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声音，同一个世界：中国与国际媒体互动的社会网络分析_社会网络论文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与国际媒体互引的社会网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多种论文,声音论文,媒体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1]的报告，对全球传播结构进行评估，成为国际传播领域重要的参考文献。35年过去了，国际格局已由两极向多极发展，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五国”“新钻十一国”等新兴国家能否参与重构西方所垄断的全球传播结构？中国在信息多极化的浪潮中能否发出自身声音？

      从2010年起，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在2014年甚至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2]从硬实力看中国已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但有关软实力尤其是对传媒实力的评估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有学者通过量化分析提出，中国已成为一个传媒大国，传媒实力位居世界第二位。[3]但也有学者对此质疑，认为该研究指标体系建得不科学，同时指出，有关传媒实力的研究还缺乏实证分析，可见其有很大的难度。[4]本文从媒体间互引的视角切入，通过分析中国与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媒体间的信息流动，来揭示中国在世界信息体系中的角色。本文无意于全面评估中国传媒软实力，仅希望从一个角度来接近这项艰难的评估。

      一、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

      探讨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时，依附论(Dependence Theory)和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是重要的理论维度。依附论是在上世纪50年代拉美和非洲“现代化战略”受挫的背景下被提出的。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和汉斯·辛格(Hans Singer)的两篇论著提出了“中心-边缘”的假设。[5]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中心-外围”关系，后者依附于前者，受前者剥削和控制。边缘对中心的依附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与文化上，是一种综合性的依附。弗兰克(Gunder Frank)等学者对概念进行了发展，称“中心”为“都市”(metropolis)，“边缘”为“卫星”(satellite)，[6]中心与边缘关系越密切，边缘受剥削程度就越深，贫富分化也越严重。这后来受到了巴西、阿根廷等国发展经验的挑战，埃文斯(Peter B.Evans)由此提出“依附性发展”概念，他针对巴西从“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依附性发展”的过程，论述了依附与发展相结合的可能性。[7]

      世界体系理论吸收了依附论的主要观点，并对依附论进行了整合，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8]在“世界体系分析法”视野下，没有封建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一切我们所认为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以是否处于资本主义的中心或非中心来区分。该理论接受了依附理论对“中心-边缘”和两者间不平等交换的观点，同时增加了“半边缘”概念，形成“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关系，半边缘国家处于具有高利润的中心国家和低利润的边缘国家的中间，是两种经济的混合。此后，诸多学者进行了量化检验，[9]其中萨尔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 J.Babones)从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出发，通过28年来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将其中的73个国家分别界定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10]

      此后，世界体系理论的关注对象从经济辐射到信息。边缘对中心的依附被分解得越来越细，成为一个涉及学术依附、文化依附、金融依附、市场依附、人力资源依附、消费依附、生物工程依附、环境依附、军事依附以及政策依附的全方位依附关系。[11]世界体系被定义为社会间的网络，信息网络与经济、政治、军事网络一样成为重要的网络资源。[12]

      对于当前国际信息网络的结构和中国所处的位置，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国际信息网络也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13]尽管因特网是开放的，跨国界的信息流动却仍处于一个“封闭的网络”中，[14]呈现出国家间的差序与区隔。文化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甚至存在“再中心化”现象。[15]即使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已成为世界中心，但要在文化产业的竞争上占据重要的国际角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6]中国并没有走向强势。不可否认，中国声音正日益被国际媒体引用，但却常陷入被“负面引用”的尴尬局面。[17]

      相反观点认为，虽然日益广泛的信息覆盖使得全球媒体的中心性降低，但中心国家的中心性却在增强，一些半边缘国家的地位逐渐显现。在全球电信网络上，有学者发现过去几十年的信息流动结构稳定，与中心-边缘体系相一致，但中国和中东等半边缘地区与世界的信息交流发生了重要改变。[18]在全球因特网中，有研究在统计47个国家的网页超链接数据后发现，美国是居于最中心的国家，然后是澳大利亚、英国、中国和日本，中国已成为一个网络中心节点。虽然以世界体系传统的经济指标来衡量，中国的人均收入比较低，但因特网用户量和总体经济规模使得中国在国际信息流中处于中心国家的位置。[19]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周边共有20个国家，包括陆地邻国14个，海上邻国6个，这些国家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文化渊源，而且大多数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在“一带一路”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愿景下，“互联互通”是周边战略的主要内容。本文既选取了周边国家，同时将西方传媒大国放入参考坐标，通过对中国与国际媒体互引网络的分析来揭示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进而勾勒中国在世界信息体系中的角色。

      二、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中国媒体

      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为媒体间互引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在美国社会学界，社会网络研究被认为与理性选择学派、新制度论学派并列，它不但是未来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学派之一，而且影响力还扩散到其他领域。[20]

      社会网络分析建立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的网络，在不同的交流空间，都存在着一个可能的结构使得行动者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彼此相连，又受到控制。本文就将国际媒体间的互引关系看成是一个社会网络，每个媒体作为“行动者”(actor)成为网络中的“节点”(node)，而媒体间的互引关系成为节点之间的“边”(edge)。研究通过分析这些节点与边的关系，来探索互引网络中的信息流动，以及其背后存在的权力结构关系。

      社会网络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杰卡布·莫任诺(Jacob Moreno)通过社会计量学分析构想出“社群图”，以学校、足球队等人际网络为例来探索社会结构的特征。[21]20世纪60年代，“小世界理论”或“六度分割理论”的提出推进了对社会网络的想象。[22]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从社会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中层理论，并且通过量化方法进行检验。比如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ller)的“弱关系理论”。[23]戴维·魁克哈特(David Krackhard)的“强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1992)。[24]罗杰斯(Everett M.Rogers)的创新扩散论。[25]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成为美国社会网络研究的热点，[26]“经纪人”(broker)、“网络闭合”(closure)等概念被提出，[27]推进了社会网络研究趋向成熟。这些理论探索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社会网络结构、个人位置等因素对资源获得、信息传播、人际影响、情感支持等诸多变量的影响。

      21世纪以后，计算机辅助的网络可视化实现了突破，大量可用于各种网络和复杂系统、动态和分层图的交互可视化工具被应用。其中NetMiner、Ucinet、Pajek、Gephi、GUESS、NodeXL、ORA和Cytoscape是使用较多的软件。到目前为止，社会网络分析与传播相关度较高的研究包括：对文献引用和知识积累的研究、对互联网超链接的研究、对热点网络事件的研究、对微博推特等新媒体的研究等。

      当前对传统媒体间互引的研究十分匮乏。除了有学者针对欧洲传统主流媒体间的互引关系进行分析外，[28]罕见其他跨国界的包括针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前期研究表明，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媒介间议程设置”作用显著。新媒体议程相对离散，去中心化程度高，尤其在国际新闻中，能形成影响的新媒体议程主要来源于传统主流媒体，而新媒体以转载传统媒体为主。[29]对传统主流媒体关怀的缺失，会导致学术圈，即使是中国学者都很难了解中国媒体在国际信息体系中的位置。尤其考虑到中国传媒体制现状，国家对传统媒体“走出去”投入大量经费，支撑“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但效果怎样还需要有不同角度的评估。

      “渗透力和影响力”是衡量传媒实力的核心，[30]对媒体间互引的分析就成为衡量传媒实力的一个重要角度。本文将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检验当前世界信息体系的结构，将西方媒体、中国媒体、周边媒体作为研究对象，并以中国媒体为核心。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和周边国家媒体间新闻互引的分析，来呈现信息传递规律与背后的权力关系。对于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一个假设围绕世界信息体系的主导者展开。西方媒体长期以来控制着全球信息流，那么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西方媒体的这种垄断地位仍不可动摇吗？第二个假设关注本文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信息体系的边缘，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逆差”，从西方输入的信息多，向世界输出的信息少，那么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的角色是否有相应的变化？第三个假设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媒体近五年来的变化，探索发展的趋势如何？第四个假设则关注中国在区域信息结构中的地位，探索在“一带一路”和“周边战略”背景下，中国媒体能否跟上经济提升的步伐，在区域信息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西方媒体处于世界信息体系的中心，能控制整个媒体网络的消息源。

      假设2：中国和周边国家媒体仍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受西方消息源的控制。

      假设3：近年来中国媒体的中心性逐渐升高，开始突破边缘趋近中心。

      假设4：中国与周边国家媒体形成子结构与派系，显示出独立于西方的力量。

      三、研究方法

      为完成以上4个假设的检验，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展开。

      选择国家：本文根据前期研究以各国人均收入、贸易等指标对世界体系进行划分，[31]选取16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南非、韩国、巴西、马来西亚、智利、中国、印度、菲律宾、俄罗斯、印尼。他们散布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3个区域，既覆盖欧美发达国家，又覆盖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BRICS)，也包含中国周边国家。

      确定媒体：本文选取16个国家32家主流媒体为研究对象，每个国家2家媒体。选择媒体标准：一是要求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而且限制在同一种传播载体即报纸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二是参考“世界报纸趋势数据库”(The World Press Trends Database)的统计，按报纸发行数量高低选择报纸；三是在Factiva、Lexisnexis、慧科数据库中的可得性。本文多语种的外语新闻主要从Factiva数据库获得，该库未收录的从Lexisnexis获取，中文新闻从慧科数据库获取。

      根据以上标准，选取中国《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英国《卫报》和《泰晤士报》，法国《世界报》和《解放报》，德国《世界报》和《南德意志报》，日本《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新加坡《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俄罗斯《俄罗斯报》和《消息报》，韩国《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印度《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菲律宾《菲律宾每日询问报》和《菲律宾星报》，巴西《圣保罗报》和《环球报》，南非《水星报》和《星报》，智利《信使报》和《时代评论者报》，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和《星洲日报》，印尼《雅加达邮报》和《雅加达环球报》。

      划定时间：统计近5年即2010年1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的新闻。从2010年起，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随着南海问题等矛盾的激化，中国的周边局势紧张。本文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展现近年来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信息交流的路径和结构，同时还对历年的媒体互引情况进行纵向比较。

      收集数据：本文统计的“互引”是指媒体之间相互引用的次数。搜索时，在数据库中分别以32家报纸为新闻来源，以中文、法语、德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报纸名输入，采用布尔检索法(Boolean)搜索并辅以人工过滤。

      建立矩阵：本文将32份报纸作为32个节点，报纸间的引用关系构成边，形成一个32*32的多值有向图。本文对于有向图的定义是被引关系。比如《人民日报》引用了《纽约时报》，则形成一个从《人民日报》到《纽约时报》的边。以表1第一对数据为例，《中国日报》引用《人民日报》为2800次，而《人民日报》引用《中国日报》的次数为171次。统计时使用Ucinet 6.528和Gephi 0.8.2两款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将数据导入后，形成一个32*32的邻接矩阵，之后对数据进行对分处理和对称化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网络(whole network)、个体网络(ego-network)和凝聚子群(cluster)分析。本文还使用绘图工具NetDraw2.145画出结构图，并对报纸进行PageRank值排名。

      四、数据与论证

      (一)对假设1的检验：西方媒体处于世界信息体系的中心，能控制整个媒体网络的消息源

      多维空间感知图、网络结构图显示西方媒体的中心性。多维标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是解析研究对象相似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旨在把高维的研究对象转化到低维空间进行研究，该方法按对象间距离的远近对其分类，以散点图的形式展示出来。本文通过Ucinet软件中的MDS功能创建出32份报纸的多维空间感知图，图中节点间的距离反映媒体间的相似性。图1显示，处于最中心的是美国和英国媒体，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也处于中心地位，散布在这个中心之外的是法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媒体，最外围则是俄罗斯、菲律宾、智利、印尼等媒体。

      除了MDS图，本文还利用NetDraw画出了网络结构图。图2媒体节点越处于结构图的中心表明其在互引网络中越趋于中心地位。节点的大小代表度数的大小，度数越高节点越大。度数是入度和出度之和，也就是被引次数和引用次数之和。两个节点间线条的粗细代表信息流动量即引用数量的大小。图2显示，《纽约时报》《卫报》处于最中心且节点最大，其次是《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世界报》，中国的《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也居于中心位置，而且以上节点间的信息流动量都很大。与这些节点间的信息交换相比，其他线条较粗的关系更多地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两份报纸之间，如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俄罗斯、智利、印尼等国的节点非常小。总体上图1与图2的效果相近，表明这种结构的稳定性。

      

      

      图1 多维空间感知图

      

      图2 网络结构图

      网络密度逐年增长，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相互依存。网络密度(density)用来测量行动者之间的联结程度，体现相互间联系的多少和信息交流的积极程度。[32]联系紧密的整体网络一方面为其中的个体提供各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也成为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密度的值介于0和1之间，越接近1则代表彼此间的关系越紧密。数据显示，2010年整体网的网络密度是0.484，到2011年为0.508，然后2012年0.509，2013年0.511，2014年0.516。这种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即使新媒体正在削弱传统媒体的地位，但报纸间的互引却越来越频繁。(图3)

      网络中心势极低，信息权力高度分散。中心性(Centrality)是衡量整个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既包括对整体网络的测量即网络中心势，也包括对个体的测量即节点中心度。在媒体互引网络中，网络中心势显示互引网络的内聚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围绕某个节点组织起来，[33]是衡量网络总体凝聚力或整合度的指标。网络中心势取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去中心化”，权力越分散，越难有中心节点对整个网络实现控制。而数值越大，则说明网络中心性越强，权力越集中。数据显示，媒体互引网络的弗里曼中心势(Network Centralization)非常低，仅在0.0507-0.0836之间波动，表明主流媒体间的权力高度分散。在这个网络中，很难有某个媒体对国际舆论场的信息流动形成主导与控制。

      总体上看，一方面，西方媒体尤其是美英媒体仍处于整个网络结构的中心。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时代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动加速，媒体间的交流日趋频繁，网络的“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信息权力的分散使得西方媒体开始面临难以垄断消息源的困境。

      (二)对假设2的检验：中国和周边国家媒体仍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受西方消息源的控制

      中心势是对整个网络内聚性的测量，是整体网络的分析。而中心性则是对个体中心性和信息权力的测量，又分点度中心性(Point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3个指标，是个体网络分析。计算节点中心度的意义则在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媒体更易获得信息，拥有更大权力，容易对其他媒体设置议程。

      中国媒体点度中心性低于美英，但高于其他欧洲和周边媒体。节点的“度”指的是和该节点相关联的边数。在有向图中，度是入度和出度之和。在本文的互引网络中，入度表示该节点媒体被其他媒体引用的总次数，入度越高反映出该媒体受网络中其他成员尊崇和欢迎的程度越高。出度则表示该节点媒体引用其他媒体的总次数，出度越高表示该媒体对信息的包容度越大。统计显示，入度居前5位的是《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人民日报》、《泰晤士报》。而出度排在前5位的是《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和《中国日报》。

      

      图3 整体网密度(2010-2014年)

      对于中国的两份报纸，虽然国际媒体引用《人民日报》时，常会以“共产党拥有”(party-owned)、“国家控制”(state-controlled)等词界定，内容也多有负面信息，但单从被引量来看，已处前4名的高位，而《中国日报》引用其他消息源次数远超《人民日报》，体现出其开放姿态。总体来看，如果将入度与出度相加得到节点度，美英仍处于优势地位，中国媒体虽然排在美英之后，但不仅明显高于法国、德国、日本，更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国。

      

      中国媒体的接近中心性高，不依赖其他媒体获得和传播信息。接近中心性用于考察行动者传播信息时不依靠其他行动者的程度，它描述的是特定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的平均最短距离值。一个节点离其他节点的距离越近值就越小，它在信息传播中越不受制于其他节点，信息可以快速地在它和其他节点之间流动。而一个非核心节点只有依赖其他节点获得和传播信息。在互引网中，节点中心性值最小的是《中国日报》，表明他离其他节点的距离是最近的。接着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人民日报》都为1.065，可见接近中心性最高的是中国、美国和英国报纸。而智利、俄罗斯、印尼和其他国家的距离值很高。

      中国媒体的中介中心性较高，处于其他媒体重要的交通路径上。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交往网络的路径上，那它就处于重要地位，其他行动者的信息交流需要通过该行动者才能进行。因此中介中心性测量的是节点对信息资源的决定性大小和控制程度。一个节点越处于其他节点的交通路径上，则该节点的中介中心性就越高。《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的中介中心性低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高于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媒体，表明在互引网中，中国报纸拥有对信息很强的控制能力。日本的《读卖新闻》是全球发行量最高的报纸，但它在互引网中的各项指标并不高，甚至低于印度。

      因此，从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三个指标来看，当前中国媒体已走出世界信息体系的边缘。中国媒体不仅不受西方媒体消息源的控制，相反处于媒体互引网络重要的交通路径上，具有对其他节点间信息流动的控制能力。

      (三)对假设3的检验：近年来中国媒体的中心性逐渐升高，开始突破边缘趋近中心

      中国媒体的点度中心性呈显著上升趋势。图4显示，从2010年到2014年，不管是《人民日报》，还是《中国日报》，其5年间节点的度数都经历了翻倍增长。《人民日报》从2010年开始稳步上升，到2014年翻了一倍多；《中国日报》即使在2014年有所回落，但2013年达到顶峰，也是2010年的两倍。

      《人民日报》入度显著上升而出度低位运行。这表明它受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但它对其他媒体的开放度却很低。图5显示，近5年来《人民日报》的入度即被国际媒体引用的次数增长了2.5倍，且是《中国日报》被引用次数的近5倍，表现出很高的国际关注度。《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它发布的信息已成为国际舆论研判中国立场、中国态度和中国发展的风向标，不管处于哪个版面、属于哪类新闻作品，都有可能成为国际媒体引用的消息源。当然，对于国际媒体的引用倾向如何，还需要借助文本分析实现。与此相比，《人民日报》对其他媒体的引用却一直处于低位运行，不仅比美国、英国报纸要低，甚至比新加坡、日本的报纸还低，表现出引用消息源时的保守性与封闭性。

      《中国日报》的出度高入度低。表明它引用其他媒体次数多，对信息开放度大，但却未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图6显示，《中国日报》在近5年间引用其他国家媒体的频数都远高于《人民日报》，总出度在32份报纸中列第5位，高于大部分报纸。2013年该报出度甚至是《人民日报》的近3倍。但它并未表现出对信息不断开放的态势，2014年又有所下降。与出度相比，《中国日报》的入度一直处于低位徘徊。这一现象耐人寻味，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主力军，《中国日报》以英语出版，担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使命，但却并未因语言优势而受国际媒体瞩目。

      

      图4 中国媒体点度中心性趋势

      

      图5 中国媒体入度趋势

      

      图6 中国媒体出度趋势

      尽管中国媒体中心性高，但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上仍显不足。PageRank又称网页排名，以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命名，是谷歌标识网页等级的一种方法。它根据超链接之间的关系评估网页的被关注度，目前较多的链接分析算法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本文的互引关系就可看作一个相互链接的关系网。表3显示，《纽约时报》PageRank指数名列第一，美英媒体的指数仍居于领先地位，中国报纸居第7和第8位。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和德国虽然在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上都不高，不仅居于中国之后，甚至还不如新加坡的中心性高，但法德的PageRank排名却与中国相似。法国报纸列第5和第6位，德国第9和10位。像这种PageRank排名和中心性不相符的现象还体现在俄罗斯《消息报》上。对比表2发现，《消息报》的入度和出度在32家报纸中快要垫底了，但其PageRank却相对靠前，表明俄罗斯媒体仍拥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PageRank排名与中心性的计算方法不同。该方法在考虑引用的同时，还考虑了引用者本身的等级。数据显示，大量引用中国媒体的是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报纸，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明显，但这些媒体本身在互引网中的影响力有限。而《纽约时报》等权威报纸引用法、德媒体的数量远高于引用《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这就使得法、德的PageRank高于其中心性排名，并挤入了榜单前列，而中国的PageRank低于其中心性排名。可见中国媒体被引用的“量”和被引用的“质”还未完全匹配。

      因此，从近5年的纵向比较来看，中国媒体的中心性呈上升态势。其中《人民日报》被引用率高，但信息开放度低，引用其他媒体次数少；与此相比，《中国日报》信息开放度高，但被引用率不高。中国媒体开始走出“边缘”渐趋“中心”，在引用和被引的总量上都表现强势，但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上仍显不足。

      

      (四)对假设4的检验：中国与周边国家媒体形成子结构与派系，显示出独立于西方的力量

      社会网络分析的凝聚子群(cohesive subgroups)是一种社会结构分析，用于提取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派系”(clique)。这个网络中的一小群行为者关系特别紧密，通过交流互通成为一个次级团体，或称“小团体”、“圈子”。社会心理学对凝聚子群的研究发现，子群内部存在着相似的目标、规范和心理，进行频繁的信息分享，进而产生相对紧密的合作关系。对凝聚子群的度量包括四个角度的处理：一是关系是否互惠；二是子群成员是否可达；三是子群内部成员之间交往的次数；四是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内、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度。[34]凝聚子群分析从媒体互引网中析出了以下7个子群。

      

      中国媒体附属于以美英为核心的子群。凝聚子群显示的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子群1主要由美国、英国、中国和印度组成。结合Lambda分析显示，这个子群中处于最核心也拥有最紧密关系的“主干网络”是《纽约时报》和《卫报》，对于最核心的行为体，一旦将其去除就会导致整个团体的瓦解。与这两家报纸形成的网络信息流动最频繁、关系最紧密的是《华盛顿邮报》，然后是《泰晤士报》，再外围是中国、印度等报纸。可见，尽管中国媒体在体制和理念上与美英不同，但在信息互引上无法独立于西方，事实上也不必独立于西方，只有借助既存的核心网络才有可能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中国媒体没有和周边媒体形成子结构。中国具有全世界最严峻的周边环境，周边20个国家具有面积大、人口多、政治体制各异、宗教信仰复杂、文化形态多样等特点，他们大多是欠发达国家，缺乏凝聚共识、传播独立声音的机制，更缺乏独立于西方的、和谐的声音。中国虽然与周边国家频繁地分享消息源，但并未和他们结成信息交换“圈层”或“团体”。表4显示，子群2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4个国家构成，显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是相当紧密的，这当然与地缘因素密切相关，但中国作为他们“最强大的邻居”，并未能进入和引导这个由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小团体。

      周边国家媒体处于离散化状态。与东南亚4国凝聚成“小团体”相区别，中国周边其他国家更是呈离散分布。印度在子群1中，围绕在美英媒体的主干网络周围，具有较高的PageRank排名；俄罗斯独自形成子群3，距离核心网络较远，但仍存在较高的国际影响力；日本和韩国同处东亚，他们联合成子群4，具有较为频繁的信息交换。由此中国的周边国家分别散布在四个子群中，表明其目标、规范和信息分享机制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因此，虽然中国媒体已渐趋世界信息体系中心，但美英媒体仍高度凝聚，并且结合成互引网中最核心的主干网络。中国媒体附属于美英所引领的子群中，并未显示出独立于西方的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未能与周边媒体形成子结构和派系，无法引领周边国家的信息交换流向。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萨义德曾这样描述东方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角色：“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35]西方声音通过文学作品、文化艺术、科学科技、学术规范，以及媒体话语影响着东方。中国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在21世纪之初有关世界体系理论的文献中，中国还被列于边缘或半边缘国家。

      新媒体时代世界信息体系不可避免地遭遇“去中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消失。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英国仍然占据着国际媒体互引网络的中心，《纽约时报》、《卫报》相互之间高强度的互引构成了最核心的主干网络，他们引用其他媒体和被其他媒体引用的次数都居于领先地位，引领着整个网络的信息流动。而同处于西方的法国、德国虽然也表现出一定的中心度，但是和美英相比并未显示出“西方阵营”的强势，在一些指标上也低于中国甚至新加坡等，西方媒体在信息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开始产生分化。

      对于中国的媒体实力和信息权力，尽管诸多中外学者对此并不看好，认为中国媒体实力的发展大大滞后于硬实力，中国媒体的硬件和基础设施并不能体现“渗透力和影响力”。但从本文分析的互引网络来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媒体已经走出“边缘”渐趋“中心”。《人民日报》受国际媒体高度关注，被引率高，《中国日报》则表现出对消息源的开放度。两份报纸与其他节点的距离近、处于国际媒体互引网络重要的交通路径上，表明中国媒体已接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中国媒体被《纽约时报》、《卫报》等权威媒体引用的数量仍然欠缺，在“影响有影响力的媒体”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媒体的高中心性与其国有属性，以及官方信息高度集中的现象有关。比如《人民日报》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独家信息，国际媒体引用了《人民日报》就代表其引用了我党的立场和观点，这种引用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与传媒私有化的国家显然存在差异。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根基。民调显示，在东亚和东南亚多数国家中，超过五成的公众认为，中国将成为“十年后对亚洲事务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一比例比选择美国的公众多。[36]随着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国已成为周边绝大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中国媒体也随之与周边媒体频繁互动，日益成为周边媒体的消息源，但从互引关系来看，周边国家对引用美英媒体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对中国媒体的引用。即使中国已离开“边缘”状态，渐趋权力结构的“中心”，也仍然围绕在以美英为核心的“主干网络”周围。中国媒体对周边媒体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未形成信息流动的“子结构”，双边关系显现出“经济热、政治冷、信息更冷”的现象，离引领周边国家还有距离。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西方世界内部的分化，以及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媒体垄断国际信息流动的格局正遭遇挑战，“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将在新兴力量的推动下，从一个“倡议”逐渐地走向“实践”。

      本文的研究缺陷在于，社会网络分析旨在揭示信息流动和行为体间的关系，重视信息流动即引用的“量”，而对于这种流动即引用的“质”，包括引用的语境、倾向，以及影响因素，还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跟进研究。此外，出于数据库拥有文本量的局限，以及分析多语种新闻的难度，本文的样本选择有待扩展和完善。希望未来能获取更系统、全面的新闻文本，以此探索中国媒体和其他国际媒体在全球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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