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的魅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魅力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期，本刊推出“重估中国现代化”主题讨论，论文的视角多从中国近代及现代种种现实及历史的状况入手，此期，本刊集中刊发三篇探讨东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文章，俾使中国现代化研究能够拓展视线，在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
──编者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曾几度成为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阐述的解释，著述累累，资料浩繁。笔者认为，东亚模式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的模式特征；其二是在体制政策平面上的模式特征。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讨论前，先对东亚模式做一基本界定。
一.关于东亚模式的提出与界定
东亚模式是对东亚国家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一提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东亚作为一个通用的地理概念出现的历史也不算长，它的前身是所谓的远东。最近召开的首届东亚运动会，一共有日本、香港、澳门、台湾、韩国、中国、朝鲜、蒙古八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其中经济最为发达的日本，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六十年代中期受到欧美国家学者的注意，所谓日本模式的研究鼓吹自此出笼，到八十年代后期，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欧共体和美国，使西方人的经济霸权和优势心理受到强烈冲击。香港、台湾、韩国（再加上新加坡）从1965年到1968年先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1973年石油危机后，与拉美、南欧、中东国家经济逐渐拉开挡次，“四小龙”模式在八十年代便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宠儿，到九十年代初，香港、新加坡、台湾已升级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韩国则名列中等收入国家的前茅。
在台湾“解严”、韩国实行文官治理后，“四小龙”模式向日本模式靠拢；在中国大陆承认市场经济优越性后，体制模式特征愈来愈接近七十年代初的台湾、韩国，这样一来，东亚模式便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当然，大陆学者所关注的东亚模式往往并不包括中国大陆自身，而是日本模式与“四小龙”模式的一种综合。笔者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亚模式一词的，尽管有时会涉及到大陆的历史和现状。
任何理论综合都不可能完全模拟和概括它的研究对象。我们绝不能忽视特定研究者的兴趣和观察角度。因此，发达国家学者笔下的东亚模式绝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政治家企图了解的东亚模式。前者的关注点是不同文化对于现代化过程的影响；后者所侧重的则是体制选择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于文化差异的考虑尚在其次。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谓东亚模式的某些特征正在褪色，某些特征已失去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此，研究者必须重视东亚模式的时段性，不要把过渡性的东西误认为是永久性的神器来顶礼膜拜。
欧美学者研究东亚模式，主要是以日本作为原型的。起初是为了向民众作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士兵与日本士兵在战场上首次相遇，二者的行为差异很大，到战争后期，大批日本军人、民工和眷属在战斗失败后集体自杀或作肉弹式攻击，令美国人惊讶与疑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菊与刀》，她对日本人国民性的阐释对美国人的日本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后来有一些美国学者批评说，本尼迪克特本人没有去过日本，她所依据的资料是零碎、过时的，她探讨与描绘的是二十世纪以前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不能代表昭和年代尤其是二战后加速现代化时期的日本模式。更晚近美国学者的日本研究带有更多的技术性色彩，即揭示日本迅猛赶超美国的秘密，寻找防范乃至模仿的要诀。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对日本通产省的产业政策进行大量研究后发现，曾被视为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的一些做法，在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外贸、外汇、资本流动自由化过程中已经削弱、淡化和失效。此外，对于终身雇佣制度等所谓日本企业的“三大神器”，在不少欧美学者将其视为日本现代化的正因素的同时，一些日本本国学者却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视之为一种合理的妥协手段，一时的调整措施。因此，对于学者们的比较研究成果，要进行必要的筛选。
对于终身雇佣制度等所谓日本企业的“三大神器”，在不少欧美学者将其视为日本现代化的正因素的同时，一些日本本国学者却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
二.与文化因素相关连的东亚模式特征
通过对欧美学者的东亚模式理论通盘考虑，笔者认为，在他们的概括中，凡是具有比较长久生命力的模式特征，都是与文化因素关系密切的那些特征，因为文化变迁要比制度变迁困难得多，缓慢得多。与欧美国家相比较，东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最值得重视的特点有如下几点：
1.高储蓄倾向
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人们的心理倾向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国民的储蓄倾向便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经济参量之一。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杰出研究早已揭示，储蓄倾向是宗教与文化的相关变量。宗教改革后，新教徒崇尚节俭，与天主教会的奢华形成鲜明对照，韦伯认为这是产业革命首先在新教国家发生的重要原因，当年韦伯对于儒教评价不高，乃是由于他不掌握有关东亚国家的第一手资料。当代经济统计资料显示，东亚国家的国民储蓄率长期占据世界排名榜首，日本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四小龙”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大陆则是低收入国家中的翘楚。儒教文化传统对于“望子成龙”的强烈欲望，要求父母储备大笔的子女教育费用和成家立业费用。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险事业是比较落后的。究竟是私人储蓄率高抑制了对社会保险制度的需求还是缺乏社会保险逼迫人们提高私人储蓄比重，这是一个有待人们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社会总储蓄率愈高，经济增长速度愈快，这在发展经济学中是很容易证明的，然而，东亚国家能不能继续保持高于其他国家的储蓄率水平，就不是经济学家能够回答的了。
2.政治一致性与精英政治倾向
东亚国家内部的政治一致性程度高，既有历史的根源，也有现实的原因。在欧美国家，政党和政争的阶级色彩浓厚。英国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国会的角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贵族与中产阶级的对立，另一大党工党，也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作为工会的代表进入了英国政坛。号称西方最民主国度的美国，目前的两党政治亦起源于十九世纪北方工业家与南方庄园主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最先抛弃世袭等级制度的国家，科举考试开通了社会上下流动的渠道。儒家文化的机会平等主义也影响到日本和朝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的流动性相当大，由于实行了严格的文官考试录用制度，大批中下阶层子弟进入官僚队伍；新贵族、藩阀在第二代的再生产上就失败了，据日本行政学专家秦郁彦说，他们的亲属在官僚集团中所占的比重比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要低。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在确认中国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时意见纷纭；四十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则对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工人的党还是土地改革者的党争讼不断，这些都反映出阶级政党在中国的缺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在日本、中国、韩国这样的后发型、赶超型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纲领很容易成为凝聚和动员全民族的独一无二的政治内核。中国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日本三十年代的革新运动（其结果是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化）都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前者获得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后者是由中下阶层出身者积极倡导和推动，很难把它们说成是哪一个阶级的专利。东亚国家的政治具有目标导向的特点，它与利益均衡型的政治显然有别。
向前看的政治一致性是精英政治体制得以继续畅行无阻的历史条件。而精英政治则是东亚文明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欧陆的杰出思想家莱布尼兹、伏尔泰等就对中国的精英政治羡慕不已。在满清帝国后期，中国的政府官员几乎全部来自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即总人数大约100万人的绅士集团，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四个完全凭借考试成绩循序晋升的层级。他们全部熟读儒家经籍，并受到共同的政治道德伦理的熏陶。当中国匆忙抛弃科举制度导致吏治长期混乱不堪时，日本却继承了东亚文明的这一传统，把近代高等教育与官吏考试任用制度很好地衔接起来。日本在文化革新后的一千多年里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却一直没有借用中国的科举制度。然而，当它开始建设自己的近代政府制度时，又辗转地引进了文官考试制度。日本实行高等文官考试后，合格者几乎全部都是新建立的大学的毕业生。在1894-1937年的高文考试行政科全部合格者中，仅东京帝国大学一个学校的毕业生就占62.4%，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法学部的同学。战后东京大学毕业生在国家公务员高级考试合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0%左右。因而不难想象，日本的权力精英具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背景，而且在意识形态上都是“脱亚入欧”、“赶超欧美”的信奉者。
政治学家注意到，日本国会议员中官僚出身者占很高的比例，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如前任首相宫泽喜一也都是官僚出身，这一点与欧美国家很不同。日本的官僚不仅控制了行政，而且能够操纵立法。在美国，立法事务是参众两院议员的特权，即使是行政机构准备的法案，也必须经由议员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在日本，大部分法案特别是最后成为法律者，则是由政府各部门提交的。实质性的立法程序，主要是在官厅及其组织的审议会中进行，国会的审议通过相当草率。日本的高级文官和执政党的政策制定人员（他们往往是过去的同事）具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和灵活性，他们在制订新的政策法规时，不拘泥于以往的政策表态（因为首相和大臣经常变动），更不受特定意识形态的束缚，能够充分参照欧美国家先前对它们的政治讨论情形和贯彻实践经验，使之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更大的适用性。由于在政策制定上不僵化、富于弹性，一党独大的格局才能够在日本长期维持。有一个事实尚未被研究日本模式的人所重视，即：欧美国家的各大政党虽然年代久远，政治论争的议题却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例如克林顿与布什竞选的主题就与尼克松、肯尼迪竞选时不大相同；而日本现在的左右翼政党虽然都是在战后才登上政治舞台的，政治辩论的内容却缺乏新意，一些老调子反复重弹，这就助长了政策主导权从国会向官僚的流失。精英意识不仅在东亚的官僚中盛行，也是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东亚儒家文化传统里，政统的合法性来源于道统，学问、道德与权力、地位密切相关，“书中自有……”云云，反映了士人对自我价值的预期，不论在现实生活中多么落魄，它们在精神上总是高傲的。西方中世纪的情况则不同，世袭贵族并不需要自己去读书写字，他们的地位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文人只不过是被雇佣者，是和演员艺人一类人。在这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欧美知识分子，特别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把自己视为普通人中的一员，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安于平等地位，在道德价值上也没有盛气凌人的、过于强烈的优越感。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西潮涌入东亚后，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儒家正统被新的社会理想取而代之，文化的疏离却更加严重，知识精英纷纷离开乡土社会，愈发与芸芸众生格格不入了。它们以现代化的指导者和社会大众的改造者自居，当他们从政的渠道被军阀、武人阻断后，更加“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然而然地倒向近代西方思想中法兰西启蒙主义、德意志浪漫主义和欧陆思辨哲学这一支脉，而与苏格兰启蒙主义和英美经验哲学无缘了。日本的学术界与政界长期是两张皮，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缺乏对话，更少交流。历史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关系更为恶劣，经常处于冷战或热战的状态，不是“引蛇出洞”、斩草除根，就是“横眉冷对”、以笔为剑。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只是托庇于租界的治外法权，才得以生存下去。对于加尔布雷斯、基辛格这些政学两栖明星来说，东亚政治中的精英分裂现象简直不可思议。
当中国因匆忙抛弃科举制度而导致吏治长期混乱不堪时，日本却继承了东亚文明的这一传统，把近代高等教育与官吏考试任用制度很好地衔接起来。
在美国，立法事务是参众两院议员的特权，而在日本，大部分法案特别是最后成为法律者，则是由政府各部门提交的。
3.天伦与契约关系共生
前美国驻日大使，著名东亚研究学者赖肖尔认为，日本的近代化之所以比中国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保持了三百年和平安定的江户时代日本封建制度下的习惯法比乍看似乎更先进的帝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更为有效。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社会的契约关系比较发达，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农民比中国的商人、农民对于经济交往具有更大的安定感，他们肯于为产业和商业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仅醉心于高利贷和购卖土地，其结果是培育了企业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但是，如果不是拿日本与中国比，而是与欧美国家比，契约关系的深度和普遍性就差得远了。日本的法律条文往往制订得比较粗疏，使行政机关和当事人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日本人办事不大愿意求助于法律。而喜欢凭借人情关系。律师在日本人口中的比例，远低于美国人所雇佣的律师，律师在社会中的声望与权势，更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在汉字文化圈社会中的重要性，常常超出一般欧美人能够想象的限度。
在东亚国家里普遍存在着泛家族主义的情绪，这从汉语的“国家”一词中就不难体会到。国民党当局把孙中山称为国父，朝鲜当局要求人民尊金日成为慈父领袖。日本人号召以公司为家，中国人提倡爱厂如家、爱社如家。把家庭伦理规范扩大到政治、经济领域里，使权力、权利与责任、义务绝不相称的天伦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普遍范型。
契约关系是契约双方的一种自愿交往行为的结果，可以解除，也可以调整，以适应环境条件及各自欲念的变化。契约关系不发达，传统的非契约关系继续盛行，集体和舆论的强制性影响就比较大，个人自由度小，由此导致社会变化相对迟缓。当然，这种类型的社会也自有其好处，社会化过程相对容易，异化与疏离程度低，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个人面对的选择压力小。当东亚人在异土他乡谋生时，他们的集群倾向对生存竞争相当有利，这一点由华人、日本人、韩国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不同表现即可证明。但是在他们的老家，契约关系与个人自由正在不断侵蚀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可以相信，至少在今后的一两个世代中，东亚人与欧美人的人际交往模式仍会有显著的差异。断言东亚的人际关系将会淘汰欧美模式，最终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似乎还缺乏证据，言之过早。
过去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轻价值、重实用，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然而，美国人与东亚人比，前者在重实用、讲功利方面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4.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过去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认为美国人轻价值、重实用，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然而，如果美国人与东亚人比，前者在重实用、讲功利方面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赖肖尔曾断言，在世界主要文明中，东亚的全部文明恐怕是最实用主义的文明，是最原原本本地承认事实的文明。这一传统体现在生活方式、政治运作和思维定式等方方面面，是东亚文明最深层、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因而迄今变化最小。
现在，世人普遍以为欧美社会最讲宽容，从行为到言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见怪不怪。其实，这不过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趋向，不象东亚人的宽容那样源远流长。宗教与教派之间的长期血腥战争和大规模屠杀，宗教裁判所对异端分子的焚烧与放逐，是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前期史不绝书的主题。直到十八世纪，一些著名的无神论者仍然不敢在生前畅言自己真正的信仰。一代又一代的欧洲神学家和哲学家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对于宇宙本体的探求和终极价值的关怀上。类似的情况在东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儒道释三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大体上是相安无事、共存共荣的。唯识宗的精深佛学在东亚几乎没有市场，极少被人问津，因为士人和百姓不是把佛道作为消灾祈福的工具，就是把它们作为怡养身心的良方，难以想象人们会为了教义的真伪、信仰的纯洁而拼死拼活、刀剑相加。东亚人的宽容来源于潇洒。饱学之士的学问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大多既不关心自己身心的存在本质，也不关心外部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浑然境界。御用的天文──星占家为了完成准确预报星象与岁时的职责，在星图绘制上不断精益求精，在数值计算方面亦颇有贡献，很早就掌握了多种插值法的公式。但是，直到托勒密天文学传入时，中国土生土长的天文学家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幅完整的几何天体学图象，甚至连地球的概念都没有形成。
众所周知，尽管日本现在已经能够夸富于世界，但是依然摆脱不了经济动物的蔑称。因为人们很少听说日本政治家与学者在新的全球政治体系或新的价值观方面提出什么创见。尽管日本的汽车、家电、半导体器件等眼下称雄于美国市场，但是不少日本企业家对于未来却缺乏自信、忧心忡忡。因为在基础科学研究竞争中，日本处于明显的劣势，日本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屈指可数，第一流的青年科研人才仍然在向美国流失。
东亚的基础科学研究缺乏历史传统，当下的研究实力也还薄弱，可是这里的研究人员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学者偏偏喜欢搞大理论、大系统。赖肖尔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在原本最实用主义的文化氛围中的一种抗议行为，一种努力塑造社会叛逆者形象的自然倾向。由此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黑格尔、马克思体系的流行，另一方面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知识分子自身则往往陷入一种情感良知与学问事功的内在紧张状态乃至精神分裂状态。
时至今日，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已成为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的共识。切莫把这一点看得太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这一转轨过程尚未完成。
5.东亚五千年文化史的巨大遗产
东亚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笔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贵遗产。十亿人的大汉民族，一亿一千万人的大和民族，七千万人的大韩民族，以及七千万人的大越民族，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人文资源。对照一下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以及更早先奥斯曼土耳其的瓦解、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想象一下目前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国内复杂的教派、民族、部族、语言矛盾，回顾一下美国、巴西、南非的种族、肤色问题，就不难体会何以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会把社会凝聚力作为国力方程中的一个因子。在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国小国）中，能够在政治一体化上与东亚国家媲美的，只有德、法、英、瑞典等少数几个国家。而正是在这些国家里，新的排外思潮正在兴起。就容忍外人的心理承受力和民族融合的经验而言，谁也比不上我们炎黄子孙。在我们的血液里，早已溶入了匈奴、鲜卑、契丹、女真、阿拉伯、犹太人的基因，我们没有维护雅利安人血统纯粹性的精神负担。赤道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都没有深厚的民族和历史根基，讲相同语言的人分处在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几十个到几百个部落，人们效忠的对象是部落而不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统治渊源的由前殖民者随意划分的国家。从黄仁宇所谓“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任何国家共同体的形成都避免不了社会崩溃、种族毁灭、流血战争。考虑到现代印度国家的建立经过了二百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不能不认为赤道以南非洲国家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五六十年代欧洲殖民者的撤离，并非他们已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而是二战后欧洲人改变了思维方式，他们不愿意再为了本国的体面而负担建设非洲新国家的巨大经济代价。从殖民地获取廉价原料的所得远远抵不上统治殖民地的军政费用。索马里、利比里亚、安哥拉的残酷内战表明，赶走殖民者后反而出现社会倒退，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国用了几千年来培育国家意识，欧洲用了几百年时间实现国家统一，为工业革命打下了政治基础，非洲国家要想用几十年时间在四分五裂的部族社会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又谈何容易呢。
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赋予的。中国人经过七八十年的犹豫彷徨，才确立了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时至今日，珍惜传统，慎择未来，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的共识。从主流意识形态、上层文化到社会心态，全面转轨到现代化取向上来，这是现代化成功的根本保证。切莫把这一点看得太轻，除东亚国家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思想转轨过程尚未完成。且不提热带雨林带的许多部族社会，就是在伊斯兰国家，现代化意志的确立，还有待时日。七十年代末的伊朗革命，九十年代初的阿尔及利亚、约旦群众和科威特反对派，都是以原教旨主义为旗帜的，他们要求以传统的伊斯兰法来取代现行的准西方式法律。穆斯林妇女头上蒙着的黑纱，就是对现代化生活准则的宣战书。传统价值因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而身价倍增。这种不公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与国的不平等，一是人与人的不平等。统计数据表明，在现代化初期，这两方面的不平等都有加剧的趋势，只有到人均GNP达到3000-5000美元以后，趋势才会逆转。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以社会公正的保护者自居，因此，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追求现代化目标的社会精英，在争取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更多的艰难曲折。然而东亚是幸运的，汉字文化圈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世俗的、务实的、功利的、理性的。这样一种传统本身具有兼容性、可变性；它比较容易面对现实，承认事实。从历史帝王的“罪已诏”可知，东亚文化富于自我批评精神，而且它以人民利益为评判的本位。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康熙皇帝为汤若望平反，足以表明我们的祖先并无盲目排外，鄙夷新知的恶习。周树人辈的一时激愤之言，不断代替学者的客观分析。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赞成新儒学鼓吹者的自以为是。古代东方圣贤的只言片语，毕竟没有西方近代哲人的思想精僻、系统、透彻，尽管他们在某些方面有类似的倾向性。技术有专利，科学、哲学无国界，当代东亚思想的源头是多元的，既包括孔孟程朱、释伽牟尼，也包括柏拉图、基督、培根、马克思、爱因斯坦。在东亚模式的探讨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东亚成功的根本之点在于以权威政治推进经济现代化，民主政治只有在经济现代化之后才能有可能。这是对东亚历史条件的简单化理解，强权在任何文明中都不具有社会凝聚力。上层文化要坚定地把持自己，才能逐渐改造俗文化中不太健康的因素，防止国力渐充后出现类似日本、德国三四十年代的悲剧。
三.东亚模式的制度、政策特征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而言，东亚模式是作为苏联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提上议事日程的。美国学者布莱克写过一部研究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的名著，在他那里，日本模式与俄国模式可以归入同一个大类型中。集权政治、统制经济，被认为是政府主导型现代化模式的共性。二战结束后，日本和苏联在发展战略上完全分道扬镳了，日本在美国占领下向民主政治转轨，三四十年代盛行的经济管制政策也逐渐让位于市场的自由化。然而由于中国大陆加盟苏联阵营，大大增加了苏联模式的吸引力，在五十年代，苏联模式几乎成为新独立国家的唯一最佳选择。当日本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经济明星时，由于它的前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背景，自然不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样板。只有等到前殖民地台湾、南朝鲜、新加坡和现殖民地香港一呜惊人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人物才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审议现代化模式的选择问题。
由于处于国家内战尚未正式结束的非常时期，韩国、台湾都不得不维持一支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的庞大军队，并维持一套错综复杂的情治保安体系。六七十年代的人权状况尽管比某些非洲国家好，却比不上象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加勒比和拉美国家，八十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巴西、智利、阿根廷大体上同步，因而显然不能以此作为韩国、台湾与它们在经济上拉开档次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呈现在发展中国家精英人士眼中的东亚模式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传统价值因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而身价倍增，这种不公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与国的不平等，一是人与人的不平等。
1.市场经济取向
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曾指出：“世运之明晦，人文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之所以唯有台湾等东亚“四小龙”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世界大潮中特立独行，坚持和深化市场经济，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研究者不能满足对策层面的分析，而应进一步剖析其学术背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流派是结构主义或者新老马克思主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迎合并进而激励了本国国民和政治领导人“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雄心，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市场发育不全的现状统同归咎于殖民主义、帝国主的侵略及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依附地位，力图另辟蹊径，创立一种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全新的发展经济学体系。他们不甘心在市场发育、完善基础之上的常规经济增长，希望从改造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结构入手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先后提出了“大推进模式”、“两缺口模式”、“进口替代战略”等以政府干预为主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与此同时，台湾等“四小龙”国家和地区信奉的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经济学院士刘大中、刑慕寰、费景汉、蒋硕杰、顾应昌、邹至庄等曾多次提出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共同建议书，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台湾经济主管当局接受了这些建议，不断扩大了经济方面的自由化，结果是出人意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
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以高估本国货币对外币汇率的方式，补贴生产进口替代产品的产业和企业，而在实际上歧视生产出口换汇产品的产业和企业。为了维持这种人为的非均衡的汇率，就必须由政府管制外汇及整个对外经贸关系。台湾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先实行汇率贬值和外贸自由化的。1958年4月开始，实行将有效汇率分为基本汇率和结汇证价格（相当于大陆目前外汇调剂市场上的额度价值），汇率由1美元兑换15元台币一下子变为1美元兑换25台币元，结汇证允许流通。1959年8月，又取消了结汇证制度，基本汇率与市场自由价格并轨，进一步降至1美元兑换38元台币。1961年，韩国在美国经济顾问劝说和台湾经验推动下，也开始施行汇率单一化制度和大幅度贬值。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时远不如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后者迟至八十年代才放弃“进口替代战略”，放松外汇管制并下调汇率，此时，它们那些长期受到保护和补贴的工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已比台湾和韩国差了一大截。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因而，政府的产业政策应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是，在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改变经济结构，鼓励投资，长期实行低利息政策，在一些高通货膨胀国家利率甚至是负值，造成资本流向生产进口替代产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使资本／产出比例不断提高，宝贵的资本被低效使用甚至大量浪费和虚置。有人认为，台湾经济发展的资本需求主要是靠外援外资解决的，这不符合实际。1963年美国停止对台援助以后，台湾才开始经济起飞。台湾经济学家认为，当局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限制太多，外商直接投资在台湾每年的总投资率中比重甚低，发展主要靠的是国内储蓄。统计资料显示，1976-1980年间，新加坡资本净输入占资本形成额的22%，台湾不仅没有资本净输入，反而有6%的资本净流出。四十多年来，台湾的社会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并不比大陆高，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是由资本／产出比例的悬殊区别造成的。台湾在面临生死关头的严峻形势下，毅然排除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在1950年率先实行利率自由化的金融政策，不再人为地压低利率，从而走上了一条节约资本型的发展道路。台湾的这一经验特别值得大陆学习借鉴。
常有一些论者强调东亚模式中政府对推动经济发展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政府具体发挥了哪些作用及其利弊得失言之不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热衷于国有化不同，台湾、韩国等较早认识到国有企业缺乏经济活力和效益的弊端，较早将原有国有企业私有化和民营化，这是它们的共性。但是，在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方面它们也有自己的个性，并由此引出了一些大可玩味的不同结果。台湾当局特别注重宏观经济的稳定，在这方面的优异成绩堪与最发达国家相媲美；韩国政府的表现就稍逊一筹，国内通货膨胀率较高，国际收支状况较差，外债数额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国政府奉行更为积极的经济干预政策，对于战略产业和大企业实行倾斜政策。象韩国或比它更小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选择扶植战略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时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该产业部门最终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必要的市场份额，就会因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而成为无利可图的累赘，政府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担保或贴息而背上沉重的包袱。在这方面，中国大陆由于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享有天然的优势，制定产业政策时回旋余地比较大。也正因如此，才必须注意在产业政策上避免较大的偏差。台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给予大企业优惠，因为这同时就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歧视。他们认为，与其向大企业提供贴息贷款，不如允许它们实行自由折旧制度。尽管韩国的几个大企业已经跻身世界最大企业的行列，它的汽车、钢铁、造船等重型制造业已经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但是正如韩国副总理李经植最近特别提出的，在六十、七十年代推进经济开发的过程中，为了实行“规模经济”而采取以大型企业为主的支援政策，带来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不均衡，产生了大企业垄断的弊端。由于台湾的市场自由化程度更高，中小企业普遍更有活力，国际竞争力更强，外汇存底世界第一，因而领先于韩国加入高收入国家的俱乐部。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热衷于国有化不同，台湾、韩国等较早认识到国有企业缺乏经济活力和效益的弊端。
2.社会公平政策
直到不久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自己的国名、宪法以及执政党章程中标榜社会主义，然而，如果从衡量一国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上看，它们却比东亚国家差得远了。当然，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一直是以均富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韩国在六十年代初的军人政变后更一度实行激进的社会分配政策，没收富人的部分财产，禁止舞厅等奢侈性消费，新加坡则以面向穷人的公房建筑计划著称于世。但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在效率与公平上同时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都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歧视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战略及政策。压低农产品购销价格，抬高本国货币的汇率，使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农民受到双重的盘剥，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被无偿转移给二元经济中的非农产业部分。由于土地所有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政府以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和农业贴息贷款方式对农业部门的返还，大部分好处落入地主和富农手中。政府对城乡贸易管制的结果，不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也加剧了农村中的贫富分化。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虽然早已对农村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进行了设计和试点，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决心全面铺开，汲取历史的教训，国民党当局迁台后，即把和平土改列入最紧迫的议事日程。在陈诚的主持下，台湾的土改与大陆的土改前后脚完成，一方面打开了佃农的脱贫致富之路，一方面推动地主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不是以政府集资的方式而是以民间筹资为主搞工业化。韩国也在二战结束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提供负保护即歧视时，台湾、韩国却实行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农业保护政策。根据程国强用生产者补贴等值(PSE)方法进行的农业贸易保护水平测算，1986年各国的PSE值，日本最高为75%，韩国52%，欧共体50%，美国42%，台湾18%，澳大利亚16%，阿根廷16%，巴基斯坦20%（见《国际贸易问题》1993年第4期）。台湾的PSE值低于韩国，是由于主管当局听取了经济学家的意见，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高。早在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学家就已指出，官方的稻谷平准基金收购价高于市价，保护程度太高，导致仓库严重短缺，陈谷损耗大，粮商退出稻谷贸易行业，并影响农民种植其他作物的意愿。
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不公平的因素很多。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制度单纯着眼于维持政府机器的运转，不能同时兼顾对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例如，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盐税与关税，盐是人人要吃需求弹性最小的商品，进口物品的最大宗是棉纱棉布，也是以穷人为主要消费者，因此，这些税种非但不是累进税，反而具有累退的性质，即对穷人的收入税率高，对富人的收入税率低。台湾、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财税制度的现代化，逐渐降低流转税类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以增值税取代产品税，并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加强国家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促进社会公平。这些才是真正需要政府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大力气解决的经济改革难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对社会公平威胁最大的是通货膨胀这种政府变相税收。通货膨胀主要损害工资收入者的利益，对非货币类财产的所有者并没有什么威胁。通货膨胀的受益者则是一部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企业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财政赤字，政府财政赤字则主要用于补贴那些负债累累的国营大企业，而大企业中那些享受特权待遇并不乏营私舞弊行为的经理阶层又是军事政变掌权者的前同僚或者姻亲昵友。
象韩国等中小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扶植战略产业时要冒很大风险，因为如果这些产业最终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份额，就会成为政府的累赘和包袱。
3.高效廉洁政府
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能够以其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所羡慕，乃是由于它们都严格实行并不断完善公务员考任制度。首先，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它们都具有悠久的文官治理传统；其次，在作为日本和英国的殖民地时，已经打下了现代文官制度的根基；再次，它们都拥有一笔额外的行政管理人才资源。国民党当局撤离大陆时，把几十万公务员带至台湾，联合国军撤离北朝鲜时，也有一大批知识分子随军南下，港英当局至今仍在利用英籍公务员为之效力，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华人世界的中心，把从邻近国家尤其是大马吸引知识人才视为自己的生命线。公务员的高素质离不开民众的高文化水准。东亚国家都把教育优先发展作为自己的立国方针，对教育之重视可以说在全世界无与伦比。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到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已经惊叹大陆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教育程度的差距。六七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一大批高等院校在台湾岛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与此同时，大陆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被裁撤合并、搬出大城市和停止招生。十年“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教育，当台湾的博士硕士开始在政府中登堂入室时，大陆上还没有恢复学位授与制度。
一些非洲国家在六十年代获得独立后，原本人数不多的宗主国的公务员纷纷回国，使政府的治理能力大幅度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后遗症。八十年代以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吸取了这个教训，就比较注意挽留各种外籍人才继续在政府中服务。与这些国家不同，印度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诞生地，英国人撤离时已经给它留下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本地人公务员队伍。但为什么印度政府在高效廉洁方面的口碑不如东亚国家呢？印度独立前，印英政府曾一度把尼赫鲁视为共产党人，尼赫鲁全盘接受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他不仅向苏联学习而且在五十年代还派人到中国学习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四十年来，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经济的方针与政策，对经济全面干预和统制。历史已经证明，政府干预愈多，寻租机会愈多，对政府公正廉洁的腐蚀愈强。政府的腐化则与经济的无效率互为表里，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超额利润以及政府官员从中分享一部分不义之财是以国民经济运行偏离帕累托最优为代价的。贪污贿赂并非只是一种所得转移，它通常还导致国民总收入的减少。当然，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如果企业家的寻租费用不是用于维持计划经济中特定的利益倾斜格局，而是作为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润滑剂，在国民总收入的预期上则应另当别论；但是事实上企业家通常不会为此付出成本的，因为市场自由化是一种集体行为，单纯以经济人的理性考虑问题时，他必然倾向于“搭便车”。
在侧重于经济角度认识政府廉洁与效率关系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东亚模式在廉政制度建设与伦理陶冶方面的特色。香港的廉政公署早已经举世闻名。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公务员行为规则》、《防止贪污法》以及最终申报财产制度、法院宣誓制度、行为跟踪制度等，其执法之严明、处罚之严厉，可称得上世界之冠。台湾前些时候也制定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规定自科长以上的公职人员必须公布财产，并将一定金额以上的不动产和股票交由投资信托公司代为管理。李光耀执政时倡导的新加坡全国礼貌运动，至今已坚持13个年头；八十年代初，李光耀把儒家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提到“治国之纲”的高度，要求公务员把忠于国家、忠于职守放在首要位置。
在所谓的东亚模式中，有一些因素是可以由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另外一些因素则是长期演化的结果，难以为他人所企及。进行这种国际比较研究，对于学者来说比较单纯，对于政治家治理和改造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模式则有意识形态方面和实际操作方面的双重目的。
东亚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应当对此具有充分的自信心。我们期待中国大陆早日成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脊梁，大陆经验也能够成为东亚模式的主干。
历史已经证明，政府干预愈多，寻租机会愈多，对政府公正廉洁的腐蚀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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