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与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08)04-0023-05
富强、民主，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前赴后继，领导发动三次伟大变革的根本目的。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打开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富强民主的闸门。20世纪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为中国的富强民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三次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20多年的奋斗，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邓小平领导的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变革，实现了孙中山、毛泽东等无数仁人志士的伟大理想，把富强和民主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三次伟大变革的集大成者。
邓小平领导近代中国第三次伟大变革的背景与性质
邓小平领导的第三次变革之所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以小生产为社会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因此，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彻底消灭贫穷和落后，绝非一次革命能够完成的。从1911年到1949年，我们用不到4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帝制到共和，再到新中国的两次飞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2/3，不及邻国印度57美元的一半。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农民收入增长30％。1953年到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而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为4.9％。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国家。遗憾的是，自1957年下半年起，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偏差，先是在经济建设上犯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违反规律的错误，试图用“大跃进”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加快发展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特别是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统计，按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然而，比财产损失更大的是丧失了机遇。那十年，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时期，如我们周边原来经济并不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就是在这个期间抓住机遇，迅速崛起的。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确实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困境，经济上被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中国向何处去？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任何政党能够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中国的发展，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我们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照抄教科书的教条，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我们的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邓小平领导的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变革。和孙中山、毛泽东领导的前两次变革不同的是，这次变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不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全体人民都能够过上幸福、富裕、和谐的新生活。
开辟新路，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富起来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领导近代中国第三次变革的一个标志。这次会议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力，实现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通过这次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我们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邓小平复出后，首先以科学教育战线为突破口进行全面拨乱反正。1978年5月，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邓小平领导发动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帮助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场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启发了全党吸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创新局面的思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称为伟大的历史转折，就在于这次全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根本上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中心，找到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正确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要顽固一些，聚精会神地发展生产力，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其他任何情况都不得干扰和动摇这个中心。由此，一心一意搞建设，成为近代中国第三次伟大变革的主旋律。
把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手段和动力，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有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受邓小平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启发，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发地冲破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并逐渐演变成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符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生活。邓小平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1980年，在农村改革受到种种指责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刻，他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解放思想，支持农村改革。在他的指导下，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引导农村改革走向深入。1983年，在我国农村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是邓小平的另一重大决策。1979年春，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邓小平倡导在毗邻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四个地区试办出口特区，采取特殊政策，利用外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点和窗口。1980年，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并相继建立。短短几年，特区的灵活措施就产生了神奇力量，创造了经济建设史上的奇迹。同时，特区采取的一些经济手段也受到种种置疑。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这四个经济特区，分别题词给予鼓励和支持。回到北京后，他决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不可逆转。1988年，邓小平决策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在他的倡导下，中央又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中国逐渐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大潮。
农村改革和试办经济特区取得成功之后，邓小平因势利导，决定实行全面改革。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久又相继作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势如破竹，全面展开，1984年到1988年，中国经济5年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社会的面貌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模式，邓小平殚精竭虑。1979年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后，他十多次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发表重要谈话，逐步帮助全党摆脱了计划与市场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标志的传统束缚。根据他的理论，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科学评价毛泽东，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继承和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正确评价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先后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即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两个凡是”，实际上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中国就不能开辟新道路，就无法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正是由于“两个凡是”错误的干扰，导致文革结束后我国两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另一种是片面强调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思潮。这种思潮是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造成的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号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这就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一场历时十年的群众运动，它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给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许多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伤害，必须彻底否定。这样，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乃至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就不容回避地提了出来。当时，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群众，甚至包括一些党内的老同志都认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有人甚至提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这种“非毛化”的思想逐渐酿成了一种思潮，引起了党内外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正确对待自己的领袖，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
1980年8月，邓小平两次接受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就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发表重要意见。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毛泽东一生的贡献而言，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决不能像当年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毫无疑问，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讲清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智慧、大胸襟，非常人所能及。
为了更好地统一党和人民的思想，邓小平提议制定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正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历史决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顶住种种压力，对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从而也从根本上维护了我们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肯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维护了全党的统一，保证了我们党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团结和稳定。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中，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挽狂澜于不倒，几经周折，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我们有历史决议这面旗帜作砥柱。
宝贵遗产，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
在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变革中，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成功与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是舶来品。作为最高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在老祖宗那里最初是作为一种理想社会设计出来的，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化。然而，20世纪中叶，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破天荒地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进了原本以为只有在欧洲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着必须进行理论创新的难题。因此，早在60年代初，毛泽东就郑重提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任务，要求全党下大气力钻研中国的实际问题，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
审视历史，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即便像毛泽东这样的雄才大略，一生追求创新的革命领袖最终未能完成创立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使命，反而在他的晚年深深地陷入了错误思路的泥潭。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国社会主义的初始条件，想想这个理论命题的创新难度以及攻克这个命题必须花费的时间长度，就不难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的艰辛探索，包括我们的失误、我们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以至于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等，形成一种客观公允的认识。应该说，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正是我们党自己提出的这个创新课题所决定的。解决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课题，没有几代人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是不行的，没有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不行的，没有失误甚至昂贵的学费也是不行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长期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吸取历史教训，把握新契机，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锲而不舍地开拓中担负起理论创新使命的。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立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短短的20多年，中国经济以年均近两位数的神奇速度持续增长，一举告别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们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出历史上许多国家几个世纪方能积累起来的丰盈财富，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对比那些几乎与我们同期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有的解体了，有的易帜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愈益显露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美好前景。饮水思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无不对能够拥有邓小平理论而深感庆幸与自豪。
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胡锦涛同志指出：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中国共产党为拥有邓小平同志这样优秀的党员，中国各族人民为拥有邓小平同志这样伟大的领袖，感到无上光荣和无比自豪。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今天，富起来的中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这条道路必定越走越宽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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