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_亚历山大论文

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东西方论文,钱币论文,古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7)06-0040-07

“希腊式钱币”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希腊化世界流行并对以西亚、中亚和印度西北部为主的东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种钱币。它创始于亚历山大东征之初(公元前4世纪末),消失于萨珊王朝与阿拉伯帝国之交(公元7世纪),主要创制、流通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它的历史变迁又和丝绸之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其间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这类钱币以希腊古典钱币,尤其是雅典的阿提卡币制为基础,以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以亚历山大名义发行的钱币为原型,既有继承,又各有变化,但总体上呈“去希腊化”趋势。特别是公元以后,随着希腊人在西亚、中亚、印度等地统治的最终结束,希腊化文化影响的逐渐衰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也越来越模糊,以至最后面目全非。为什么亚历山大在征服波斯的过程中,要以个人名义发行新的突出自己形象的钱币?为什么这些钱币又被他的继承者仿效?为什么在各希腊化王国不复存在,希腊一马其顿人的后裔从血统上和文化上都融入东方当地民族的汪洋大海后,希腊式钱币仍能存在和延续下去,其基本形制、币值等特征仍然被当地形形色色的统治者所接受?最后又为什么会蜕化变异,悄然消失了呢?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类型钱币的兴衰演变及其动因的分析,尽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一些回答。

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与希腊式钱币的创始

“希腊式钱币”(Greek-style Coins)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钱币”(Greek Coins)有何区别?按照一般的钱币学常识,希腊化时期由希腊—马其顿各王国统治者发行的钱币归入希腊钱币的类型①。就钱币的主要发行者希腊人而言,这种归属无疑是成立的,但就钱币本身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而言,这样的归属似乎忽略了希腊古风、古典时期的本土(包括希腊人殖民地)钱币和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发行的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钱币的明显区别。因此,本文以亚历山大东征为界,此前的称为“希腊钱币”或“希腊古典钱币”,其后的称为“希腊式钱币”。后者除希腊化时期希腊—马其顿统治者发行的钱币外,也包括西亚、中亚、印度各地非希腊人统治者所发行的具有希腊化钱币基本特征的钱币。

希腊式钱币也可称为“希腊化钱币”(Hellenistic Coins),或“亚历山大式钱币”(Coins of Alexander Style)②。它与古典时期希腊钱币在形制上的最主要区别是出现于钱币之上的国王头像。这不仅仅是图像设计的表面变化,也是希腊钱币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是对古希腊人所经历的一次历史巨变的反映。首先,从钱币属性上来看,前者是希腊各城邦的钱币,体现的是城邦的独立精神和民主共和理念。如钱币上标志性图案是各城市的保护神③,钱币的发行者是城邦,也即公民集体而非某位个人。后者则是帝国或王国的钱币,发行者是统治者本人。上面有国王的形象、名字、称号和保护神,表明是某某国王的钱币④,体现的是王权神授、帝王独尊和家天下的观念。其次,从文化内涵上来看,前者是纯粹的希腊传统和风格,而后者则是多元文化的混合。

王像出现于希腊钱币之上始于亚历山大。他在东征过程中,大概是为了支付士兵的薪饷,在公元前330年就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这些钱币按图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雅典娜(Athena)/胜利女神尼科(Nike)型。正面:雅典娜头像,戴头盔,面右;反面,尼科全身站立像,面左。另一种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宙斯(Zeus)型。正面,赫拉克勒斯头像,戴狮头盔,面右;反面,宙斯面左而坐,左手持权杖,右臂托鹰。铭文有“亚历山大”和“王”(BASILEWS)的希腊语字符。米利都(Miletus)、西顿(Sidon)、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巴比伦(Babylon)是这类钱币的主要铸造地。亚历山大以希腊神作为它所发行的钱币的图案,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他从希腊北部落后地区马其顿的国王一跃而成为全希腊的主人,并远征波斯以报希波战争之仇,他要表明他是希腊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而且希望这些希腊神祗能保佑他成功;二是受王族传统的影响,自认为是希腊神宙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以他们的形象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开始铸造有他本人头像的钱币。有学者指出,早在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埃及访问孟菲斯(Memphis)时,就发行了一种正面有自己头像的铜币,以便将此前的波斯铜币驱逐出流通领域[1](P109)。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都以亚历山大的继承人自居。将亚历山大神化,发行带有他头像的钱币就成了抬高自身地位的重要手段。从公元前318年起,统治埃及的托勒密一世(Ptolemy I)首先在孟菲斯发行了一种正面有亚历山大戴象头皮的钱币,纪念亚历山大在印度的胜利[1](P116)[2](P185)。亚历山大的另一位部将莱辛马库斯(Lysimachos)约公元前297年开始在色雷斯(Thrace)和小亚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大量发行有亚历山大头戴公羊角形象的钱币。这是具有亚历山大本人真实肖像的标准钱币的开始[1](P120)[2](P186)。

国王头像出现于钱币正面这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由此确立。后来的希腊化工国诸王纷纷仿效,他们不仅继续发行具有纪念意义的亚历山大钱币,也开始制造有自己头像的钱币。其中塞琉古王国在希腊式钱币的延续和演变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其一,塞琉古王国在三大希腊化王国中版图最大,几乎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全部遗产。后来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王国都是在它的故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提供了希腊式钱币继续使用和流通的可能。其二,它的钱币在坚持王像铸于币这一基本特征的同时,保留或创制了一些希腊神祗的形象,成为后来本族或其他民族统治者仿制的依据。其三,除了王家造币场外,塞琉古王国也允许各地总督设场造币。这些早期造币场在各地易主后不仅继续生产,而且对新建的造币场起着示范作用。这对希腊式钱币传统的延续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

可以说,到塞琉古王国分裂之前,希腊式钱币已完成了自身的过渡,王像现于币成为希腊式钱币区别于希腊古典钱币的最主要特征。但这种变化绝非源于亚历山大个人的一时兴致,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这与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所接受的东方的“王权神化”观念有关。希腊人向来有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某一位神或英雄的习俗。亚历山大和他的家族都自认为是希腊主神宙斯和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后裔⑤。征服埃及后,他被当地的祭司尊为宙斯—阿蒙神(Zeus-Ammon)。灭亡波斯进入印度后,他更感到自己就是神的化身,具有超人、甚至超过其他神的力量。在他看来,只有像赫拉克勒斯、狄奥尼苏斯这样的希腊神才能远征到这里,而他甚至要比他们征服得更远[3](P187)。因此,他的形象和诸神一样出现在他所发行的钱币上也就理所当然了。

其次,王像出现于钱币之上在波斯素有传统,亚历山大有可能受其影响[1](P34)。波斯的金币名大流克(Daric,重约8.3克),银币名西格罗斯(Siglos,重约5.4克)。正面一般是一个头戴王冠的弓箭手,左手持弓,右手持矛,呈半跪状;反面一般空白,个别有人骑马形。正反面都无铭文。这个弓箭手无疑就是国王。希腊人对此币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与波斯帝国的接触已有两个多世纪之久。小亚的希腊城邦居民曾经沦为波斯人的臣民,不少的希腊人曾到波斯帝国任职、游历,有的还充当波斯人的雇佣军。他们的服务报酬就是这种金币或银币。亚历山大和其后继者既然取代波斯国王成了新的统治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自己的肖像打制到新的钱币上,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波斯钱币上的国王(弓箭手)是侧面全身像,而希腊化时期的钱币上则是国王的侧面头像。

最后,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就是不能忽视亚历山大从波斯王室的宝库中共劫掠了约17万他连特(约合4835吨)的银子⑥。他把这些银子都铸成货币,投入流通,从而促进了近东地区以及整个希腊化世界货币经济的发展。

因此,希腊式钱币的创制既是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建立帝国统治的需要,也是东方王权神授、帝王观念影响之下的产物。如果说原来的希腊古典钱币奠定了新型钱币创制的基础,具有国王形象的波斯钱币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提供了模仿的对象。

希腊式钱币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总体上看,它有两个传播中心或两条传播路线:一是以帕提亚为中心的地区,一是以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书中的“大夏”)为中心的地区。这两地都是亚历山大及塞琉古王国的故地。前者影响了帕提亚(安息)、萨珊波斯(Sassanian Persia)和阿拉伯帝国初期的货币⑦;后者影响了印度—希腊人小王国、贵霜帝国以及先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斯基泰人部落(Scythians,中国史书中的“塞人”)、哒人(The Ephthalites)、柔然人(Jouan-jouans)等游牧民族的钱币⑧;中国新疆地区的“和阗马钱”也与此有关。

二、巴克特里亚、帕提亚的独立与希腊式钱币的延续与渐变

公元前3世纪中期,西亚、中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原为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总督的狄奥多德斯一世(Diodotus)独立称王。后是活动于里海附近的当地游牧民族帕提亚人首领阿尔萨息(Arsaces I,约前247—前211在位)起义建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自然带来王权象征之一的钱币的变化。希腊式钱币进入了与东方文化因素明显交融的新阶段。

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孤悬亚洲腹地,难免受到当地的东方文化的影响。1964年发现的阿伊·哈努姆希腊古城遗址,尽管希腊式城市的特征非常明显,但东方文化的因素已比较浓厚⑨。公元前2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被来自中国西北部的大月氏人或其他北方游牧民族所灭,残部退往以前曾占据过的印度西北部。到印度后,希腊人更处于少数,且经过数代通婚,纯粹的希腊人后裔已寥寥无几。为了维护对当地人的统治,这些印度—希腊人加快了对当地文化的接受。这种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证据就是他们所发行的明显含有印度地方文化和宗教色彩的希腊式钱币。

首先是印度大象的标志出现在国王头像上。其实这一过程始于亚历山大。他生前就铸造了自己骑在马上和乘象的印度国王战斗的大徽章和显示印度大象形象的钱币。可能是为了纪念他在印度那场最惨烈的战役,表示他对印度的占领⑩。如前所述,托勒密一世(Ptolemy I)也曾发行过一种亚历山大戴象头皮标志的纪念币。公元前2世纪初侵入印度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德米特里(Demetrius)的钱币上也采用了这种象头皮标志[4](P5-6)。不管这些希腊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印度的大象标志出现在希腊式钱币上,实际上反映了希、印两种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融合。其次是希印双语币的出现。这种钱币一面是希腊文,一面是印度佉卢文,语言不同,意思一致,后者基本是前者的翻译。希印双语币的发行既表示了对当地语言的认可,也表示了自己对当地统治的合法性,同时还方便了这种钱币在当地的流通。再次是佛教文化因素的吸收。著名的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Menander)曾发行的一种印度标准的四方形钱币,正面是八幅车轮——表示佛教八正道的法轮,反面则是希腊表示胜利的棕榈枝。这种币虽然是两种文化的结合,但似乎印度的成分已占了主体。最后,对印度的动物特产也多有显示,如印度的大象和犎牛全身站立的形象就取代国王和神像出现在阿波罗多德斯(Apollodotus,约前180—前160)的仿印式方形钱币上。但在希腊标准的椭圆形钱币上,印度的因素就似乎少一些(11)。这说明希腊式钱币对印度文化因素的吸收是个渐进的过程。

帕提亚曾经是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独立后又处在东有塞琉古王国、帕加马(Pergamum)王国,西有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包围之中,深受希腊化文化的影响。加之帕提亚人本身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相对落后,因此,建国后的帕提亚人欣然接受了原来的希腊主人所带来的先进文化,帕提亚语和希腊语同时成为官方语言[5](P492-493)[6](P617)。希腊语的使用和普及程度超过了任何非希腊人建立的王国,在帕提亚诸王发行的钱币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希腊化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文化现象。

从现在发现的帕提亚钱币来看,它经历了一个部分模仿、全盘接受、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在阿尔萨息一世到米特里达特一世(Mithridates,约前171-138)之间的约一百年间,帕提亚钱币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过渡。这些钱币采用了希腊钱币的形制、材质和币值。如钱币外形呈椭圆形,用模子浇铸打压而成;采用希腊阿提卡标准,主要是一德拉克马(约4克)和四德拉克马银币(约16克)两种;两面都有图案,正面是国王的侧面头像,反面是一个面右或面左而坐(以希腊人视为“大地中心”的德尔菲“脐石”Omphalos为座),双手张弓的弓箭手形象。反面的左右两边是希腊语铭文,标有ARSAKOU,BA∑I∧EΩ∑以及各种赞语(12),表明这是国王阿尔萨息发行的钱币。但这类钱币仍保持了明显的波斯和游牧民族的特征。其一,国王头戴游牧人的平顶垂肩头套(Bashlyk,也有译为“波斯风帽”),这与希腊式钱币国王仅在头上扎一头带的形象迥然不同。其二,背面的弓箭手形象与波斯帝国钱币上的国王持弓形象似有先后继承关系。这与希腊式钱币反面一般表现神的形象也极为不同。这种弓箭手形象实际上就是国王的化身(13),成为帕提亚本地造币场所出钱币的标志之一。此外,初期的钱币还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几乎所有的钱币上只有开国君主阿尔萨息的名字,而无其他任何国王个人的名字。这是与以前的或其他的希腊式钱币极为不同的一点。

从米特里达特一世统治时期开始,帕提亚钱币图案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帕提亚的统治者利用原来塞琉古王国的造币场铸造新币,从而使帕提亚的钱币增添了更多的希腊化因素。如同以前希腊统治者的钱币,正面的国王头上也只扎表示王权的头带,反面除弓箭手外,还出现了希腊神祗如赫拉克勒斯、宙斯等的形象。有的钱币也按塞琉古王国的惯例,打上了表示发行年代的希腊字母符号,并以塞琉古实际在位年代纪年(14)。但也有例外,公元前1世纪初的两位国王(Gotarzes I,约前95—前90; Orodes I,约前90—前80在位)的钱币上就出现了头戴波斯王冠的形象。

公历纪元以后,诸希腊化王国已不复存在,希腊化的影响逐渐减弱。钱币的总体面貌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希腊语铭文的字迹却变得模糊或错讹,难以辨认,一些国王的名字也开始用帕提亚文字(阿拉米亚——Aramaic字母,或帕拉维——Pahlavi语)来表示。那些表示国王称号、功绩和荣誉的铭文慢慢也失去了原来富有个性的政治含义,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模仿。但直到帕提亚王朝终结,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它说明希腊化文化、希腊式钱币在帕提亚统辖区域的影响颇深。

三、贵霜、萨珊波斯的崛起与希腊式钱币的变异及消亡

公历纪元前后,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政治版图再次发生了变化。公元前1世纪后期,印度—希腊人的小王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从阿富汗南部进入印度的塞人(斯基泰人)王国开始活跃于印度西北部。公元1世纪初,以大月氏王国为基础的贵霜帝国建立,囊括了中亚和印度的一部分。公元3世纪初,萨珊波斯帝国取代帕提亚称霸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由于希腊化影响的彻底消失,希腊式钱币也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基础和依托。贵霜和萨珊波斯的统治者虽然仍然采取了拿来主义,但他们所接受的希腊式钱币经过数百年的改造,在外观上已与亚历山大时代的钱币相距甚远。他们在仿制的同时,又注入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因素,因此希腊式钱币的消亡也就为时不远了。

从现在发现的萨珊钱币来看,它仍可属于希腊式钱币的范畴,是其变种或亚种之一。其形制、材质和币值(重量)与帕提亚的钱币没有大的变化,币面呈椭圆形,银币为主,以德拉克马作为基本的重量单位。但正反两面的图像文字已完全波斯化、祆教化。正面的国王一般都留着络腮大胡,头戴波斯式三重冠、雉堞形王冠,或高高耸起的日月冠,发辫下垂,头后有下垂或扬起的飘带,这似乎是从希腊式头带演变而来。背面是象征萨珊波斯国教——祆教的祭火坛,祭坛两侧一般有两个祭司站立看护圣火。币上的铭文已完全变成了波斯帕拉维语。公元7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灭亡萨珊王朝,萨珊型钱币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

相对于萨珊波斯,贵霜帝国诸王的钱币上较多地保留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从大月氏公元前2世纪中期灭掉巴克特里亚王国到公元4世纪最后被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所取代,月氏—贵霜人的统治在以印度西北部为中心的中亚和南亚地区延续了五、六个世纪。这一地区恰恰是原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的活动之地,希腊化程度较深,希腊人的文化遗存随处可见。贵霜人的祖先是来自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但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当地先进的希腊化文化遗产,以及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贵霜钱币基本上保持了希腊式钱币的特征,正面的国王头像仍然扎着亚历山大式头带,但也有国王骑象、或手持权杖站立,或向一小祭坛献祭的图像。反面有人骑马形,也有坐着的赫拉克勒斯,或手持丰饶角的伊朗的大地女神Ardocksh(相当于印度的Lakshmi),中亚的月亮女神(Mao),印度的湿婆(Siva)、公牛,波斯的娜娜神(Nanania)、风神(Vado),佛教的佛陀(Buddha)以及箭、雷电等图像。币上的铭文有希腊语,也有佉卢文(Karoshti)或婆罗米文(Brahmi)。贵霜时期的钱币显然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希腊、波斯、印度,甚至罗马的因素都有所反映(15)。这是由贵霜人所处之地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以及公历纪元前后的东西方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四、希腊式钱币与古代中国

既然希腊式钱币曾在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帕提亚、印度希腊人王国、塞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小王国、贵霜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流通,这些帝国或王国的故地或曾经统辖的区域都曾在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存在某种商贸和文化关系,那么,从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始,这些形形色色的钱币有多少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国境内或中原内地呢?现在又有多少实物被发现了呢?据笔者所知,除了萨珊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和和阗马钱外,此前的希腊式钱币目前在国内似无发现。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古人早在丝路开通之初就开始了对它们的观察和记载。

第一位明确把希腊式钱币的信息带入中原的是张骞。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安息即帕提亚的钱币:安息人“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7](P3162)。这和现在所见的帕提亚钱币特征非常一致。对于他亲自到过的大夏(巴克特里亚),他虽然没有具体提到此地的钱币,但提到大夏人“善贾市……其都蓝氏城,有市贩贾诸物”。《史记·大宛列传》的另一处提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善市贾,争分铢”;而且说到“其地……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7](P3174)。由此可见,张骞之时,自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汉文中的“粟特”、大宛,曾为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到帕提亚这一带商业发达,人们语言相通,善于经商,锱铢必争,但不用金币,可能都像安息那样用银币进行交易。考虑到希腊式钱币中还有大量的铜币奥波尔(obol),或其他小面值的辅币(半德拉克马等),我们不能把“争分铢”仅仅理解为是对一种赢利手段的描述,而要看到它实际反映了民间交易时辅币或小币的存在。

《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大致相同,但也有相异之处。其中提到安息时说:“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8](P3889)这里说的更具体了,但“幕为夫人面”如何理解?已经发现的帕提亚钱币对此作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回答。原来在公元前2年—公元4年在位的弗拉特斯五世(Phraates V)的钱币反面一反常态地出现了一位女王的头像。此人名为穆萨(Musa,原名为Thusmusa),本是意大利女奴,被罗马皇帝奥古斯赠给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为妾,弗拉斯特五世为其所生。为了保证亲生儿子能继承王位,她先是劝诱弗拉特斯四世将其他儿子送到罗马去做人质,再乘机把自己的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然后毒死弗拉特斯四世,把儿子扶上王位。自己则与儿子结婚,成为王后或女王。他们二人在位时间不长,六年后即被推翻。然而他们发行的这类钱币却被中国的西域使者所目睹,将此信息带回中国,并在班固的《汉书》中留下了记载。如果不是这种钱币的实物出现,真不知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何时能得到世人公认(16)。

《汉书·西域传》中还提到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罽宾“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乌弋山离“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8](P3885,3889)。这些也都与印度—希腊人王国和贵霜时期钱币上的国王形象、人骑马形极为吻合。甚至罽宾“出封牛”,也可从此地钱币上的瘤牛形象得到印证。

可见在汉代,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和两大类型的信息都传到了中原。不过介绍过于简略和以偏概全(如女王或王后的头像出现于钱币是帕提亚钱币中的特例,而且仅此一例),甚至误传都是可以理解的。此后的《魏书》、《北史》在提到罽宾、康国、小月氏、粟特时,虽然都涉及到这些地方用金银钱币交易、纳税,但未对其具体式样做过详细描述。特别是关于萨珊波斯的记载中,只有国王“戴金花冠,衣襟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9](P2271)的记述可与波斯钱币上的国王衣饰基本吻合,其他信息则阙如,不免令人遗憾。

但值得注意的是,贵霜钱币曾在中国的新疆塔里木盆地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被夏鼐先生称为“和阗马钱”的汉佉二体钱显然受到了来自贵霜钱币的影响。该币圆形无孔,上铸有汉文与佉卢文两种文字,汉文表明币值(如:“六铢钱”、“重廿四铢铜钱”),佉卢文表示王名或王号,正面的图案为马或驼形(17)。这种钱币显然是希、印(贵霜)、中三种文化因素的结合。

尽管关于希腊式钱币的中外文献十分缺乏,但现有的考古学和钱币学实物资料证明:流通于丝绸之路千年之久的希腊式钱币确实在古代欧亚大陆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交换媒介和手段,它们直接推动了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流。安息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垄断中国与西亚、欧洲的丝绸贸易,可以与西面的其他希腊化王国,而后同占据东地中海的罗马帝国自由通商(18),它对希腊式钱币的全盘接受无疑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此外,这些希腊式钱币仿制、改造、流通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它们既是多元文化的载体,也是多元文化的传播者。希腊式钱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的发行地就是很好的证明。

注释:

①参见李铁生编著:《古希腊罗马币鉴赏》,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但他在该书第4章《希腊化时代希腊币鉴赏》中,仍把帕提亚、贵霜、萨珊的钱币,甚至阿拉伯—萨珊型钱币归入这一类型(第63-96页),可见李先生注意到了它们之间“币风的转变和币系的嬗变”(第63页),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或共同点。李先生在新近出版的《古波斯币》中,虽然将波斯帝国、帕提亚王国和萨珊帝国三类钱币归入古波斯币的范畴,但仍明确指出它们受到希腊钱币的影响:“阿契美尼德币以小亚细亚吕底亚币为范本,基本上属于希腊币系;帕提亚币也深受希腊罗马币影响;萨珊币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但面值仍沿用希腊德拉克马。”李铁生编著:《古波斯币》,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亚历山大式钱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发行的有他本人头像或以赫拉克勒斯等希腊神暗示亚历山大本人并有其名字的钱币(Coins of the Alexandrine Tape);广义的是指包括前一种在内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各种有国王肖像(以头像为主)和其他希腊特征的古代钱币。本文采取广义说,统称“希腊式钱币”。详见“Between East and West:Influence and Change in Coinage Gallery”(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East-West/gallery/gallery-20.html-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East-West/gallery/gallery_45.html)。其中把亚历山大式钱币作为一类单独列出,展示了包括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印度—希腊人王国、印度—斯基泰人王国、帕提亚、萨珊王朝、哒、贵霜、笈多等国家、地区或民族在内的26种钱币,表明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归属关系。

③如雅典(Athens)钱币上的雅典娜及猫头鹰形象,厄基那(Aegina)钱币上的乌龟形象(美神、港湾之神阿弗洛狄特的象征),科林斯(Corinth)钱币上的双翼小公马佩格斯(Pegasus)和戴科林斯式头盔的雅典娜形象。

④这些钱币上的国王名字与称号,一般均用希腊语属格,如AAEXANAPOT(of Alexander),意即“亚历山大的钱币”。

⑤阿利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页;伊索克拉底曾以赫拉克勒斯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的祖先来呼吁他领导希腊人进攻波斯。参见Isocrates,To Philip,109-115,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⑥有学者估计,此数大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整个国库储存量的19倍。Frank L.Holt,Thundering Zeus: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30,n.21.参见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5页正文及页下注三所提供的数据。

⑦至于希腊钱币和希腊式钱币与罗马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钱币的关系,属于另外一个体系,本文暂不讨论。

⑧这些游牧民族的钱币基本上是对希腊式钱币的模仿,应该属于希腊式钱币的范畴,是希腊式钱币的演变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环节。但因资料有限,本文仅此提及。具体的类型、式样可参见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⑨详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96-105页。

⑩美国休斯顿大学教授Frank L.Holt著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图像详见该书Plate2-14。

(11)有关的钱币图案见http://www.mlahanas.de/Greeks/Bios/ApollodotusI.html。

(12)这些赞语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几乎包含了希腊化时期所有国王的荣誉称号。如“伟大的国王”(ВА∑IЕΩ∑МЕГА)、“王中王”(BASILEWS BASILEWN)、“正义者”(DIKAIOS)、“神的显现者”(EPIFANOUS)、“爱希腊者”(FILELLHNOS)等。详见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Greek。

(13)有学者认为此为开国君主阿尔萨息。见Josef Wiesehofer,Ancient Persia From 550BC to 650AD,London:I.B.Tauris Publishers,1996,p.128。

(14)以公元前312年为始,以马其顿历1月,巴比伦历7月,公历10月为岁首。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calendar.htm。

(15)迦腻色伽的一枚钱币上就既有希腊式光轮和披衣的佛陀立像,也有希腊文的“佛陀”字样——“BO△△O”。参见〔法〕雷奈·格鲁塞著,常任侠、袁音译:《东方的文明》,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2页。

(16)有关的钱币图像见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27页第84图,http://www.answers.com/topic/musa-of-parthia;http://www.parthia.com/phraataces.htm,女王穆萨的石雕头像也于1939年在苏萨发现。见Benjamin Rowland Jr.,The Hellenistic Tradition in the Northwest India,The Art bulletin,Vol.31,No.1(Mar.,1949),pp.5-6;有关穆萨的记载见Josephus,Jewish Antiquities,XVIII.ii4(39-44),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7)关于汉佉二体钱的形制与分类,参见〔英〕克力勃撰,姚朔民编译:《和田汉佉二体钱》及本期插图,《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

(18)帕提亚都城之一的爱克巴坦(Ecbatana)控制了穿越扎格罗斯(Zagros)山脉进入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通道。从中国来的货物由此通过三条路线向西,一是绕肥沃新月地到达叙利亚,一是经Dura-Europe或帕拉米拉(Palmyla)穿越沙漠,三是南行至塞琉西亚或泰西封(Ctesiphon)。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mints.htm#Ecba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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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_亚历山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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