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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由于经商贸易或政治上的原因寓居海外，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但人数甚少。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朝帝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大批中国人作为“契约华工”（indentured labour ）被劫掠到世界各地，充当苦力（coolie），于是逐渐形成了“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的局面。为了谋求生存发展，海外华侨很早就意识到开办学校教育子弟的重要性，如雍正七年（1729年）荷印首府巴拉维亚的明城书院，是目前见诸史料最早的由华侨创办的学校。近代以降，华侨教育兴起、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为华侨自发办学时期，主要是设立蒙馆、学塾等旧式教育机构，教授华侨上层子弟；本世纪初至1940年，是自觉地创设新式华侨学校的时期，华侨教育渐趋普及；1941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则为华侨教育开始向华人教育转化的时期。
一
清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将海外华侨视为背弃祖先和故土的“叛逆”和“莠民”，实施极其严厉的“迁海令”，严禁人们出海谋生。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1860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听任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地区掠夺劳动力〔1〕， 再也无力施行其禁止出海的政策；然而，对于在海外生活的广大华侨的命运却置若罔闻。
直至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才开始改变对华侨鄙弃与敌视的态度，承认华侨的合法地位，并派出使大臣保护华侨。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国公使，这是中国派出的第一位驻外使节。1878年，清政府的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正式成立；此后，在日、美、俄、德等国也相继建立中国使领馆。1893年，清廷还下谕准许华侨归国，并宣布要保护归国的华侨。在清政府改变侨务政策，免去华侨后顾之忧的同时，华侨人数也在持续增长。据估计，1879年世界华侨人数为300 万， 1899 年为400万，1903年达到730万。〔2〕在这种情况下， 近代华侨教育开始自发地兴办起来。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半岛、菲律宾、安南、暹罗、朝鲜、檀香山、旧金山等地的华侨先后设立了蒙馆、学塾、义学、书院等教育机构。
这些由少数富裕侨商发起创办的教育机构，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教育程度和受教育的人数也受很大限制。教师大都是在国内科举考试中不得志而外出谋生的士子。教学方式与方法沿袭中国封建教育的传统，以个别教学和记诵为主，并辅以体罚。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和严格的学制，教学内容仍以传统教材为主，初级阶段学习“三、百、千”等儿童启蒙读物，以后是四书、五经及珠算、书法、尺牍等。这种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让侨民子女识字知数和懂得祖国的礼节习俗，因此，这种在侨民中自发产生的教育机构还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式学堂。
进入20世纪，华侨教育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与国内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热潮相呼应，海外华侨中出现了第一次办学高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1901年至1911年的短短十年间，马来西亚建成的侨校就有10余所，而荷属东印度各地创设的中华学堂则发展到65所。〔3〕此外，北美的旧金山、萨克拉门托、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维多利亚等地先后兴建了大清侨民学堂；菲律宾、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国也出现了一批以“中华”二字冠名的新式学堂。与前一时期相比，这时的华侨学堂是在各地华侨会馆的主持下创办的，是一种有组织的自觉兴学行为的结果。在教学内容上，虽然也注重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和尊孔思想，如巴城会馆董事会就曾规定，孔子诞辰日学堂放假一天；校门内悬有一幅至圣先师孔子的挂像，学生们上课和放学都须向孔子像行鞠躬礼，以示敬仰。但是，这些学堂更注重启发学生的民族观念、爱国思想以及培养训练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各地中华学堂开设的国文、经济、历史、地理、修身、体操等科目，超出了学塾的教学范围。
第一次海外华侨兴学高潮的形成，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维新志士逃亡海外，极力提倡华侨开办学堂。1903年9月，康有为应巴城中华会馆的邀请， 到南洋各地发表演说，在鼓吹保皇的同时，号召华侨爱国、兴学。他指出：“为中国人，就必须恢复中国人之优良风俗，讲中国之语言，识中国之文字，读中国之圣贤遗训，然后可成为一个真正之中国子民。……现在各会馆间有兴办学堂，但其数不多，尤须陆续增加。文字之声音应用国音，日常言谈应用国语。”〔4 〕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华侨办学的积极性。梁启超逃亡日本后在华侨资助下，1899年在东京设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吸引了一大批思想激进的青年到该校学习。其中不仅有华侨子弟，而且，国内被解散的湖南时务学堂的11名学生，也慕名前往。
（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海外华侨中宣传革命，鼓励兴学育才。避居海外的革命同志也积极从事文教工作，以开设华侨学校、组织阅书报社作为活动据点，在华侨中产生广泛影响。
（三）清政府针对革命党人和保皇党人在华侨中的活动，也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对华侨教育极为关注。1898年清政府就责成驻外使领馆在海外华侨中劝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粤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到南洋召集各埠代表及玛腰、甲必丹在万隆开学务会议，〔5 〕奉朝旨敦促兴学，并准“远离宗邦、声教莫及”的华侨子弟与内地一律出身。此后，清廷陆续派林文庆、钱恂、董鸿祎、陈华等人去南洋，或协助成立学务总会、或调查华侨教育情形、或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就连为修建漳厦铁路而到南洋招股的闽绅陈宝琛也奉命顺便到各处劝学〔6〕。除了南洋之外，1907 年初学部还派出内阁侍读梁庆桂到北美筹办侨民兴学事宜，以便使华侨“扩其知识，生计自裕，增强竞争力”，“发其爱国之心，俾知孔教渊源”；进而达到“维系人心，潜消隐患”，防止楚材晋用的目的〔7〕。 清政府一面不断地派员到海外各地劝导华侨办学，一面又创办暨南学堂，吸引华侨子弟回国升学。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出于“维侨情而弭隐患”〔8〕的考虑， 奏准设立暨南学堂于南京鼓楼薛家巷，招收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子弟，以宏教泽而系侨情。〔9 〕上述措施对于华侨教育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华侨的民族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华侨们尽管身处异乡，但落叶归根的思想却居于支配地位，他们同祖国故土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广大华侨强烈希望自己的子弟学习中文，了解祖国的发展形势，让中华民族文化在海外继续发扬光大。新式华侨学堂的教育，无论是对学生的知识掌握还是对他们以后的就业，都要比旧式学堂强；受过新式教育的孩子不仅聪明有礼，而且更能适应环境。这些成功的事实成为华侨相互激励、竞相办学的有利因素。
二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成立，极大地鼓舞了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大大加强。在1911—1927年间，海外华侨掀起了第二次兴学的热潮，华侨学校逐渐普及于侨胞聚集的各个地区。以荷属东印度为例，1912年华侨学校数为65所，学生5451 人；1919年为215校，学生15948人；1926年则增至313校，学生31438人。〔10〕其它各地华埠的中华学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据1922年不完全统计，已设侨民学校及侨生人数情况如下表：〔11〕
国 别 校 数学生总数
日 本6 1081
朝 鲜5 150
英属加拿大5 183
美 国6 314
英属缅甸 17 840
英属南洋各岛 58 4783
法属安南1 131
美属南洋各岛 5 650
英属澳洲 3
62
华侨教育再一次迅速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推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激荡，使得海外华侨对于祖国的未来寄予了美好的希望，成为这一阶段海外华侨热心办学的直接动因。二是侨居地政府对华侨教育的压制，反而坚定了华侨办学的信心。三是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华侨教育的措施，具体而言，有以下四条：1.制订规程统一管理。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的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贡献巨大，民国政府成立后，华侨教育问题理所当然地受到空前重视。1913年12月22日，教育部公布《领事经理华侨学务规程》，经与外交部商定，委托中国驻外各使馆兼管华侨教育事务；1914年2月， 教育部又公布《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2.派员考察指导。如，1912年广东、福建先后派曾揖馨、郑贞文去南洋考察华侨教育；1915年教育部委托高登鲤、梁家义为驻外视察员；1917年教育部又派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等赴南洋调查指导华侨教育。3.由政府出面奖励先进的华侨学校和从事华侨教育的有功人员，作为倡导。如，1917年先后由总统和教育总长向成绩优秀的侨校、作出突出贡献的华侨教育界人士和商界人士颁发匾额或奖章。荷印华侨学务总会总理陈显源、视学熊理、三宝垄中华学校校长石鸣球以及支持办学的商界人士黄仲涵、张鸿南等，就曾获此殊荣。4.复办暨南学校。暨南学堂1911年停办，1918年在黄炎培主持下复校。复校后的暨南学校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补习学校性质，并于1927年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满足了华侨子弟回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华侨教育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
1927年以后，华侨教育遇到了暂时的挫折。由于1929—1933年期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华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一部份华侨学校因经费困难等原因而停办；但随着危机的过去，世界各地的华侨教育又很快发展起来并出现了第三次兴学高潮。据统计，马来亚1937年有华侨学校477所，学生40293人，和五年前相比， 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增加2倍；暹罗在1926—1937年间仅曼谷一地就有华侨学校35所；越南1937年有华侨教师523人，学生23000人；菲律宾1936年有华侨学校60多所，学生70000多人；〔12〕美国在30年代末已有华文中学6所，小学60多所〔13〕，等等。
1927—1940年间的华侨教育，和前段时间相比，不仅华侨小学教育发达，中学日渐增多，而且华侨教育系统日趋完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华侨教育的控制和管理也日益加强。1928年6 月大学院特设“华侨教育委员会”专门管理华侨教育事宜；并且制定了《华侨学校立案条例》、《华侨小学暂行条例》、《华侨补习学校暂行条例》、《驻外华侨劝学员章程》、《华侨视学员章程》等法令，进一步规范了华侨教育的管理。1929年11月，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通过了《华侨教育会议宣言》和25项决议案，交流了华侨教育经验，指出了华侨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建立了“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作为教育部办理华侨教育的咨询机构，负责拟定改进华侨教育方案、调查华侨教育情况、计划华侨教育经费及其它有关事项。1931年秋，侨务委员会成立，下设侨民教育处，主管华侨教育的调查、立案、监督、指导等工作；而有关华侨教育的方针、政策、实施计划、经费筹划、师资培训及课程设计等项，则仍由教育部负责管理。在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的联合指导下，特别是经过各地侨胞的共同努力，华侨教育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
华侨教育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侨居地政府的警惕和不安。侨居地政府当局除了颁布各种苛刻条例，对华侨学校教师的任用、学校行政、课程教材、学生年龄等横加干涉和严格限制以外，还改变以往将华侨子弟排斥在当地学堂之外的愚民政策，或开设学校，吸引华侨子弟入学，试图通过与华侨学校竞争来挤跨华侨创办的学校；或给华侨学校以津贴，进而控制华侨学校的办学方向。这些同化、分化政策导致了华侨社会内部意见分歧。尽管如此，大多数华侨还是赞成把子女送到华侨学校中，接受中华民族文化的教育，加强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例如，荷属东印度设立了荷华学校，以毕业后直接升学、优先就业等条件为诱饵，招收华侨子弟，1932年开办荷华学校117所，招收学生23353人，而华侨学校则有450所，学生近45000名。华侨学校的校数差不多等于同期荷华学校的4倍，学生是荷华学校的2倍。〔14〕这说明民族主义思想在华侨中仍具有很深的影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南侵，南洋各地相继沦陷，华侨教育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被迫解散；侨校师生有的回国，有的留在当地参加抗日活动，坚决抵制日寇的法西斯奴化教育。国内教育部为收容回国侨生，特在云南保山、四川綦江和广东乐昌开办了华侨中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等高校也增设了侨生进修班，安置回国的华侨学生就学。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教育部成立“华侨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组织华侨学校复学复课；又派专门委员吴研因和督学到东南亚各地督导。各地热心教育的侨胞，克服战后的经济困难，在重建家园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华侨教育的复兴。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46年底，海外各地华侨学校已达3455所，其中向教育部立案的有673所； 在这3000多所华侨学校中，有中学100余所。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华侨教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殖民地纷纷赢得了解放，建成独立的国家。身处其间的海外华侨紧跟时代的步伐，逐步从以前的“落叶归根”转向“落地生根”，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华人，华侨教育也因此开始向华人教育转化。应该指出的是，华侨成为华人后，虽然取得了居住国的国籍，但仍念念不忘故土，对中国依然保留着强烈的眷恋之情。
三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近代华侨教育经过了由自发形成到自觉的、有组织的发展，直至逐渐向华人教育转化的嬗变历程。如果姑且撇开华侨自发设立学塾等旧式教育机构不论，那么近代华侨教育的发展时间还不到50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近代华侨教育不仅出现了三次兴学高潮，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办学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在教育管理、经费、教学形式与方法、学制与课程、教材、师资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在管理上，建立了自国内到侨社再到华侨学校的三级管理体系。比如，在南京设有华侨教育总会，在海外则设有缅甸分会、加拿大分会、越南分会、美利坚分会、非洲分会、菲律宾华校联合会、马六甲华校教师联合会、槟城华校教师联合会等41个华侨教育会的分支机构，负责管理和协调世界各地的华侨学校。
（二）在经费筹措方面，华侨学校的经费主要是来自学杂费以及侨社各界特别是商界的捐款。除此之外，还有多种途径。从下表所列举的几处华侨学校经费来源的情况看，〔15〕华侨学校经费筹集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华侨学校所在地侨校经费筹集方式
英属马来半岛学费、月捐、临时捐、特别捐.
菲律宾
学费、教育附加捐、华侨个人或团体按年津贴、演
剧筹款、募捐、其它(如华侨食盐、华轮船票及运
输等纳捐).
檀香山
学费收入、会团或教会津贴、侨界募捐.
缅甸 社团捐、校董年捐月捐、学费、俱乐部补助、屋捐
、商店月捐年捐、个人认捐、募捐、基金生息、演
剧募捐、特别捐、粟捐、屠宰捐、英政府及美会津
贴、布店捐、酒廊捐、党部津贴、当店捐、杂货捐
、船捐、猪捐、煤油捐、酒码、和码、电油捐、糖
捐、田租、土产捐.
荷属东印度 月捐、学费、货捐、房租、特别捐及其它( 如商会
丧事补助费、旅馆捐、赌捐、卖彩票、开夜市等).
日本
学费、校产收入、侨商补助、商会津贴。
朝鲜
领馆补助费、学费、房捐地租、商会补助、募捐款
、教会补助等.
（三）在教学上，华侨学校注重用民族语言授课。1925年之前，南洋一带的侨校在上中文课程时，因闽、粤学生方言不同，一般按籍分班，分别用不同方言讲授。从1925年起，华侨教育界发起提倡国语运动，一些学校在夜校开设了国语专修科，在实践中加以提倡，报界也大力鼓吹宣传。1929年后，南洋各地的侨校教学语言不再是闽、粤方言，而是国语。朝鲜、日本、美国等地的侨校从新式华侨学堂创办时起，就是使用国语教学。
由于华侨学校大多师资匮乏，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名教师，加上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所以一般侨校都采用单级教学或复式教学的形式，以提高教学效率。
华侨学校的教学方法有注入、启发和辅导等几种。以荷印侨校为例，清末各校教学概用注入式，与私塾无异；民国以后，学校设备渐臻完善，聘用不少新式教师，于是，启发式逐渐取代注入式。五四运动后，受国内教育改革大潮的影响，各校在教学中也间或采用了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蒙台梭利制等教学方法。又如，日本的华侨学校多采用设计教学法和自学辅导法；纽约的华侨学校则多是启发式与注入式两者并用。
（四）在学制与课程方面，各地华侨学校的学制都采行国内的办法。1926年以前，采用的是民初学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中学四年；1926年以后，逐渐改用国内通行的“六三三”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各校课程也依照国内中小学课程标准办理，体现了以祖国的历史文化为经、以侨居地区经济发展要求为纬的特点。除了重视国语教学以外，为了培养学生适应商业社会的能力，一般侨校都开设有簿记、商业、工艺、形艺等课程，注重对学生进行商业教育。许多侨校甚至还建立了商业实践室、儿童储蓄会等机构，供学生开展商业实习，锻炼学生的实际能力，以便学生毕业后助其父兄经营店务。一些华侨学校经常兴办游艺会、展览会、运动会等，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
（五）在师资构成上，华侨学校教师大多受过国内教育，外籍教师只占极少数。马来半岛的华侨学校中，受过国内教育的教师为80%，缅甸为82%，荷印为90%，檀香山为90%。〔16〕
四
近代华侨教育在广大华侨的热心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偏僻的乡村，还是在繁华的都市，只要有华侨居住，就可以看到华侨学校，听到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近代华侨教育在提高广大华侨的文化知识、谋生能力，增强对祖国的民族认同感，促进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华侨教育的兴办，促进了华侨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
有人在本世纪20年代考察了南洋华侨教育之后，在当时的著名刊物《教育杂志》上撰文，谈到这方面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写道：“中国儿童之生长于南洋者，不独不知祖国之语言文字，且亦不自知其为中国人也。……且各立门户，不相往来（粤帮用粤语，闽帮用闽语，潮州帮用潮州语）。在文化未开之南洋社会，商人则孜孜惟利是图，工人则寻仇打架。自有学校创设之后，注重国语教授，子弟入学数年，能操流利之国语，为父兄者潜移默化，居然亦稍稍能国语矣。风气渐开，华侨始各惊异学校教育之效能有如此之大，乃增益其爱护提倡之热心。斯时各帮人士，均能稍解国语，感情亦渐融洽，不独打架之惨事日见其少，而爱祖国之热忱亦油然勃发。举凡从前种种之黑暗，为之荡然。社会人士以同种相残及子弟不入学校为耻事。”〔17〕
（二）华侨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华侨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增强其在海外的谋生能力，使得华侨在侨居地能够自立、自强、自尊。
为了谋求在海外的发展，广大华侨意识到仅仅凭借“三把刀”的简单技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教育之力，掌握文化技术知识，才可以求得一席之地。1917年新加坡学务委员的布告，就表达了这种紧迫感：“当此智识竞争之世界，若不急谋高尚之智识技能，则生计必然日蹙，将来恐无立足之地。”〔18〕正是有了这种认识，近代华侨教育才能得以蓬勃发展。
华侨学校为侨居地开发和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据1930年的调查统计，荷印华侨学校的毕业生就业者占全体毕业生的70%，其中返回祖国就业者仅占15%，另外85%的就业者则留在侨居地。〔19〕可见，华侨学校为侨居地提供了大量人才。华侨人才的培养，不仅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且也增强了华侨在侨居地的经济力量，使得华侨经济从“唯商独秀”的格局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华侨教育的开展，有利于传播中华文化，激发华侨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增进华侨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
俗话说：“侨民是祖国的文化大使”。如前所述，在华侨学校的教学中，国语一直是极其重要的教育内容。各侨校之所以视“普及国语作为不可缓之要图”，正是因为认识到“一国之国语可以鼓铸一国之国民性。若国语不普及，不特国民性不能鼓铸，且团结力亦因之涣散。”〔20〕华侨学校以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所进行的教育，使华侨子女能够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提高其民族意识，保持其民族特性和风俗习惯。华侨学校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广大华侨还非常关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们积极支援国内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希望祖国繁荣昌盛。国内的政治、社会动向无不影响着华侨教育的盛衰。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华侨中出现的兴学热潮就是明证。由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国际地位低下，使得华侨教育没能得到侨居国应有的尊重。事实证明，华侨教育与祖国的强大息息相关，只有祖国富强了，才能有华侨教育的发展，华侨的生活和政治地位才有可靠的保障。
（四）华侨教育的开展，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华侨教育以养成健全之华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培植适于侨居地的生活能力，增进各民族感情为宗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广大华侨始终能够与其它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即使是在侨居地当局推行国家主义，颁布各种苛刻法律对华侨学校横加限制，甚至是故意破坏之时，广大华侨也能做到有理有节，采取灵活的措施以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保证了近代华侨教育的正常发展。一位日本学者在其所著《华侨教育的国际比较》一书中曾对此作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认为：“中国血统的居民，越过国境，横跨时代，在异域文化环境中与不同的民族共处长存……之所以能够如此，可以说原因在于华侨学校的教育。在围绕着两次大战的国家之间的国家主义、相互冲突、相互制约中，华侨学校也经历了许多考验。在这一动乱的世纪中，它被视为一种教育方法，而且表示着当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共存乃至交流的方向。〔21〕
从总体上看，近代华侨教育在海内外侨教人士共同努力和广大华侨热心支持下成绩斐然，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华侨学校管理上，校自为政，畛域分明，尚缺少统一联络的精神；学校董事会与教务部之间权限划分不清，董事会往往滥用职权干涉校政。在经费方面，尽管华侨学校经费筹集方式多样，但由于绝大多数学校没有固定基金，华侨学校的发展常常会受到华侨经济状况起伏的影响。在课程设置上，华侨学校的偏科现象也较为严重，有些学校重视了国语而偏废了英文，有些学校则偏重商业的训练和职业技能教育而忽视了一般文化课的学习等等。在教材方面，有些教材的内容脱离了华侨居住地的生活实际，这一点在常识科和地理科的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华侨教育界人士在当时努力想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的努力并未获得圆满结果。
注释：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145、148页。
〔2〕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页。
〔3〕“南洋华侨学务观”，《教育杂志》第四卷，第十二号。
〔4〕廖嗣兰：“辛亥革命前后荷属东印度华侨情况的回忆”， 广东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开明书店，1934年5月版。
〔6〕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三、学校二十，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717页。
〔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 总第5614—5615页。
〔8〕《端忠敏公奏稿》卷九。
〔9〕同上，卷七。
〔10〕荷属华侨学务会编辑委员会编：《荷印华侨教育鉴》1928年版，第376、402、448页。
〔11〕“已设侨民学校及侨生人数调查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
〔12〕《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十一编、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3页。
〔13〕（美）麦礼谦：“美国华侨简史”，《时代报》1981年。
〔14〕乐天：“东印度华侨国民教育概况”，《巴城新报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35年版，第89—91页。
〔1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开明书店1934年5月版。
〔16〕同上。
〔17〕汪家培：“南洋英属马来半岛华侨教育之概况”，《教育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二号。
〔18〕“新加坡学务委员布告”，《教育杂志》第九卷，第二号。
〔19〕《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开明书店1934年5月版。
〔20〕熊理：“荷属华侨学务总会过去的历史”，《荷印华侨教育鉴》，第415页。
〔21〕（日）市川信爱：“南洋华侨教育的嬗变”（翁其银译），载《辽宁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
（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举办的“华人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于1997年10月23日至27日在南京师大召开，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45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文为该次大会上的宣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