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十年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第三届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讲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深感自己老化，写作量是过去的三分之一，读书量是过去的五分之一，对当前的状况不太了解。汤吉夫先生要我谈谈对小说的看法，我就——作为一个读者——建议说我们讨论讨论90年代的小说罢。
为什么提出一个90年代的问题呢？是因为我认为90年代小说创作与过去很不一样。90年代长篇小说是热点，作品大量增加，七八十年代重点在中短篇小说上，如《班主任》、《神圣的使命》、《天云山传奇》等。从我个人来说，也是由中、短篇小说为主而转到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90年代由中、短篇为主到以长篇小说为主的转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70年代后期我们面临着现实主义的回归，我觉得那是浪漫的现实主义的回归，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如《天云山传奇》，很浪漫。一个右派叫罗群，含冤二十载，故事是浪漫的，大家都痛定思痛，迎接新的生活。新的时期，对新的生活充满梦想、幻想，包括我本人写的《春之声》、《风筝飘带》都这样。我可以说说我写长篇和中短篇的不同感受。短篇是它找我，我写它，我写短篇从来没有计划，但有人有计划。有人在年初时和记者谈话就说我今年写七八个短篇。我从来没有计划，我常常比喻我写短篇就像守门员，当足球来的时候，我“梆”地一声顶回去。谌容也说过，短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的冲击从各方面带有现实感，当冲击变成小说题材时我抓住了它，虽然还没写出来。也许写出来用了五天、七天、十天，也可能一天，但是我掌握了它。写长篇是我找它，我要想想。是我找它，我总是掌握不住它，是它控制着我。我觉得从我个人经验来说，人们经过新时期的开始，经过浪漫的、多梦的、多感的阶段，经过了倾诉、喷发阶段以后，才会进入一个概括的、追思的、回溯的阶段，长篇才会多起来。但也不见得，有此一说就是了，一家之言，也可能有别的说法。顺便说一下，“90年代小说”这个说法，既是科学的又是不科学的。因为你考察任何一部作品总离不开空间和时间的坐标，离不开作者的境遇，知人论世嘛。但同时小说往往应该是超越的，离不开艺术之神、文化之母，是假作家之手留下来的痕迹。这是和90年代80年代70年代，甚至和你在北京在天津在青岛没有多大关系。有些作家我们很清楚他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什么背景下写的作品，有的作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却不影响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但是大体上这和环境有关系，当然和个人的创作阶段也有关系，包括一批年龄比我们小十五六岁的作家。我指的是这批知青作家，他们实际上是长篇创作的主力。包括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张宇、余华，他们写的长篇非常多，而且很受瞩目。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由喷发的、诉说的阶段进入这样一个概括的、追溯的阶段？我不知道。
陆文夫跟我讲过，说他身体不太好，想好好写长篇，写来写去无非是写半个世纪一个人。“半个世纪”指时间跨度，“一个人”写他自己在这半个世纪之内种种的感受。冯宗璞也跟我讲过，她写的是更早一些的事，写抗日战争时期的事，写的是更老一些的知识分子。因为冯的年龄比我们大六七岁。我们这个年龄的好多人是这样。原来是知青的作家现在也进入了长篇创作高潮。
其次一个特点，现在长篇数量大为增加，样式也分化得非常厉害。有一个统计我看过，在文革前17年，长篇小说平均每年是10部，现在每年是500部至600部，平均每天都可以看到两部新长篇。长篇小说有一个特点，普遍销路比较大，经常发生全民争读一部长篇的热烈情况。比如说《红岩》，那时候是困难时期，我记得买书的人从王府井一排排到东单去。还有《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正演着，大家却都争着买书看。还有《铁道游击队》、《李自成》、《创业史》、《红旗谱》、《红日》、《红岩》，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那时写一个长篇就能买一个至两个院子。现在写八个长篇也甭想。文革开始时，我在小报上看到过，揭露“三名三高”，柳青写了《创业史》，得了一万五千元，当时一千元就可以买一个院子。
现在小说数量多了，而且式样也确实非常多。我想总有这么一些式样罢——我这是乱分类，而且是非常不合学理的，请高校的同志原谅我。比如有一类是艺术小说，他们追求艺术价值，在艺术上进行营造，试图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增光添彩。其中又有一部分向国际靠拢，比如向加西亚·马尔克斯学习。这位作家影响太大了，他为我们提供了土洋结合的道路，让你写最土的东西，然后让它具有洋的价值。我们一些作家对马尔克斯极佩服。当然在写到心里变态时又受卡夫卡的影响，在写到人道主义情感时，又受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响等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最大，许多作家作品都能看到受马尔克斯影响的痕迹，比如莫言谈到过他读马尔克斯作品时倾倒的情景。有的是向古的靠拢，往古的方面发展，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透出古色古香来，如历史小说，在销路上他们也特别成功，《曾国藩》、《康熙大帝》、《世纪晚钟》，这些历史小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带有史鉴小说的特征，读的时候能够增加对国情的了解，以史为鉴，不是简单的类比、影射，而是讲道理，讲中国发展，权力运作，非常好看。它能增长智慧，增长人们对历史、社会、人生的了解。还有社会小说，突进、逼近社会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小说有的是用了调侃的，有的是用古典方式来写的，比如王朔、刘震云的一些小说也是带有调侃的。有的是用古典方式来写的，比如《苍天在上》。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古典，戏剧性，在写实方面不如其他一些作品，我将之统称为社会小说。还有一种也可称之为社会小说，就是写特区的企业家、靓女、中产阶级、白领、小资本家，他们不知今夕为何夕，不知该地为何地，但基本上是真实的。还有一些写私人生活的小说，最近我看到陈染的一篇文章，她非常反对人们将她的小说称作“私小说”。日本的“私”就是“我”，如果一个作家写的私小说就是作家自己的经历，这很可怕。如果再加点性描写，会更可怕。我曾在上一届小说学会年会上提出进行认知判断，再进行价值判断。再有就是最近热闹起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写农民、农村、乡镇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等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是从小说的内容、风格上来说的。
从小说作者方面来说，现在变化也非常大，老作家没有停笔，新当红作家不断涌现。代与代之间差别比较明显，有些老前辈在作品中表现对人民革命光辉记忆的铸造，同时也隐约地透露出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担忧。有些50年AI写作作的作家，就是我这一代，在作品中更多的表现为对历史的超越，同时又传达出对历史走回头路的担忧。再往下一代人，更多的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物质化、科学化、市场化作出批评，追求进一步接轨的环境，自然、大地、公正、终极等。再更年轻一点的作家，对写作没有这么大的激情，游戏性更多点。在如此多种多样的状况下，就没有举国捧读、举国称颂、举国掏手绢擦眼泪的作品出现。有位当司局长的朋友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好作品出现，一本《青春之歌》也没有啊！在80年代初，邵荃麟在讨论我的《青春万岁》出版时就曾对我说：“王蒙同志啊，在我们国家出版长篇是大事情啊！”什么大事情，现在平均一天出两部长篇就是两个大事情，可你仔细看一些作品，显然得承认写得有现在的优点，可现在作品让大家交口称赞太难了。现在有的作品可以看出倾注了作家的激情、生命、语言和财富，思想和光辉，作家是拼了，事后又有几个朋友喜欢写几篇文章，印了一版8000册，又印了一版10000册，再印一版12000册，也就如此而已。这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就是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比较单纯、集中，我们提供的精神食粮也比较单纯集中。现在社会的精神需求多样了，花样多、情趣多、读者多，读者多，读者与读者口味更不同，更挑剔，需求多样化，歧义更多了，因此，在小说园地笔墨官司多得不得了。现在有时作家倾注了吃奶的力气，感觉很好，但称赞者也就那么几个，而且许多是熟面孔，说不准从哪里冒出了一冷枪，给你嘲弄两句。我最近去珠海，从精神生产想到物质生产。50年代出了为大家喜欢、我又非常喜欢的双面卡，60年代我才知道有一种料子叫的确良。从这点可看出当时物质消费也是单质的，集中的，而现在人们需求却是多质的，分散的。不管你作家写得如何好，人们就是不看，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他看了一点说看不下去，或者说就是不喜欢，你有啥办法？现在小说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过去一年出二十本不看没得可看，大家也是万众一心，“社会主义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山连着山海连着海”，歌也是一个调，“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那时出一个长篇是一个大事，一年抓10～20部长篇全民轰动，有些即便不太重要的长篇，销路和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晋阳秋》、《苦菜花》，那影响多大啊！这都是60年代初期的，那是多么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啊，对于有着革命精神饥渴的人们是多大的满足啊！现在对文学作品多样又极挑剔的现象，我们还是缺少研究。在谈到这点时，我要补充一下，刚才提到的小说类别，还有一类就是更注意市场的小说，比如包括引进的。最近我看到上海的抽样调查，让读者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作者。第一位是金庸，第二位是鲁迅，第三位是王朔。我进不去这个名次，但有一个调查让我安慰，把我算在编外。调查后边有个说明，说“还有很多人，琼瑶、三毛、席慕容、王蒙等”。金庸现象值得研究。原来人们说金庸的作品如何好看，而我不想再看，因为从小我把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后来三联送我一套金庸的作品，我看了觉得写得极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布老虎丛书”，这些作品也许没有太大的成就，但“布老虎”确实是做成了，它成功了。它要求三条，第一条，城市题材；第二条，给一个故事；第三条，给点理想，不让太消极了，给上面看也给老百姓看，老百姓不喜欢哭哭啼啼的，这现象值得研究。
除了时代特点外，还有超越时代的理论性。小说的歧义是因小说的特性所决定的，小说就是充满悖论的东西，它是虚构的又是真实的，是精英的又是通俗的。小说自古就是通俗的。在中国自古诗和散文是雅的，而小说是通俗的，小说不能没有人间烟火。它有自己的倾向又是含蓄的，小说的本身特性就造成歧义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小说的价值观念是统一的还是分离的，是一种还是多种，还是有合有分的？比如你衡量布老虎丛书，衡量金庸的小说，衡量鲁迅的小说，那把尺子你能一样吗？如金庸小说，他不可能摆脱武侠小说的套子，而且写来写去他自己也重复。这套数本身是有局限性的，他能写到这个程度就算不错了，差不多是尽头了。把这套路写到这么精致，包含着真的和假的知识。为什么说假的知识？里面写新疆，但与新疆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由此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小说是否过剩？我们一年出700～800部长篇，看死了也看不完。我们各省都有几个文学刊物，整个社会力量养着刊物。我们许多作家是不需要找食的，找食的也有几个，王小波是一个，最近去世了；王朔是一个，最近走了，呆不住了。我们高等学校上课负担比外国少，这是笔墨官司多的原因之一，大家有较多的时间，互相之间就吵来吵去，吵吧！我去年五月初去英国介绍说我国一年出五六百部长篇，英国人很礼貌，点头，可吃饭时，他们说，中国一年出五六百部长篇，这不算多，你知道我们英国一年出多少呢？我们英国人少，我们英国人一年出一千部长篇小说。大部分都是商业化的，是满足一部分人需要的。过去《人民文学》是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是人民就是读者，现在就不是，如广东的《佛山文艺》被认为是打工仔打工妹的刊物，发行很好，十几万份，二十几万份。如果每一种刊物，每一部小说都是以全民为对象，那就是多了。但每一个刊物每一部长篇的对象比较具体恐怕还可以，就像饭馆，饭馆很多，但都是面对不同需求、不同口味的消费对象开的。这些情况我们还都不太熟悉。小说创作的功能侧重也不同，这也没有互相贬低的必要，如你的小说侧重于宣传教育，这不是非常好吗？你的小说是侧重于对少年儿童普及科学知识历史知识，你的小说宣扬的更多的是一种理想，你的小说是高度精英化。因为也有这样的作家，我们也听到过这种传言，一些精英作家生怕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当他的作品只卖到一千册，他觉得非常遗憾，卖到五千册他就感到满足，卖到一万册，他就表示再不能多卖了，再多卖的话我就要惭愧死了，我就要上吊了，害羞了，一万多人看你的书，你的书媚俗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作品的功能哪些是愉悦性的，哪些是商业性的，总得有啊。商业性可以为人所不齿。但是完全没有商业性又怎么办？商业性也是为人民服务之一种嘛。作为个人完全可以拒绝商业化，保持文学的矜持与清高；作为文学现象，却必然是多种类型的小说共存。还有探索性的，考据性的，学者型的，既然它分化成多种多样的，必然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那么在这些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外来的影响是什么？因为任何一部小说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积淀，经过几百年来的社会急剧变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沉淀，不能没有一点影响。有许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或者可能是很有趣的。总而言之，90年代提供了一些新的情况，提供了一些新的问题。那是不是90年代的人文环境就已经非常市场化了呢？这个就又不是中国了。总而言之，90年代提供了很多新的文化新的技术，但如果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后现代主义，科学主义，已经是科学主义控制了中国人，大家都崇拜技术，崇拜科学，这种认识又太超前了。在中国是现代多还是前现代多？起码前现代比后现代多得多。在中国现在是科学主义多，还是反科学迷信多？我看也是一样多，迷信科学和迷信迷信。科学是不能迷信的，因为对任何东西一旦成为迷信，它本身就变成了迷信。但是迷信科学比起迷信迷信来说是不是算是一个进步呢？比如说原来我相信算命，现在我不相信了。对于中国的人文环境，因为它是不同时代的东西。几千年前的东西和很新的东西都掺和在一块，也非常难分析。借一把刀砍，砍到这儿本来是砍得对的，又砍到别处去就又砍错了，不该砍的地方很可能又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讨论一下90年代的小说创作呀，还有文学与生活呀，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因为90年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小说创作上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出现了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新的契机，出现了某种分化和无序状态，给人们许多困惑。我没有什么固定的看法，我只有上边说的一些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