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基本路线的科学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客观依据和必然性与正确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正确性论文,客观论文,路线论文,党的基本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发展和巩固，直接取决于政治路线之是否正确。因此，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中头等重要的问题。
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就是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总任务、总路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抛弃“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对过去“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与此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且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就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是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1987年7月，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基本路线”的概念，并阐述了它的主要内容。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此基础上，对基本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把它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乘风破浪，一往无前的最可靠保证。
那末，为什么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它成为我们党在政治路线上的唯一选择？为什么它在我国二十年的实践中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和作用？从理论上弄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邓小平同志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增强坚持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政治上始终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因此，党的政治路线要保持正确，前提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否则就难免发生偏差甚至重大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年，我们党之所以搞了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根本原因就在于失去了这个前提。
对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没有完全搞清楚”，表现在哪里呢？邓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而要达到共产主义，就要使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博大精深，而归根到底，发展生产力是它的逻辑起点和第一要义。我们过去天天说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但是恰恰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这个最为注重的问题，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相反，总是把政治的因素尤其是阶级斗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且把是否坚持这样的观点，作为区分姓“马”还是姓“修”的根本标志。
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没有完全搞清楚”，表现在哪里呢？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他还说过，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内涵固然非常丰富，它的任务是多方面的，而归根到底，发展生产力才是它的灵魂和内核、出发点和归宿。我们过去天天说要搞社会主义，但是恰恰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的这一最根本的任务，总是用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干扰和阻挠发展生产力。在“文革”中，“四人帮”更是荒谬地把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划上了等号。
从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理解，形成了如下的思想和理论的逻辑：
（1）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最高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2）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而这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
（3）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共产主义， 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
（4）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贫穷，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使社会主义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前提。
随后，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作的更高更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回答。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自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正是由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忽视发展生产力，所以始终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为中心。这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最重大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即基本路线规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它反映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有了科学的认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这是基本路线之所以正确和具有强大威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方位的正确判断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路线之是否正确，同时取决于对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我国社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是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党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在认识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同时发生了两种偏差：
一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它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混同起来，用只适合于过渡时期的一套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来观察和处理现阶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过渡时期，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过渡时期”应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建立（不是社会主义建成）这一时期。但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却把社会主义社会本身，把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看作是过渡时期。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正是依据这条基本路线，制定了一系列“左”倾城乡阶级斗争政策和经济政策，导致“左”的东西在各个领域的严重泛滥，直至爆发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一场深重灾难。
一是把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它以后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等量齐观，在现阶段就实行将来才能实行的政策，把将来才能做的事情勉强拿到现在来做，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功近利，急躁冒进。结果是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失去活力，人民生活共同贫穷。
以上说明，历史上之所以发生“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一个重要认识根源，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这也是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一个内容和表现，而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重大偏差和失误。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终于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科学论断。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问题的《决议》，都肯定了这个论断。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重申并且深刻地阐发了这个论断，使之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首次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党制定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就有了现实的依据和出发点，从而能够做到正确无误，切实可行。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鉴于当前仍有不少同志对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心存疑虑，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犹豫观望、趑趄不前，重新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首次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即十三大概括的、我们一直坚持的基本路线之所以正确和能够发挥巨大威力，就是因为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与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倾路线截然不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不发达”归根到底是生产力不发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而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首先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可见，党的基本路线以“一个中心”为核心内容，正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成为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不仅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以及由此造成的贫穷落后状态的存在，是产生种种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最深刻社会根源，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的长期性。坚持改革开放之所以也成为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是因为在初级阶段，虽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但是还要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见，基本路线以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同样是客观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的。正是这个实际，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
党的基本路线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础，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这是二十年来基本路线之所以能顺利贯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原因所在。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准确把握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实质是提出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总任务；而总任务的确定，离不开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基础，直接决定了政治路线之是否正确。
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客观事实，作出了如下的论断：“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但是时隔一年，由于对国际国内发生的一些政治风波估计得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明确地把“过渡时期”的时限延长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也就是正式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作为过渡时期，从而为确认主要矛盾“始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上述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论断所作的修改，是带根本性的，它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这一路线的背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到了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愈益严重，于是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尤其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以便“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些观点和论断，后来就成为以“三个始终存在”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条基本路线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后果，其根子就在于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要在政治路线上实行拨乱反正，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重新肯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同时根据历史和实践的发展，使它更加确切、科学和完善。1979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1981年，在他主持起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则进一步作了科学的规范化的阐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决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对于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应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即十三大概括的基本路线，就是以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科学判断为依据的。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这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但是，近年来有些同志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认为需要与生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不能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些同志认为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和进步，生产不发达的状况已经基本改变，从而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现行政治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适应，这才是应当解决的主要矛盾；有些同志则认为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懑，因此干部与群众、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等等。所有这些认识，虽然乍看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如果不加纠正，就不可能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
有鉴于此，十五大报告有针对性地重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关于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并且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之所以正确并在实践中行之有效，还由于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这集中地表现在它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的辩证认识和处理上。
基本路线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又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尤其是主要矛盾出发，所以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搞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有政治上的可靠保证，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是指：我们国家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来确立、完善和发展；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来制定、贯彻和实施。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建设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搞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找到一条最有效的途径，这就是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积弊甚多，阻碍甚至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再加上片面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际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从而使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出现某种停滞状态。由此决定了在中国的条件下，不能不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经济的复兴和生产力的腾飞。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68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 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我们要在改革中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在改革中前进。
这就是说，经济建设为中心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是服务于一个中心，分别为一个中心提供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和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的。
除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外，还有两个基本点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
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是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确实保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二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改革开放，确实有一个坚持什么样的政治方向、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领导、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理论作指导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建国四十周年和建党七十周年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说得具体点，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而不允许搞私有化，出现两极分化，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允许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而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和“思想自由化”。在这样的前提下，思想要更加解放，改革要更加深化，开放要更加扩大。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根本改变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上述前提的“改革开放”，就不是我们所需要并为之努力奋斗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开辟了新的途径。
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根据新的形势，丰富发展它的内容，而不能把它当作一成不变、凝固僵化的东西。虽然四项基本原则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讲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改革开放的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与改革开放密切相联系，并且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四项基本原则，与过去“左”的思想指导下所理解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同日而语。例如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指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使国家强盛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从实际出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过去那种固守僵化模式从而缺乏吸引力和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更不是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指正确发挥人民政权的民主和专政两方面职能，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密切结合起来，保卫改革开放成果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过去那种片面强调专政而忽略民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民民主专政，更不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那种连各个文化领域都包括在内的“全面专政”；我们今天所讲的党的领导，是指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前提下，主要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对改革开放实行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过去那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由党委包揽一切的“一元化”领导；我们今天所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原来意义上的、恢复了本来科学面目的、必然内含着随着科学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过去那种在很大程度上被教条化和僵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不是被林彪、“四人帮”篡改得面目全非的假马克思主义。因此，正是改革开放，给四项基本原则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使它的内容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升华，为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并且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开辟了崭新的途径。
总起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以改革开放为实现途径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并将走上邪路，不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了，并将走上五六十年代的老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滑向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持改革开放，也会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口实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个坚持，实际上只能导致否定改革开放；只讲四个坚持，不讲改革开放，实际上也只能导致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真正坚持改革开放，本身必然包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必然包含坚持改革开放的要求。从根本上说，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一致的，绝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归根到底，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上述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以及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是现实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一切关系中之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它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带根本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换句话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只有在正确处理这些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中方能顺利前进和不断深化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正是由于客观地反映了此种规律性，所以能够为全党全国人民指引前进的方向，成为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
由上可见，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党的基本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立足于对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抓准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这是它之所以正确并在实践中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气势磅礴的推动作用，发挥改天换地的巨大威力的源泉之所在。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根本原因也即在于此。今天我们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最重要的是在回顾总结二十年来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楚基本路线与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和关系，从理论上深刻认识基本路线的内涵及其客观依据和必然性与正确性，从而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坚持基本路线，并且把这作为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一个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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