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中国的文艺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复兴论文,明代论文,中国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四～十六世纪，在欧洲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从意大利开始，然后波及英、法等国，由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动摇了中世纪封建制度与教会的意识形态，向人们展示了新世纪的曙光，虽然它冠以复兴古希腊文化之名，而实际上却是全新的哲学和文艺思潮。与此同时，在古老的中国，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正导致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境地。一方面，维系千年的封建体制已经日趋没落、摇摇欲坠，而另一方面，在江南一带，自发地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它的范围虽然只局限在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城镇，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广，特别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新的生产关系带来了意识形态的变革，于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也悄然兴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思潮。它首先在哲学思想领域向传统的理学提出了挑战，在文学领域，一方面借复古的旗号向毫无生气的台阁体诗和时文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则利用戏曲、小说这类非正统的文艺形式呼唤人性解放、歌颂自然真情。明代的文学在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之后，终于走向了真正的繁荣。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文化思潮，实质上是一场与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可以称为明代后期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的文艺复兴，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所不同，但在大致相同的年代里，东西方同时产生了一批哲学巨人和文艺巨匠，也同时创造了一大批艺术典范，如伏尔泰与李贽、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十日谈》与“三言”、“二拍”及《金瓶梅》、《唐吉·诃德》与《西游记》等等，这种现象看来并非纯粹的巧合。
一、新思潮的源起
当西方人开始怀疑和动摇神的权威时，中国的文化巨子们也向传统发起了挑战。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已步入封建社会末世，一些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逐渐觉醒，他们模糊地意识到大厦之将倾，历史正处在转折关头，陈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及现存秩序，已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这些觉醒者开始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清算，他们由对现实的不满，进而转向对千百年来维系人心的“道”加以否定。这样，明代中叶以后思想文化领域里就生成了三种进步的思潮。
首先是泰州学派的异端思想。泰州学派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何心隐和李贽为其代表。他们从王守仁的“心学”对道的抽象阐释中，逐渐发现其现实内容，进而揭示了现实存在的不合理，于是“心学”中出现了反道学的思想。首先，它否定了道学所捏造的人性先天差别，从而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荒谬性。这种包含平等意识的观点，代表了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市民的要求，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其次，它认为“饮食男女”是人的天性，驳斥了道学的禁欲主义。第三，它否定了儒家经传的权威性，提倡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具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
左派王学的开创者王艮首先向圣人之道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所谓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没有什么不同。李贽更是一位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被时人视为异端，因为他猛烈攻击封建礼教，揭露道学的虚伪和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甚至大胆嘲笑“圣人”和儒家经典。他认为人是天然平等的，无所谓圣凡之分。他还公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提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进而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强调“任物情”（即个性自由），强烈反对用礼教去束缚个性。这些思想明显地体现了市民阶层的要求。李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也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
明代后期，还产生了东林党为代表的社会政治思想。东林党是进步的政治和文化团体，由部分中下级官吏、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组成，其主要领导者多出自江南的工商业家庭，他们关心朝政和民生，并且清醒地意识到明王朝的危机；他们不满于现实的黑暗腐败，却企图通过清议来匡救世道。通过讲学和聚会，他们指点得失、反对暴政，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市民运动，唤起了一部分人的社会良知。东林党的活动，可以说是明代后期社会的一次政治和文化运动，它表面上似为传统书院制度的继续，而实质上蕴含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是继泰州学派而起的规模更大的政治文化思潮。东林党的活动衰微后，继起的复社形成了更广泛的集会活动，他们以“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相号召，实际上继承了东林党的活动，具有启蒙思想色彩。
另外，明代后期由于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和中国传统科学知识及生产实践的积累，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抱着忧国忧民的感情，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其杰出代表有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等。特别是徐光启，他曾直接从西方传教士那里接触过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他们在医学、天文、历算和农田水利等方面的发现和创造，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他们在研究著述中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成为明代后期思想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明代中叶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这种适宜的气候土壤中展开的。它所具有的启蒙色彩，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意识在文艺中的反映。
二、明代后期的文学思潮
纵观明代文学的历史，可以弘治、正德年间为界截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明初到明中叶的一百多年，社会比较安定，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而文学创作则成就甚微。传统的诗文创作走向了衰落，除了元明之际出现了宋濂、刘基、高启这样几位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外，此后百余年，文坛都很暗淡。明清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戏曲和小说也同样步入了低谷。元明之际长篇章回小说形成伊始就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巨著，但此后很长时期却毫无建树；从元末走向衰落的杂剧到了明代更趋式微，一度沦为宫廷文人的案头游戏；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在明代前期则成为士大夫文人卖弄学问、炫耀文彩、甚至注解理学的工具，创作上形成了以骈丽派为主导的逆流。
明代中叶以后，在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文坛上兴起了一股革新的思潮，寻回文学的生命、清算假文学成为这一思潮的核心。它彻底改变了明代沉寂的文坛，使各种文体创作都进入了一个活跃的、充满纷争与变革的新时代，从传统的诗文到小说戏曲乃至民歌、散曲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且文学理论的探讨也因流派的纷争而出现了多家争鸣的形势。
这次文学革新运动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前后七子和他们所提倡的复古运动。明代前期，诗文创作一直笼罩在台阁体的迷雾中，应制、应酬及赋闲的游戏之作充斥文坛，创作毫无生气，文学背离了“缘情而发”的真正意义。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打出了复古的旗号，拉开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序幕。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号召人们向古代的文学典范学习，以寻回真正的文学。他们首先向台阁体和八股文发起了攻击，并且对与之一体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虽然他们的创作论失之极端，创作上倾向于拟古，学到的多是古人的躯壳而非精神，但他们发起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向人们展示了历史上的优秀文学典范——秦汉散文和唐诗，并呼吁时人向这些有生命的文学形式学习，寻回文学的灵魂，从而由台阁体诗和时文的歧路上回头。因此，前后七子的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们那些拟古的作品，而在于他们顺时而动，引导人们对文学的真正意义进行思索，并打破了文坛的沉闷空气，从而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们借助于复古的旗号，正跟欧洲的文艺家借复兴古希腊文化之名而行文艺革新之实一样，目的并不是让人们回到过去的时代，而是借古人的旗号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使他们的行动更具有影响力。前后七子的努力，基本上结束了台阁体独占诗文统治地位的局面，虽然他们的创作并不足取，但他们借复古的旗号来提倡“真文学”的行动，已经揭开了明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序幕，也显示了明代的文学创作积极寻求时代特色的一种努力，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嘉靖年间，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反对派，他们标榜学习唐宋古文，号称唐宋派。从表面看，他们与前后七子观点相左、派系对立，实质上在借复古的旗号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这一点上，二者并无区别。他们也属于文学革新思潮的一部分，只是他们对文学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前后七子只是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文学，应该学习什么，而唐宋派则进一步阐述了真文学产生的原因，提出“文学工拙在心源”之说，认为好的文章应该有真情实感与独到见解，即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书》二）。唐宋派不仅在创作理论上有新创见，而且他们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其理论主张，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归有光的散文，感情真挚，朴实亲切，“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归太仆赞序》）。唐宋派的散文，实际上是明代后期诗文革新运动在创作上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也是明代文学开创时代特色所迈出的第一步。
继唐宋派而活跃于文坛的是万历年间出现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当复古的旗帜被前后七子高高举起时，这面旗帮助他们战胜了台阁体和时文所造成的文学逆流，而这面旗帜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就应及时收起，否则终将成为新思潮的批判对象。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兴起，正是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运动的结果。公安派明确主张文学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文学，不必贵古贱今。这从理论上阐明了应该彻底摆脱古人的束缚，创造出自己的时代文学。袁宏道在《小修诗叙》中更明确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不再依傍古人，而要“从自己胸臆流出”（同上），进而肯定了民歌“任情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衰乐嗜好情欲”的特点。由于三袁曾直接受到李贽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文学主张很多是对“童心说”的进一步阐释，反对理学正统思想的色彩更鲜明了。公安派的创作多无陈规，个性自然流露，语言不假雕饰，直到近代，仍是启蒙主义文学的有力影响者。
竟陵派也主张“独抒性灵”，其基本观点与公安派相似，不过他们在创作上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有些矫枉过正。
在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下，晚明的小品文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小品文自由灵活，不拘一格，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文学革新的产物，是“独抒性灵”的结果。袁宏道、张岱等是小品文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多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晚明小品文的优秀篇章具有与诗经、楚辞相似的品格。它的出现，实在是明中叶以来几代人努力探索的结果。
总之，从前后七子、唐宋派，到公安派、竟陵派，可以看出明代后期诗文界的激烈争鸣，也能看出明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清晰轨迹。这场从提倡复古开始，最后发展到自创一格的文学革新运动，体现了文学对自然真情的呼唤，因此，它实质上是明代后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诗文革新运动开展的同时，明代后期的戏曲小说界也兴起了革新的思潮。戏曲和小说是明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形式，由于它们长期活跃在市民中间，所以跟新的社会思潮关系更为密切；因为戏曲小说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城镇的发展，为其提供稳定的场所和经济保障，而明代后期江南工商业城镇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正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所以戏曲小说在经历了长期不振之后，也开始步入繁荣。
嘉靖年间，在当时工商业发达的崑山（今苏州），艺术家魏良辅对崑腔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使崑腔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剧种，并大大促进了声腔表演艺术的发展，戏曲创作与争鸣也随之拉开了序幕。以梁辰鱼为首的崑山派、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首的临川派相继出现；崑山派讲究词藻，吴江派注重声律，临川派则强调表现真情。汤显祖的《牡丹亭》代表了明代戏曲文学的最高成就。
汤显祖是王艮门徒罗汝芳的弟子，同时又接受了李贽的学说，因此在创作中公然标举“情”，来和理学家的“性”“理”对立，并将其作为一种哲学问题融进戏剧形象中。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复生的离奇情节，并非作者妄意杜撰，他是刻意把杜丽娘塑造成一个情的化身，即他所谓“有情之天下”里的理想形象（见《玉茗堂文集》）。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段话体现了他的哲学认识和人生见解。他认为情是不受礼教约束的，是超越生死的人间至道，因此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而对只知“以理相格”的理学禁欲主义观点则给予严厉驳斥。杜丽娘这一形象，正是作者进步思想的结晶，是新的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明显地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在这一点上，杜丽娘与传统的爱情剧中的人物如崔莺莺、王瑞兰等存在根本不同。她不仅是一位大胆追求爱情的女性，更重要的是她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因此，《牡丹亭》成了这一时期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明代中叶以后的杂剧创作也出现了转机，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最为突出的剧作家是徐渭。如果说李贽是哲学思想界的“狂人”，那么徐渭可称为文艺界的“狂人”。他创作的《四声猿》杂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完全打破了杂剧固有的格式，以荒诞和闹剧的形式传达了悲愤深沉的内容，表示了他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否定。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力冲击了当时杂剧中的陈腐气息，开创了清新的戏剧风格。
明代后期的文学，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小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话本、拟话本和长篇章回小说各呈异彩；类别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到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应有尽有，不仅风格多样，硕果累累，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谱写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新篇章。代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是世情小说的奠基作《金瓶梅》、话本和拟话本集“三言”和“二拍”以及神魔小说《西游记》。尤其是《金瓶梅》，它实现了古典小说创作的全方位的突破。
首先，《金瓶梅》突破了古典小说的传统题材模式。以往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历史变迁，改朝换代或侠风义行、奇闻逸事，塑造的人物多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或才子佳人，所用手法多为夸张渲染，与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而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则取材于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所写的多为市井中人的家庭生活琐事，往往采用写实手法，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与现实的距离更近了，也更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和人生的丰富内容。与此同时，大量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也是以普通市民为描写对象的，表现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平凡的人生价值观念。主人公不再是政治历史舞台上的筹码，而是普通的个体，是个性丰满的、充满七情六欲的凡人。这更进一步说明文学对人的主体价值的注重。我们从《金瓶梅》中很难找到一个“好人”，当然也找不到戴着恶面具的坏人，西门庆虽有其丑恶的一面，但他只是市井俗人中的一员，作品并未故意丑化他。这一形象所表现的丰富内含，既有他独特的个性特征，又体现了普遍的人性中的某些弱点，同时还有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习的影子。这种客观写实的手法，消除了传统的小说人物概念化、偶像化的弊病，充分展示了人物丰富多姿的个性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金瓶梅》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世俗人生的真实描绘，其中“饮食男女”成为重要的内容，性不再是丑恶的，也不是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而成为普通人生的一部分。作品的描写基本上是真实的，虽然有些地方存在自然主义倾向，但不能因而否定其重要性。它的出现，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世态人情以及王学左派学说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金瓶梅》还从艺术形式上对我国传统小说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成熟。在此以前，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说唱艺术的旧框架，而《金瓶梅》则基本摆脱了这一局限，完成了小说文学化的过程。《金瓶梅》还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由于长篇小说和话本、拟话本都脱胎于说唱艺术，所以一开始就是民间集体创作的产物，即在长期的传唱过程中不断丰富，最后由特定的作者进行集大成式的加工润色而完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莫不如此。嘉靖以后，《金瓶梅》一出，个人创作小说才形成风气。《金瓶梅》的产生，带来了世情小说的繁荣，并直接影响了《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一大批小说的创作，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明代后期也是我国市民文学最发达的时期。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具有市民文学特点的世情小说，而且出现了“三言”“二拍”这类集大成式的市民文学的代表作。话本、拟话本形式本身就是市民文艺活动的产物，许多篇章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事工商业的市民的生活和价值观，表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具有反封建色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想解放的社会潮流。
“三言”“二拍”中最为突出的是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象《卖油郎独占花魁》，描写的是城市小商贩与艺妓之间的离合故事。主人公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深情厚谊的基础上的。这是一种新的爱情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则通过一个市民家庭的离散复合，表现了新的婚姻伦理观。这类作品，既没有表现郎才女貌，也没有强调男忠女烈，主人公都是平凡的人，具有平常人的七情六欲和弱点，在经历一番坎坷之后，最终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圆满。
“三言”“二拍”中还有不少作品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明确肯定工商业是正当的行业。其中不少作品塑造了商人的形象，并且一般是作为正面人物，表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肯定他们对于金银财贷的追求。这与传统的文学作品往往把商人作为唯利是图、贪鄙低贱的势利之徒有根本的区别，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
明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创作也十分兴盛，产生了《西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它创造性地展现了一个神奇瑰丽的世界。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中浪漫主义流派的形成。这不仅表现在它驰骋想象的外部形式（虚构出来的丰富完整的神魔世界），而且在于它所体现的民主精神。在这一点上，它跟明代后期的其它优秀作品是一致的。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中叶以后的散曲和民歌也相当发达，一些散曲作家受市井俗曲的影响，写出了不少语言通俗、内容深刻的好作品。民歌则号称明代一绝。明中叶以后，有些开明的文人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搜集并予以刊行，如冯梦龙选辑的民歌集《桂枝儿》、《山歌》等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时期的民歌大多属于情歌，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创作步入了一个革新与发展的新时期，并且文学革新的思潮已融入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中，它们交互作用，形成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文化运动。明代后期文学创作的全面繁荣并不是偶然的，它只是这场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由于它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展开的，具有启蒙主义性质，并且在政治思想、哲学、科学和文学领域都得到了反映，所以，可以称为中国明代后期的文艺复兴。但必须指出，它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没能在更广泛的艺术领域中全面展开，加之当时的中国缺乏适宜的政治土壤，所以它不可能象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结语
发生在明代后期的文艺复兴，在我国文学史及思想史上都是极重要的事件，可惜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没能持续发展下去，也没有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清朝的异族统治，很快使这场文化运动销声匿迹了，历史出现了跟元代类似的局面，即民族矛盾及由此带来的民族文化回归及历史反思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而无暇去深思前代已广泛展开的有关思想启蒙与人性解放的问题了。因此，始于明代中叶的这次文艺复兴运动，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出它的巨大影响，历史便被迫翻开了色彩不同的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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