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微[1]2003年在《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服饰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之一，包括人类从头到脚的一切服装与妆饰。一般来说，服饰具有叁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保护身体；第二个功能就是美化身体；第叁个功能就是社会标识作用。人类穿用服饰受时空变迁、物质基础、思想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服饰文化。 《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由绪论、古代汉族女性服装概述、古代汉族女性妆饰概述、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的人类学研究、古代汉族女性服饰文化特征和结语六部分组成。 绪论对服饰、服饰文化和人类学视野的服饰文化做出界定，回顾前人服饰观念和研究成果，概括出古人对服饰具有政治、标识、教化、美化、实用等功能的主流观念，总结出前人服饰研究成果的认知、应用、文化研究叁个层面。本文在前两个研究层面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参照古人对服饰的主流观念，以汉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对相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期、分类、分型，梳理出古代汉族女性服饰发展变化的脉络，克服以往考古学研究对考古文物资料重“物”轻“文”的现象，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为视角，展开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的历史民族学和考古人类学研究。 第一章——古代汉族女性服装概述，将古代汉族女性的服装分作发祥期、形成期、定制期、完善期四个阶段和主服、首服和足服叁个类型。第二章——古代女性妆饰概述，划分出女性化妆和配饰两大类别予以描述，将女性化妆史的历程划分为萌发期、成长期、成熟期、传承期四个阶段和面妆、眉妆、唇妆叁部分来概括论述；将古代汉族女性的发式分为披发、剪发、编发、椎发、角羁、发鬟六种类型，并对发饰和理发工具也做出了分类；将古代女性配饰归纳为耳饰、颈饰、手饰和腰饰四类逐一论及。古代汉族服饰概述是为古代汉族女性服饰文化论述搭建的背景与基础。 运用人类学理论对古代汉族女性服饰进行阐释是本文的探索性研究。人类学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时，有多种学派和理论。本文分别采用人类学的文化符号象征理论对“凤冠”这一象征女性至高身份的符号进行解释；采用“通过仪式”的理论对“盖头”这一女性人生的着重符号进行解释；采用性别理论对“五服制” 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中的两性关系进行解释；采用功能理论对女性装饰心理进行解释；采用文化变迁理论对唐代女性妆饰鲜明的时代特征进行解释，来反映古代汉族女性服饰文化的丰富内涵。 基于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和丰富文化内涵，本文将其文化特征总结归纳出多样性、时代性、象征性和民族性的四个特征。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的多样性依托于多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以及染织工具和技术的发展水平。由于汉民族发展历史的漫漫历程，女性服饰始终与各个时期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紧密关联，形成风格各异的时代性。女性服饰不同色彩、纹饰运用，表现出中国文化深厚的象征意义。古代汉族女性服饰文化的民族性也表现在多方面：端庄典雅、悬垂飘逸的宽衣体系，表现出汉族追求神韵和中和的审美趋向：服饰作为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男女授受不亲”和“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以其完备的衣冠制度和宽衣形制，把男女通过“服”隔离开来：妆饰，尤其是化妆游离于礼制控制边缘。古代汉族女性通过这一相对于“服”较为自由的手段来表现追求美的天性和展现个性，并使封建社会主宰者——男性赏心悦目，实现两性的亲近。因此，古代汉族女性服饰具有两性隔离与亲近的双重性。 通过论述，本文得出服饰文化研究的结论——服饰是流，文化是源。对于古代汉族女性服饰文化的命题和研究，不仅是女性文化的研究，更是人类文化的研究。它带给我们的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跨越时空的思考。
王媛[2]2013年在《卓尼县觉乃藏女性服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是觉乃藏族的女性服饰，觉乃藏族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境内的一支特殊的藏族支系。该族的女性梳着叁根粗大的辫子，当地人形象地称她们为“叁格毛儿”。她们不穿藏族传统的袍服，却保持着清代满族的服装形制，穿着“考子”（长袍）并外罩“库多”（短褂，同马甲），头戴“徐茹斑玛”或是“沙茹帽”，腰系丝织或毛织的腰带，脚蹬连把腰子鞋，内穿红色阔腿裤。在觉乃藏女性的服饰中保留了藏族服饰文化的审美和本质，还有着古代羌族的文化元素，同时受到汉族服饰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样特殊的服饰形式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觉乃藏人生活的地方，自古是许多民族、兵家必争之地，且在汉族、藏族的边界地带；第二，觉乃藏人生活在卓尼县境内地势相对较低，气候相对温暖的洮河流域；第叁，卓尼从明代开始实行了长达约530年的政教合一制度；第四，卓尼县境内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然而正是这样别具一格的民族支系，她们的女性传统服饰正面临当今时代的巨大冲击，因而对于该民族支系服饰的研究迫在眉睫。这不仅是因为对它特殊性的研究能为其它多民族交融区的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提供借鉴、参考，还因为这种小而有特色的民族服饰未来发展方向的课题本身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
邓雅[3]2008年在《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文中提出从古至今,婚礼都是人生中的大礼,婚礼服在婚礼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我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创造了无数绚烂多彩的服饰艺术,而汉族女性婚礼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服饰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本课题通过对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溯源,归纳了古代汉族女性婚礼服服制特征和文化内涵,详细分析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种种演变,自周代礼服的出现,婚礼服应运而生,经历秦汉唐宋的发展,汉族女性婚礼服在明清达到一个高峰,在人们生活中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婚礼服体系。汉族女性婚礼服在各个朝代、时期都有所差异,但这种差异仅仅是一种缓慢自然的演变。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使我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服饰文化也开始受到西方服饰文化的剧烈冲击,民国短短的几十年是汉族婚礼服面貌变化极大的一个时期,也是汉族女性婚礼服大变革的第一个时期,而后新中国的成立,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汉族女性婚礼服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此为第二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后的科技日益进步,文化传播日益便捷,又一次西风东渐引起了我国汉族婚礼服的第叁次大变革,本课题在阐述了近现代时期汉族女性婚礼服这叁大变革之后,还分析了这个时期导致汉族女性婚礼服重大演变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婚姻礼俗、文化交流、审美追求等内在动因。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平时穿着西式服装已成为世界各族人民的主流,然而世界上许多民族很好的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服饰,如印度女人的莎丽,日本女人的和服,尤其是婚礼这样人生至关重要的场合之中,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还是会选择传统服饰来举行婚礼仪式。而近年来人们对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和回归,增加了人们对民族传统婚礼服的重视,保留和弘扬婚礼服的民族特色被提上议程。本课题的婚礼服创新实践部分,仅为抛砖引玉,旨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使女性婚礼服设计从我国传统婚礼服文化背景出发,对西方服饰设计理念进行吸收和同化,总结和整理出女性婚礼服设计的独特思想和独特之处,并通过创新设计实践为女性婚礼服创新设计提供借鉴。
孙清[4]2014年在《云南富宁县汉族女性传统服饰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云南省富宁县汉族女性传统服饰为研究单元，从富宁县汉族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入手，探讨富宁县汉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心理因素与其服饰的关系；以服饰现状为切入点，通过对清末民初相关服饰的梳理、与周边主体少数民族服饰的比较，呈现出富宁汉族女性在特定时空中独特的服饰风貌；探析富宁汉族女性传统服饰美学在形制、色彩、图案方面的体现以及深层的文化内涵，最后对社会转型中传统服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几点见解。云南富宁汉族女性服饰经历了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并且与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地融合，既保留着明清服饰的形制，又不断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的装饰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服饰文化体系。服饰是一种审美符号，它除了御寒蔽体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审美意义，服饰的发展变化是人的审美追求的外在显现，富宁汉族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规律离不开服饰美学思想的转变。本文重点从服饰美学的角度，透视富宁女性汉族传统服饰的美学价值以及汉族人们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希望从中找出一些可以让我国服饰美学研究者以及服装设计者借鉴的经验，推进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论文从富宁汉族女性这一特定群体与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关系视角切入，剖析了服饰作为时代的反映，它反映了一个族群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这样的研究涉及社会学、文化史、心理学等多领域；服饰美学是美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既与哲学相联系，又具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因此，富宁汉族女性传统服饰文化的研究，实质上是吸取其他学科有益成果基础上的一门综合探讨。
邢乐[5]2016年在《近代中原地区汉族服饰文化流变与其现代传播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弱化了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原有农耕文明构建下庞大的中华民间文化即将消散。近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促进了我国服饰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但国内学者往往对特殊地域的少数民族服饰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对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占主导地位的中原汉族民间服饰研究却明显不够。服饰是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视觉语言,是被符号化的文化传播媒介。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氛围促使中原地区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交融多样的服饰文化遗产,是凝结我国璀璨民间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当今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宝贵财富。对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的研究,不仅可以透过其流变现象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与地域文化特征,同时考析服饰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属性及与社会变革的相互关系,为当下传统服饰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提供经验参照。本文从以中原汉族民间服饰为研究对象,选取近代这一时间段,通过大量服饰传世品实物分析,结合地方史志、近代报刊杂志、着作、论文等文献资料考证,探讨了服饰形制、材质、色彩、装饰、图案等艺术特征以及典型礼仪服饰的流变,借鉴传播学、符号学原理,探究了服饰的媒介属性、文化传播机制以及近代中原民间服饰文化传播方式变革与服饰流变的相互关系,并结合中原传统服饰文化传播现状,提出其传统服饰文化现代传播策略。主要结论如下：(一)以广大农村为主的近代中原民间着装多沿习明清服饰上衣下裳的旧制,呈现中西杂糅、缓慢西化的状态。服饰种类丰富,造型变化多样,具有“重缝纫,轻裁剪”、“重配饰、轻服装”的特征。利用图像处理技术提出了基于Mean-shift聚类分析的传统服饰实物图像主体色彩检测方法,中原地区民间服饰倾向于玄、赤、青叁色,图案配色多遵循题材本身色彩,采用“色彩推移”的色彩搭配原则：刺绣、缘饰等装饰工艺拙质朴实又清新秀丽,兼具南北刺绣特色：服饰材料以棉、麻、丝等天然纤维为主要原料,因服装形制与着装场合的需要,选材差异性明显。(二)中原地区汉族民间服饰习俗与信仰保留完整,礼仪服饰款式稳定。近代中原汉族民间礼仪服饰主要包含诞生、婚嫁、丧葬叁种类型,诞生礼仪服饰寓意趋吉避害,子嗣繁衍昌盛的传统观念。婚礼服饰受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的影响,中西合璧、移风易俗的现象明显。丧葬礼仪服饰遵循“丧服,以辨亲疏,葬服,以佑后代”的民俗文化内涵,体现中原重伦理、孝道的传统观念。服饰色彩、图案、刺绣等艺术形式是表现中原服饰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不仅富有地域性的审美取向与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同时注重人际间与代系间文化传播的伦理教化意义。(叁)近代中原汉族民间服饰变迁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服饰形制、色彩、装饰图案等外在表象更加丰富,服装搭配方式多样,着装行为及选择自由度空间增大,逾制之风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是影响近代中原民间服饰流变的重要因素,其中政治因素起到引导作用,经济为服饰流变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近代以来逐渐平等、民主的文化传播环境是促使服饰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四)服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是物质实体、符号指代与信息要素叁个层面合一的媒介。服饰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具有传播内容丰富、传播效果及时直观、传播方向时代差异性明显、传播方式多样的特征。传播方式由传播关系和传播工具构成,近代文化传播主体更加多元,由封建统治阶层、皇宫贵族转向政治人物、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社交名媛等群体。报刊、杂事、电影等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是影响中原汉族服饰文化流变的重要因素。(五)日新月异的媒体技术改变了原有传播方式,并逐步构建着新的文化格局,服饰文化传播由大众媒体时代逐层传播转向由点到点、由点到面及由面到面的网状传播。根据接触服饰信息的层次重新划分了受众类型,指出在当今消费社会,消费者是服饰文化传播的核心推动力,传统服饰的实用性是影响消费者接受度的重要因素；最后,结合中原传统服饰文化传播现状,提出以服饰文化传播受众即广大消费者为核心,培养文化自信,促进消费增长是传统服饰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有效途径。
包安琪[6]2017年在《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服饰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千百年来,蒙古族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东亚温带大草原上创造了悠远而灿烂的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的漫漫征途塑造了蒙古民族如雄鹰般矫健、若烈风般粗犷、而又像敕勒川草原一样豁达开朗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而这一切,又都凝缩在了蒙古族的传统服饰当中。试看,那“昼为风衣,夜为衾褥”的蒙古袍,正昭示着蒙古族在游牧生活中“随物赋形”、“随形赋用”的自然心态与豁达性格;那因携带餐刀而佩饰了各色兽头图海(刀挂)的腰带,正象征着蒙古勇士矫健、粗犷而雄浑的游牧文化气质;那因串列无数珊瑚珠、绿松珠和珍珠而光华夺目的“达罗勒嘎”(头戴)与“细勃格”(练垂),正折射出蒙古女子“我从草原来,心花开不败”的刚毅与温婉品格。所以,蒙古族传统服饰是蒙古儿女所创造的草原文化的独特承载体,是悠远民族精神的象征物,也是草原先民留给当代蒙古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是一本凝聚了草原数千年人文风采的无字史书,正有待当今的蒙古儿女去品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涌入草原大地,青年一代蒙古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象征工业时代审美观的简约线条、紧身立体的造型以及挺拔的棱角感,悄悄转变为他们服饰审美的全新趣尚。而传统服饰,则已被大部分青年人看作过时的“明日黄花”而束之高阁了。这样就导致了传统服饰的传承危机,更确切的说是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危机。实事求是地说,文化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服饰审美观念的变革是服装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无视这一点必然沦于抱残守缺的盲目境地。然而,服饰审美观念的变革也不能一味向着形式统一化、样式新奇化的方向发展,那样只会让服装或者沦为奇装异服或者是难以展现穿戴者精神气质的“单纯遮风避寒用具”。然而,如果要在工业时代绽放出服饰独特的个性风采,却有一条捷径,那就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服饰文化的沃壤,汲取民族服饰的艺术营养并将其与现代服饰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有机融合为一体。这样,就能设计出“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应万变,万变而不离文化根基”的特色化现代服饰了。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问题研究”为课题,选取经典案例,来探析在当前文化环境下改良、发展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思路、方法和规律。之所以选择女性传统服饰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传统女性服饰样式繁多、色彩鲜艳,相对男性服饰来说,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更能彰显出艺术生命力。为了探本求源,本文将首先梳理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历程,从中归纳出“右衽”、“对襟直领”、“长坎肩”、“开衩裙服”、头戴、练垂、镶边、腰带等形制和工艺,是蒙古族传统服饰中经受历史洗礼而最具文化生命力的元素,并指出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应以继承和变通运用这些形制和工艺元素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后,将结合各种优秀的蒙古族女性改良设计服饰案例,来归纳、提炼出结合现代“叁维服饰”设计理念来改良、发展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方法和规律,借以展现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形制和工艺元素在当前文化环境中的强劲生命力及其可发展性。
刘君为[7]2011年在《北魏鲜卑族服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隋唐以后的常服,是受到北魏鲜卑族服饰影响而形成的。因此,北魏鲜卑族服饰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孝文帝改革后,北魏鲜卑服饰明显受到了中原汉服的影响,同时,汉服也反过来受鲜卑族服饰的影响。两者在相互影响融合中趋同,当时流行于南北朝的袴褶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而这种带有明显汉服因素的袴褶出现流行正是在北魏鲜卑族服饰中。建国后,北朝服饰的研究工作一度比较滞后和薄弱,与国内不断高涨的古代服饰研究热潮严重脱节。可喜的是,随着近20年来北朝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北朝服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北朝服饰史。在孝文帝改革的影响下,鲜卑服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朝以后的服饰都是以北魏变革后的服饰为基础的。因此,北魏服饰可以说对整个北朝服饰的发展意义非凡。目前,对北魏服饰进行过研究的主要有黄良莹、宋丙玲等人,他们对北魏服饰的研究着眼于整个北朝时期,研究方法主要是典型性研究,对于鲜卑族本民族着装独特的发展脉络缺乏关注,忽略了北魏当时着装的民族性。为了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以及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北朝服饰及其发展脉络奠定基础,本文针对北魏时期鲜卑族服饰的着装进行研究。由于鲜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古代文献中对鲜卑族服饰的记载十分有限,北魏鲜卑族服饰的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墓葬资料和佛教造像。因此,笔者首先对鲜卑族北魏考古资料进行大规模的收集。其次,在掌握大量北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研究,筛选出能反映北魏鲜卑族着装的有效资料。第叁对考古资料中出现的人物进行分类,从北魏不同身份的人物穿着入手研究,宏观地研究北魏鲜卑族服饰的款式与种类。最后,通过统计学的方法计算出北魏不同时期不同服饰的流行度,对北魏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流行服饰研究北魏前后鲜卑族的着装变化,得出鲜卑族服饰发展脉络和汉服对鲜卑族服饰的影响。
张娅雯[8]2015年在《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近代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古以来女性在服饰文化中承担着服饰的制作者及工艺传承者的重要角色,女性的服饰品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女性首次以主体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社会变革与女性角色转变对服饰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段时期是中国女性文化与服饰文化的转型期,女性服饰文化呈现出多样性趋势。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服饰文化中社会性别观念形成、性别文化塑造及我国传统文化性别符号化,探究性别视野中社会民众的审美意识、社会身份、自主意识等观念与服饰演变的关系,通过对汉族女性服饰的形制、主题、装饰、图案,穿着方式等考察女性的审美观念,服饰中的符号、象征等所昭示的社会身份、等级,探讨近现代汉族女性服饰的变革、改良、发展与两性的自然、社会间关系。文章主要从女性身体塑造,社会角色,思想意识叁大方面结合服饰进行研究,首先身体是女性文化的重要表现,女性在身体塑造方面,通过束胸缠足等对自然身体的改造和装饰方法将外形适应于特定时代下女性美的观念,承载着女性审美的符号意义；其次,在生活方面,女红是传统女性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形式,也是女性群体生命情感的象征,女红通过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和商品化的实用价值使得女性在家庭中具有了经济地位,随之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最后,伴随着时代发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入进行,推进了女性身体的自我认识,它影响了女性思想、审美、自主意识等多方面观念,也改变了女性服饰选择和个人形象的塑造。近代中国女性服饰逐渐突破了封建等级的制约,呈现出传统与创新的碰撞又结合发展的总体趋势。现代女性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女性文化历史发展的延续,女性要在自身发展中克服传统女性文化发展中的弊端,摒弃那些在长期男性社会的压抑下形成的落后观念和行为方式,保留了女性善良,勤劳,聪慧等优秀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关于服饰工艺的传承研究,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把握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适应未来女性文化的发展特点,让这些理论研究成果成为现代女性文化建设中的有用之物。
褚艳[9]2017年在《民国四川汉族女性服饰风俗演变研究》文中指出服饰风俗作为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物,不仅反映出一个时代与地域的社会状况,也是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因而对服饰风俗的研究意义重大。研究服饰风俗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又对现代服饰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四川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不仅诞生过众多历史名人,在这片巴蜀大地上也孕育着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与风土民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自然与历史因素的差异性,四川服饰自古便丰富多样,其中女性服饰行为与心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产生、发展与变革更是对巴蜀古老文明的一种反映与传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近代以来特别是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的日盛,四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特别是新兴生活方式在四川社会的蔓延,这些都对四川女性服饰风俗影响巨大,无论是服饰样制、颜色、做工还是各类配饰、妆容都出现了新旧杂糅的混合性特征。本文以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式,选取1911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通过对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女性服饰风俗的整体介绍与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其服饰风俗发生本质改变的便是等级制度的衰落与男女服饰的平等。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面对女性日益时髦翻新的穿着打扮时,四川社会仍有守旧势力的强大阻碍,城乡、贫富间的风俗差异依然显着,女性也有其各自身份的服饰表现,一些传统服饰信仰与禁忌也有所变化。此外,文章还通过对比来分析四川内部及与其他地区的服饰风俗差异,可以看出四川既有其特殊的女性服饰风俗,也与中国的整体服饰风俗潮流相适应。在文章最后,还分析了四川女性服饰风俗在民国时期发生嬗变对四川经济、对四川女性生活、对世界服饰潮流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四川社会女性服饰风俗的研究,既描绘出了狂风巨浪中四川社会的种种剧变,也展现出四川女子的精神面貌,谱写出四川女性的民国风情。
秦燕燕[10]2012年在《我国汉民族女性婚礼服的发展与创新设计研究》文中指出汉民族是我国最庞大的主体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沉淀下了深厚而绚烂的服饰文化，中国汉族女性婚礼服是其中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国服装历史文化中的精髓。本课题客观的总结了古代汉民族女性婚礼服的服装形制、图案纹样和艺术内涵，分析了传统女性婚礼服的变革发展，随着朝代的更迭，婚礼服应运而生，从周代开始经历了秦汉唐宋的演变，在明清时期到达了发展的顶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已基本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婚礼服饰体系。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我国传统女性婚礼服遭受了重大的变革，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服饰文化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民国时期也是传统汉族女性婚礼服受到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变革，影响至今，从此西方服饰形态和服饰文化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服饰审美、着装观念等。此后新中国成立，成功的推行了新的服饰，其改变并不依靠政府法令，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力量日益壮大，西风东渐再一次引起了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第叁次变革。与此同时，本课题还分析了导致传统女性风格变革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交流、审美等内在因素。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西式服装俨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流，但是在世界各国有许多民族完整的保存了传统服饰，如印度女人的莎丽，日本女人的和服，特别是在婚礼这样人生最重要的时刻，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自己民族的传统婚礼服饰举行婚礼。近些年来，复古思潮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感受和认同，加强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归属感，也引起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婚礼服的重视，继承和发扬婚礼服民族特色的行动被提上议程。本文的创新实践部分是通过整理和归纳现有的服饰资料，从我国传统汉族婚礼服的文化背景为出发点，总结出我们传统女性婚礼服设计的创新思想和方式，并将为女性婚礼服创新设计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D]. 罗微.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2]. 卓尼县觉乃藏女性服饰研究[D]. 王媛. 北京服装学院. 2013
[3]. 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D]. 邓雅. 江南大学. 2008
[4]. 云南富宁县汉族女性传统服饰文化研究[D]. 孙清. 北京服装学院. 2014
[5]. 近代中原地区汉族服饰文化流变与其现代传播研究[D]. 邢乐. 江南大学. 2016
[6]. 蒙古族传统女性服饰的改良问题研究[D]. 包安琪.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7
[7]. 北魏鲜卑族服饰研究[D]. 刘君为. 东华大学. 2011
[8].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近代汉族民间服饰文化研究[D]. 张娅雯. 江南大学. 2015
[9]. 民国四川汉族女性服饰风俗演变研究[D]. 褚艳. 西华师范大学. 2017
[10]. 我国汉民族女性婚礼服的发展与创新设计研究[D]. 秦燕燕. 北京服装学院.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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