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北论文,延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3-0016-14
拙文《“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②已经对1935年陕北肃反作了粗浅研究，本文是其续篇。
陕北肃反发生后，中共中央初步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当事人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向相关领导部门申诉，要求重新审查陕北肃反。更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思想上、政治路线上开始逐渐确立新的评判标准，进而开始用新标准审查过去政治路线，最终否定了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为陕北肃反问题的重新审查提供了政治前提。因此，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召开了西北高干会，陕北肃反问题作为重大的西北党史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议。这些新决议从政治上完全否定了1935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关于肃反“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基本定性，认为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应该完全否定。新决议还在政治上完全为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组织上，新决议继续深入追究陕北肃反当事人的责任问题，除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外，与肃反有各种联系的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负责人也都被追究个人责任，受到严厉的政治批判和组织处分。决议还在组织上对原陕北肃反受害者落实政策，在此基础上，一批原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开始在工作中逐渐受到重视。中共七大后，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平息对西北高干会决议的分歧，统一认识，接着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对西北高干会的结论进行再次肯定，继续批判了对西北高干会决议不满的各种言行，并将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载入中共纲领性指导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此以后，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的重要结论保持了相当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陕北肃反争论在1935年中共中央初步裁定是非曲直后不久就发生了争论，期间矛盾还多次激化，直到延安整风召开“西北高干会”，中共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以及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③，再次维护西北高干会的决议，直到1953年“高饶事件”前，是中共中央第二次和第三次集中解决陕北肃反的阶段④，而第三次即西北历史座谈会又是西北高干会的“继续”，因此可以作为一个以西北高干会为中心的独立部分加以区分和研究。其次，就陕北肃反的政治结论而言，这一时期也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完整的单元。陕北肃反争论从拉开序幕，到“高饶事件”前，争论问题的政治结论主要是在西北高干会，“议”出了主要的基调和基本的共识，其前后两部分时间段内发生的相关事件，基本可以分别归为西北高干会召开的背景原因和延续发展部分。
关于延安整风期间及其前后陕北肃反的争论，随着当事人的不断回忆和学者们基于原始档案的持续研究，远去的历史逐渐清晰。《朱理治传》⑤提供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披露了朱理治在关于陕北肃反处理的两次关键会议上的经历，该书引用了许多现在尚未公开的史料，对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张秀山所著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⑥，更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回顾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历史，揭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高岗传》⑦以传主高岗的一生为线索，记述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历程，广泛涉及陕北肃反不同阶段的处理和对当事人政治浮沉的影响。还有在一些传记、回忆录等作品中对陕北肃反在1935年肃反发生后至1953年“高饶事件”前，都有零星介绍和部分回忆，这都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对于这个时期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研究，现在还是非常初步的，尚未真正地深入。究其原因，一方面，关于这个领域在资料上尚未有效开放，仅靠一些零星的资料，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开展，因此未能有重大进展和突破；另一方面，延安整风期间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关系到党的一大批重要领导人的历史功过问题及许多党的重要文件的事实基础，有着很强的现实关联性，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政治上引起波澜，给研究者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故而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条件。
笔者在查阅了一些档案，并对相关的著作进行了一些基本梳理，搜集到了部分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比较核心的史料，诸如高岗在西北高干会上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上《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全文文本，任弼时、习仲勋、张秀山、贺晋年、马文瑞、朱理治、郭洪涛等的发言记录，感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一方面对于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在学术上也想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一、陕北肃反重新审查的原因
中共中央在初步解决陕北肃反遗留问题时采取的措施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维持和肯定陕北肃反所谓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只是强调在执行中有扩大化和极端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又迅速纠正肃反的错误政策，释放了西北根据地领导人，实质上给予平反。这种矛盾的政策导致了争论的不断出现甚至激化。
陕北肃反之所以会再次被作为焦点，重新审查，与当事人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很大关系。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26日、30日，分别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两个文件，初步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这两个文件对陕北肃反的定性是认为肃反是“必要的”，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只是在解决具体遗留问题时，处理了直接负责肃反的领导人聂洪钧、戴季英等，释放了被关押的受害者。这些远远没有完成对陕北肃反的处理，遭受肃反迫害的当事人一直对肃反结论不服，通过各种途径向有关部门申诉，领导肃反的当事人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言行，这些都使得陕北肃反的争论持续不断。
陕北肃反得到初步解决后，肃反领导者、执行者与受害者双方还在不断的斗争，矛盾越来越尖锐。“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还是有‘严重右倾’。”⑧“在当时，由于党中央忙于战事和处理重大问题，西北‘肃反’冤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肃反’事件的负责人借此机会颠倒是非，蒙骗中央领导，凭借掌握的一定权力，在组织上继续排挤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军队和地方干部。”⑨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张策获释后，时任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还对他说：“那时候我认为从关中来的大都有问题。”张策还认为郭洪涛还将肃反中的一些重要责任诿过于他人。⑩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李维汉后来回忆也承认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11)
陕北肃反处理到这个程度，自然难以弥合受害者的创伤，只能不断激起他们的愤慨。1936年初，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经过神府苏区见到了老战友张秀山，张秀山回忆：“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倾分子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志丹是一位以大局为重、对人宽厚的同志，他很少对工作、对同志的什么事情表现出愤慨。但是对‘左’倾错误执行人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对同志的残害，他很气愤。”(12)“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接二连三传来原西北红军领导人阵亡的消息：先是原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27军84师师长杨琪同志，在东征途中攻打绥德县岱王庙战斗时牺牲；接着是志丹；不久又传来原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同志也在东征战场上牺牲了。这些噩耗撞击着我的心，他们都是经受多年战火考验，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可是他们牺牲时，身上还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罪名，这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很难容忍。这时神府苏区与陕甘宁根据地之间被敌人重兵封锁隔阻，我无法向党中央诉说这一冤情。”(13)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率部东征时，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遗体运回陕北后准备举行追悼大会，“上级指定由马文瑞(时任新成立的陕北省委秘书长——引者注)为刘志丹写一个简传。对于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大体了解。为了准确无误，他到中央组织部去查阅刘志丹的档案。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在刘志丹的干部登记表上竟写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等话语。”(14)
由于陕北肃反的影响，许多陕北肃反受害者，在现实中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张秀山回忆说：“1937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一次苏区党代表大会。担任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给我发来电报：要神府苏区在党政军民中派出五名代表去参加会议，指名要我留在神府主持工作。我看了电报，感到奇怪，为什么不要我去参加会议？后来，听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代表们到后，一听情况，就很有意见。原因是在选代表的问题上，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把一些不该提名的人提出当了代表，而对在创建苏维埃斗争中有成绩、有能力的人没有提，像习仲勋、王世泰等同志。应该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让参加，不是代表的改为代表参加，对这种作风，代表们当然不答应。之后，才又把一些同志补了进去。会上，郭洪涛等同志还写了个肃反解释小册子，推卸责任。出席会议的很多代表对郭1934年回陕北后的一些重大错误，并不太清楚，尤其是他在肃反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搞明白。郭洪涛当了边区党的书记。”(15)还有的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陕北肃反受害者张策后来回忆说：“特别是分配我们工作的大权，还掌握在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手里，我能安心工作吗？因此，我在1937年底中央党校结业后就离开了陕甘宁边去，回到陕西做地下工作去了。”(16)
在这种情况下，肃反受害者对当年肃反领导人的斗争也就日趋激烈。“五月十五日，习仲勋与张策等人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出席了延安城内二道街礼堂举行的陕甘宁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习仲勋当选为执委。在大会上，习仲勋和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等多数代表，对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过去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但代表还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继续选举他担任特区党委书记。”(17)张秀山回忆说：“1937年8月，中央调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我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时，便忍无可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请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中央调查后，1938年在蓝家坪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位负责人，调整了他(应为郭洪涛——引者注)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工作。”(18)当时在陕北苏区工作的李维汉也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19)在延安时期，有的受过迫害的刘志丹的战友还愤愤地对刘志丹的女儿说：“你爸爸什么都好，就是太让人了，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这一点你可不要学。”(20)
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开始全面审视自己在十年内战时期的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这个时候作为具有重大争议的陕北肃反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在对陕北肃反的实情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开始处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启用陕北肃反中受到迫害的当事人担任重要职务，这也算是中共高层尤其是毛泽东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陕北肃反错误的表现。高岗等在陕北肃反期间受到迫害的西北干部被逐渐重用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真正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即从政治上否定肃反所谓的“必要性”，全面给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那还需要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必须是中共中央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土地革命后期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只有彻底否定过去的政治路线，才能重新评价陕北肃反问题，进而否定过去的结论，重新作出新的决议。中共中央高层的路线之争，尤其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挑战，促使中共中央必须面对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必须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进行彻底的检讨，这样才能回击王明的挑战，统一思想，共同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更大“聚力”的作用。这个过程恰恰为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解决在高层受到重视提供了机遇。
二、对1935年陕北肃反政治结论的否定——西北高干会
西北高干会是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全面解决西北历史根据地遗留问题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原来关于解决陕北肃反的决议被彻底否定。会议进一步清算了陕北肃反的责任，为陕北肃反期间受到各种迫害的当事人平反昭雪。
西北高干会是在延安整风全方位检讨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后期路线正确与否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召开到1943年1月14日结束，陕北肃反问题是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延安整风运动既为中共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路线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为陕北肃反的重新审查创造了前提条件。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对土地革命后期路线的全面否定，就不可能有西北高干会以及随后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对陕北肃反的全面“翻案”。另一方面就是陕北肃反之所以能重新审查并且彻底平反，与肃反受害当事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中共中央为了解决陕北肃反争论问题，在西北高干会前做了相当的准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曾经作过初步结论，由于当时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因此决定(1935年11月26日，《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引者注)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认识有局限。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认为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于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入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21)
西北高干会在延安整风期间是极其重要的会议。《任弼时传》记载：毛泽东说：“高干会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任弼时也说，高干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22)但是在现在面世的许多著作对西北高干会都只有简单的概述，缺乏具体的介绍。究其原因：“虽然西北局高干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但由于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研究如何评价与高岗关系密切的西北局历史。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就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鲜有涉足的问题之一。”(23)
《毛泽东传》说：“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24)《高岗传》就这次高干会集中力量“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这三个重大问题和会议的准备、过程等做了简要介绍，但是关于对陕北肃反的重大影响，基本没有涉及。(25)《刘少奇传》简单介绍说：“西北高干会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召开的。这是延安整风整顿党风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26)《陈云传》说：“十月十九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西北局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而成，委员名单是由任弼时和陈云商定的，并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那次会议还决定成立由任弼时、陈云、康生、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组成的解决过去边区党内关系委员会。西北局高干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组织的整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延安的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多人。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余人到会旁听。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七整’，即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由于要讨论的问题比较多，而且比较复杂，会议开了近三个月，到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结束。”(27)《习仲勋传》则这样记载：“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28)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载：“整风中期，我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会议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开始，至翌年一月十四日结束，开了近三个月。任弼时主持了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西北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边区党的领导问题，今后边区的工作任务问题。出席会议的共有二百六十人。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贺龙也作了报告。会议期间，共有四十六位代表发言。我也主持过会议，发过言。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重分清路线是非，反对纠缠细枝末节，较好地达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批判郭洪涛、朱理治同志，有过火的地方。”(29)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以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传记、回忆录等材料在对西北高干会宏观定性上观点基本一致，都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在延安整风期间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次会议的具体内容，尤其是作为这次会议重要内容的处理西北党史重要遗留问题的陕北肃反争论，由于涉及问题比较敏感，与现实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等原因，到现在尚未真正展开有分量的专题研究。
不过，汇集众多零散资料，详加考辨和整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与陕北肃反有联系的有分量作品的出版，还有笔者掌握的部分档案资料，使“还原”这次会议具备了一定的可能性。
在西北高干会上，陕北肃反遗留问题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和交锋最激烈的部分。“会议前半段主要是总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该苏区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会议后半段提出开展‘五整’，即整党、整民、整政、整军、整关(系)。”(30)1942年“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接连十一天，讨论原陕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这是思想斗争最为剧烈的阶段。”(31)当时参加会议的张宗逊回忆说：“会议的一个议题，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王明‘左’倾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干部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们排斥刘志丹等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推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使边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过去由于边区党内缺乏强有力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不能从理论上澄清问题。这次很多代表是亲身参加过两条路线斗争的，对照整风文件着重检查思想和作自我批评，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32)
西北高干会开始不久，“高岗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要清算边区党在中共中央未到陕北以前，内战时期后期历史上的争论问题，以自我批评精神来检讨历史和现状。”大会主席团接受了这个提议。11月4日、5日左右，西北高干会开始讨论关于边区历史问题。“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印发了一部分当时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言论，加以对照，一下子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对过去的错误路线及其代表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犯错误路线的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在讨论中，提出了边区历史上的错误肃反问题，以及个别同志的‘个人品质’问题，但没有能把历史问题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进行总结。11月17、18两日，高岗在会议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讲演，指出‘边区党这一段历史争论问题，不能把它孤立的只看作是肃反错误的问题。主要是属于路线问题的争论。’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33)
高岗在高干会上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总结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问题，对一些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定了政治基调。“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3万多字，分六部分：(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个结论：(甲)边区党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乙)‘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上的来源，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组织上的来源，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丙)革命家的品质。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丁)思想斗争问题。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34)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岗所作的《边区党的历史检讨》中点名严厉批判了朱理治和郭洪涛。“在第三部分的最后两节是：《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与反郭斗争(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朱理治‘左’倾机会主义与反朱斗争(一九三五年五月至十月)》。”“第四部分《肃反事件》指出：肃反是‘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继英四人主持与策划下’进行的，‘朱理治、郭洪涛应负第一等的责任’。”(35)报告还指出：“二十五军是带着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到陕北的，‘二十五军到来也是促进这次肃反事件爆发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素’。”(36)
1942年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37)的长篇演讲，他在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尤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作了广泛的联系和有针对性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对朱理治和郭洪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毛泽东讲：“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情况，懂得了历史。”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斗争时，指出：“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的机会主义。整个内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争。这三个斗争是什么对什么？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对不合乎马列主义的原则这样的几个路线作斗争”。他认为这三次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做结论。我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并认为全党的路线斗争和西北高干会的结论“是相同性质的”，区别主要在于一个是“全党的”，一个是“西北的”而已。他批评朱理治、郭洪涛执行的是“假马列主义”、“机会主义”。他对朱理治、郭洪涛的“错误”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他分析指出“朱理治那一套在这里能出卖呢，居然有些人信他的”，主要是当时广大党员“在理论上很弱”。毛泽东强调党的“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毛泽东认为“清算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损害党、损害革命”，这是“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陕北，自以为也是领袖，而群众并不承认他们是领袖”。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还有许多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肃反中所犯错误的点名批判，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征引相关内容。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11月21日、23日《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演讲中对刘志丹、高岗等原陕北肃反的受害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在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哪个根据地的干部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的中央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他在讲话中，多次表扬刘志丹、高岗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楷模，对革命工作是“一条心”，并且明确指出，陕北肃反是错误的，对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最后，在讲到西北根据地历史上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时，毛泽东说：“群众承认的领袖是高岗、刘志丹等等许多同志。”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为陕北肃反中的受难者平了反，他说：“杀了二百四十个，杀的是什么人呢？杀的是马列主义者，杀了二百四十个马列主义者，很好的马列主义者被杀掉了。再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没有杀的及，大呼一声‘刀下留人’”。(38)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作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是对高岗在高干会议上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高度肯定和有力支持。
西北高干会在经过激烈争论，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报告为陕北肃反定下政治基调，毛泽东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又对高岗的结论进行了肯定和理论上的总结，1935年11月26日，由张闻天指导的党务委员会处理陕北肃反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的结论从根本上被否定，关于陕北肃反审查的新结论呼之欲出。
“高干会议在严肃的气氛中，本着‘是就是，非就非’的求实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干部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39)“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任弼时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的‘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十二月十二日，会议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40)最后，“任弼时感慨地说：‘如果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这种痛苦的经验教训，在这次陕北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中也可以得到一个明证。”(41)
12月12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中央根据十月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与红军，另一方面是以朱理治、郭洪涛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的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坍塌。……假如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了这一错误肃反，且判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做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缘故。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决议》做出了四项决定。第一项为：‘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朱理治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郭洪涛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朱、郭两同志在三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还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诚意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第二项是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第三项是撤销原中央党务委员会的决议，并指出：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第四项为：‘委托西北中央局向过去在错误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并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42)
对《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当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西北局工作的任弼时在高干会即将结束之际的演讲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阐发。在1943年1月7、8和9日，任弼时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任弼时强调：高岗是‘公认的西北革命人才、革命领袖’”；“以高岗同志为首脑的西北局，应该是很健全的西北党的领导中心，一定可以建立起强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任弼时“就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指出：产生错误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执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也就是“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党内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路线’；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品质恶劣’，就是说他们的‘党性很坏’。因此，‘他们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43)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指出：陕北“肃反”“是王明路线登峰造极的产物，是政治野心家想篡夺西北党政军的领导权，他们逮捕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高级干部，杀害了200多名优秀干部，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策划‘肃反’的人负有主要责任。”(44)
西北高干会后期及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高岗在高干会上作的《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对西北党史及其核心问题陕北肃反所定的基调做了肯定和宣传。在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说：“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折磨，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5)西北高干会结束不久，“1943年6月25日，中共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46)
在西北高干会召开前，对陕北肃反中的受害者以及相关的受到牵连人员的平反工作是在实际工作中慢慢展开的，高干会期间和之后这种平反工作达到了高潮。最著名的就是陕北肃反中受到残酷迫害的刘志丹受到中共的大力宣传和高度肯定，被正式树立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的杰出代表人物。“1936年，党中央应广大群众要求，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一九四一年开始兴建陵园。一九四二年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纷纷题词，高度赞扬刘志丹对革命工作的丰功伟绩。(47)诱发肃反发生的重要当事人，肃反前被红二十五军错误处决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也得到了平反昭雪。“1945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将张汉民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48)
西北高干会从政治上改正了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做出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完全否定了陕北肃反有其“必要性”的结论，充分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强调了刘志丹、高岗等原陕北肃反受害者是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历史地位，批判了朱理治、郭洪涛等陕北肃反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明确指出他们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对参与肃反的当事人进行了处理，朱理治、郭洪涛受到了严厉的处罚，程子华等也受到批评。西北高干会相关结论不仅对当事人以后的政治浮沉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纲领性政治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重大影响。但是，西北高干会上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在当事人中并非没有分歧，在似乎风平浪静表面的掩盖下，新一轮争论正在悄然酝酿。这次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远的大会并未能彻底平息关于陕北肃反的争论，这直接引起了新的一次进一步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会议——西北历史座谈会的召开。
三、巩固西北高干会的成果——西北历史座谈会
西北高干会的召开再次以新的政治标准重新衡量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对影响重大的陕北肃反也进行了再次定性处理，但是这并未平息党内的纷争，尤其是关于肃反责任的争执依旧余波难平。为了彻底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中共中央在“七大”闭幕后不久又委托专人负责召开了西北历史座谈会。西北历史座谈会全面肯定了西北高干会的相关结论，对陕北肃反期间重大历史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清理，对与西北高干会结论不符的言行进行了批判，巩固和加强了高岗为核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北历史座谈会是西北高干会的“继续”。
西北高干会上对陕北肃反的解决并不彻底，原有的分歧仍有影响，甚至影响到党内的团结。西北高干会后，陕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等重大原则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正式结论。但是，在《决定》中，又指责郭洪涛等人是‘有意陷害同志’。所以被处理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觉得委屈，对这次结论并不完全接受。”(49)为了彻底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中共中央委托朱德、任弼时、陈云从6月26日至8月2日(50)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解决西北历史问题。“党的七大闭幕不久，党中央决定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基础上，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学习七大精神中，讨论历史问题。”“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原因是有人对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有不同意见，对西北党的历史有另一套说法，否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部分七大代表和一些西北的干部中引起争论，造成了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1945年7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座谈会。”(51)“西北党史座谈会，也可以说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继续，或者说是延安整风的深入。”(52)
中共中央郑重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与西北高干会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的争论未能平息有直接的关系。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与任弼时的直接主持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则就过去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但是问题仍未根本解决。(53)郭洪涛回忆说：“在接到有关文件(这里指《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引者注)的第二天，我即向中央党校我所在的支部的书记张启龙同志谈了我对陕北历史问题和对我个人结论的保留意见。”“1944年11月，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时……党支部审查了我的历史问题，其中包括我在陕北错误肃反中的责任问题。关于我在错误肃反中的责任问题，支部从程子华同志给党中央的电报和在审查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材料中证实我不是肃反主持人，是反对逮捕刘、高、张的。支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重新审查。”(54)“作为西北出身的老干部阎红彦，一直对当时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决议持不同看法。”(55)阎红彦认为：“在整风运动期间，高岗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谋取更高的权位，他施展权术，编造谎言，篡改历史欺骗中央，他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到处吹嘘自己，提高自己”；在一系列关于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甚至产生了激烈的争执，而这些争执许多又是陕北肃反产生的导火索。因此，在西北高干会上，“高岗利用总结西北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组织力量，批判斗争阎红彦。阎红彦不畏权势，面对面和高岗展开了斗争。”而且，“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举行。阎红彦被推选为大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七大’选举了高岗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时，高岗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闭幕之后，阎红彦本着党员的忠诚，就高岗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主要意思是：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不可信任，望中央注意。”(56)在“遭到误解批评”后，“阎红彦仍不屈服，再次向中央陈情：‘高岗品质恶劣，不可信赖，请中央记录在案备查。’”(57)因此，为了继续平息争论，就有必要再次召开专门会议解决这些争论。
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当事人再次就西北根据地的历史问题，特别是陕北肃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激烈争论。“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58)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干部也讲了话。这些讲话都揭发批判朱理治和郭洪涛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进行错误肃反的罪行。”(59)7月10日，朱理治在会上发言，“他详细地叙述了到西北工作的经过和陕北肃反始末，承认错误，说清事实。在他发言的过程中，前半段无人提出质询。”“在朱理治说道‘不欢迎中央红军’问题时，只有高岗插了话。”在关于是否迎接中央红军问题上，朱理治认为是策略问题，而高岗认为是朱理治个人品质问题。(60)经过诚恳检讨，“朱理治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欢迎。”(61)郭洪涛则受到参会人员的尖锐批判。任弼时在讲话中指出“郭洪涛的政治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宗派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主观主义的，个人品质是极端恶劣的”，并且给他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警告他如搞翻案，“就开除党籍”。(62)“中央领导同志归纳大家的意见说郭洪涛欺骗中央达七年之久，十次之多，郭当时也承认这一事实。”(63)任弼时在座谈会上再次总结发言强调：“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都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64)向中央反映高岗“问题”的阎红彦也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批评”(65)。“最后，康生出面说：‘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66)在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程子华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批评，当程子华检讨说：“我们对肃反犯了盲从的错误”时，当时就有人批评他说“你虽然盲了，但总是从了”。(67)
“西北党史座谈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会同志本着整风的精神，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充分发扬民主，进一步澄清了西北党的历史问题，思想得到了统一，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人员总结说：革命历史中心“就陕北来说，历史中心不在西安，不在绥德、米脂，中心在梢山里，因为梢山出了马列。”“西北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再次对陕北的‘左’倾错误进行批评。座谈会经过认真讨论，再次澄清了西北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是非，维护了《党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此文件应为：《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引者注)。”因此，“西北党史座谈会，也可以说是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继续，或者说是延安整风的深入。”(68)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历史座谈会基本上是对西北高干会相关结论的再次肯定，加之召开时间比较短，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在很多党史著作中仅仅一笔带过或者不被提及(69)，在一些亲自参与者的传记、年谱、回忆录中也缺少记载。
四、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以后再次征引一律简称“两会”——引者注)关于陕北肃反的相关结论，中共中央是重视和有所呼应的。中共中央在总结历史问题时，“两会”关于解决陕北肃反的重要结论被凝练地载入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定稿中，升格为中共的指导意见和共识。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陕北肃反时写到中共中央抵达西北根据地“挽救了‘左’倾路线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70)，在注释部分做了详细的解释：“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路线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十一月，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7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倾注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大的精力，集思广益，反复修订，因此是非常权威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经过了七八次的反复修改，直至拿到六届七中全会第五次大会上讨论之前五天才大体定型。”(72)
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对原稿进行修订，“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结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73)在这个权威党内文件上明确的点名批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这是中共中央最高层对陕北肃反的最后裁定。由此，争论多年的陕北肃反问题，在中共中央出面解决下得到了平息。
“两会”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首先，通过激烈的斗争，将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从政治上比较正确地处理了遗留问题，为在陕北肃反中遭到迫害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对肃反的相关责任人也给予了相应的惩处。其次，陕北肃反的基本解决，对延安整风以及中共历史上相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新范式。最后，西北高干会以及“七大”后召开的西北历史座谈会对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的历史文献，诸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的修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中共中央组织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以及对肃反争论做出的最终裁决，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团结的作用是巨大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
但是，“两会”在解决陕北肃反争论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胡乔木回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个《决议》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只有一处提到刘少奇，称赞他在白区的工作。在《决议》中，其他根据地，其他部分的红军很少提到。”(74)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系密切的解决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结论也存在这样的不足，尤其是在对当事人的评价上有失偏颇。对高岗的评价过高，甚至有很大的美化，而对他的缺点及错误则未被提及甚至有意避讳。对犯了错误的某些主要人物则作了相对于错误有些失实的负面评价，因此中共中央主持的决议未能彻底平息争论，分歧依然存在。1953年“高饶事件”发生后，“高岗自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分子’。自1941年起，高岗就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中央审干委员会委员，位高权重。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制定‘肃反’问题的《决定》，高岗都是主要主持人。”(75)高岗在政治上的倒台，关于他的历史问题又有了新的解释和评价，甚至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争论问题的决议本身，也成为陕北肃反新的争论焦点问题之一。
注释：
①对于“陕北肃反”一词，为了行文的方便，正文中一律不加引号，特此说明。
②魏德平：《“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
③关于这次会议的名称在相关著作中有两种不同的提法：“西北历史座谈会”和“西北党史座谈会”。《朱理治传》、《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高岗传》等对这次会议均称为“西北党史座谈会”；《朱德年谱》(新编本)、《陈云年谱》等称为“西北历史座谈会”。笔者查阅该次会议档案，均记载为“西北历史座谈会”，未有“西北党史座谈会”的提法。有鉴于此，本文统一表述为“西北历史座谈会”。同时，在直接引用原文时，如出现“西北党史座谈会”提法，为了保证引文的历史性和文字的简洁性，均不作改动，也不再添加注释说明。
④《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张策：《三存书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⑤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⑥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⑦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⑧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友谊》，《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编：《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⑨孙庆海：《张秀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⑩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1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94页。
(13)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95页。
(14)《马文瑞传》编写组：《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15)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14～115页。
(16)《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张策：《三存书集》，第283页。
(17)《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257页。
(1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96～97页。
(1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73页。
(20)同桂荣：《离别时分》，《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5页。
(21)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494页。
(22)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92页。
(23)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第119页。
(24)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649页。
(25)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第119～133页。
(26)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页。
(27)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4页。
(28)《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第324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62页。
(30)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31)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93页。
(32)张宗逊：《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1页。
(33)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34)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
(35)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5～416页。
(36)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5～416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38)毛泽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1942年11月21、23日)。
(39)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94页。
(40)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95～496页。
(41)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第496页。
(42)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7～419页。
(43)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第680～681页。
(44)孙庆海：《张秀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第237页。
(45)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第649页。
(46)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2卷，第428页。
(47)李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226页。
(48)《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9)王晓中：《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23页。
(50)关于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的具体时间，说法有些差异。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页；《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第389页，都是明确指出是本文所用时间；《朱理治传》、《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等书认为是“七月”，且结束时间均未明确指出。
(5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5～156页。
(5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9～160页。
(53)《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54)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第83～84页。
(55)《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习仲勋主政广东》，第6页。
(56)毕兴、贺安华：《阎红彦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12页。
(57)马文瑞：《纪念阎红彦同志》，李原：《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5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6页。引文中文件名应为：《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59)《给陕西社科院张宏志同志的复信》，张策：《三存书集》，第277页。
(60)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28页。
(6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6页。
(62)《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张策：《三存书集》，第285页。
(63)《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张策：《三存书集》，第288页。
(64)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65)马文瑞：《纪念阎红彦同志》，李原：《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第5页。
(66)《阎红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67)《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张策：《三存书集》，第285页。
(68)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56～160页。
(69)如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对西北历史座谈会基本没有涉及。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1页。以后各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由于种种原因，朱理治、郭洪涛、高岗的名字也被隐去，所以1953年版是最能代表历史原貌的版本之一，本文故而采用此版本。
(7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0页。《朱理治传》在引用该书这个注释时，没有“高岗”的名字。
(7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
(7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7～328页。
(7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8页。
(75)王晓中：《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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