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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1）01—0029—11
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造就的名辩逻辑，与希腊逻辑、印度因明并列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名辩逻辑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被埋没，近百年在西学启发下再兴。西方逻辑经两千余年传统逻辑阶段，在百余年内发展为现代逻辑，分支众多，内容丰富。中国逻辑研究百年成就空前，有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些还存在差距。全国学者继续努力，使中国逻辑研究在各主要领域位居世界先进行列，将能更好适应现代化需要。本文参阅同行鸿篇巨著，含英咀华，钩玄提要，简论中国逻辑研究百年若干主要成就，请教于读者。
一、中国逻辑史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研究比西方相对薄弱。但逻辑研究也并非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无缘。先秦时期，名辩逻辑兴盛一时，秦汉以降，名辩逻辑不绝如缕。晋鲁胜不满先秦名辩篇籍“亡绝”的命运，作《墨辩注》，并集《刑名》2篇，“略解指归”，意图“兴微继绝”， 接续发展名辩逻辑，但其书不存，仅存《墨辩注序》于《晋书·隐逸传》中，名辩逻辑继续被埋没。百年来中国学者受西学启发，借鉴西方逻辑方法，揭示名辩逻辑的内容、体系、性质和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久被埋没的珍贵遗产，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20世纪学术界出现的新事物。中国逻辑史研究百年的主要方法和特征，是中外比较。百年来这种比较研究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一）20世纪初至20年代，以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开拓创始期。梁启超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功底，又接触外国逻辑知识，率先使用外国逻辑方法，对中国逻辑进行开创性的比较研究，提出若干有深远影响的见解。他说《墨经》是“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堪与外国逻辑相比，但“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把祖宗遗下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梁启超自觉进行中外逻辑的比较研究。他说：“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对《墨经》“专言”逻辑“法则之所以成立者”，“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释《墨经》“引申触类，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是梁氏中外逻辑比较研究的经验之谈。
梁氏列举中国逻辑范畴，用西方逻辑术语对比解释。他说：“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墨辩’两字，用现在的通行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梁氏把“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分别解释为西方逻辑的概念、判断、推论。“名”是概念，逻辑学又叫名词。“实”是对境（对象）。“辞”又叫命题。“意”含判断意。“以辞抒意”是用命题形式表判断。“说”是证明所以然之“故”。“故”即原因。“或”为特称命题；“假”为假言命题；“效”即“法式”，兼西语Form（形式）、Law （规律）二意；“譬”为譬喻；“侔”为“用那个判断说明这个判断”；“援”为“援予以例我”。梁氏解释具有一定真理性。
梁氏说：“《墨经》论理学的特长，在于发明原理及法则，若论到方式，自不能如西洋和印度的精密。但相同之处亦甚多。”他指出《墨经》的推论方式“与印度之‘因明’有绝相类处”，“和因明的三支极相类。内中最要紧的是‘因’；‘因’即‘以说出故’‘之故’”。此说深中肯綮。《墨经》的演绎论证式，多为因明三支式、亚氏三段论的省略式。《墨经》列举论据，既有一般理由，又有典型事例；特别注意列举事实例证，与因明论证式相似。《墨经》论证式与因明三支式、亚氏三段论在整体和实质上是贯通一致的，而就其特别注意列举事实论据来说，更接近于印度因明。
梁氏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科学性质、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对在近代复苏、弘扬这一久被埋没的珍贵遗产，起了倡导、启蒙和开路的作用。梁氏对自己在中国逻辑研究中的缺点，有清醒认识。他说，“学问之业，非一人一时代所能就”，“学问之道，进化靡有止诣。欲以一人一时之精力智慧完成一种学问，万无是处。然则无论若何矜慎刻苦，其所得者亦必仅一部分而止；而疏漏误谬，仍终不得免。”自己对《墨经》的解释，“每一复阅，觉武断凿解”宜自责者为数不少，表现了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
胡适20世纪初在上海求学时，大量阅读梁启超的书文，深受梁氏影响，重视对中国逻辑的比较研究。胡适1915—191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撰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在此基础上扩充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其对中国逻辑进行开创性比较研究的力作。
胡适用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整理中国逻辑的学科体系，用英文表达，为使西方学者能看懂，势必用中外逻辑的比较方法。胡适1917年6月9日在其乘坐的日本皇后号轮船上为其《先秦名学史》所撰的前言中说：“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学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比较研究方法，是其《先秦名学史》“所用的论述方法及其与中国传统学问不同的主要之点”。
胡适着重对《墨经》的“说知”，即推理的学说，进行了比较解释。指出“说”即推理，是依靠一个或若干前提的认识过程。“说”说明结论的“故”。“故”的定义是“所得而后成”，是“有之必然”的充分条件，即“物之所以然”的原因。作为前提的“故”，与结论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法”的定义是“所若而然”，即一事物已知的、为了推论而明确表达的“故”，亦即推论主项所属的“类”。如用规画圆，是成圆之故，为圆之法，一圆所属之类。找出事物的故、法、类，是归纳法的任务。根据已知的、被明确论述的故、法、类，进行推论，是演绎法的任务。他说：“凡正确的故，都可作为法，依它做去，都可发生同样的效果。若不能发生同类的效果，即不是正确之故。”“名学的归纳法是根据于‘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名学的演绎法是根据于‘同法的必定同类’的道理，去把已知之故作立论之故（前提），看它是否能生出同类的效果。”胡适对《墨经》故、法（理）、类范畴和原理的解释颇为精到。胡适释“效”为演绎法；“譬”是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比较；“侔”是命题间的比较；“援”是由个别推知个别；“擢”是由个别推知一般等，颇有启发。
胡适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历史成就和学术地位，说《墨经》作者是“科学的和逻辑的墨家”，“是以同异原则为基础的一种高度发达的和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对演绎和归纳具有相当时髦的概念”。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作为科学研究和逻辑探讨的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这是洞察中国古代逻辑科学价值的真知灼见。
胡适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世界意义，说“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其优点是“有学理的基本”，“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念，如‘故’的观念，‘法’的观念，‘类’的观念，‘辩’的方法，都说得很明白透彻”。“能把归纳演绎一样看重”，“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能成一科学的学派”。他把中国古代逻辑视为中西古今文化交会的桥梁，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现代价值。
（二）20世纪30至70年代，以沈有鼎等为代表的重点突破期。沈有鼎有中国古文字学和校勘、训诂学的专门训练，先后到美、德、英著名学府留学、研究多年，精通外国逻辑，对中国逻辑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沈有鼎对《墨经》逻辑的许多条目，如对涉及止式推论定义、规则和步骤的条目以及其他相关条目，给予确解。相比之下，一些有名的注释家（如高亨、谭戒甫），在《墨经》的校勘、训诂上，虽有程度不等的贡献，但也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问题。
沈有鼎肯定中国逻辑的杰出成就和科学价值，说《墨经》逻辑“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光辉成就”。“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墨经》作者总结了古代中国的科学，“把这科学所使用的一些方法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并回过来推动科学的发展”，认为辩是“明是非之分”、求真理避谬误的必要工具。
沈有鼎用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方法，指明中外逻辑同异的两面。他说，“思维规律和形式”是“人类共同具有的”，“主张中国一向无逻辑学”和“主张中国一向无科学是同样的荒谬”，“企图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是不对的。指出逻辑在中国语言中有其“表现方式的特质”，“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他说“彼”、“是”等代词《墨经》是拿来当作变项用的。关于止式推论，沈有鼎用西方形式逻辑符号语言对其进行比较解释；对《经说下》“唱无过：无所用，若稗”等语，沈有鼎用印度因明对其进行比较解释，指出“这里的程序和印度的佛教因明完全相同”，表明中外逻辑的相似之处。
（三）20世纪80至90年代，以当代学者为代表的全面系统总结期。80年代后，中国逻辑史研究课题被列为国家项目，受到政府资助和支持。学者发挥个人和集体优势，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出版几十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如集体编著《中国逻辑史》5卷（1989）、 《中国逻辑史资料选》5卷（1991），杨芾荪主编《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1988），温公颐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1988）等。孙中原著《中国逻辑史》（先秦，1987）与《诡辩和逻辑名篇赏析》（1992）等。中国逻辑史研究百年的主要成果有以下几点。
1.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现和认识中国古代逻辑，诂解中国古代逻辑原典，分析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体系、性质和特点，说明中国古代逻辑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比较中外逻辑的异同，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逻辑》并列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逻辑史。周礼全撰“逻辑”条释文，并列中国、印度和希腊“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肯定《墨经》中有“应用元语言来表述的逻辑规律”，“《墨经》中的逻辑已开始进入形式逻辑的阶段”。这已成为我国多数学者的认识。
2.在中国学术和教育领域，确立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中国逻辑史学科和研究方向，被列为中国学术研究和国民教育的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设有中国逻辑史教学和研究科目，开设课程，招收中国逻辑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生，培养中国逻辑史研究专门人才。
3.对相邻学科给予一定影响，丰富中国哲学史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汲取中国逻辑史界研究成果，充分论述墨家逻辑。冯友兰认为《墨经》有“一个逻辑体系，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光辉的一页”。“后期墨家对于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中国逻辑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任继愈认为“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相当完整严谨”，“成为先秦时代最高水平的逻辑学理论，在整个中国逻辑史上都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给人以可贵的教益。”
4.对海外学术界给予一定的影响。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协办、澳门文化司赞助的“中国名辩学与方法论研讨会”1997年12月在澳门召开，弘扬中国逻辑研究成果。1968年版日本岩波哲学讲座第10卷《逻辑》收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末木刚博撰写的《逻辑学的历史》，其中首列“中国逻辑学”，与印度、西方逻辑学相提并论（见拙译《现代逻辑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1970年版末木刚博撰《东方合理思想》比较印、中、西三种逻辑（见拙译《东方合理思想》，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逻辑史研究百年的成果，在中国学术、教育史上是空前的，这同历史上中国古代逻辑被冷落、遭埋没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逻辑史研究有三个要点：1、“有什么”， 即说明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2、“是什么”，即分析中国古代逻辑的对象、内容、 体系、性质和特点；3、“为什么”，即揭示中国古代逻辑发生、 发展的原因、规律。这是中国逻辑史学科和方向所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逻辑史研究有相当难度。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所要研究的是更深的原理、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从“更深的原理”来说，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要说明中国古代逻辑存在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分析中国古代逻辑发生、发展的原因、规律，比较中外逻辑的异同，总结中国古代逻辑的精华、成就、贡献、长处和经验，分析其缺点、不足和教训，提供对今人有用的启示与借鉴。这种研究至今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更难的对象和范围更广的材料”来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是以古汉语为载体的古代逻辑原典。正确诂解中国古代逻辑原典，既要掌握中国古籍整理的校勘、训诂等考据、考证方法，也要掌握比较发达的外国逻辑工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同时，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原理、对象和材料相适应的、古今中外所有的科学方法、先进工具（如印度因明、西方逻辑以及逻辑指号学等）都可以使用。
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出现一种全盘否定论。主要表现是：1.全盘否定中国古代逻辑。说“辩学与逻辑”“目的、对象、性质、内容均不同”，“是两回事”，“辩学就不是逻辑”。“认为墨家辩学‘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的东西是牵强附会，而‘无’才是事实。”中国古代逻辑“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2.全盘否定中国古代逻辑的普遍真理。说“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决定了墨家辩学只能是墨家推行自家的理想，以及与这种理想相适应的政治主张的一种”手段。“辩学只能服务于学派主张的宣传、推行和伦理、政治问题的解决”。3.全盘否定墨家逻辑的认识作用。说“墨家辩学”“不是探求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4.全盘否定墨家逻辑科学。用墨子的“天志”迷信曲解《墨经》的逻辑科学。5.全盘否定近百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果。把“《墨辩》的比较研究”完全等同于比附。黑格尔说，“否定并非全盘否定”。恩格斯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列宁说，“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否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肯定和否定的辩证关系，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关键。
二、传统逻辑研究
西方传统逻辑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经中世纪和近代演变，发展到19世纪的形式逻辑，包含古典演绎和归纳。引进西方传统逻辑，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逻辑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转折与变革。在20世纪，中国学者对传统逻辑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一）20世纪前半叶传统逻辑系统引进和全面研究。福建学人严复是引进研究西方传统逻辑的最早代表。严复1877—1879年留学英国，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发现能转变国人思维方式的西方逻辑利器，尽力从事译介。
1.适应中国需要，译介西方传统逻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是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中的两种。《穆勒名学》原本是英国逻辑学家弥尔著《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为西方传统逻辑名著，严复1900—1902年译，南京金粟斋1905年木刻出版，商务、三联多次再版。《名学浅说》原本是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著《逻辑初级读本》，概述西方传统逻辑主要内容，严复1908年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后多次再版。
严复译介西方逻辑名著，以改造中国社会和转变国人思维方式为目的。他认为《穆勒名学》是用外国“新理”启发国人智慧的“大书”、“要书”，能使其“得转汉文”“死不朽矣”，“发誓立愿，勉而为之”，“扫弃一切”，成就此事。严复1901年致张元济信说：“名学年内可尽其半”，“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得蒙天助，明岁了此大业，真快事也。”
蔡元培说：“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严复《穆勒名学》第一个按语说：“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名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肯定逻辑的基础地位和工具作用。1903年，严复在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时，撰《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指定应译、拟译外国通行名学教科书，解释说：“名学者所以定思想语言之法律”，即逻辑是规定思维表达规则的学问。认为应翻译重要的，能规范思维，提供方法的课本。严复自己率先作出示范。
严复在译著中常加按语、注释，在译文的“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常“取便发挥”。《穆勒名学》有按语、注释数十条，计万余言。《名学浅说》常加进译者的话，严复《译者自序》说：“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严复1900年应邀在上海讲逻辑。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中说：“（严复）开名学会，讲名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名学浅说》在边译边讲中完成。严复在讲演和译述的行文、按语、注释或其他论著中，表达自己的逻辑观。
严复译介西方逻辑，结合中国情况，适应中国需要。他在《名学浅说》中说：“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认为逻辑的学问和方法，在中国古代就已存在。他把命题、判断译为“词”（辞），项词、概念译为“名”，逻辑译为“名学”，利用了中国传统术语，较早启示了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
2.把西方逻辑同中国传统正名论相结合，促进中国科学用语的精确化。《穆勒名学》原本说“为什么名称理论是逻辑学的必要部分”，严复借用孔子语“君子于其言无所苟”，意译为“论名之不可苟”。严译开章第一句说：“言名学者深浅精粗虽殊，要皆以正名为始事。”也借用孔子语“必也正名乎”。严译《名学浅说》第29节说：“治名学，第一事在用名不苟。”他在讲演中一再说：“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科学”“中所用字义，必须界限分明，不准丝毫含混。”“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极力强调科学概念、用语的明确、准确。严氏谓其译文用词“字字由戥子称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为促进中国人科学用语精确化不遗余力。
3.阐发归纳、演绎方法，促进中国科学发展。为使中国学术界喜闻乐见，严复善借中国固有术语、用词，讲解归纳、演绎方法。他说：“格物穷理之用，其途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归纳），一曰外导（演绎）。”“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公例无往不由内籀。”“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东译谓之归纳，乃总散见之事，而纳诸一例之中。”“外籀东译谓之演绎。外籀者，本诸一例而推散见之事者也。”“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司马）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途术也。”
严复针对中国旧学弊端，强调归纳方法。他说，“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是由于培根等“倡为实测内籀之学（归纳逻辑）”，牛顿、伽利略、哈维“踵用其术，因之大有发明”。“其（西方各国）为学术也，——皆本于即物实测”。“（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指中国旧学，特别是陆王心学）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以会通故也”。“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宋代以后，陆王二氏心成（先验）之说尤多。”严复《穆勒名学》按语说：“学者读此，以反观中士之陆学，其精粗、诚妄之间若观火矣。”“西学之言物理，其所以胜吾学者，亦正以见闻多异，而能尽事物之变者，多于我耳。”严复认为“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不察事实”，“笃信古人之说”的传统思维方式，亟需以归纳方法取代，认为归纳方法教育的普及，“可转变吾人之心习，而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
郭湛波所说，自严复译介西方逻辑，“论理学始风行海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治学方法”。王国维、胡茂如等，与严复同时引进西方传统逻辑。王国维1901年东渡日本，1902年开始研究和讲授英国逻辑学家耶芳斯的逻辑著作，1908年任京师图书馆编译和名词馆协修，翻译出版耶芳斯《逻辑基础教程》，取名《辩学》，由北京文化书社出版。原书在伦敦出版，颇有影响。该书分名辞、命题、推理、谬误论等部分，演绎和归纳并重，知识较全面系统，译名简练精当，译文简洁明快，影响颇大。胡茂如1906年在留日期间翻译大西祝著《论理学》，由河北译书社出版，全面介绍严氏演绎逻辑和培根、穆勒归纳逻辑。
20至40年代，中国译介西方传统逻辑著作近30种，其中有国外大学流行教材。如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兼该校研究院主任枯雷顿著《逻辑概论》，根据其数十年教学经验写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1898年在美国出版后，是颇有影响的大学教科书，作者在世时曾发行4版。 该书由刘奇翻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该书原作者枯雷顿1905年逝世，到该书1933年要发行第5版时，由司马特修改、增补，改为二人合著， 是当时美国大学讲授传统逻辑内容最详、体系最全的教科书。该书由丘瑾璋翻译，取名《论理学大纲》，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我国大学选用国外大学流行教材，使传统逻辑教学水平与国外接近。
20世纪初10余年，我国学者撰写传统逻辑著作10余种，如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蒋维乔著《论理学教科书》，1914年出版张子和著《新论理学》等。20世纪20至40年代，我国学者撰写传统逻辑著作80种。如屠孝实著《名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该书认为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之法则之学”。作为大学教材，该书有一定影响。王章焕著《论理学大全》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该书明确论述中国古代逻辑成就，全面论列西方逻辑、中国名辩和印度因明三大传统逻辑体系，为名符其实传统逻辑“大全”，是当时内容最详、体系最全的教科书，为作者在浙江学校任教的教材。
二、三十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受苏联哲学界影响，把传统逻辑误作形而上学批判否定。许兴凯1929年在《民铎》杂志10卷撰文说，演绎法、归纳法是“静止的、固定的、独立的、绝对的方法”。郭湛波1930年在《辩证法研究》一书说：“形式逻辑是静的、固定的观察事物的关系及法则。”亦英1932年在《东方杂志》29卷6期撰文说， 形式逻辑“变成了历史的陈迹”。1933年王特夫在《论理学体系》一书中说，形式逻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封建贵族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演绎逻辑是“形式主义”。邱瑞五在《文理》杂志4期撰文说， 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叶青1934年在《新哲学的两条战线》（载《哲学战线》）一文中说，形式逻辑“复古和保守”，“是进化的蟊贼”，“要竖出革命的旗子来打倒形式逻辑”；1937年在《论理学问题》一书中说，形式逻辑“反辩证法”，“必须推翻”。缪南1936年在《时代论坛》撰文说，要“消灭形式逻辑”。艾思奇1936年在《大众哲学》说，“我们早已宣布了形式论理学的死刑”，“用不着形式论理学”，“决不能让形式论理学占据地盘”。潘梓年1937年在《逻辑与逻辑学》一书中说，形式逻辑“不能再成为逻辑”，其规律“已绝对不能用”。李达1939年在《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说，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它“全无用处”，为“辩证法所否定”。论者对形式逻辑的误批和否定，来源于对形式逻辑对象、性质、作用的误解。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具体科学，不能与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混同。
20世纪上半叶被系统引进和全面研究的西方传统逻辑，是两千余年发展中积累的科学真理，不会因一时的误批和否定而消亡。30年代中国传统逻辑研究接续发展，并未因被误批和否定而中断。在30年代传统逻辑被误批和否定的高潮中，有40多种传统逻辑著作出版，其中一半被用作教材，40年代出版传统逻辑著作30多种，反映了传统逻辑科学的顽强生命力，说明传统逻辑经过系统引进和全面研究，已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础，获得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二）20世纪后半叶传统逻辑科学地位的确立。传统逻辑科学地位的确立，是在争论中实现的。形式逻辑长期处于哲学怀抱，受哲学观点支配，与哲学内容相混。50年代以斯特罗果维契著《逻辑》为代表的近10种苏联逻辑著作引进中国，被作为大学教材和学者研究的参考。中国学者参考苏联逻辑著作模式自编著作10余种。这些著作对传播传统逻辑知识作出贡献，但苏联哲学界的错误逻辑观也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导致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客观基础，与辩证法的关系，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等，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周谷城、马特、王方名、江天骥等，是争论的主角。这一争论是30年代有关争论的继续，是中国学术界摆脱国际哲学界影响，进行独立学术研究，确立形式逻辑科学地位的必经之路。
分析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科学地位的认识过程，有助于认识五、六十年代逻辑争论的实质。毛泽东1912年利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研读过严复译《穆勒名学》，1913年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养成运用逻辑思维的习惯，常反思自己“论理的错误”。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精读中译苏联哲学著作。苏联哲学著作专设章节，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毛泽东也受影响。如毛泽东在中译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的话旁，写了赞同性的批语。1937年毛泽东写《矛盾论》，有专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与苏联著作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相同。1940年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1946年苏共中央决定在学校开设逻辑课程， 1950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有利于纠正苏联哲学界否定形式逻辑的谬见，1951年《哲学问题》杂志刊登总结逻辑问题讨论文章，批评苏联哲学界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的谬见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肯定了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在这种国际哲学背景下，毛泽东说《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正式发表《矛盾论》时，把误批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一节全部删除，与苏联著作的谬见划清界限。
苏联哲学界40年代以后，逐步恢复形式逻辑的教学和研究，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是坚持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为低、高级关系，代表作是斯特罗果维契著《逻辑》。毛泽东读此书，不赞成其对形式逻辑地位的谬见。但斯特罗果维契的看法仍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坚持斯特罗果维契观点的马特，1953年在《新建设》发表《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拉开争论序幕。马特引恩格斯做立论根据，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是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形式逻辑是初步认识方法。马特《马克思主义与逻辑问题》一文说“形式逻辑乃是一种低级的思维方法”。“形式逻辑的范围是‘家事’范围，对于这种事物的关系，形式逻辑的规律是经常起作用的，而且是可以达到它的一定的正确性的”。周谷城、王方名反对马特的观点，认为形式逻辑不是认识方法，它与辩证法是具体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周谷城写9篇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关系的文章， 认为“形式逻辑不能与形而上学混同，也不能与辩证法并列，而是与文法学修辞学近似的学问”。周谷城在《新建设》1956年2 月号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法则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任务是依据前提如何推论，不问前提怎样成立，对事物没有主张，没有观点倾向性，没有阶级性，既可为辩证法、正确主张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错误主张服务，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是主从关系。王方名认为把形式逻辑看作认识方法，就会变成形而上学。
面对逻辑界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广泛搜集和博览逻辑论著，独立思考，支持学术界进行自由学术争论，维护“百家争鸣”局面，保护在争论中处于少数地位，又比较正确的一方，划清与苏联哲学界错误观点的界限，肯定形式逻辑的科学地位。毛泽东曾对周谷城说，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毛泽东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毛泽东反复强调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高级之分，形式逻辑普遍适用，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鼓励周谷城积极写文章继续辩论，邀请学者研究逻辑问题，指出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坚持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找报刊查阅逻辑争论文章，认真阅读、收藏马特、周谷城等人的争论文章，留待继续研究。
毛泽东站在逻辑争论的前沿，关心争论的发展和研究的最新成果，追踪搜集资料并认真阅读研究，力求了解争论的全貌和来龙去脉，建议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负责搜集编印《逻辑学论文集》，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负责挑选汇编《逻辑丛刊》，对逻辑研究有深远考虑。毛泽东说“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逻辑学论文集》收入1953年后发表的全部逻辑论文，共150篇，分6集，其中第3集主要收苏联译文，第4集主要收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 1959年8月用大字本印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负责编辑，因搜集的篇目齐全，按专题性质和发表时间编排有序，毛泽东阅后称赞。这有助于了解建国后逻辑争论和研究的全貌以及争论的背景。中央政治研究室逻辑组负责挑选汇编“近数十年”的“专著”，取名《逻辑丛刊》三联书店1961年出版。其中除明末刊印的译著《名理探》外，其余10种都是20世纪“近数十年”中国学者的“专著”和从国外引进的译著：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金岳霖《逻辑》、章士钊《逻辑指要》、张子和《新论理学》、屠孝实《名学纲要》、严复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王国维译《辨学》、田吴炤译《论理学纲要》、王宪钧等译《逻辑史选译》。《〈逻辑丛刊〉出版说明》说：“逻辑学的知识需要普及，逻辑学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为了推进逻辑学的研究，应当了解前人在逻辑问题的研究上获得的成果，知道他们解决了些什么问题，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遇到了些什么困难，犯了些什么错误，等等。这套丛刊就是为了提供一些研究资料。这套丛刊先选印中国历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的译本和著作，以后再视需要选译过去没有翻译的外国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建议出版丛刊的意图得以体现，他一直把丛刊保存在身边。
毛泽东密切关注逻辑争论，阅读各种观点的文章，了解“近几年”争论、研究的全部情况和各种见解，了解“近数十年”研究的概况和认识的历史发展，阅读有关西方逻辑和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论著。苏联巴·谢·波波夫著《近代逻辑史》1964年12月出版中译本，毛泽东1965年2月13日在该书封面上写批语说：“田家英同志，此书印成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说明他想了解近代西方逻辑，希望为高龄读者阅读创造条件。毛泽东说“一字不遗”地阅读了章士钊著《逻辑指要》，称赞章士钊“刺取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为仅见”，“足以为今日参考资料”。章士钊《逻辑指要》重在对中国逻辑研究的开拓。毛泽东1959年6月7日在感冒病中，主动“倚枕”为章士钊《逻辑指要》代拟重版“说明”说：“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本书“作为参考材料之一”，“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但“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该“说明”体现毛泽东对当时逻辑争论的看法。毛泽东还说，最好把古今所有逻辑书都搜集起来，印成一部丛书，还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按语。这是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宏大学术工程。
毛泽东重视逻辑知识的普及。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一次中央会议做结论时说：“写文章要讲逻辑。”“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1958年把“学点文法和逻辑”作为一条“工作方法”提出，并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章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在毛泽东的提倡下，逻辑教学与研究受到重视。到1966年文革发生前全国逻辑工作者有300人。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逻辑研究停顿，1978、1979年两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召开，逻辑工作者迅速从文革停顿中走出，踏上恢复发展传统逻辑研究之路，逻辑知识普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千万人通过各种形式高等教育和自学方式掌握传统逻辑知识，全国逻辑工作者达千人。
在传统逻辑教学与研究领域，《形式逻辑》和《普通逻辑》两书有代表性。《形式逻辑》由金岳霖主编，1961年夏由周扬组织，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抽调学者组成编写组集体编写， 1963年完成初稿，1965年金岳霖委托周礼全做总修改后，交人民出版社，书稿因文革被搁置，1979年经部分作者再次修改定稿出版。该书较准确全面地阐发了传统逻辑知识，反映了五、六十年代逻辑争论成果，是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研究的结晶。该书在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1999年第19次印刷累计印数达48万余册。《普通逻辑》由教育部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吴家国等10余位学者组成编写组集体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后数次修订再版，1999年第27 次印刷累计印数达186万余册，是拥有广大读者、有较大影响的传统逻辑教材。
三、现代逻辑研究
现代逻辑是传统逻辑发展新阶段，萌芽于17世纪，发达于近一百余年。现代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是包含众多分支的学科体系，20世纪我国引进和研究现代逻辑，是中国逻辑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与变革。中国的现代逻辑研究分两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前半叶现代逻辑的初步引进和研究。1920年数理逻辑的奠基人英国著名逻辑学家罗素在北京大学讲演数理逻辑，根据其讲演整理的《数理逻辑》一书，北京大学知新出版社1921年出版，这是中国引进数理逻辑的开端。此后中国对现代逻辑的引进研究，由少到多，金岳霖是这一时期引进和研究现代逻辑的代表。
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留学美国，1920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游学英、德、法、意诸国，1922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时，受罗素影响。他在《论道·绪论》中说，“在伦敦念书”，罗素的《数学原理》“对于我的影响特别的大”，“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以后我注重分析”。金岳霖1927年后在北京清华大学讲授数理逻辑，培养的学生沈有鼎、王宪钧、周礼全等，也致力于现代逻辑的引进和研究。金岳霖著《逻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后多次再版，是这一时期引进和研究现代逻辑的代表作。贺麟1945年《当代中国哲学》说：“金先生著《逻辑》一册，为国内唯一具有新水准之逻辑教本。”
金岳霖著《逻辑》全面介绍罗素演绎逻辑，从《数学原理》选取数百个定理，构成系统，包含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他从基本概念、定义和命题出发，从罗素系统原160余命题中， 选取67个命题给予证明，引导读者进行演绎逻辑训练。金著对所选取的定理给予独到新解。如罗素主张同一律的同是个体之间的同，表示同一律的命题，是x＝x。金岳霖主张同一律之同，是谓词、概念、关系、共相方面的同，表示同一律的命题，是“P蕴涵P”或“P等于P”，颇有新意。
金岳霖精辟论述演绎逻辑系统的性质。金岳霖介绍一种演绎系统的通式，是布尔代数的一种公理化，类代数和命题代数是这种公理化的解释。金岳霖对演绎系统的讨论，是对有关公理系统的一般描述。逻辑系统是表示必然的演绎系统。在一系统中，承认所有可能为必然，否认所有可能为不可能或矛盾。必然为逻辑之所取，矛盾为逻辑之所舍。逻辑系统之所取，为逻辑上之所不能不取。逻辑系统之所舍，为逻辑上之所不能不舍。既非必然又非矛盾的命题，逻辑既不取也不舍；在逻辑上均能取而不必取。逻辑提供系统对命题能取与否的标准，是组织系统的工具，犹如思想的剪刀。逻辑是系统所要表示的实质，系统是表示逻辑的工具。系统的不同在于工具的不同，不在于所表示的逻辑不同。系统是特殊的、多种多样的，逻辑是普遍的、唯一的。金岳霖在《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一文中说：“事实上虽有不同的逻辑系统，理论上没有不同的逻辑。”“逻辑是逻辑系统的‘义’，逻辑系统是逻辑的‘词’。”“不同的逻辑系统是不同的系统，不是不同的逻辑；是不同的‘词’，不是不同的‘义’；是不同的工具，不是不同的对象。”金岳霖在逻辑哲学上是一元论者，只承认有一种正确的逻辑。这是有重要启发的逻辑观。
金岳霖讨论了逻辑系统的完全性、一致性和独立性。他说：“基本命题的条件大都有三：a，够用，b，独立，c，一致。 ”“够用不够用的问题，当然要看一系统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谓目的就是得到所要得到的命题。如果所要得到的命题都能发现于一系统之中，而一系统的命题又均是基本命题所推论出来的命题，则那一系统的基本命题为够用，反之则不够用。”“够用不够用是指能不能推论所要推论出来的命题而言。”基本命题够用，是逻辑系统的完全性。就命题逻辑系统说，完全性是从它要能推导出一切属于该领域的定理，即系统所要得到的重言式都能得到。“独立者是说它们彼此不相‘蕴涵’。”独立性即不可推演性，指任一公理不能根据系统给定的推演规则从其他公理推演出来。“一致者即无矛盾”，“无冲突”。即系统中的定理都是重言式，不能有互相否定的命题同是定理。逻辑系统的完全性、独立性和一致性，是以系统范围外的方法表示的元逻辑问题，不能以系统内的方法证明。金岳霖说这一部分“是一种逻辑哲学的导言。我把它列入教科书的理由，一方面是因为它讨论逻辑与逻辑系统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因为它给有志研究逻辑的人们一种往下再研究的激刺。”金岳霖在我国最早讨论演绎系统的基本性质，推动了现代逻辑研究。
金岳霖论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关系说：“传统逻辑学与数理逻辑学的对象是同一的对象，它们不是两门学问，是一门学问的两阶段。”“其所以叫它作传统逻辑学，一部分的理由是因为逻辑学已经由它进展到数理逻辑学。”“从传统逻辑学的不妥处着想，数理逻辑学的确是逻辑学的进步。”金岳霖联系传统逻辑讨论数理逻辑，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用数理逻辑观点批评传统逻辑；为发展传统逻辑，引进和研究数理逻辑，对中国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有开拓、促进作用。
（二）20世纪后半叶现代逻辑的大规模引进和研究。这时期我国学者引进和研究现代逻辑的规模逐渐扩大，近10余年现代逻辑研究论文达千余篇，以年均百篇激增，许多研究带创造性，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沈有鼎、胡世华和莫绍揆等是此时研究的代表。
1.沈有鼎的研究。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赴美留学，193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1至1934年留学德国，1945至194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访问研究，是我国开创数理逻辑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建立两个新的逻辑演算，提出三个知名悖论。沈有鼎《初基演算》一文，发表于1957年3月《数学学报》第7卷第1期， 构造一种新逻辑演算，是比美国逻辑学家约翰逊的极小演算更小的命题演算。这种演算是约翰逊的极小演算和刘易斯的模态系统S4的共同基础。从初基演算出发，可逐步扩展为约翰逊的极小演算，海廷的构造性命题演算，再到二值演算；也可逐步扩展为刘易斯的S4、S5，再到二值演算。加强初基演算中蕴涵的推演能力，形成极小逻辑；加强其中否定的推演能力，形成刘易斯的S4；二者都加强，形成一般的二值命题演算。初基演算是中国学者建立的第一个命题演算。沈有鼎《“纯逻辑演算”中不依赖量词的部分》一文，发表于1981年9月《数学学报》第5期。纯逻辑演算指加入同一概念后的狭谓词演算。其中不依赖量词的部分，是从带等词的一阶逻辑中分离出的一个完全的、可判定的子系统。本系统的判定方法，类似命题演算中真值表判定的方法，把真值表推广为值表，此方法本身可理解为一种公理系统。沈有鼎《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一文，发表于1953年6月美国《符号逻辑杂志》第18卷第2期，提出一个集合论悖论，包括了著名的罗素悖论。《两个语义悖论》一文，发表于1955 年6月美国《符号逻辑杂志》第20卷第2期， 提出两个语义悖论：“我正在讲的不可证明。”“我正在讲的可以反驳。”这是沈有鼎三个知名的悖论。
2.胡世华的研究。胡世华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6—1940年在奥地利、德国留学，研究数理逻辑、数学基础，获博士学位，1941年后，相继在中山大学、重庆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从事数理逻辑、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胡世华是我国把数理逻辑研究与数学及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代表，在递归论和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中应用的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
胡世华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建立数理逻辑组，致力于递归函数和递归结构的研究，发表了受到国际重视的文章《一种递归式的原始递归性》和数篇关于递归算法论的文章。1990年在递归算法的基础上，考虑了字上可计算函数在证明论中的应用，在《中国科学》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递归结构—可解决性理论Ⅰ》、《递归结构理论的形式系统和语句的可判定性—可解决性理论Ⅱ》。在前文中根据算法理论发展的需要，提出一类代数结构即递归结构RS。在后文中建立了RS理论的形式系统，其中可表达哥德尔所说的那种存在着不可判定语句的协调系统。此系统的语句集可分为两个不相交的集，一个包含此系统中所有可判定语句，另一个包含所有不可判定语句。证明定理给出了属于可判定和不可判定语句集的充要条件。第3篇文章《可解决性理论Ⅲ》， 给出一个判别条件，证明目前数论中许多未解决问题是可判定的，即要么可证要么可驳。其《递归结构理论》合并以上3篇文章， 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数理和应用逻辑文集》，反映了80年代后递归论研究的成果。在胡世华的影响下，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的递归论研究有许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受到国外数理逻辑学者的重视，给予高度评价。
胡世华在《哲学研究》1957年第1 期发表《数理逻辑的基本特征与科学意义》一文，论述数理逻辑的科学作用，指出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理论有本质联系，计算机是实现能行过程的自动电子装置，数理逻辑的递归论是研究能行过程规律的科学，数理逻辑的图灵机理论，是计算机的数学理论。数理逻辑与语言学有本质联系，数理逻辑的符号体系是语言的简化模型。数理逻辑对哲学有方法论意义。数理逻辑是解决数学哲学问题的工具。数理逻辑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这些观点对我国相关领域研究有重要引导作用。胡世华1963年在全国计算技术经验交流会上作《对于数理逻辑和计算技术的一些看法》的报告说：“目前数理逻辑的队伍还是太小，力量太薄弱。从计算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从数学中各分支学科不平衡发展看，都远不能满足需要。”对数理逻辑研究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结合提出更高要求。胡世华倡导并参与数理逻辑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有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胡世华80年代发表《计算机对数学的影响》、《信息时代的数学》等文，与陆钟万合著《数理逻辑基础》（1981、1982年出版），反映了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胡世华是我国电子计算机发展规划小组成员，其学生和助手参加计算机设计和程序编制工作，对我国计算机科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中科院软件所唐稚松提出的可执行时序语言，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96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唐稚松把数理逻辑运用于计算机软件开发，以时序逻辑为工具，建立一种时序逻辑语言，开发出软件工程环境系统XYZ，把通讯工程的并行语言语义形式化， 使规范语言的静态语义和可执行的语言动态语义相结合，当前世界上其他同类系统尚未做到，受到国际计算机学界的盛赞。
中科院软件所周巢臣应用数理逻辑研究程序设计理论，系统地、创造性地从事软件形式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是我国分布式程序设计理论研究的先驱者、开拓者。他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尔一起，发现分布式程序设计的组合原理，揭示了大规模分布式软件系统的内在结构。他提出最弱前置环境演算和以此为基础的通讯协议形式设计的新方法。他的成果受到国际学者的重视，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提出一种新的一阶谓词时序逻辑（时段演算），作为实时系统与混成系统的规范语言。时段演算较简洁，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可表达实时系统中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机器状态，也可表达一时段内整个系统的行为。他提出线性时段不变量的概念，为应用以时段演算为规范语言的模型检验方法，开发检验线性时段不变量和实时系统与混成系统重要性质（活性、安全性等）的模型检验器，打下基础。模型检验方法即程序性质的自动检验算法，已成功应用于工业界，受到广泛重视。周巢臣领导的研究组成为世界研究实时系统的重镇。
中科院软件所陶仁骥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发表专著《自动机引论》和一系列论文，提出一种自动机作为数字计算机的数学模型，证明自动机与图灵机的等价性，提出通用自动机理论，构造出两种通用自动机，能大为改变有限自动机的存储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未，适应计算机科学研究需要，建立一门新逻辑——开放逻辑，使用数理逻辑方法，以形式系统序列为对象，研究其在理论、实践交互作用中发展和趋向真理的过程。英国计算机学者波斯特尔认为李未关于形式理论序列收敛性的结果，是人工智能领域“带有根本性的结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普罗特钦认为形式理论的序列和极限理论，是“关于智能体的分析理论”，李未是“第一位将此问题形式化的学者”。
3.莫绍揆的研究。莫绍揆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1947年后留学瑞士、法国，1951年回国，在南京大学数学系讲授、研究数理逻辑，取得多方面成果。他1965年出版《数理逻辑导论》和《递归函数论》，1982年出版《数理逻辑教程》，反映了我国数理逻辑教学研究的新水平。莫绍揆在《数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提供在模态逻辑、递归论、集合论、逻辑演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1957年在《数学学报》第 7卷第 1期上发表《具有有穷个模态辞的模态系统》一文，从基本模态系统B 出发，研究具有有穷个模态辞的模态系统，使每一模态辞对应于数列，根据模态辞之间的蕴涵、等价规定数列间的顺序、相等，把模态辞的研究代数化，使讨论更方便和系统。1958年在《数学学报》第8卷第2期上发表《有穷模态系统的基本系统》一文，研究一般构造有穷模态系统的问题。1959年在《数学学报》第9卷第2期上发表《模态系统与蕴涵系统》一文，研究一般模态系统的构造，从很弱的系统出发，讨论到最强的系统（二值系统），列出加强过程中出现的中间系统，与常见的模态系统S2、S3、S4等进行比较。1966年在《数学进展》上发表论文，改进了荷兰逻辑学家古德斯坦提出的递归算术系统，建立和证明了新的原始递归算术系统，讨论了其合用性。1984年在《数学年刊》上发表《递归算术公理的简化》一文，说明简化和改进了的递归算术新系统，比英国学者罗斯在1962年建立的三元递归算术系统为优。莫绍揆研究了ZFC 系统公理的归约和替代。他在《集合论的一些新公理系统》一文中，把ZFC的8个公理作出了若干归约和替代，证明了4个ZFC系统的变种。在《集论公理的简约与基数的方幂》一文中，把集论中的对偶、联集、幂集、分出、替换和无穷公理，合并为一条公理，ZFC便可由这条公理， 加上外延、正规和选择公理构成；系统总结了基数的方幂运算，引入两个有限数列，用以刻画方幂运算的本质。1978年后，莫绍揆在逻辑演算方面，建立了一种引入递归子的逻辑函词演算，提出改进的二阶谓词演算以消除悖论，用无类型的完备的逻辑演算作为整个数学的基础。
我国现代逻辑研究有些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整体研究水平正在逐步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存在，现代逻辑各分支重要成果多为外国人创造，要使我国现代逻辑研究与世界全面接轨，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需经逻辑界学者长期艰苦努力。
在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世界三大逻辑源流中，西方逻辑是最为发达的系统。逻辑在本质上有全人类性，没有民族性。为西方人所最先总结的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被中国学者于近百年中系统引进和全面研究，已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础，变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逻辑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在逻辑上中国与世界将融合为一。这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双向过程的一方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过程的一方面。21世纪随国运昌明，国力增强，逻辑工作者素质提高，中国逻辑研究将获取更光辉的成就，对世界逻辑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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