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际行为的社会同一性理论介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5-0016-04
社会同一性理论是由英国心理学家Tajfel等人提出的，是群际行为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本文通过对这一理论的系统介绍和评价，以期促进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开展及该方面问题的解决。
一、理论背景
在Tajel等人开展研究之前，已有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群际行为，尤其是群际冲突和歧视问题进行了探讨。Dollard等人(1939)[1]把他们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设(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作了进一步的推广，认为群际歧视和偏见是把原指向内群体(ingroup)成员的攻击置换到不相似的外群体(outgroup)成员身上造成的。在此基础上，Hovland和Sears(1940)[2](P36-37)提出寻找替罪羊理论(theory of scapegoating)，认为如果多数派群体的成员受到挫折而又不能轻易攻击阻碍者，或把阻碍者看作自己人，那么就会把抵抗能力较差的少数派群体作为攻击的替罪羊。Hovland和Sears的研究表明，在1882至1930年间，美国白人农场主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增加是同棉花价格的下降相伴随的，他们认为白人农场主的挫折感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
Adorno等人(1950)[3]出于对二战期间纳粹种族灭绝暴行的反思，对种族偏见和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把它们看作是一种个体的疾病或心理机能失常的症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格结构——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产物。权威主义人格表现为顺从权威人物，迷恋等级和地位，把敌意和歧视指向弱者。Adorno等人认为，权威主义人格症候群来源于父母过于粗暴和带有限制性的教养方式。这种教养方式使孩子对父母既敬畏又憎恨，而这种憎恨会被压抑起来而到其他地方去寻求表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对父母的认同被推广到其他权威人物身上，对这些权威人物的不满也会受到压抑。这些不满将被投射到地位较低、权力较小的外群体身上。同时，人格中其他被压抑的方面如性欲和贪婪也被归结为外群体的特征，这使得选择这些外群体作为攻击的目标合理化。
上述两种理论都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解释群际行为问题。Sherif反对这种还原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出我们不能把个体的特征外推到群体情境的特征上去。他(1961,1966)[4][5]提出了现实利益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of interests theory)，认为各群体对现实资源的争夺，即目标的不相容性是群际冲突产生的原因。Sherif利用11-12岁男孩的夏令营活动作了一系列现场实验，实验中男孩们被划分为两个群体，分别住在一个营房里。研究发现，在经过一系列为争取奖励而进行的激烈竞赛如棒球、拔河和猎宝后，两群孩子会变得互相敌视并攻击对方；而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的引入则能逐步缓解群体之间的冲突。
虽然用挫折、权威主义人格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来解释群际冲突和歧视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方面是不是群际冲突和歧视的必要条件呢？是否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群际冲突和歧视呢？群际冲突和歧视的最小充分条件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Tajfel等人发展出一种现在已成为经典性的实验范式，即“最低限度群体”范式，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同一性理论。
二、研究范式
Tajfel等人[6](P96-102)[7](P149-177)运用“最低限度群体”范式的实验发现，仅仅把人们划分为两个群体就足以引起群际歧视和竞争。
在“最低限度群体”范式中，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之间的惟一区别是他们属于不同的群体，而这种群体又是依据某种微小的特性划分的。实验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让被试判断投射在屏幕上的点的数目，或评定对一些成对呈现的画的喜好程度。接着，告诉被试要根据他们的判断或评定结果把他们分成两个群体，以便完成第二项任务，但实际上群体的划分是随机的。第二个阶段是让被试给另外两个被试分配分数，这些分数代表小数额的钱。把每一个被试单独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告诉他个人属于两个群体中的哪一个。给他一个小册子，每一页有一个分配矩阵（如表1所示）。矩阵中的两名接受者是匿名的，被试只知道他们的群体成员身份和编号，而且被试不能给自己分配钱。要求被试从13对数字中选出一对表示分配给两名接受者的数额。
在这些分配矩阵中，一部分矩阵的两名接受者来自同一个群体（都来自内群体或都来自外群体），而另一部分的两名接受者一个来自内群体、另一个来自外群体，就如表1中那样。这些分配矩阵都是精心设计的，以便能揭示出被试所使用的分配策略。分配策略主要有四种：最大的内群体利益(MIP)、有利于内群体的最大差别(MD)、最大的公共利益(MJP)和公平(F)。然而，这些策略并不是相互独立的。F和MD是互相对立的，而MIP则与MD或MJP相伴随。最大的内群体利益(MIP)和内群体占优势的最大差别(MD)的策略经常被称作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其中前者是绝对的内群体偏好，而后者是相对的内群体偏好。Tajfel和Turner(1979)对这一实验情境总结道：“在这里既没有利益的冲突，也没有先前存在的‘群体’之间的敌意。被试之间没有进行社会互动，被试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内群体偏好策略之间也没有任何理性的联系。因此，这些群体是纯认知性的，并且可以被称作最低限度的。”[8](P38-39)
“最低限度群体”范式的实验得到了高度一致性的结果。被试分配给内群体成员的要比外群体成员的多，他们试图使内群体成员得到最大的利益。被试也是竞争性的，某些分配矩阵如表1使被试可以分配给内群体成员他可以得到的最大数额，而同时外群体成员得到的更多（内群体成员得到19而外群体成员得到25），而在另一极端，内群体成员得到的要少而外群体成员损失更大（内群体成员得到7而外群体成员得到1）。前面的策略是最大的内群体利益(MIP)和最大的公共利益(MJP)的复合，后面的策略是有利于内群体的最大差别(MD)。同时，被试也可以使用公平(F)策略（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都得到13）。而实际上，被试们更多地使用MD策略，而不是公平或MIP+MJP这一复合策略。换言之，对被试来说，战胜外群体比纯粹的经济利益更重要。
表1 最低限度群体范式的一个分配矩阵
高估者群体的23号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低估者群体的36号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注：分配者是一名高估者群体的成员
为了排除相似性因素的干扰，在有些实验中，不要求被试进行点数判断或图画评定，直接利用纯粹是随机的标准划分群体（例如投硬币），被试也同样表现出对内群体成员的偏好和对外群体成员的歧视(Billig & Tajfel,1973)[9](P27-52)
总之，“最低限度群体”范式的实验结果表明，权威主义人格、挫折、相对性匮乏和现实利益的冲突等等都不是群际冲突和歧视的必要条件，群体划分本身就能够引发敌意性的群际行为。
三、基本观点
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Tajfel等人(1979,1985)[10]提出了社会同一性理论，对“最低限度群体”范式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社会分类、群际比较及人们对积极社会同一性的追求是群际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
在这一理论中，Tajfel等人首先引入了他们早期曾加以研究的“分类”概念。Tajfel(1957,1959)[11](P192-204)[12](P16-29)在实验中发现，无论是物理刺激物还是社会刺激物，分类会使类别内的相似性及类别间的差异性在知觉上得到加强。他称之为“加强效应”，作为对刻板印象的认知解释。但是，如何解释“最低限度群体”中歧视的集团中心主义性质呢？即为什么关于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总是消极的，而关于内群体的刻板印象却总是积极的呢？很显然，一种纯认知的解释不能提供正确的答案。为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引入了社会同一性、社会比较和价值等概念。
Tajfel等人指出，在某些情境中，个体会依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而行动，因为他们所属的群体对他们有重要意义。把人们划分为群体（即社会分类）不仅给环境安排了秩序，而且界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他们认为，个体总是努力追求积极的自我形象，这种积极的自我形象可以通过他所属的群体来获得。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依据自己所属的群体来界定和评价自己，这些群体可能具有积极的价值，也可能具有消极的价值。Tajfel等人在这一背景下使用了“社会同一性”这一概念。社会同一性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它来源于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认识，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身份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Tajfel,1981)[13](P255)个体努力寻求一种积极的社会同一性，而且试图通过群际比较，即在一种重要的维度上把自己的群体同有关的其他群体的比较来获得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即是说，在这一重要的维度上自己的群体优于另一个群体，个体就会体验到积极的社会同一性。而且，为了使自己追求积极自我评价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在作群际比较时常常是偏向于内群体的，即表现出“内群体偏爱”。
在最低限度群体的研究中，个体正是依据实验者提供的社会类型（群体）对自己和他人进行了分类，并通过在惟一可获得的维度（即分数的分配）上作出有利于内群体的群际比较，以便使自己得到积极的社会同一性。
在最低限度群体的研究中，Tajfel等人探讨了纯粹的社会分类和社会比较的过程，这种最低限度群体从定义和研究意图上并不具有现实群体的许多特征。在现实生活中，群体之间经常在地位、权力和声望上存在极大差别，这些差别在不同程度上被看作是合理的和稳定的。很显然，这些方面会对群际行为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得到理论上的整合。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同一性理论的宏观社会方面。
Tajfel等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争取积极的社会同一性的策略取决于他们所持有的信仰体系，以及对群际关系现状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的知觉。
1.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信仰体系
这一信仰体系是指人们相信群体的边界具有通透性，一个人可以在各群体之间移动。地位低的群体的成员如果具有这种信仰体系，他就会努力离开自己的群体，争取加入另一个地位较高的群体，从而获得更满意的社会同一性。这种策略被称为个体流动。一般而言，地位高的群体会极力提倡这一信仰体系，因为它并不试图改变群体之间地位的现状，而且可以降低劣势群体的凝聚力，避免其成员集体性的对抗行为。但是，地位高的群体也会对个体流动的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
2.社会变革(social change)的信仰体系
这一信仰体系是指人们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固定的和不可通透的，一个人不能从一个地位低的群体进入地位高的群体。群体成员身份的消极意义不能通过改变个体的群体归属而逃避，只能通过努力使内群体的价值得到相对积极的重新评估。Tajfel等人把这方面的策略分为两种：社会创造和社会竞争。
如果群际关系的现状被看作是合理的、稳定的，那么劣势群体的成员就会采用社会创造的策略。这种策略包括选择其他的比较维度、重新评估现在的比较维度的价值，以及改变与之比较的群体即同地位相同或地位更低的其他群体进行比较。对于前两种方法，优势群体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忍受，在许多时候它会极力维护原有维度的价值。而最后一种方法是优势群体所极力提倡的；如果群际关系的现状被看作是不合理或不稳定的，那么劣势群体的成员就会采用社会竞争的策略。这时，群体成员可以在导致其消极区分性的维度上与优势群体进行直接的对抗，如游行示威、政治游说、革命和战争。而优势群体也会采用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对劣势群体进行压制，维护其优越地位。因此，这一策略最可能引发激烈的群际冲突。
四、评价
社会同一性理论及其研究不仅揭示了群际冲突和歧视的最小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而且阐明了其内在的基本心理机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心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并激发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社会同一性”这一概念已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一个通用词汇。Tajfel等人的实验方法也在涉及群体的实验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被称作“人工群体”(artificial group)模式。另外，社会同一性理论对社会比较、同一性、自尊等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对社会心理学这些传统领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同一性理论提出之前，研究者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个体水平上，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社会同一性理论首次把社会比较区分为人际社会比较和群际社会比较两种不同过程，并把同一性区分为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两种自我知觉水平，认为它们分别在个体和群体层次上相对应。社会同一性理论中还包含了不同于个体自尊的集体自尊这一全新概念。这些方面对以上几个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社会同一性理论与主流的美国认知社会心理学有着重要的区别。美国认知社会心理学把个体看作是一个单独的信息加工者，它所谓“社会的”仅仅是指认知的客体是个体的人及其关系，而社会同一性理论则把“社会的”理解为在群际关系背景之下的，并且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放在核心的位置，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实质。因此，社会同一性理论被看作近几十年来欧洲本土化心理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4]。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Tajfel等人所说的群体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类型，内部成员缺乏互动。一方面，Tajfel等人由此开辟了对群体进行实验室实验的先河。而另一方面，虽然Tajfel试图克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还原主义倾向，把社会行为放在群际水平上进行探讨，但由于研究目的和方法上的考虑，他的研究模式仍然把该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引向了个体的纯认知的方面，而不是更为现实的方面。
关于如何解决消极的群际行为问题，社会同一性理论的观点令人感到悲观。因为该理论认为群际冲突和歧视是人的某些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和动机的必然产物，所以不可能彻底消除。但是它也为减少群际冲突和歧视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方法。例如，通过“社会创造”策略的使用，可以使地位不同的群体得以和平共处。另外，有研究表明，引导人们进行交差分类即同时使用两个维度（如性别和年龄）来划分群体，可以降低对外群体歧视的程度，因为某些人在一个维度上是外群体成员，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却成了内群体成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