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经济转型期社会失序问题及其主要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前苏联论文,教训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苏联在经济转型期的社会失序并最终导致联盟解体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指出：（一）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而不是超前推进；（二）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新旧社会要素急剧分化的过程，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对整个社会的统一领导；（三）改革中绝对不能对外来势力的干预与影响掉以轻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 苏联 改革 经济转型 控制 疏导 度 社会失序 联盟解体
苏联，这个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在它短短数年的经济转型期内便戏剧般地演变为令人哀叹的历史名词，留下一连串可为后事之师的深刻教训。苏联改革失败与联盟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甚为关键的是没有把握住经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度”，进而酿成社会失控，联盟解体的严重社会后果。
一、转型期内苏联社会发展从“有序”走向无序，从无序走向严重失序，从严重失序走向联盟解体
苏联转变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规模自觉实践是在最后一任领导戈尔巴乔夫当政时进行的。戈尔巴乔夫上任时，接受过来的是发展了达70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上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意识形态上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苏共领导下的，由多民族构成的苏维埃国家联盟体制，此时，社会各领域有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基本上处于相互适应的和谐之中，社会整体表现为一个基本“有序”的整体。然而，这种“有序”却已经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上，其背后隐藏着触发社会无序的深刻社会矛盾，主要表现有二：第一，从国内情形看，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的需求满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长达70年的发展中已逐渐把潜能发挥殆尽。从历史上看，苏联建国后直到7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国民经济恢复后到1975年，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8%，但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76—1980年和1981—1985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率就分别下降为3.9%和3.2%，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到80年代初，经济已下降到使我们几乎临近经济停顿的程度，人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生活品短缺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第二，从国际范围看，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日益受到威胁。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滞缓，一个以前大力赶超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在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开发现代化技术设备与工艺等等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内外矛盾决定了戈尔巴乔夫接受过来的“有序”社会正面临失序的冲击，面临大规模调整的必要。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任后不久，首先推行了经济上的加强发展策略，试图解决迫切的、各个社会阶层都感到十分重要的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问题。加速战略推行三年多，经济上起色不大，1986—1988年三年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2.8%，没有扭转经济下滑趋势。
由于加速发展战略推行的效果不佳，改革发动者们认为改革的阻碍机制很大部分来自僵化的权力机制和官僚化的党政机关，假如政治体制依然不动，就实现不了改革任务。因此，1988年6 月召开的苏共十九次党代会首次提出“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把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三者称为苏共三个“革命性倡议”。政治改革本是改革发动者计划的其中一部分，但在此时就十分突出地强调并使其迅猛铺开，使得原来的社会关系突然间被打破，社会很快便从“有序”滑向失序状态。突出表现在：政治上，苏共原有的领导地位大大削弱，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分裂与冲突所取代，社会上的非正式组织不断涌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经济上，在全国一片政治热的形势下，经济改革被置于次要地位，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2.4%，低于上年， 工业生产总值增加1.7%，是二战后最低的。市场供应紧张， 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加剧，恶化的经济形势使政治斗争更加激化。民族问题上，民族复兴意识急剧抬头，民族冲突与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脱离苏联的分裂活动迅速升级，社会日益处于动荡之中。
此时，对于日益严峻的社会失序状态，当局如果能够采取果断的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局面完全可以收住，因为此时的社会失序并未发展到无计可施的程度，关键是如何施计。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决议放弃宪法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与总统制，苏共第28次党代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此后社会局面被导向完全失控的境地。通过极其尖锐的夺权斗争，苏共相继在一些共和国与大城市丧失政权，政权转入主张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民族分立的党派手中，中央失去控制全国的力量， 经济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1990年和1991年两年的经济都是负增长，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社会政治冲突造成的直接产品损失难以计数，商品匮乏，消费品市场趋于瘫痪，物价飞涨。民族冲突全面爆发，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991年12月底，苏联正式解体，苏联严重社会失序问题终于以联盟解体告终。
二、苏联转型期严重社会失序问题的教训分析
（一）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任何忽视它的做法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
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一项浩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要使这项工程顺利完工，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其中的必要条件。社会大厦中，经济是基础，其它领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适应性结构（当然是能动的适应性结构），社会大厦的全面改造无疑首先有赖于基础的改造，非基础性的改造只有在有利于促进经济基础转变时，或者说只有在围绕经济基础这一中心转变的前提下进行，否则，社会大厦的改造就会因缺乏相应基础的支撑而陷入倒塌的危险境地。
从苏联的情形看，应当说，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的加速发展战略是把经济改革摆在中心位置，苏联政治改革的提出也是基于经济改革的需要，因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加速发展战略在实践中的受挫，其阻力的很大部分的确来自僵化政治体制的束缚，改革者能够及时抓住机会，提出适应经济改革要求的政治改革，这是非常可贵的。此后，正确的思路应当是，政治改革必须围绕经济改革的中心不断深入下去。本来，1987年苏共一月全会提倡的民主性、公开性原则对冲破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很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当时却宣称，民主化是改革的实质与目标。在1988年的苏共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批评苏联几十年来口头上宣扬民主，实际上却在践踏民主，强调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一切改革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因此，便决定把政治改革摆到首位，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次苏共代表会议还制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蓝图。1990年苏共28大前后，围绕着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在政治体制方面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搞议会民主，建立总统制，强调要建立一个与过去的“官僚体制”完全不同的社会，在国家体制方面，要改变过去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向各加盟共和国在新条约原则基础上建立主权共和国的联盟过渡。可见，苏联的政治改革是在经济改革缺乏实质进展的背景下被提到首位的，并且在短时期内就不断推出带有全局性的政治改革措施。显然，苏联经济转型期的改革在起步后不久就走入了背离事物自身逻辑发展的陷井。
政治改革的超前推进与经济改革的滞后性为苏联社会的严重失序埋下了危险“火种”。从理论上看，政治改革的全面启动是高风险的社会改革，它涉及权力与利益等重要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再调整，是触动所有社会集团中枢神经的敏感问题，因此，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焦点所在，也是社会秩序的关键问题，这就决定了政治改革是一项极为严肃的事业，需要具备多层面的社会条件，其中包括必要的经济条件，否则，其结局只能是自食其果。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与实施之时便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致使政治体制改革因缺乏必要基础与相应条件的支撑而倒悬于空中。突出反映在：第一，致使改革缺乏群众基础，这是苏联改革的致命伤。经济发展状况是关系到所有人生存生活的头等大事，如果改革中的经济困境不转变，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下降，就不可能激发起群众对改革的信心与热心，就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因此，处理好改革中的经济问题是争取群众的关键，也是改革本身的客观要求。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屡屡失误。起初，戈尔巴乔夫主要想通过科技进步来转变经济形势，推动经济发展，但由于传统经济体制没有触动，先进技术难以成为生产力，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心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从1988年起，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改革的法令和文件，但当这些改革措施多数还停留在纸上之时，改革者却急不可待地把政治改革置于所有任务之首，经济改革被抛在了一边，经济形势只能日趋恶化。此时，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猛增，仅1990年10月的统计表明，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以下的居民达8000万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种形势下，许多人对改革、对前途感到渺茫。不难想象，一场失去群众基础的改革会是什么结局。第二，致使改革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性资源与调控手段而直接或间接加剧社会的失序化。众所周知，物质基础本身便是各种社会关系赖以理顺的基础，经济状况良性发展，社会关系的秩序化就有物质方面的保证，否则，就会因经济因素制约而陷入恶性循环的黑洞之中。以苏联当时的罢工浪潮为例，从直接起因看，多数均为经济状况恶化，生活待遇低所致。罢工浪潮引起的经济损失无以计数。可见，恶化的经济状况是社会动荡的深刻根源，社会动荡又必然会加剧经济状况与众多社会问题更趋恶化。第三，加剧社会的离心倾向。在苏联的改革进程中，一方面是经济改革的停滞与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是纷纷出台的政治改革措施和与此相应的，不断被激活起来的政治参与热情。在此情形下，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与对改革当局的不满情绪极易相互强化，并极易为改革当局以外的各种势力所利用与误导，使社会产生强烈的离心倾向。例如，政治改革中最早提出的民主性与公开性原则在实际贯彻中没有使其导向在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民主性与公开性便越来越超出其本来的涵义。一些人打着民主性、公开性旗帜控制舆论工具，把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错误等同，把苏共与法西斯等同，把70多年的苏联历史描绘得漆黑一团，妄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根基。一些人打着民主性、公开性旗帜成立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1990年8月1日前，社会上各种非正式组织达9万多个，其中1 万多个带有政治性质， 900多个带有政党性质， 那些打着各色招牌“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内外政策”的群体，其领导成员与骨干分子有不少是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分子，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保皇分子，其纲领与行为有明显的反苏共、反社会主义、反联盟中央和破坏法制的性质，他们到处散发传单，搞“民主墙”，组织各种集会，甚至组织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据不完全统计，1989年苏联全国每月有400次集会，1990 年仅莫斯科市万人以上的集会就有6次之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 在种种反社会势力中，其共同特征都以经济困境来煽动与误导群众情绪。可见，缺乏经济基础支撑的全面政治改革是何等危险。
苏联改革的实践告诫人们：改革必须脚踏实地，依序而进，否则，只能自食其果。
（二）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新旧社会要素急剧分化的过程，需要加强整个社会的统一领导，任何削弱它的做法都要付出惨重社会代价。
转变单一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改革必然会带来社会要素的大规模分化，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整合与协调工具，从而把分化出的社会要素有序地纳入其中，众多社会分化要素就会以离散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要素而存在，进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严重的无序化。因此，改革过程中，有效的社会整合与协调极为重要，而在所有的整合与协调途径中，作为改革领导机构本身所发挥的整合功能显得至为关键，这是因为：第一，转型期改革带有浓厚的自上而下色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决策与社会资源配置的自上而下性，显然，转变这种体制的动力源首先来自“上”，没有“上”的有力推动与松绑，“下”就无法摆脱重重束缚。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启动之始直到新的社会经济体制与决策模式建立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改革与社会变迁状况基本上比较集中地依赖于改革的领导者，即所谓的“上”。第二，转型期改革的高难度性。传统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种种社会关系所构成之复杂体系的转变涉及中央与地方、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个人多层面关系的全面调整，其中，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不仅来自人的方面，而且还来自传统社会关系与社会体制本身。第三，改革中普遍急于求成的民众心态时时给改革进程造成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经长期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单位、企业与个人都有统得过死的特点，因而，缺乏足够的活力。这种体制一旦为改革开放所启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自然地产生出急于冲破旧体制以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望，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处于一种急于求变的状态中，此时，一些过于理想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策略往往深得人心，但经济转型的难度又决定了欲速则不达，这就需要改革的领导与策划者必须是清醒而有力的，具备有足够的能量对改革时期的社会心态进行理智的引导。此外，改革需要探索，探索中难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如何尽量减少失误，避免重大失误，这也是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经济转型期的改革离不开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离不开社会要素的强有力协调者。
然而，苏联的改革过程恰好是苏联执政党、统一的中央政权体系走向衰弱与瓦解的过程。
苏共是苏联有着70多年执政史的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自戈尔巴乔夫以来，对统一执政党在改革中的地位不是加强，而是削弱。本来，从1985年4 月开始的加速发展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89年末制订的经济健康计划也没有实施，人民没有看到党领导下的改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惠，苏共执政党的基础就已经受到冲击。在此情形下，苏共应当把加强自身的地位与满足群众对党的期望结合起来而切合实际地采取相应措施，但苏共把以前失误归咎于没有实行广泛的民主化与公开性，所以不断强调要实现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要把各项改革计划的实施与推动公开性进程有效联系起来。苏共28大上，明确要求实现政治多元化。实现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后，苏联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异常活跃，其中许多自发性组织利用民主化、公开性歪曲、诽谤苏共领导，抹煞苏共70多年的成就，苏共威信急剧下降，党的领导地位逐渐被架空。1990年3 月党中央通过决议取消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与核心作用的内容，从此，苏共失去了它原来意义上的执政党地位。在苏共地位日益下降的同时，苏联政治权力经历了从党到苏维埃的转移过程，苏共19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要分清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自下而上地恢复苏维埃在政治生活中的全权地位，后又对苏维埃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新的最高权力机关，并在1990年2月全会上进一步明确完成对所有国家机关的改革， 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同年3月， 苏联第三次人代会通过设立总统的宪法修正案。此后，总统领导的国家权力机构开始发挥作用，权力中心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苏联总统委员会。苏共权力转移相对于苏联当时的情况而言，不可谓不是谋求加强改革的统一领导，谋求国家一体化与秩序化的选择，但权力中心转移后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强化，反而频频出现权力危机，新权力重心实际上只是空架子。“8·19”事件后， 联盟中央政权由空架子到最后被取消。
由上可见，苏联改革是在不断削弱统一领导中进行的，其直接后果可以说是断送性的。因为统一领导与协调能力的削弱只能使改革策划者本身陷入越来越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如多党制的实现过程就反映了这点。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本人与许多领导人反复强调苏共的领导作用，认为一党制是苏联历史上形成的，符合苏联国情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在政党的多少，而在政党的正确领导。成立反对党是利用民主达到反民主的目的，并认为在转折阶段，苏共应充分实现自己领导力量的职能和任务，还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社会发展极其复杂与困难时期，放弃苏共的政治领导就等于自取灭亡。 ”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 到1990年初，则一改过去的说法，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苏共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苏共纲领正式确认要在苏联实行政治多元化，并同时放弃了苏共的执政地位而奉行各种政党平等竞争的多党制。试想想，所谓的“放弃”实质上包含了多少真正的“自愿”成份呢？而一个疲于应付、步步退让的领导集团连自身都难保又何以能够担当起领导改革的重任呢？显然不能。这种“不能”除突出反映在文中已经论及的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失策之外，还主要反映在民族问题上的重大导向失策，问题不断尖锐化。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苏联的改革一开始就在许多方面具有民族复兴的苗头，作为改革的领导集团本来对此应当高度重视，制定具体措施加以疏导。改革进程中，民族问题被严重忽视，反映在对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行公正的解决，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也缺乏关注，致使少数民族权益长期受损，族际关系的“消极现象”日益暴露与增多。就在民族问题不断升级之时，当局仍不能拿出通盘解决问题的有力措施，致使问题更趋严重，一些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一些反对派势力恰好借机煽动，制造事端，使复杂的民族矛盾更趋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当局竟然无力顾及。苏联一进入戈尔巴乔夫时代不久，就提倡意见和舆论多元化，扩大新闻自由，开放文艺禁区，这对活跃思想，调动社会舆论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各种自由化思潮与反社会因素也积极活跃起来，诱发了一阵阵反文化潮流的滋长与泛滥。然而，面对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当局却听之任之，致使最后发展到无以规范的地步。此外，面对一系列日益恶化的社会，改革当局根本无计可施。自改革全面推开以后，苏联国内街头政治日益成风，罢工流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军乱军四起，违法犯罪行为日益猖獗。不可否认，所有这些消极现象的成因均复杂多样，但它们都表明改革领导集团的社会协调与整合能力已经弱化到无法推动改革向前发展了。
总之，苏联改革的教训表明：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改革过程中，中央领导体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三）经济转型期的改革必然面对外来势力的强大干预与影响，需要给予适度控制与正确疏导，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强大干预与影响是当代绝大多数国家社会大变革时期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改革进程与社会秩序。苏联的动乱与解体就与处理这一问题的严重失误密切相关。
从当代国际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看，人类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小，有人说，全球正在变成小小的地球村。全球化社会经济需要一个一体化的体制，既需要一个相互衔接和通行的机制、规则、程序，而现代市场经济被公认是比较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而且已在国际上通行，因此，经济社会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向经济市场化转轨。在此，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恰好拥有发展得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为了在国际格局中谋求更多利益，极力用各种手段推销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极力用各种手段干预他国内政。这是国际大背景，这种背景决定了外来势力的干预与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再从急待与世界接轨，转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内部情形看，由于受僵化体制的约束，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呈放慢趋势，人们的不满情绪普遍较高，在这种情形下，特别是再加上美国及相关西方国家的强大宣传及各种手段的攻势下，人们往往会以自己社会的阴暗面、消极面甚至差异面与西方国家的积极面或差异面进行比较，并在社会心理上美化与夸大用以比较的对立面，进而认为西方国家处处优越，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都值得效仿。这种内部背景便决定了外来势力的干预与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强劲冲击力。
苏联面对的内外情形便是如此。早在戈尔巴乔夫对内推行改革，对外推行开放政策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试图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上任并全面推开改革开放后，这些国家更是通过各种形式加紧了对苏联的和平渗透，大肆宣扬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支持反对派分享权力，特别是在至为敏感而关键的民族问题上，“积极鼓动”苏联的民族主义分子“搞极端行动”，“挑起民族仇视和民族纠纷”。1987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出马在白宫发表“被奴役国家周”的纪念讲话，公开鼓励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搞民族分裂活动，并说“复兴的精神引导着波罗的海国家……，它们正努力恢复它们的民族史”。“8·19”事件后，西方国家决定抓住这个历史性机会， 于是加快了演变步伐，他们决定更深刻地插手苏联事务，使其朝着西方引导的方向变下去。政治上，提出了对苏关系或称苏联政治改革的“原则”，美国和日本各有“五项原则”，共同特点是：提高要价，压苏在双边问题或重大国际问题上让步；经济上，提出种种条件限制的前提下提供对苏大额援助，目的是确保占有苏联市场并达到对苏关系的政治目的；在民族问题上，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并与之建交，美国甚至把帮助“该三国”完全纳入西方为己任。
在苏联的内外形势上，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软硬兼施的对苏攻势，且这种攻势有发达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实力作后盾，另一方面是处于四面危机之中亦急需寻找出路的改革当局与人民大众。不难想象，两者相互作用的后果对改革进程的影响是不利的，因为任何国家的改革都应是从国内实际出发，全面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决不是按他国的标准与价值观进行，否则，只会加剧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调。在此，改革当局如何根据国内的改革实际处理好外来势力的干预就显得极为重要。
苏联当局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实际上，对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各种压力和所进行的和平渗透阴谋，苏联当局心中有数，但出于获得大量援助与缓和关系的需要，基本上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这是不可忽视的致命失误。在具体措施上，采取了较以前很不同的行动，例如，停止对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干扰，允许过去禁止的一些西方报刊在苏公开销售，让萨哈罗夫等人权活动分子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一些非正式团体有独立的出版物，让西方的一些机构在苏搞各种民意测验，放松意识形态控制，公开发表各种不同政见等等。1989年5月， 美国总统布什向苏提出了“四个开放”（开放移民、开放辩论，开放无线电与广播电视、开放天空）的要求，并示意只有苏联更好地与美国合作才能获得贸易最惠国地位、技术转让及信贷等援助，苏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不断按步就范。西方援助苏联当然不可能是把苏联扶植起来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是为了自己各自的利益。这样，苏联当局就在西方的牵引下越来越向西方靠拢。
苏联当局对外来势力干预与影响的态度与作法对于苏联内部局势发展是致命性的，因为：第一，人为地助长了人们社会心理的进一步外倾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长期发展而来的、并为人们所珍惜的文化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们对所处社会的向心倾向，这是社会发展中把个体凝聚起来的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然而，苏联当局在改革开放中并没有珍惜与利用这一宝贵财富，而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平反冤假错案，反思过去的失误是推动改革所需要的，但由于没有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规范。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发展，出现了“怀疑一切的新惰性”，加剧了社会上对本土文化的悲观情绪；与此同时，当局却让西方文化价值观铺天盖地涌来，这无疑极大地助长了极端西化倾向的发展。在此情形下，一些人把多党制、议会民主、民族分立等等奉为至宝也就不足为怪了，这实际上从根本上瓦解了一个国家进行适合本国国情改革的社会文化基础。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4月至10月间， 俄罗斯一社会学研究所对前苏联居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63%至69%的人对苏联解体表示遗憾。然而，还在不久以前，一些加盟共和国中少数人所搞的分裂联盟的企图在民众公决中却往往获得多数通过，这种现象很值得深思。第二，加剧各社会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苏联改革进程中，有来自保守派的进攻与阻挠，有来自激进势力的攻击与煽动，但真正成大气候，最终把改革引入联盟解体的却是激进势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一事实至少说明，激进派拥有不可忽视的社会能量，如激进派的著名代表叶利钦就是苏联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政治主张基本上与西方国家极力推崇的那一套相吻合，他以所在的俄罗斯共和国为大本营建立起以他为首的第二大权力中心，处处与中央对立，公开与中央争权，时时向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当局发起攻势，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苏联政局，使本已十分困难的苏联局势更加危机化。但就是这样的人恰恰被当时相当数量苏联人视为“国家救星”。在此，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西方诸多社会要素无加限制的进入，特别是一些理论与价值观的大量输入改变了人们原有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但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与社会体制却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不可能随观念的改变而很快改变，致使二者之间出现严重失调，致使脱离实际、超越社会结构、社会体制承受力的激进主张或激进决策反而拥有较大的市场与支持者，这无疑加剧了社会的失序化。第三，为别有所图的少数人创造了达到个人目的的社会条件。改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新协调过程，其间的矛盾与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与情绪也在意料之中，若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适当疏导当不致酿成大乱，相反，还可使之转化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例如，苏联的民族问题成因复杂，主要还是现实改革中民族利益未予足够重视所致，显然，这并非是不可解决的矛盾。但一些人公开依仗外国势力的鼓动与支持，不断把矛盾扩大化，使民族问题从一般的社会问题演变为尖锐的政治问题。仅此可见，苏联当局在对外来干预上的妥协正好为少数人的阴谋得逞创造了机会。
总之，外来势力的干预与影响是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的，但同时又是决不可掉以轻心的，特别是作为改革当局，责任至为重大，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把外来冲击引导与纳入到改革的适当位置，在此，苏联则遗憾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例证。
综上所述，苏联经济转型期的改革是以社会严重失序、联盟解体而告终的，它深刻说明：改革是空前复杂的社会变革，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施政当局对外国势力的干预与影响进行切合本国实际的调适与导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