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的基本特征与时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基本特征论文,群众路线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6-0010-07
群众史观、群众(人民)至上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历史观、价值观，将它们贯彻于党的各项行动纲领之中并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经济政策和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提出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典范。厘清群众路线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时代意义，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
一、强国富民的中国梦——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9世纪中叶以来，强国富民成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第一等重大事务。与先秦战国时代及秦以后东亚朝贡体系时代下的强国追求相比较，君国、君天下的强国梦已逐渐被因西风东渐感染的人民国家、民族(中华)国家的强国追求所替代，全体中国人均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到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之中。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自觉追求民族复兴那部分人中最为杰出和优秀的先进分子。与早先的洋务派、维新派以及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实业救国论者、教育救国论者相比较，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优点在于他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民族复兴理解为全体国民的共同事业，将人民群众的觉醒理解为民族复兴的最大动力源泉，将民族复兴与人民群众的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阶级的翻身解放置于优先解决的第一顺位，从而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找到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强大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支持。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价值目标。如果说强国追求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宿命的话，那么把强国本身的价值目标定义为人民的解放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的理论贡献和辉煌的历史成就。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着少数人的运动，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着多数人解放的历史运动”。①正是本着这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主张“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②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将国家独立、民族强大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下层劳动者的翻身解放有机地统一起来，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克服了将国家看作“君国”、将天下看作“君天下”的一己偏私，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塑了天下为公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想，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芒，党也因此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向人民负责的历史价值观，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建立人民共和国。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强盛找到了客观的延绵不绝的社会物质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洞悉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这一历史奥秘，并将它转化为党的根本路线，贯穿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政策之中，贯穿于一切行动纲领和领导方式、工作方式之中，将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都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之上，才保证了党不断地克服内外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从而保障了党的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更大的胜利。纵观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完全是一部为了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所确立起来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有机地将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历史使命与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有机地统一起来。一方面，给“富国强兵”、“天下为公”的古老命题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确立了人民主体、人民国家的现代意识，给出了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目的在于人民(群众)解放的历史价值论解答；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独立、民族强盛找到不竭的力量源泉，进而达到国家独立、民族强盛和人民解放三者的有机统一。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确立及其在实践中的坚持不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智慧和实践智慧，它不仅指导党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帮助党挺住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遭遇的困难，帮助党艰难但不失成功地转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轨道，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它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实现中国梦的号召，既是党的新一代领导富有历史使命感和自觉地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的具体体现，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秉承历代党的领袖们强国富民宏愿的具体体现。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好、民族好、人民好)三者统一，这个以人民幸福为归旨的简朴价值认识，不仅道出了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共同追求，而且在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上与历代党的领袖们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在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复兴问题上的最新体现、最新发展。
二、以群众路线为党的根本路线，并将它贯穿于党的一切行动之中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历史观、价值观。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人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确定为党的一切行动都须遵循的根本路线，并将它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经济政策，贯穿于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之中，从而实现了党性与人民(群众)性的高度统一。
(一)党的群众路线与思想路线、认识路线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④换言之，坚持群众观点、路线是党的根本特征，也是党的根本路线，是党的历史观、价值观、实践观。据此，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然是遵循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客观规律。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⑤从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可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党的历史价值观和党的实践观、思想认识路线及工作方式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对此，江泽民进行过科学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党根据党的性质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创造的一种科学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⑥
(二)党的群众路线与政治路线
贯彻落实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反映在政治路线上，首先是要明了革命和建设是为了谁、依靠谁。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科学地、辩证地、具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次，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是现时代革命群众、革命力量的思想，认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⑦而“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⑧再次，依据民主、民族革命形势的变化、主要矛盾的转换，确定群众的最大范围、边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依据革命形势、敌我矛盾性质和程度的变化，在坚持动员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具体地确定相应的(不断地变换)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确定相应的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
当然，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人民群众是个社会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和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并逐步把“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⑨等新社会阶层纳入“人民”的范畴，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与依靠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基本立场，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⑩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一，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执政的价值取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党的群众路线与经济政策
落实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最根本的还是要体现在党的经济政策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为战争获得新的群众力量。在那个时候，党在经济政策中的群众路线表现为：领导劳动群众通过民主革命获得生产资料(如土地改革等)；本着发展经济和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如劳动互助社、大生产运动等)；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反对剥削、反对两极分化。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是成功的。正是依靠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逐步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之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没能(或没来得及)有条不紊地在实践中摸索经济建设规律，而更多的是沿袭战争年代的经验，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领导经济建设。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现将“群众运动”等同于群众路线的倾向；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些地区大搞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是违背群众路线的，“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1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中的具体表现，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邓小平在提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同时，主张市场经济要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体现了市场经济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服务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遵循这一经济发展思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来保障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
(四)党的群众路线与组织路线
民主集中制这一党和国家的组织原则，在本质上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组织层面上的贯彻和运用。群众路线，一头是党，一头是群众(在党内则是：一头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头是党员群众)，将这两头联系起来的是党和组织的活动、党的领导工作。党如何活动，如何展开自己的领导？本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观，本着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价值观，党必须在党内、党外两个层面到群众中去推动和发展民主，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党的意志和行动纲领，即从群众中来。诚如毛泽东所言：“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12)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13)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14)党的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将民主集中制表述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纵观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党的事业发展顺利的时期，必定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得好的时期，克服了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及尾巴主义、自由主义(纪律涣散)等各种倾向干扰的时期，而凡遭遇挫折的时候，往往也是偏离甚至瓦解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时候。
(五)党的群众路线与军事路线
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党的军事路线中去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首先，毛泽东依据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科学准确地定位了军队的政治功能。他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15)此外，为保障军队的政治功能不发生偏移，毛泽东还指出必须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确立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而为保证这一原则的贯彻，他又创造性推出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措施。这一组织措施有力地保障了党与军队、特别是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紧密联系，保障了党为克服军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所作部署的各项措施的顺利推进，进而保障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战争的客观条件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但是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中的群众路线，仍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国防建设的根本方针。例如邓小平从客观实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造性地把“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16)一并融入我军性质范畴。1998年12月，江泽民在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建军经验时指出：“我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我军的特色和优势，是保持我军性质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17)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要求“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六)党的群众路线与工作作风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是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只有当群众路线具体地转化为党的领导方式、领导方法，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围绕党的群众路线就党的领导方式、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开展过精辟论述。首先，他要求全党“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强调党的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要通过各种方式、渠道收集群众的意见。(18)其次，他告诫全党要放下身段以平等的姿态与群众展开思想和情感交流。例如，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特别强调端正党风、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再次，他要求全党时刻关注群众的生活问题并同群众同甘共苦，认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围绕群众路线加强作风建设。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20)江泽民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21)胡锦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认真解决好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2)而当下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是将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来，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三、加强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干革命、搞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思想。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党的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同时，党的部分成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党在掌握政权后，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列宁曾痛切指出：“党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3)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两个“务必”，为党长期保持优良作风和党的干部不变质提出了原则要求。但是，革命的胜利，掌权的滋味，仍让党内的一些干部产生了骄傲情绪，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走向违纪违法的道路(如刘青山、张子善之流)。党内官僚病的滋生，引起了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极大不安，为此，毛泽东结合国内外具体形势、具体情况，相继推出一系列措施纠正党内官僚病的措施，从五十年代的思想教育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整风运动”，到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文革”的动机与效果可谓南辕北辙)，以期解决党内的官僚病问题和改善党群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了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传统。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24)他指出官僚主义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认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下放权力，还权于民，才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此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例如江泽民指出：“形式主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祸害。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25)胡锦涛指出：“有的党员干部……习惯于发号施令，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些问题的危害。”(26)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将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巧妙地嵌入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中去，强调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向群众公布有关情况，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例如，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采取群众代表评议和在群众中随机抽样调查等形式，由上级党组织对下一级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多数群众不满意的，必须及时“补课”。
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可以得出以下两条基本经验。
一是必须依靠群众防止干部官僚化和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要害在于脱离群众，党员干部是否有官僚主义习气，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事实证明，当人民群众被排除在监督体系之外，官僚主义就要盛行。相反，只有人民起来监督，为政者才不敢松懈，才能事事时时勤勉向前。中国共产党从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运动，到夺取政权之后的“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始终认为动员群众起来斗争是反对官僚主义及其官僚病的不二法门，认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才能促使党和党的干部自觉地(或被动地)联系群众，并遵循人民群众的意愿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要“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7)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僚病的群众路线，才没有产生像苏共那样的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并成功地将享乐之风、奢侈之风、贪污腐败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二是必须“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群众运动”反对官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基本上将官僚主义看作局部问题、个别问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一方面告诫全党要保持两个“务必”，要求党的干部“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28)另一方面积极部署“三反”、“五反”、整党整风等运动。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特别是“四清”运动后期，一方面因为揭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受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层评估党内官僚主义问题日趋严重，进而逐步将其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质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29)从这一逻辑出发，毛泽东发动“文革”，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官僚主义问题，结果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彭真在总结“文革”教训时说：“文革时期，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要造反，我看就是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官僚主义问题上彻底摒弃了群众运动的方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凭借其无穷的活力和创造力，继承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从新的实际出发，巧妙地将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引入到自身建设中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官僚主义和党内重大学习教育的主题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党员干部接受经常性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进行民主监督过程中应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拓宽人民群众通过纪委、人大、政协、信访、司法、舆论实施监督的渠道，使得群众所持有的监督权力沿着科学、理性、有效的方向发展，为反对官僚主义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经验与启示：赋予群众路线以新的时代精神
1.高举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对于民族复兴事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三翼，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则是实现中国梦的核心和基础。为了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始终高举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旗帜，始终坚持走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
2.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确立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党的历史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根本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都不能放弃。同时，我们还应该将这条根本路线具体化为党的思想认识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经济政策以及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应科学理解群众路线思想的精髓，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一切行动之中，特别是贯彻于党的政策供给、制度供给和工作方式之中。
3.妨碍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大敌人是官僚主义和官僚病。党的各级干部都应始终遵循群众路线思想的基本要求，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努力防止滋生官僚主义和官僚病；党的全体干部任何时候都应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依靠自觉体悟群众、依靠群众监督，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官僚气、官僚病；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群众是反对贪腐之风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反腐败斗争中，同样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开放和加强群众监督，把反腐倡廉的惩防体系提升到更高的科学水平。
4.与时俱进地、辩证地理解和掌握群众范畴、群众路线。赋予群众路线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时代内涵。时代发生变化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群众范畴的内涵和外延、群众的利益诉求、利益指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内容、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也必然地将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群众工作方法)辩证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在新时期继承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所必须时刻坚持的立场与观点。
第一，我们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讲群众观点、讲群众路线，就必须告别过去的那种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不能再以阶级、阶层乃至贫富为标准确定群众的内涵和外延，而应该(在社会本体存在论上)将全体国民都理解为群众，在社会治(管)理关系(国家功能论)上将全体社会管理对象理解为群众。
第二，我们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讲群众观点、讲群众路线，就必须站在社会主义道德应然的逻辑出发点上，主张所有人的公平、正义，具体来说包括：首先，要追求权利平等；其次，要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平等的权利体系，消除实现群众权利的制度壁垒和政策壁垒(比如户籍、编制壁垒，比如民企与国企间的政策和体制壁垒)；最后，还要逐步建立健全以权利为逻辑依据的利益分配、利益实现的开放机制。
第三，我们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讲群众观点、讲群众路线，就必须依靠群众监督，防治官僚主义、官僚病以及腐败。历史证明，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是个好办法，任何时期都应坚持。同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保持高度警惕，既要反对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也要防止民粹主义的干扰。毛泽东晚年运动式地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式地“反修防修”，实质是从群众路线的正确轨道向民粹主义的偏移，教训极为沉痛，必须引以为戒。为了防止此类错误的再现，必须将群众路线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⑨《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1)《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13)《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
(17)《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
(21)《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22)《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
(23)《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2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25)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8页。
(26)胡锦涛：《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2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24-7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