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视角下的南宁市语言景观调查分析

覃耀龙， 卢 澄

(南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 通过对南宁市主要街道语言景观的考察发现：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在所用语言和排列上有本质不同。这些异同将以语言政策角度予以解读：官方标牌主要体现相关的语言政策，而私人标牌主要受语言意识影响，而非语言政策。建议南宁市充分利用“两会一节”等重大活动加大力度宣传壮文化及其语言文字，使之成为融国际性与区域特色一体的“壮乡”，从而提升壮文的活力，以及激起壮族人民对其语言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关键词] 南宁市；语言景观；语言政策；壮语活力

南宁市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广西第一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城市、国家“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城市，享有民族区域自治、沿海沿边沿江开放、中国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等多重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南宁居住着壮、汉、瑶、苗、侗等多个民族，其中壮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超过55%。

南宁市经济、文化的开放性，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民族多样性，决定了其语言使用的复杂性：当地使用的语言主要有南宁话(属粤语邕浔片)、壮话、平话、桂柳话等等，而其他因素诸如举办国际民歌节、世界体操锦标赛以及的国际园林博览会，各国驻邕领馆不断增加等等，使外语的使用范围日益增广。多“言”多“语”现象构成了南宁市独特的语言生态，这不仅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口头交际上，也体现在其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上——以文本的形式显示在商品展示橱窗、广告牌、海报、官方通告、交通指示牌等等之上的语言标牌^[1]1-2。“对于周围数不胜数的各类语言标牌，人们除了偶尔会提取某些相关信息之外，一般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语言行为和象征意义，而这恰恰是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2]一个地方的语言景观是事实上的语言政策的体现^[3]57，本研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语言景观研究方法，对南宁市人口稠密、游人较多的青秀区、兴宁区和西乡塘区的语言景观进行采样调查，分析其特点，并试图探究其是否与官方政策一致。

一、语言景观的界定及功能

(一) 语言景观的定义

Landry 和 Bourhis对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acape)所下的定义是：“某个特定的地方、地区或者城市群的语言景观，由该地理区域内的交通指示牌、广告牌、街道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机构上的标牌上的语言所共同组成。”^[4]由于这类语言标牌多出现在城市的商业区，所以也被称为“都市语言景观”(linguistic cityscape)。Gorter认为语言景观研究所关心的是在公共领域里以书面形式的语言应用^[1]。Sebba提出“运动中的话语”(Discourse in Transit)的概念，他认为能够体现某个特定社会里的多语言构成的不仅是固定的招牌，还应该包括“移动的”和“非固定”公共文本，比如小册子、钞票、邮票、车票、招贴以及传单，语言景观的综合研究方法也应该包含以上这些研究对象^[5]58。

由于语言景观均以书面(文本)形式出现，因此“可见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此外，标牌并非随意设立或取消，而是经慎重考虑之后的产物，故在一定时间内呈静态，因此又具有“稳定性”。这些特点给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输液加热之前,必须测试输液液体的温度,只有温度低于期望值才需要加热,一当达到，就停止加热。温度监测电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监测精度还不错的电路,就是直接应用温度检测传感器DS18B20，如图7所示。

(二) 语言景观的功能

Landry和Bourhis认为，语言景观有两种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信息功能是指语言景观提供了关于语言特征、地域界限，以及该地区的语界(language boundaries)，由此反映某一社区用以交流的一种或多种语言。此外，语言景观还可显示某一地区的几个语言群体的社会语言构成，表明其语言多样性或相反。象征功能是指它反映了该语言的价值和地位，例如，属于主流抑或次要，或者象征不同民族语言的强势(strength)或弱势(weakness)^[4]。

二、 语料收集与分类

按Landry 和 Bourhis对语言景观所下的定义和分类法，标牌可分为官方与私人标牌，前者又称为“自上而下的标牌”(top-down signs)，由中央、地区或市政府设立，如：路牌、地名、街道名，以及政府机构等单位的牌匾；后者也称为“自下而上的标牌”(bottom-up signs)，由企业或私人设立，包括店面、企业的招牌等^[4]。

除此之外，据薛光统计，自1978年以来的30多年，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规定，共计10部，其关键词都是“以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地名等”，与此同时，关于不得采用英文拼写和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的规定也有6部^[6]，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

调研采用拍摄、观察、问卷以及采访4种形式。课题组共计拍摄照片581张，剔除了一些非正规的街道名牌(某些小区物业管理公司自行设立的街道名牌，例如位于北湖北路荣和摩客的“荷田路”等)，各类名牌、招牌、牌匾的用语形式调查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南宁市语言景观的用语形式百分比(%)

表2 官方与私人标牌上所用语言占比

三、调查结果

(一)官方标牌的语言景观特征

从上表容易看出，官方标牌中，党政机关的牌匾使用汉、壮双语的程度最高，达到了100%；此外，其牌匾材质几乎一致，且多是竖立，白底黑字(党委使用红字)，语言的排序是壮文在右，汉字在左，字体均为简体宋体。

学校的情况则不尽然：多数学校不悬挂牌匾，单位名称以钛金材料镌刻在校门。其中，中小学一般横写为主，除了长岗路某中学使用汉、英双语外，其他均以汉、壮双语书写，汉字占主要位置；而高校的单位名称虽然也是汉字占突出位置，但书写形式横竖不一。调查中的7所本科院校中，有5所使用了汉、英双语，排列顺序或汉字排上，英语排下，或英语在右，汉字在左。例如，广西体育专科学校以白底黑字、壮汉双语书写；广西民族大学则以按壮、汉、英三语的顺序横排。这也是调研中发现的唯一使用了壮文的两所高校。各类学校使用的字体也各具特色，或行书或草书或宋体。耐人寻味的是，上述7所本科院校当中，有6所使用繁体汉字书写其校名，而22所高职高专则是简体汉字书写，且未使用英语。

医院、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情况大致与学校相仿，除南宁少儿图书馆竖立牌匾之外，其他单位均以钛金材料等标识。而且除壮医医院、广西博物馆和广西图书馆三家单位使用了汉、壮双语，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使用了汉、英双语，其余均仅以汉字标识。

街道名牌多数是从上至下以壮文、汉字和拼音的顺序排列，其中汉字占主要位置。三语均用的标牌有36块，占其总数的94.7%，汉字与拼音共用的有2块，占5.3 %；交通指示牌则不够统一，有纯汉字的，亦有汉字与拼音并用，更有汉字、拼音和英语并存的，尤其是通名部分较为混乱，例如“大道”，有全部大写DADAO的，或首字母大写Dadao，甚至不规范的DaDao，也有的译成英语AVE.；“立交桥”则有拼音Lijiaoqiao,或大写英语INTERCHANGE的形式。

公交车牌(含快速公交BRT)的路线图均以汉字标识，但其顶部的到站名则分两种：一种是大写拼音，如MINGXIU BEIHU LUKOU(明秀北湖路口)，另一种则是首字母大写英语，如Workers’ Cultural Palace Station(工人文化宫站)。

移动评价对于邻域结构的搜索耗时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精确方法存在计算耗时的问题，近似方法能够快速对新解进行评价，过滤出最有可能引导算法搜索到改进解的移动，甚至有时可能比精确方法更准确。FJSP跨机器移动工序和同机器移动工序时，近似评价方法分别具体如下：

地铁一号线的路线图、指示牌上的标识比较混乱，表现在路线图上的站名与指示牌的站名并不统一，如路线图的“××路”以拼音“LU”书写，而同一条路在指示牌上却用英文“ROAD”书写。此外，路名的大小写不统一，例如，“广西大学Guangxi University”“朝阳广场CHAOYANG Square”“石埠 SHIBU”。

由电荷守恒知OH-的计量数为:b+a,由H守恒知的计量数为:,由O守恒知:,解得:b=3a,则x=1.75。

(3) 2013年南宁颁布了《壮文社会使用管理办法》，其第六条规定“下列场合、设施的社会用字，应当同时使用壮文、汉文两种文字：(一)行政区划名称的标牌；(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名称的牌匾和公章；(三)市、县(区)政府政务网站、政报的名称； (四)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码头、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名称的招牌、标牌；(五)市、县(区)大型会议、重大活动所使用的标牌、横幅；(六)按规定应当同时使用壮文、汉文两种文字的其他情形。”

虽然学界对语言政策的定义尚未统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国语言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达成某种利益目标，国家的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南宁市政府机关单位的语言景观特点是壮、汉两种文字并存，较为规范，突出了严肃性和庄重感，符合国家的语言政策：

综上，使用壮文的标牌占官方标牌语言景观总数的37.6%，使用英语的标牌占15.3%，壮、汉、英3种语言同用的只有广西民族大学，占0.49%。

(二) 私人标牌的语言景观特征

课题组采集了257张商铺招牌、商业广告的照片，经归类整理发现，私人标牌与官方标牌迥然不同，形式更为多样，所用材料不一而足，字体、形状也无一定之规，可谓各具特色。纯汉字招牌均为国内品牌，且知名度较小；汉字与外语并存的招牌共98个，其中汉英双语招牌95个，多为国内著名品牌，例如“红蜻蜓(Red Dragonfly)”“花花公子(Playboy)”等，其他则为港台或外国品牌，如“班尼路(BALENO)”“真维斯(JEAN WEST)”等，而使用韩文的只有一家韩式服装店和一家韩国料理店。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不少南宁老字号的招牌也无壮文，例如，始创于清朝咸丰年间的百年老店“铁鸟”调味品公司的招牌，也只用了繁体草书，其铺面右侧侧立着汉英双语的“中华老字号(China Time-honored Brand)”以示其悠久历史。以小吃而闻名的中山路的情况也大致相仿，除一家经营越南风味小吃的店铺使用了中、越双语之外，其他均为纯汉字，也无壮文。

四、语言政策对语言景观的影响分析

(一)语言政策对官方标牌的影响分析

东盟博览会的横幅和标语共采集5条，均以汉、英双语书写，且汉字在上，英语在下；壮乡“三月三”的横幅、标语共计9条，壮文在上，汉字在下。

(1)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同时，第八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在国际上发出《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要求：“汉语拼音”作为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名地名的标准，汉语拼音成为中国人名、地名的“外文版”。1982年，汉语拼音成为国际标准 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这对全世界采用华语的国家或地区，如转写人名、地名时都要采取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

【英国《国际核工程 》网站2018年9月10日报道】 2018年9月5日，韩国放射性废物管理机构(KORAD)和韩国放射性废物协会(KRS)签署在退役和废物管理方面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低、中、高放射性废物的管理，退役人员培训以及公共宣传。

南宁火车站只标汉字，南宁火车东站及江南客运站、金桥客运站、西乡塘客运站主站大楼大型标牌使用了汉、壮文，其中火车东站和西乡塘客运站还增加了英文标识。

综合考虑所设计的能量回馈装置参数和电感体积大小,选定电感量为2 mH的电感。选取滤波电容的耐压值要大于实验中最高电压70 V,电容值应大于962 μF。电容值越大,直流纹波电压越小。实验装置选用两个1 000 μF,耐压100 V的电解电容并联组成2 000 μF的滤波电路。

对此，政府机关身体力行，起到了示范作用。由于地名是国家主权、尊严的象征，故其译写涉及的法律法规更多，例如：

中国1958年实施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第8个在专名拼写方面的应用就包括对人名、地名、民族名、事业企业单位名称注音的规定。

(2)《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

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将采集对象定为交通指示牌、广告牌、街道名牌、公交站名牌、地铁站名牌、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机构的牌匾，并且为了讨论方便，又将政府机构分为国家机关单位和从事科、教、文、卫的事业单位。采集工作历时3个月(2018年7月至9月)，共收集官方标牌202个，分别为：党政机关牌匾27个；学校(包括中小学、高校)牌匾35个；医院、博物馆、图书馆共31个；交通指示牌17块；路牌38块；客运站、火车站标牌7个；重大活动(东盟博览会、壮乡三月三)横幅、标语14条；私人标牌(商铺招牌)257个。由于官方标牌分布于各街道、社区，故采取随机抽样的形式；私人标牌主要取样于南宁市繁华的百年商业老街——位于兴宁路和民生路的步行街，这里保存了完整和颇具地方特色的“骑楼”，并且街铺林立，汇集了实力雄厚的商家和前卫的品牌旗舰店，是南宁繁华而热闹的商业街区，因此这里的私人标牌极具代表性，故将其作为最佳调研地点。并且以它为中心，沿解放路、中山路等历史悠久、南宁老字号较多的街道拍摄。

经考查，南宁市的路牌除了符合上述的国际标准和国家规定之外，还遵守《壮文社会使用管理办法》中关于壮文的使用与书写，标识非常统一、规范：壮文在上、汉字居中、拼音在下，且汉字醒目突显。对于个别不规范的路牌，笔者采访了南宁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未标壮文的路牌，均是未能及时更换的旧牌。另经与南宁市公安局设施大队沟通得知，交通指示牌之所以有拼音与英语并存的情况，是因“旧国标”与“新国标”有区别导致，今后将按新国标执行。

汉语言文字作为国家通用语，是我国最主要的交流语言，占据强势地位，因此，无论在政府机构抑或私人标牌，都占据醒目位置和主导地位，其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均得到凸显。但是，壮文作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使用的文字在私人标牌上竟然难觅一席之地，换言之，语言政策在此收效甚微，这似乎难以理解。

这世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就今天早上，就你们五连的阵地，又牺牲了这么多兄弟，又有多少父母将要伤痛至死。狗日的鬼子，你让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又让多少人子人父不能尽忠尽孝。你，孔志浩，就算代替我们全师官兵，为我们的父母奔一次丧，尽一次孝。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依旧是十八年前的那些人把我送到门口，这里面少了几个，也多了几个。还是和那次一样，看不见我姐姐的影子，那次是我没有等待她，这次是我找不到她的坟墓。一个叔父和一个堂兄弟到车站送我，十八年前他们也送过我一段路程。

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当中，中、小学贯彻《壮文社会使用管理办法》的力度较大，调查中只发现长岗路某中学使用了汉、英双语的标牌外，其他则是壮、汉双语书写；医院、高校在使用壮文这方面的积极性不高，且多数本科院校牌匾繁体字、英语并存，或许是为了彰显其个性化、历史感和国际性。

东盟博览会的横幅以中、英双语标识，呈现了南宁市的开放性，但缺少壮文，实属遗憾；壮乡“三月三”的横幅和标语则以壮、汉双语书写，说明各级宣传部门比较重视《壮文社会使用管理办法》。

(二)语言政策对私人标牌的影响分析

那么，公交车牌上为何出现拼音与英语的译写情况呢？从南宁市运管处获悉，2014年8月他们对全市2500个公交站点的公交站牌进行更换，统一标识版面并实行中英双语站牌，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当年的世锦赛。对于自然地名，采用拼音，而对于一些人文地名，则采用英语。对此，笔者再次咨询了南宁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答复是公交车牌涉及地名，因此仍应按上述法令的要求以拼音书写。我们认为，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地铁的站牌。

总之，碳市场是个复杂、系统、长期的工程，它的发展必然是渐进的。合理有序发展碳市场有助于我国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亦有助于国际谈判与合作，体现出我国争做全球气候治理贡献者和引领者的担当，最终助力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问卷，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在问及是何种原因影响壮语的推广时，56.49%的受访者认为是政府不重视造成的(见表3)，但果真如此吗？

表3 对“是什么影响壮语推广”的调查(n=154)

据李旭练、李玲统计，国家为了保护和推广少数民族语言，迄今在三个维度上进行了保障：一、法律维度，除宪法外，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4部法律；二、政策维度，出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民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等4项政策；三、规划维度，下达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等5个文件^[7]。

由此看来，各项保护措施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壮文为何仍呈式微之势呢？笔者分析，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语言意识”，即“语言社区关于语言的认识、对待语言的态度”^[8]2。其一，在受访的54名壮族人当中，具备壮语听说能力的只有46.3%，不足一半；而且17.53%的人认为壮语的表达能力差，因为其词汇往往和农民、农村、农耕文化等联系在一起，听起来比较“土”，且能用以表达现代事物的词汇则较贫乏，致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屑于学或讲(见表4)。随着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增多与普通话的普及，壮语在城区逐渐衰退。其二，壮文罕见于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目前，壮文纸质媒体仅有《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等期刊杂志，广西卫视也只有《壮语新闻》等聊胜于无的节目，更遑论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了。其三，受全球化浪潮影响，不少人(年青一代尤甚)以能说外语为荣，这表现在他们交谈时喜欢夹杂一些外语词汇。此外，“全球化”“国际化”等词汇频频出现于报纸等媒体上，并且将“国际化”等同于“英语化”，无形中抬高了英语的“声望”，与此相应地，壮语的声望也随之降低。例如“中英文公交站牌，公交车上中英双语报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国际范儿？”^[9]这样的声音出现也就不奇怪了。另据南宁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的负责人介绍，每年的“两会”都有代表提出地名等标牌需用英文，理由均是为了呈现本市的“国际化”。其四，与政府机构标牌代表主权、民族尊严不同的是，私人标牌作为个体的表达方式，使用何种语言，何种场合，并不受过多干涉。《壮文社会使用管理办法》仅规定国家机关等公共场所需使用壮文，而对于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只是“鼓励”使用壮、汉双语(详见该《壮文社会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但由于上述原因，企业和个人往往只会选择“洋气”的外语，而非“土气”的壮语。

ISS是指身高低于同性别同年龄儿童身高均值2个标准差、平均生长速度<5 cm/年但不伴有潜在病理状态、生长激素(RH)水平正常的身材矮小，且一旦骨骺闭合、患儿身高便停止增长，易导致自卑心理，自信心受挫等而引发心理障碍，严重影响其正常学习、社交等[5-6]。目前，营养治疗是ISS的基础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患儿生长，且配合药物治疗，可达良好的治疗疗效[7]。

综上，壮语文的受众面窄，直接导致其信息功能的缺席，而商家在制作招牌中自然会考虑到这一点。换言之，由于绝大数消费者都是本地人或本国人，因此汉字能快速传递商品信息和服务信息，从而招徕生意；至于使用外语，商家或为了迎合顾客的“崇洋”心理，或为了显示其商品和服务比较“正宗”，即，外语具有象征功能。相形之下，壮文在此语境中缺乏这两个功能。

表4 对壮族人能否说壮语的调查(n=54)

五、结语

通过对南宁市语言景观的调查与分析得知，党政机关、路牌等在执行国家和地方的语言政策上积极性最高，力度最大。博物馆、图书馆、客运站、中小学等单位次之；医院、高校的积极性则欠缺；公交站牌、地铁站牌上的地名出现拼音、英语混用的状况表明，职能部门在理解和执行语言政策时有偏差；调研中的纯外语标牌仅占全部标牌总数的3%，未发现有将外语凌驾于汉语之上等滥用外语的情况，但从一些单位和私人标牌弃壮文、喜外语(主要是英语)的表现来看，外语作为“国际化”“时髦”等的代名词，其象征功能逐渐得到加强，而壮文的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则进一步削弱。

按Landry 和 Bourhis的观点，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密切相关，即，在双语或多语地区，某种语言在语言景观中出现的多寡是其活力的标志^[4]。根据表2，壮文的使用率仅占官方标牌的39%，占全部标牌的17.2%，其“能见性(visibility)”和“突显性(salience)”仅体现在国家机关、路牌等标牌之上，这说明壮文的“活力”主要依靠政府机关大力贯彻语言政策；而私人标牌上难见壮文的踪迹，则表明语言政策对其作用甚微，也说明壮文在民间的“活力”堪忧。这样一来出现的问题是，壮文除了在语言景观起到点缀作用之外，还有什么效果呢？更令人担忧的是，1958年生造出来的壮族拼音文字(壮文)迄今即使在壮族聚居地区也未得到普及。再者，壮语的语言生态主要表现在其口头语(壮话)上，如何提升其活力呢？我们认为，在国家“一带一路”和将南宁建设成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背景下，学习和使用外语，以及提供适当的、优质的外语服务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壮语/壮文是壮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南宁甚至是广西的地域特色，诚如鲁迅所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10]81我们建议南宁市应充分利用一年一度的“两会一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国际民歌节)等重大活动加大力度宣传壮文化及其语言文字，使之成为融国际性与区域特色为一体的“壮乡”，从而提升壮族人民对其语言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同时,农业统计资金扶持力度不够，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即使有一部分款项用于农业统计工作，但在加强农业统计基础建设方面的经费依然不足[1]，导致农业统计工作不能有序开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采样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型，都不够广泛，限于时间与其他客观原因，我们只在青秀区、兴宁区和西乡塘区收集语料。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到其他城区，以及新并入南宁市的武鸣区，再将新的研究结果与本次结果进行比较。二是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集中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问卷也以封闭式为主，更进一步的研究应将其多样化，以使研究更加客观、全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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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hohamy,E.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M]．London: Routledge，2006.

[4]Landry,R&R.Y.Bourhis.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6(1)：25-30.

[5]Sebba,M.Discourses in Transit[C]//Jaworski A,C. Thurlow. (eds.).Semiotics Landscapesand Globalisation: Image, Text, Space. London: Continuum, 2007.

[6]南京市地名服务网.薛光: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绝不能误入“英语化”的怪圈[OL].(2006-03-24)[2019-07-25]. http://www.njmz.gov.cn/njdm/36470/200603/t20060324_20657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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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孟君. 公交服务搞双语高端大气上档次[N]. 南国早报，2014-08-15.

[10]鲁迅. 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N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Policy

QIN Yaolong ,LU 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in 201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main streets of Nanning city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essential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regard to the languages contained and their arrangement between official and private signs . These differences will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policies. Official signs are designed mainly to express and reinforce the existing language policies, while private signs are mostly influenced by social language awareness rather than language polic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Nanning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such as China-ASEAN Exposition, China-ASEAN Business & Investment Summit and NanningInternationalFolk Song Arts Festival to make it Zhuang homeland with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Zhuang language and arouse the sense of their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pride.

[Key words ]Nanning city, linguistic landscape, language policies, vitality of Zhuang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021( 2019) 04-0062-07

[作者简介] 覃耀龙( 1978-)，男( 壮族)，广西都安人，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法研究。

[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信息结构的南宁市交通标志语英译策略研究(KY2016YB261)；广西旅游业跨越发展背景下旅游景点名称及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研究(250103-331 )。

[引用格式] 覃耀龙，卢澄. 语言政策视角下的南宁市语言景观调查分析[J].河池学院学报，2019，39(4)：62-68.

[投稿邮箱] hcxyxb@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7-12

[责任编辑 韦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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