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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步伐的加快，台湾经济面临的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深刻变化，促使台湾经济步入新一轮转型与升级期。那么，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当前的台湾经济产生了那些重大影响？未来台湾经济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转型之路？两岸经贸关系在台湾经济转型中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本文试就此类问题进行探析。
一、经济新挑战：“产业空洞化”与“经济边缘化”的隐忧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及新世纪初，影响台湾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台湾经济发展面临三大问题的隐忧。
1.产业外移与“空洞化”隐忧
自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实现起飞后，制造业就一直扮演着台湾经济的火车头角色。制造业占岛内GDP比重，从1960年的19.1%迅速上升到1986年的39.4%。这一时期制造业处于快速上升期，是台湾经济的主导产业，带动台湾经济走上年均经济增长率7%以上的工业化加速时代。但1987年前后，由于新台币大幅升值、劳力与土地受泡沫经济影响大幅攀升、劳工运动高涨等一系列内部因素冲击，台湾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短期内即失去在岛内的生存空间，加速向岛外尤其是向祖国大陆转移。由于两岸无法“三通”，大量移向祖国大陆的下游产业，又诱使其上游原料、设备供应者跟随外移，使台湾的制造业发生连锁性大迁移。制造业占岛内GDP比重到1996年降至27.9%，制造业比重下降幅度之快，大大超过一般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经过的历程（注：张冠华，《跨越新世纪门槛之路——透视台湾经济转型》，第101-102页，（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9月。）。这一时期传统产业的快速外移曾使岛内许多人士产生过“产业空洞化”的忧虑，但由于随后电子工业迅速崛起并替代传统工业的角色，这种现象并未在岛内发生。到90年代中期，台湾制造业占GDP比重维持在27%上下，保持相对稳定态势。
但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工业的龙头IT产业再次发生快速外移势头，而且呈加速之势。根据台湾“资策会”市场情报中心(MIC)的统计，台湾IT产业最大的部分——个人电脑及周边产业移往岛外部分，1995年占其总生产值的比重仅为25%，但到1998年即上升到43%，2002年又迅速上升到75.1%。其中移往祖国大陆部分在2002年达到58.9%，2003年又达到63.3%（注：（台湾）资策会网站，http://www.iii.org.tw/。）。包括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主机板、扫描仪、监视器等几乎岛内所有重要的个人电脑及周边产品，其在祖国大陆的生产值均已超过岛内产值。而另一重要核心产业半导体工业，在进入21世纪后，其赴祖国大陆投资势头也在加强。除了已在大陆投资的中芯国际、宏力、和舰等半导体制造厂商可见台商的影子外，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二大巨头台积电和联华电子，在台当局于2002年宣布“小规模、低度开放”8英寸芯片制造业赴大陆投资后，也加紧在大陆进行投资布局。最近，台积电在上海的0.25微米8英寸芯片投资案获台湾当局通过，正式开始了在大陆的投资。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岛内从1999年才开始崛起的TFT-LCD产业（液晶面板），近来也将其后段模组生产阶段转移至祖国大陆。
需要指出的，按照传统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只有在一国或地区的某个产业的生命周期进入成熟和标准化阶段后，才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外大量转移。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量外移的传统产业在岛内确实已步入成熟期，在岛内生命周期走向尽头。但对于90年才迅速崛起的台湾IT产业而言，其近年来加速外移的现象显然不足以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因为该产业的许多产品如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等在90年代末期才刚刚兴起，在岛内是典型的新兴产品，远未走向成熟阶段。但国际电子产业分工的深化发展，却改变了这一轨迹。90年中期后，随着IT产品的低价化和生命周期的大大缩短，使得国际跨国公司大量采用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模式，即将产品的研发、制造、运输、存货、采购、配送、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加以细致的整合，将生产尽量推近市场，避免IT产品因运输周期或存货过剩，造成价值随着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而降低。过去以生命周期理论及雁行分工模式为依据的分工方式因此被打破。美国所创新和研发的技术与产品，不再完全采取过去那样先由日本至“四小龙”再至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雁行扩散方式；而是大大压缩在日本或台湾停留的时间，甚至直接跳过日本或台湾转移至中国大陆、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就地生产。同时，在低价竞争策略主导下，IT产业链条中的生产制造乃至销售与服务环节，也加快向市场替力大、生产成本低、具群聚效应的地区集中，而祖国大陆正具备这些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以代工生产与设计(OEM/ODM)为主的台湾IT产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投资与发展策略，按照跨国公司的要求大量将生产基地向祖国大陆转移，其在岛内沿续既有模式发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台湾的传统加工出口产业自60年代初崛起，到80年代中后期才步入成熟期大量向外转移，经历了20余年。但对于许多IT产品而言，这个周期则大幅缩短。
在国际背景下岛内IT产业的过快外移，未象传统产业外移那样给后起的电子产业提供从容的成长、适应空间。由于既有电子产业的主力大量外移，新的产业又未能及时成长壮大加以弥补，使整体制造业无论是产值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还是产值占GDP比重在90年代后期以来都在持续下滑。尤其在2000年到2003年4年间，台湾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均增长仅2.1%，远远低于90年代年均5.3%的增长率；其占岛内GDP的比重也由1997年的27.8%下降到2003年的25.5%。从台湾主要信息硬件产品的岛内生产量看，大部分产品由于生产基地的外移，其岛内生产量及出口值在90年代后半期均出现下滑趋势，像台式电脑、电脑终端机、扫描仪、监视器等产品，在2001年的岛内产量已降低至其生产量最高峰的一半以下；外移比例较大的监视器、终端机、资讯零组件等出口值均处于停滞或滑坡状况（注：张冠华，“步入转型期的台湾信息电子产业”，载《台湾研究》，2002年第3期。）。同时，制造业提供的就业人数自90年代后半期也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制造业对外投资越来越集中于电子产业且呈现净流出，这使得“产业空洞化”的阴影再度笼罩台湾。有岛内学者由此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台湾已逐渐出现“产业空洞化”的迹象（注：林武郎，“台湾产业空洞化问题之再探讨”，载（台湾）《台湾经济论衡》（原“自由中国之工业”），2003年4月。）。
2.服务业发展面临新瓶颈
自80年代中期以来，岛内服务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其占台湾GDP比重由1987年的52.2%大幅攀升至2003年的67.8%，已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和吸收岛内就业的主导部门。
80年代台湾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有二大因素：第一，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按照经济法则，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及引发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会推动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工业及服务业顺次转移，从1986年到1996年，台湾人均GNP由3993美元迅速增加到13260元，岛内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占GDP比重也相应由12.9%提高至19.3%，增加6.4个百分点。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刺激了金融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台当局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开放了16家民间新银行设立，金融业的经营范围及分支机构的设立也大幅度放宽，使得台湾金融保险业占GDP比重在1986年到1996年间由13%迅速上升到21.7%，成为推动服务业快速增长的主动力。但是，这种由岛内收入提高和政策效果推动的服务业快速发展，也形成了台湾服务业以内需为导向的特征，金融、信息服务、工商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一直存在大量贸易逆差，国际竞争力较为薄弱；同时服务业在总体经济扮演的协助其它产业发展的前向美联的角色也未充分发挥出来（注：薛立敏，“台湾产业结构之变迁与升级”，载杨雅惠主编，《台湾产业发展与政策》，第47页，（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出版，1995年。）。
自90年代后期开始，岛内外环境的转变对服务业提出了的新的挑战。第一，作为典型的内需导向型产业，90年代以后由于岛内泡沫经济的破灭及人均收入增幅趋缓，民众消费扩张速度减慢，使服务业增长动能大为减弱。由于新台币持续贬值，从1997年到2003年间台湾以美元表示的人均GNP未增反跌；民间消费增长率在1997-2002年间平均为3.9%，大大抵于1987-1996年间平均10%以上的增长率；尤其2001-2003年三年间，民间消费增长率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第二，随着制造业主导部门的加速外移，过去服务业所服务的对象不断流失，岛内金融业的传统客户不断流失，生产基地外移造成台湾港口吞吐量增速相对减缓。第三，随着台湾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过去推动经济自由化产生的刺激效应开始递减。相反，有关银行开放政策反而使岛内银行家数过多、过滥，出现市场过度竞争等不良后果。自1989年台当局开放新银行以来，岛内银行家数由1990年的24家迅速增加到2001年底的54家，分行数相应由996家增至3004家，如果再加上在台外国银行及其分行、邮政汇业局、信托投资公司和人寿保险机构及其分支，到2001年底岛内金融机构共计448家，分支机构5841家（注：台湾“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金融统计月报》，2002年10月。）。如此多的金融机构争夺岛内有限金融市场，造成90年代末期的台湾本土型金融风暴及近年来银行呆坏帐比例的迅速升高。
由于上述原因，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第三产业增速开始减慢。1987年到1997年间，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率达9.0%；但从1998年到2002年间，年均增长率快速下降到4.7%。特别是金融、保险业，在1987年到1997年平均年增率高达11.5%，但到1998年至2002年间年均增长率骤降至2.6%，低于全体服务业的增长率。尤其在过去4年间，岛内银行呆坏帐比率急剧升高，按照国际标准估算甚至一度升至15%以上。而曾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第三位的高雄港，自2000年后排名节节下滑，到2003年已降为第6名；而一直都在全球港口排在前30位的基隆港，2003年也被挤出全球前30大之列（注：（台湾）《工商时报》，2004年5月7日。）。占岛内GDP比重高达三分之二以上的服务业增速减慢，直接导致台湾经济增长率由过去的中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台湾实质经济增长率在1987-1997年间平均为7.0%；但到1998-2002年间下降到年均3.1%。如果服务业无法加快产业升级、增加国际竞争力和拓展海外市场以增加新的发展空间，就很难带动台湾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3.“经济边缘化”的忧思
与制造业与服务业在岛内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相联系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来临，以及国际产业分工发展的新趋势，台湾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与角色也面临新的尴尬境地，岛内有关台湾经济可能“边缘化”的质疑日益强烈。这种日趋增加的担忧来自二个方面，即一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引发的全球经贸架构重新调整过程中，台湾面临如何维持和强化全球竞争力的挑战；二是在国际产业分工新的发展趋势下，台湾经济在亚太产业分工体系扮演的角色如何重新定位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已成当今全球经贸架构重新调整的重要特征。从亚太区域合作势头看，除了已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盟(ASEAN)外，区域内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势头正方兴未艾，东盟与祖国大陆在2001年宣布在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10加1），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10加3）的经济合作也正加紧进行。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间以自由贸易协定形式加快经济合作，到2001年底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间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约250个，其中约130个是在1995年后签定的。尤其最近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更为引人注目。蔚为风潮的区域经济合作，其对台湾经济产生的贸易、投资等方面的排挤或转移效果不容忽视。过去4年，台湾每年吸引外商投资均呈大幅衰退，而岛内资本也呈加速外移态势。台湾连续多年由过去的资源净流入地区转为资源净流出地区。有学者认为，造成中心和边缘的主要差异在于边缘的资源向外流，而中心则成为各地资源集中的地方（注：陈博志，《台湾经济战略—从虎尾到全球化》，第62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而近年来台湾资源的持续加速外流，是否是台湾经济趋于边缘化的征兆呢？
在台湾产业加速外移、长期依赖的代工生产优势逐渐削弱以后，台湾在今后的亚太产业分工体系中将扮演何种角色呢？自上世纪60年代台湾实现经济起飞后，台湾依靠纺织、服装、塑胶等劳力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逐渐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并成为亚太地区以美、日为龙头的雁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重要一环。80年代中期以后，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的IT产业快速发展，又使台湾成为亚太地区的电子产品生产重镇，台湾的信息电子硬件产业产值和半导体产业产值在90年代中期曾分居全球第三位和第四位。直至90年代末，一场“9.21大地震”使整个国际电子产业链发生连锁反应，显示了当时台湾电子产业在全球IT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但随着90年代中后期台湾电子产业生产基地的加速外移，台湾电子工业生产重镇的地位正在逐渐式微，台湾信息电子工业产值已被祖国大陆超过。台北每年举办的国际电脑展，过去总是国际电子巨头云集，但2004年象IBM、索尼、惠普等电脑巨头以及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等无线通讯大厂却均告缺席；而与台北电脑展相隔时间不久的北京科博会，却吸引了世界500大企业中的多个总裁亲自与会，岛内科技厂商不得不赴北京洽谈生意（注：（台湾）《经济日报》，2004年6月24日。）。很显然，台湾继续依靠代工生产的传统模式充当国际上加工生产基地的优势正在式微。在整个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台湾失去了生产基地的角色，下一步又将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面临国际上的双重挑战，也无怪呼岛内对“经济边缘化”的担心日益强烈。甚至有专家认为，随着亚太区域合作势头的加快，台湾就不仅是被边缘化的问题了，而是要被角落化了（注：尹启铭，《台湾经济转折时刻》，第128页，（台湾）商周出版，2004年2月。）。
二、经济转型之路：经济力与政治力的角逐
上述三大挑战，使台湾目前步入新一轮重大转型期。事实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已先后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型，即：50年代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策略，推动台湾由殖民地经济向工业化社会转变。6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后，台湾建立起以加工出口工业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80年代中期后，岛内外经济环境剧变，迫使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其工业主导角色为新兴的电子工业所代替，同时经济自由化进程加快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台湾开始由工业化经济向服务业社会转变。那么，当前台湾经济的转型之路又在何方呢？
1.台湾经济转型之路的选择
对于未来台湾经济的转型方向，目前岛内面临二条道路的选择。
一是走以大陆市场为主要腹地的道路。即借助于大陆市场与资源，加速台湾经济转型。一方面利用大陆生产基地，将台湾转型升级为东亚地区的研发、创新重镇及高附加价值产业基地；另一方面利用台湾的地缘及与大陆同文同种优势，争取充当大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中介者或“门户”角色，发展台湾成为东亚地区的物流中心、筹资中心以及跨国公司营运总部聚集地，拓展服务业的外部市场，提高台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与角色。台当局曾在90年代中期提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规划在21世纪初将台湾建成制造、海运、空运、金融、电信与媒体等六大功能性区域中心。当时受台湾委托对此项计划进行评估的美国麦肯锡公司指出，台湾若要“亚太营运中心”，就要以“进出大陆市场的门户”作为发展目标，台湾未来的营运中心至少有50%的市场腹地为大陆（注：转引自，孟锦明，“营运中心面对起航关卡”，载（台湾）《中时周刊》，1994年6月12日。）。很显然，“亚太营运中心”定位于走以祖国大陆为主要市场腹地的经济转型之路。但这一颇具创意的规划，随着李登辉“戒急用忍”政策的实施及陈水扁执政，实际已是无疾而终。最近，岛内专家又提出，利用台湾有利的地理位置、雄厚的产业基础与创新能力，以及与祖国大陆同文同种且经贸联系密切等优势条件，以将台湾建成“东亚企业营运平台”作为未来台湾经济的新定位，而两岸能够实现直接经贸往来甚至进一步实现便捷化，是这一新定位能否实现的必要条件（注：尹启铭，《台湾经济转折时刻》，第190-195页，（台湾）商周出版，2004年2月。）。
二是走摆脱大陆“磁吸效应”的经济之路。自李登辉实施“戒急用忍”政策以来，这一思路已成李登辉、陈水扁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即从追求“台独”目标出发，以所谓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至上，经济上力图摆脱大陆的所谓“磁吸效应”，走一条强调对大陆“自主性”的经济发展之路。早在1996年8月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时，首先发难的就是“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称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注：（台湾）《经济日报》，1996年8月25日。）。有岛内学者也认为，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越高，大陆就愈可能利用经济制裁手段逼台湾在政治上让步（注：陈博志，《台湾经济战略—从虎尾到全球化》，第108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民进党上台后不久，即彻底放弃以大陆市场为主要腹地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并先后推出所谓“全球运筹发展计划”、“知识经济发展方案”、“六年重点发展计划”、“新十大建设”等一系列举措，2002年陈水扁主持的“大溪会议”确立了所谓“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经济战略方向，并以与美、日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作为“反边缘化”和“，反大陆化”战略的切入点。综观陈水扁当局的经济发展策略，基本上是以抵制所谓祖国大陆的“磁吸效应”为基本出发点，从而防止经济“过度向大陆倾斜”。其基本策略：一是从投资、贸易、直航等各领域全方位阻挠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减轻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度的不断加深；二是在产业发展上力图建构起与大陆相区隔并对大陆依赖程度较小的新兴产业体系，如半导体设计业、软件业等知识产业体系；三是以与美、日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为战略核心，避免台湾经济的“大陆化”，并联合美、日与大陆经济相抗衡。
很显然，前一条道路以经济为优先，是顺应亚太经贸新格局和市场法则的经济发展之路，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台湾经济的比较利益优势与地理优势。后一条道路则是以政治利益为优先，是走一条高度政治化和反市场化的道路，也注定了这条路实际上是很难行得通的。
2.两岸经济关系扮演的角色
观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史的历次重大转型，外部环境均对其转型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50年代台湾由殖民地经济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美援”的经济输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60年代台湾经济的起飞，某种程度上也是美日夕阳产业大量外移的产物。80年代中期后台湾经济的转型，则与东南亚经济的崛起与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联，东南亚与祖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使亚太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深化、国际产业链条拉长，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再次释出传统产业并承接美日移出的电子产业，由所谓“雁行模式”的尾雁角色向中段移动。尤其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使台湾传统产业得以在祖国大陆存活，并释出资源加快了岛内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步伐。当前，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和出口地区。两岸经贸关系将在台湾的新一轮经济转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从台湾制造业升级角度看，随着祖国大陆生产制造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高，台湾长期依赖的代工生产国际比较利益优势在不断削弱。在制造业领域，当前除了液晶显示器(TFT-LCD)产业外，台湾并未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而液晶显示器作为一个单一产品，显然无法担当台湾制造业支柱产业的重任。最近岛内液晶显示器产业掀起的巨额投资，已带来投资过度和产业过度集中的隐患，甚至被形容为“找不到出口的高速公路”（注：（台湾）《工商时报》，2004年7月23日。）。同时，国际TFT-LCD产品供过于求的迹象，也对未来台湾该产业的高速扩张带来阴影。台湾如果将液晶显示器作为一个支柱产业来发展，显然无法走出代工生产模式的宿命，难以推动台湾制造业的脱胎换骨。从发展趋势看，以台湾的国际比较利益优势已难以长期扮演生产基地的角色，台湾欲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建立新兴的优势产业，必须摆脱过去以代工生产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除了以差异化、产业网络化、创造区域乃至全球品牌等方式继续提高现有产业竞争力外，更主要是应向研发、创新与发展增值型服务业方向升级。而在这个升级过程中，两岸经济关系的因素不可或缺，除了台湾产业在创造品牌上须借助大陆市场腹地外，欲吸引企业在台设立营运总部、将台建成研发、创新与高附加价值产业基地也需要以大陆的生产基地为依托。正如台湾IT产业的领袖人物施振荣曾指出的，台湾下一波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与整合，而创新就要有足够的市场规模才能承担风险，而大陆市场就是未来台湾创新的动力（注：（台湾）《经济日报》，2002年12月20日。）。
从服务业角度看，未来台湾服务业转型升级一是应加强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以增加服务业新的活力和进一步提高附加价值；二是应改变传统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拓展新的外部市场扩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有岛内学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台湾偏重制造部门的经济发展政策已有调整的必要，应将促进创新型服务业发展作为未来台湾整体产业升级最重要的手段（注：杨家彦，“服务业创新与创新服务业—台湾产业升级的未来？”，载（台湾）《台湾经济研究月刊》，2002年5月。）。而从市场需求角度看，近年来台商赴大陆投资迅速增加，但在台当局限制下台湾金融部门却无法提供祖国大陆台商的融资等业务服务，同时在祖国大陆发展壮大的台商无法回台上市筹资，也使岛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失去了一块相当重要的腹地。很显然，无论从经济地缘关系还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看，未来台湾服务业欲拓展外部市场，都无法离开祖国大陆的庞大市场支撑。特别是在制造业生产基地大量向祖国大陆转移情况下，岛内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向祖国大陆延伸的迫切性越来越强。迅速扩大的祖国大陆服务市场，无疑将为台湾服务业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动力。
在未来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加快势头下，台湾欲摆脱边缘化的危机，同样需要加强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在加工制造的优势逐渐式微后，台湾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利益优势，通过加强与祖国大陆的经济整合来提高在亚太地区经济分工中的地位。通过制造业向研发、创新及增值性服务的升级，台湾可以建立起自己在发达国家和祖国大陆间的技术、服务中介者角色；通过服务业市场向祖国大陆的延伸，台湾可以充当祖国大陆的门户。如果今后两岸能够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机制，随着祖国大陆与港、澳地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效果的日益显现，以及祖国大陆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有助于带动台湾更深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程，提高台湾的地位与角色，避免“经济边缘化”的危机。
三、结语
未来台湾经济的转型方向与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态势，归根到底将是市场运作的结果，是不以政治力的意愿为转移的。在过去4年间，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对于台湾经济走出底谷、渐趋复苏的促进作用甚为明显。2000年至2003年台湾经济年均2.6%的经济增长中，2.5%是来自于外贸顺差的贡献，而外贸顺差则百分之百的来自于对祖国大陆的贸易。在80年代中后期台湾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转型步伐。今后，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仅仍将是促进台湾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也将是推动台湾经济新一轮转型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虽然过去4年间陈水扁当局极力想走一条抗拒祖国大陆“磁吸效应”的经济发展之路，但其所制订的相关发展计划却充满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间的两难选择。以2002年台当局制定的“六年重点发展计划”（2002-2007年）为例，该计划公开称以抵制祖国大陆“磁吸效应”为出发点，但内中所确立的“国际创新研发基地计划”、“产业高值化计划”以及“营运总部计划”等未来台湾产业升级的目标，在实际执行中却无法离开两岸经济关系的有效支撑。就创新研发基地的目标而言，如果没有两岸密切的产业分工关系，不结合大陆日益强化的制造优势，台湾的创新与研发成果如何扩散？台湾发展高附加价值的知识型服务业，其服务的对象和服务产品的市场在那里？吸引岛内外企业在台设立“营运总部”，如果不实现两岸生产要素与人员的正常化往来，企业的“营运总部”如何管理大陆生产基地的经营？但是，出于政治考虑，陈水扁当局却一直顽固地拖延两岸“三通”进程，对两岸经济往来继续设防，使两岸经贸关系至今仍处于间接、单向的格局，这不仅使该计划难以完成，也成为阻碍台湾经济转型的重要障碍。
当前，台湾岛内政治力与经济力的相互角力，使台湾经济转型仍在十字路口徘徊，经济转型的阵痛期被人为的大大延长，台湾经济因此在过去4年为之付出沉重代价，陷入了自上世纪实现经济起飞以来的空前困境。实践证明，来自政治力的阻碍使台湾经济的转型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今后四年内这种政治障碍仍将有增无减。因此，对于21世纪前10年台湾经济能否实现脱胎换骨式的转型与升级，我们仍然无法予以乐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