中国一欧亚经济合作基金、2014年成立的丝路基金、2015年设立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意味着以基金为主要形式的投资方式今后将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与引擎。2015年4月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丝路基金、三峡集团与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作为首个投资项目，丝路基金入股由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为巴基斯坦吉拉姆河科洛特水电站等清洁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多边援助方式也将成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建构地区性援助治理体系的积极尝试与大胆探索，也是中国参与多边援助的新模式。对外援助是地区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然而亚洲地区的援助治理机制并不存在。尽管亚洲开发银行是东亚乃至亚洲地区重要的地区发展银行，但是其在东亚国家对外援助方式方面并未扮演协调性角色。那么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以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尝试建构地区援助治理机制，对目前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援助架构进行有益补充，有助于提升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全球援助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民间组织日益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等事务中。在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特大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救援队，开展灾情排查和需求评估，提供家庭应急箱、棉被与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援助，开展供餐项目。除中国国际救援队之外的蓝天救援队、蓝豹救援队等20余家中国民间救援组织也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21)此外，中国政府援外机构也日益加强与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帮助其进行能力建设。事实上，2014年所提出的东亚减贫合作倡议是中国首个政府对外减贫援助项目，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个国家成为第一批重点合作国家。在项目实施中，中国商务部开始尝试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其参与该倡议并加强其能力建设。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中国与一些“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不仅签署了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且尝试中长期三方合作的新方法。尽管2015年7月9日批准的《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并未具体提及三方发展合作的概念，但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有益尝试，只是仍需进一步将发展合作纳入三方合作优先和重点领域。此外，中国还在阿富汗和平重建与经济增长方面深化中美阿三方对话，在东帝汶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方面加强中美东三方发展合作，在尼泊尔震后重建等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开展能力建设合作。 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的转型仍是以自身经验与知识为基础的，继承了中国对外援助的良好传统与历史。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援助比以往更注重亚洲地区，但是中国并不会削减反而会逐步增加对作为中国对外援助传统重点地区——非洲——的援助。在援助方式上，援外医疗队和志愿者、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减免受援国债务等方式仍会在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援助中扮演独特的作用。中国仍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坚持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对外援助工作，适当以三方合作为补充。 三、中国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 中国对外援助是“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其增长、政治、道德与社会目标的有效手段，能够以“阵地战”而非“运动战”奠定民意基础以及构筑战略共识。“一旦一项对外政策战略从威胁或武力使用（胁迫）的方式转向和平变革，那么实现这一结果的最精巧的手段是经济劝说。”(22)中国通过对外援助以经济劝说或激励、道德说服等方式的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以抽象方式赋予“一带一路”倡议以具体内容、形式及实践意义。对外援助为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在战略对接、互联互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与政策实践的同一性问题。 （一）中国对外援助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战略目标 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强调援助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必要性，表明援助在满足经济增长目标所提供的资金方面的重要角色。其中基础设施援助事关经济增长，符合发展合作的原则。“资金问题最为突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努力是做不到的，只有广泛建立伙伴关系，心往一起想，劲朝一处使，才能不断取得积极成效。”(23)基础设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领域，那么丝路基金、亚投行、中国政府2011年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基础设施的融资与投资机制将会有效地解决“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基础设施融资问题，有助于消除贫困与饥饿，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增长目标。 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是，向受援国提供其他资源以影响受援国的政策选择或其他行为。这些资源或许被用以维持援助国所赞成的现行政策，或被用以改变受援国的行为或政策。(24)对外援助相比消极制裁并不太具有威胁性、强制性，因而心理上更有效，而且彼此并不以威胁相待。对外援助的使用也催生了积极的感受，从而外溢到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中。“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25)“惠”，就是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同时也使中国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中国对外援助在知识、经验、实践等方面以示范等方式有别于西方干预型援助，从而有助于确立援助与发展的知识与道德领导，(26)从根本上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道德目标。 中国特别致力于以债务免除、低息与无息贷款等物质方式激励“一带一路”沿线的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社会化”(27)的方式塑造好朋友、好伙伴的身份。南亚三国（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东南亚三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中亚一国（阿富汗）、西亚一国（也门）为最不发达国家。亚洲10个内陆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富汗、不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蒙古国、尼泊尔、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欧洲内陆发展中国家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共和国和马其顿。亚洲国家还有东帝汶、马尔代夫。太平洋岛国包括斐济、萨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库克群岛、汤加、纽埃等发展中国家。(28)例如，2014年9月中国宣布未来5年为南亚国家提供2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由此，对外援助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合作新模式的必要手段，有助于奠定中国与沿线国家政治友好合作的经济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是全球性问题，如地区冲突、传染性疾病、水资源、自然灾害、粮食危机、能源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对外援助手段有别于军事或外交手段，往往以非胁迫的方式提供道义支持。对外援助“往往传递出对他国需要的同情与关切，然而消极制裁往往传递出漠不关心或敌视的印象”。(29)更关键的是，“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30)戴维·拉姆斯登（David Halloran Lumsdaine）认为，援助并不太以援助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为基础，更多地取决于人道主义信念。(31)事实上，中国对外援助自始至终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动机，寻求解决教育、医疗、福利、气候变化等民生问题。以医疗援助为例，“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66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医疗队员2.3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2.7亿人次，得到了受援国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普遍赞扬”。(32)上述民生议题领域的援助实践有助于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道德和社会目标。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具体作用 1.政策沟通 对外援助相比消极制裁或许更能够使中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模仿的对象，因而会促使沿线国家的认知、规范、政策发生变化，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中国与沿线国家以援助方式的政策沟通涉及各国的法律与监管制度、公共管理、经济治理等国内政治经济不同维度。例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特定的脆弱性，源自其内部冲突、政治动荡及其气候条件。为了克服这些脆弱性，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不仅急需人道主义援助，而且需要法治、治理、和平与稳定等发展方面的稳定基础。 为此，中国对外援助虽然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为特点，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学者与实践者应该赋予其新的内涵与理解。以笔者观之，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做法更多地涉及受援国国内竞争性政治以及领导人选举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观，然而治理与监管等新的行政议题并不属于任何政治条件的范畴。在对待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原则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坚持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即“政治与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33) 以东帝汶为例，2011年东帝汶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力图使其到2030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寻求促进三大重要领域，即社会资本、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社会资本发展包括改善教育、卫生、社会融合、环境与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基础设施发展包括道路与桥梁、水与卫生设施及其港口的建设与维护、电信与电力的改善，经济发展包括农业发展、石油工业、旅游与私人部门投资等。此外，东帝汶的《战略发展规划》近期强调对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个领域的大量投资，特别是强调加强东帝汶国立大学（UNTL）等高校建设以开展人力资源培训。那么中国对东帝汶的援助若聚焦于东帝汶的实际需求，关注基础设施、教育与卫生、农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则有助于中国与东帝汶的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 2.互联互通 中国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以此促进贸易与投资。因而，基础设施援助将在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2014年11月8日，中国与孟加拉国、老挝、蒙古国、缅甸、塔吉克斯坦、柬埔寨、巴基斯坦在北京举行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方高度重视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部署。只有让大家尽早分享到早期收获，‘一带一路’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34)中国合理安排无偿援助、无息贷款资金，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等贷款融资优势，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互通建设不仅涉及交通、信息交流与能源网络，而且包括贸易、投资与服务的便利化，更涉及旅游、教育与文化方面的人员交往。“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35)对此，时殷弘认为，“要注意大力渐进性地构建‘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牧业、医疗、学校、零售商业、扶贫等各方面。它们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有关言辞和行为举止要具备有效的‘软权势’，或者说广泛、深入和‘润物细无声’的影响”。(36)由此，中国将加强互联互通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与沿线国家人力资本建设。例如，“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37)诸如此类的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援助将加快沿线国家“软性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的互联互通建设。 3.民心相通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而且以医疗队的方式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将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双边、多边合作奠定民意、社会与文化基础。“一项优秀的大战略必须有足够强健和经久的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支持，必须有同样足够强健和经久的国际吸引力或广泛的国际可接受性，否则不仅缺乏追求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的大战略手段或资源，而且妨碍大战略本身的生存和贯彻。”(38)近来中国对外援助更加强调发展质量，注重改善“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衣食住行等民生议题，积极构建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ered）的援助模式。“住所、衣著、再生产和饮食一起，都属于社会生活的要素之列，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正是以最明显、最广泛（就是说群众性的）的方式在这些要素中表现出来。”(39)例如，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为支持巴基斯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无偿援助，用于联邦直辖部落区重建和巴基斯坦关切的民生项目。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与模式下，中国将会不断加大教育援助、医疗援助、公益设施援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力度，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应急救灾等领域的发展与能力建设，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教育援助方面，中国主要援建教育设施项目，培养师资力量，支持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增加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名额。“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40)特别是中国将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援助，这不仅有助于沿线国家教育的发展，而且有助于加强彼此的友谊与相互理解。再者，“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41)在医疗援助方面，中国援助设施和设备，派遣医疗队，提供传染病防控援助等。 对外援助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缩影，而且“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论及援助手段的基本问题。对外援助所体现的经济劝说的效用，特别是经济激励的使用是中国政府寻求和平发展的有力工具。“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要求必须节省使用资源。节省资源是战略的一个基本要求。战略目的应该以尽可能最经济的手段去谋求实现。”(42)由此，中国对外援助是着眼于未来的投资（an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以最经济的手段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对外援助是“一带一路”倡议相对独立的对外政策工具，表达着中国和平发展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意图，然而其关键在于对外援助使用的目的与方式。因而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合作模式分配资金，进而提高其有效性与质量。 四、中国对外援助转型的未来路径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援助决策者理应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切实以中国对外援助作为有效手段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增长、政治、道德与社会目标，在政策框架与战略决策上符合与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五大战略特点，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落实到中国对外援助与发展合作之中。 （一）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 鉴于自身国情、受援国的需要和全球发展的时代变化，中国需要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对外援助政策。1964年，中国所提出的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等八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石。(43)1982年，中国所提出的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强调中国与受援国的实际需要及其各自自力更生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对外援助更加注重“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44)尽管几经完善与调整，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内容几乎仍局限在帮助受援国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平等互利与共同发展、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等方面。很显然，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无法满足当前中国对外援助中丝路基金、亚投行、南南援助基金所体现出庞大资金池的分配及其“一带一路”倡议四大目标的需求。 以“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契机，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规划与外交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一带一路”倡议中政治合作、经贸合作并列的三大支柱之一，进而以此确立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或发展合作政策框架），(45)阐明全球发展的趋势、自身国家利益、基本原则、基本政策、操作原则以及能力建设六大部分，将评估政策、预算政策、监管政策等纳入政策框架之中。在量力而行、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等原则下，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别应该适当增加援助有效性与质量、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公共行政、环境与治理、受援国所有权（recipient country ownership）、反腐等原则与内容，尤其是将“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丝路基金、亚投行、中国一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纳入政策框架范围之内。 （二）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背景下，对具体援助事务的应对和处理无法替代对外援助战略的设计和规划，否则中国对外援助的具体行为就无法满足或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目标。笔者曾经指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需要关键在于改进分散化的组织，完善明确的战略目标，按照战略需要分配援助资金，协调对外援助领域的国家—企业—社会之间的关系”。(46)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能力也包括战略规划能力，依据力所能及、量力而行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 中国迫切需要制定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47)以明确援助目标，阐明“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全球发展挑战及其机会等，将中国援助战略与政策、援助倡议（如东亚减贫合作倡议）、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援助战略、援助评估战略等纳入战略规划之中，充分反映“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交通、能源）、贸易畅通（投资便利化、产能合作等）、民心相通（留学生与合作办学、医疗援助等）等方面的优先事项与重点领域。 （三）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以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战略规划为方向，以中国外交优先事项为导向，中国理应尽快确定一些“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国别援助行动计划，(48)阐明沿线国家的政策、经济条件、治理、气候变化、发展优先事项等挑战与机会，以发挥其引领和示范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以周边为基础，以周边外交为立足点，以民心相通为关键。从中国外交的优先事项来看，同中亚各国的关系、中蒙关系、中巴关系是优先方向，斯里兰卡处于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斐济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由此，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首先确定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以及斐济、巴基斯坦五国的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中加强民心相通的政策措施与重点领域。以斯里兰卡为例，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应该包括基础设施、卫生、农业、教育、气候变化、人道主义危机等领域。 （四）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价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大幅增加了对外援助的金额，扩大了规模与范围，战略性地使用对外援助以形成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了提高对外援助的有效性与质量，中国急需改进对外援助评估机制，有效地评价援助政策与项目。”(49)援助政策或项目评价涉及国别援助评价、优先事项评价、援助方式评价、部门项目评价等，客观合理的评价有助于衡量援助的有效性及其结果，包括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从而为援助决策者与公众提供有效信息，改善援助管理。(50)“正确地评估战略和政策行为的结果，是大战略优化、修改和校正的一个关键，也是真正有益地吸取战略经验教训以利长远未来的一个关键。”(51) 中国援助政策决策者不仅关注宏观政策评估，更应关注项目评估，以便受援国当地民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对此，中国应该将影响评估（impact evaluation）方法应用与推广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援助项目的评估之中。影响评估意指衡量由干预所导致的发展结果的变化的方法，是以因果模型为基础的，需要可靠且强有力的反事实推理以控制或解释可观察变化之外的因素，分为准实验（quasi-experimental）与实验两种类型。(52) （五）推进公私伙伴关系 公私伙伴关系不仅得以广泛地应用于国内行动或项目中，而且也被用于对外政策领域，以培育、加强外交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将伙伴关系界定为与非政府伙伴的协作性工作关系，彼此共同决定目标、角色与责任，着力推进贸易、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具体政策议题上的国家利益，满足海外慈善、教育与人道主义需要，促使伙伴从对外国政府与公众的直接援助中获得社会与经济收益。(53)公私伙伴关系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援助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那么中国需要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公私伙伴关系在沿线国家援助合作领域的应用，以此支持与推动私人部门、民间组织、教研机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援助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不仅以此利用私人部门的创新性以及重要商业资源，而且向社会民间组织、大学等提供资金与补贴以提升其援助能力建设，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而形成社会合力，从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增长等目标。“从实际情况评估看，各方面对此认识差异很大，财政上对此的支持力度不够，国民素养和能力亦受到限制，社会的自组织形态（‘非政府组织’，所谓NGO）处于不发达状态。”(54)由此，中国商务部、外交部等可以设立中国民间组织项目，具体分为民间组织伙伴关系项目、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和平建设项目、安全能力项目等，也可提供资助由民间组织或大学主办培训研讨会和讲习班，试点支持中国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 （六）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为全球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共同发展的理念将自身发展经验与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应该倡议“共同发展伙伴关系”，践行“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新模式，使其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对外援助，而且涉及贸易、私人投资、技术等工具与资源，以此确立一种包括传统援助形式与非传统援助形式的新型援助观。为此，中国应该将“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定位为一项为期5年的双边行动计划，重点关注可持续与包容性农业发展、教育及其政府奖学金、疾病防控及其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气候变化、应急救灾五大领域，可以选择中亚塔吉克斯坦、东南亚柬埔寨、南亚孟加拉国作为首批伙伴国。 （七）深化三方发展合作 三方发展合作已经成为对外援助领域新的重要趋势，有助于提高援助有效性，充分利用不同援助方的资源、知识与经验。(55)除了南南合作之外，中国正致力加快三方发展合作以增加中国在国际援助与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参与度与参与能力，先后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非多边教育合作信托基金、新西兰等试点开展三方合作，(56)积极研究同丹麦等国家的第三方合作。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国应该以中俄蒙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等为依托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三方发展合作，尤其是积极开展与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三方发展合作，因为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哈萨克斯坦正从受援国转向援助国，已经向阿富汗提供了有用的援助，包括向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印度也日益成为重要的新兴援助国，并非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而且中印正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中国需要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为依托加强与东盟及印度尼西亚等成员国的三方发展合作，深化同新西兰在联合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推进三方合作，共同帮助南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包容性，中国将会加强与美国、英国、欧盟、北欧国家和其他金砖国家的沟通，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医疗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的沟通与协调，分享知识与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美两国在尊重受援国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多边开发银行等途径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合作，根本上而言以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国际开发署2015年9月25日签署的《中美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基础，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粮食安全、全球卫生安全、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多边机构等方面共同致力于消除贫困及实现全球发展等共同目标。(57) “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政策与实践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应该嵌入跨越国际关系的社会进程与互动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寻求以合作与劝说的方式吸引沿线国家积极参与而非以强制与控制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对此，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与文化传统、全球可持续发展及其挑战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与行动规划，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总体性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 由此，中国决策者应当进一步提升对外援助或发展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与政治合作、经贸合作并列的三大支柱之一，从而以此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与民意基础。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与政策实践本身应当力求趋向“一带一路”倡议的增长、政治、道德与社会目标，满足“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 为此，中国需要继续完善与丰富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以及中长期的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影响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模式、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三方发展合作，以此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中国对外援助行政管理改革，以政治勇气与战略智慧扩大区域性援助与多边援助的份额，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事项，努力为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①《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http://news.sina.com.cn/c/2015-03-28/140031655780.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3日。 ②发展合作是国际关系中相对较新的概念，而且发展合作的动机与目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参见Stephan Klingebel,Development Cooperation:Challenges of the New Aid Architecture,London:Palgrave Pivot 2013。 ③Heiner Janus,Stephen Klingebiel and Sebastian Paulo,"Beyond Aid:A Conceptual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27,No.2,2014,pp.155-169. ④具体要点，参见Emma Mawdsley,From Recipients to Donors: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Development Landscape,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2012,p.40。 ⑤USAID,"Reg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2015-2019," p.12,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it/iles/documents/1861/RDCSCentralAsia.pdf，登录时间：2015年8月15日。 ⑥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38-155页。 ⑦李骁、薛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及其应对》，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7期，第50-64页。 ⑧冯维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90-93页。 ⑨赵江林：《战略方向与实施路径：中美丝绸之路倡议比较研究》，载《战略决策研究》，2015年第3期，第5页。 ⑩白云真：《如何有效推进中国对外援助》，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5日，http://www.cssn.cn/bwsfdz/201408/t20140815_1292671.s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11)凯文·纳里泽尼著，白云真、傅强译：《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2)葛兰西认为，经济主义包括放任的自由主义、理论工团主义及其他形式，其追求直接私利的假设应当适用于历史的各个方面。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128页。 (13)在葛兰西看来，集体意志意指“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积极意识、真实感人的历史戏剧的主角”。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93页。 (14)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8页。 (1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7页。 (16)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39页。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18)http://intl.ce.cn/sjjj/qy/201412/10/t20141210_4087113.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12日。 (19)Naohiro Kitnao,"China's Foreign Aid at a Transitional Stage,"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9,Issue 2,2014,pp.301-317. (20)林坤达：《一带一路与中国国际关系》，http://www.taiwansecurity.org/files/archive/405_lcf8ccd7.pdf，登录时间：2015年10月23日。 (21)《尼泊尔地震牵动四方中国海外救援力量初长成》，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05-19/7286288.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8日。 (22)Patricia A.Davis,The Art of Economic Persuasion:Positive Incentives and German Economic Diplomacy,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9,pp.5-6. (23)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http://www.zgdsw.org.cn/n/2015/0116/c218988-26399334.html，登录时间：2015年7月25日。 (24)Helen V.Milner,"Why Multilateralism:Foreign Aid and Domestic Principal-Agent Problems," in Darren G.Hawkins,et al.,eds.,Delegation and Agenc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11. (2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32页。 (26)2015年10月11日，李小云教授以“新的全球格局下的中国对外援助：新的发展知识、制度、实践”为题的演讲对笔者这一观点颇有启发，特此感谢。对于中西对外援助的差异，参见刘毅：《关系取向、礼物交换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71-94页。西方援助的干预方式包括条件性、对话、促增长、减贫，参见Aidan Cox,et al.,Europe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Poor,New York:St.Martin’s Press Inc.,2000,pp.41-42。 (27)社会化为规范变迁的三个阶段之一，在其前为劝说，在其后为习惯。具体参见Maths Fi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8,pp.887-917。 (28)http://unohrlls.org/，登录时间：2015年9月28日。 (29)David Baldwin,"Power of Positive Sanctions," World Politics,Vol.24,Issue l,1971,p.32. (30)王文锦译注：《大学中庸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31)David Halloran Lumsdaine,Moral Vis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32)习近平：《习近平会见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http://www.zgdsw.or.cn/n/2013/0819/c21898822612471.html，登录时间：2015年7月25日。 (33)弗兰克·古德诺著，王元译：《政治与行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34)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http://www.zgdsw.org.cn/n/2015/0116/c218988-26399334.html，登录时间：2015年7月25日。 (35)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http://www.zgdsw.org.cn/n/2015/0116/c218988-26399334.html，登录时间：2015年7月25日。 (36)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153页。 (37)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http://www.zgdsw.org.cn/n/2015/0116/c218988-26399334.html，登录时间：2015年7月25日。 (38)时殷弘：《全球性挑战与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39)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267页。 (4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337页。 (41)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26页。 (42)时殷弘：《全球性挑战与中国》，第137页。 (4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44)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变化及其“大援助”概念，参见张永蓬：《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7页。 (45)2011年，美国首次制定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政策框架2011-2015（The USAID Policy Framework 2011-2015）”以阐明其发展合作的重要优先事项，涉及国际发展与国家利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核心原则、六大全球趋势、操作原则、重要发展目标、制度能力建设以及展望未来七大部分。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70/USAID%20Policy%20Framework%202011-2015.PDF，登录时间：2015年6月15日。 (46)白云真：《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5期，第87页。 (47)2014年4月2日，美国国际开发署与美国国务院一起制定了其2014-2017年度的战略规划，确定了五大战略目标，即加强美国经济范围及其积极影响、增强美国对外政策对其战略挑战的影响、力促低碳转型、以加强市民社会的方式保护美国核心利益、促使美国外交与发展方式的现代化。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it/files/documents/1868/State%20USAID%20Joint%20Strategic%20Plan%202014-04-02.pdf，登录时间：2015年6月15日。 (48)2011年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已在亚洲14国、非洲17国、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10国、欧洲6国分别实施《国别发展合作战略》（Countr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Strategy）。https://www.usaid.gov/resulta-and-data/planning/country-strategies-cdcs，登录时间：2015年9月25日。 (49)白云真：《21世纪日本对外援助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7期，第61页。 (50)美国、日本、挪威等传统援助国比较关注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例如，2003年日本制定了首份《官方发展援助评价大纲》，迄今为止已制定了8份，涉及评价目标、标准、日本外务省评价体系及其评价方法等内容，特别是政策的相关性、结果的有效性、进程的适当性。 (51)时殷弘：《全球性挑战与中国》，第143页。 (52)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70/IE__Technical_Note_2013_0903_Final.pdf，登录时间：2015年9月28日。 (53)"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Getting Started," http://www.state.gov/s/partnerships/releases/or/2009/121660.htm，登录时间：2015年6月15日。 (54)王逸舟：《创造性介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55)Cheryl McEwan and Emma Mawdsley,"Tr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Power and Politics in Emerging Aid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43,Issue 6,2012,pp.1185-1209. (56)《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57)《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300767.shtml，登录时间：2015年9月28日。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中国援外论文; 中欧关系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合作原则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