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甲午战争前后士大夫的中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士大夫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甲午战争后，面临着中国的惨败，士大夫们在传统中国观念受到动摇的同时，开始从国家生存地位的角度认识到中国国势衰弱和必须改革自强的问题。不同类型的士大夫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自强变革主张：官僚型士大夫主张实行部分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激进型士大夫主张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变革；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型士大夫则更多地提出兴办实业、广育人才的主张。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甲午战争 中国士大夫 维新变法
士大夫，包括官僚阶层和科举知识分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他们或跻身于统治集团，或正在科举的道路上跋涉。由于地位的特殊，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与观念可以支配、影响整个社会，社会的变迁与趋向很大程度上又通过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来折现。本文试图以士大夫的中国观这一视角，追寻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化的认识根源。因为社会心理学认为：对自我的认识，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中国观，实际也正是对自己国家的生存地位与价值的自我认识。而这，正是甲午战争后民族觉醒与社会变革的基点。
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但在中国古代词汇中，“中国”只是一个方位概念，而不是有确切疆域的与统一政权相联系的区域概念与国体概念。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创造自己的文化的，长期封闭的环境和相对繁荣的文化，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自我认识。
当一代代古代社会的中国人使用“中国”这一词汇的时候，实际也就承继了将中国视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无怪乎当16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的时候，一个卫道士就曾愤愤不平地说：“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1]
中国古人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是与封建文化的封闭性相统一的。在不了解世界和没有其他参照物的情况下，中国人只能意识到自身单个的存在而不能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地位与价值。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突破这种心态，只有把自己放到世界体系之内才能真正认识自己。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人逐步了解西方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中国”逐渐成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常用固定称呼。阅读鸦片战争前后的一些资料，都可以发现这一语言现象，即中国人从众多的对自己国家的称呼中逐渐选择了“中国”这一词。以郑观应为例，在19世纪70年代中出版的《救时揭要》中，对中国的称呼有：中国、华夏、中土、中朝等，其中以“中土”、“中国”自称的为最多； 而在80 年代及90年代出版的《易言》及《盛世危言》本中，则主要以“中国”自称。这种语言现象是在国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际上，就是在17 世纪以前， 外国人对中国也有“支那”、 “汉土”等多种称呼。 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正式使用“中国”一词，此后，各种不平等条约都采用了这种称法，这就从区域和国体意义上将“中国”一词逐渐固定下来。
当中国人逐渐从区域与国体概念上选择“中国”作为自己国家的称呼时，包含在“中国”之中的文化意义也发生了变化：
一是地理概念的变化，认识到中国并不是天下中心，而只是世界上诸多国家中的一个。姚莹在《复光律原书》中提出：“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2] 魏源也半是感慨半是愤然地说：“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3]
二是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主权国家之一。郑观应尖锐地抨击“天下”观说：“其名曰有天下，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当中国被拉入世界大家庭之时，面临的却是一种不平等地位。对此，郑观应从文化上作了反省：“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近代中国遭受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郑观应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从文化上寻找原因，指出中国遭受侵略的内在根源，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他建议，中国应走出自我封闭的境地，“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5]。
三是认识到中国并不处处比外国强。第一个能以比较清醒的目光指出这点的是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而“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5]。 他还指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所以又以极大地热情介绍了西方的政治与制度。如果说魏源的认识还只是一种直观了解的话，那么，冯桂芬的体会则要深刻得多：“向时中国积习长技，俱无所施，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6]连续4个“不如”中，蕴含着对中国的深深忧虑。
四是进一步意识到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变局”观发端于鸦片战争后，到1860年后，已成为士大夫对中国面临局势的一个基本看法。所谓“变局”，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指中国正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李鸿章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7]二是指中国所面临的西方已不是落后的“蛮夷”， 而是经济、军事上比中国强得多的列强。一位清廷官僚称：“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8]“变局”观突破传统的封闭的自我认识， 开始从西方与中国关联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
鸦片战争后，在国门打开，中外交往事实上已经开始的条件下，士大夫对中国的认识步出了只承认自身单个存在的狭小天地，开始有了新的视角——社会比较。不过，由于传统中国观的束缚，由于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全面，由于整个士大夫的生存地位还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致命冲击，所以这一时期士大夫的认识特点是站在中国看世界，从他人身上意识到自己的差异。故而这些认识多是从感觉出发的和表面的。一方面，从变局出发，他们产生了要向西方学习的心理驱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对自身特点进行深刻的理性反省，他们又无法进一步作出价值的比较和选择。“中体两用”这一改革模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我认识基础之上的。
二
从价值上重新认识中国，就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生存地位与发展方向的体认。促使士大夫在自我认识上发生这一飞跃的是甲午中日战争。
1894年，当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前夕，很多士大夫并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申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各省兵额不下百万，日本兵额不下十余万，即使开战之后小有挫衄，中国可以源源征发层出不穷，而日本则后难为继”[9]，中国可以战胜日本。 还有一篇文章则以略带轻蔑的口气说：“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指日本），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10]在这种轻蔑语气的背后，多少仍包含着以“天朝上国”自誉的意味。
但是，战争的结局则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中国打败了。不仅如此，中国还割地赔款，接受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在这创巨痛深面前，举国为之若狂。严酷的现实迫使士大夫们重新审视中国。
雅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已连续多次在对外战争中败北，虽然也产生过少数首先警悟的先觉者，但都没有一次象甲午战争这样给士大夫们以深刻的振动。原因就是，甲午战败的事实极大地冲击了士大夫们的传统中国观念，使士大夫们受到一次强烈的心灵振动。
士大夫的传统中国观念是以与生俱来的民族自尊心理为支撑点的。这种民族自尊心主要又来自对几千年渊源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与维护。所以，当国门刚刚打开，当清政府最初接受不平等条约时，大多数士大夫自然而然地带着天朝上国的文化心态去看待这一事件。但是，一旦当列强的索取超过士大夫所能容忍的限度时，一旦当士大夫普遍感受到生存危机时，特别是一个过去事事效法中国的小国现在反过来打败了中国，这就使他们感受到屈辱，民族自尊心受到损害，传统中国观念受到冲击。按察使易顺鼎的奏疏很典型地反映了士大夫的这一心态。他说，咸丰同治以来，清政府与外夷已三次用兵，讲和“不过立约通商，稍偿兵费而已”，而这一次，倭寇竟“犹以为未足”，中国“竟举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余里之地，开门以延寇，拱手以与人”，这不仅使中国海防空虚，致使列强“群起效尤”，而且使中国“辱甚燕云”[11]。带着心灵的剧痛去追寻原因，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日本的胜利就在于学习西方，在于变革。“日本虽区区小岛国，然自维新以后发愤自雄，欲为亚洲至强之国”[12]——这几乎成为甲午战争后士大夫们的共识。正是在这样一个更具体、更易于比较的文化参照系的比照下，士大夫们的认识角度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过去是站在自己的地位看别人，故而受传统思维定势影响较深。现在被迫从日本的胜利看自己，不仅认识角度改变了，而且眼界放宽了。它确实是中国人“天朝上国”心理防线的突破。
正是这种心灵的振动使士大夫开始走出因循麻木的旧有生活轨道，在痛苦与失落中得到精神的强击。从探讨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国势”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士大夫的笔端，成为他们重新认识中国的途径。
“国势”是国力的综合。康有为说：“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13]他在给清帝的第六书中，从土地、政治、财富、兵力诸方面比较了中西国势，指出中国之所以国势衰弱，是因为“以吾闭关之俗，忽当竟长之时”，朝廷不知所变的结果。
“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与西方打交道时所津津乐道之处。而严复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地大物博并不表示中国国势的强盛。他说：“中国地大民众，谁曰不然，然地大在外国乃所以强，在中国正所以弱； 民众在外国乃所以富， 在中国正所以贫”[14]，中国的出路在于寻求救亡之道。
“国势”论承认中国的衰弱，而这又是在与日本的比较与战败结局中认识到的。编修丁立钧等认为：“中倭国势大小悬殊，谓二十三省之兵力不能当倭军六七万人……盖倭人以素蓄狡谋而胜，我以仓皇不备而败……”[15]。御史裕德等认为：割地赔款，只能更进一步削弱中国国势，“凡所谓割地则自弃堂兵，偿款则徒赉盗粮，弱我国势，散我人心，夺我利权，蹙我生计……”[16]。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目标，才能产生激发人奋起的动机。一些卓有见识者指出，中国战败，“此非倭奴之强横，实中国之懦弱耳……”原因就在：“倭奴之能剔弊，实亦胜於中国”，他们进而痛切感到，中国“遗其精液，取其皮貌……因循泄沓之风，牢不可破”[16]，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19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节节败退和马关议和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意识到了中国国势衰弱这一急迫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国势论并不只是直观的感受，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理性思考，这就是以进化观作为认识中国所处世界地位的出发点，就连有的官僚士大夫自觉地借用进化观分析国势。周馥说：“夫弱肉强食，自古为然，天道人事之常”，日本国势强，所以才“凌弱暴寡”，中国国势弱，所以才“自失之”，中国不能再“因循迨玩”[18]，应抓住时机，以求自振。所以严复总结当时思想趋势时道：“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19]。
应该看到，这种以国势入手重新估量中国出路的思路虽然承认中国的衰弱，但比70年代的“变局”观却要深刻得多。“变局”论只看到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世界局势之中，而“国势”论却进一步看到中国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变局”论承认中国不得不随之而变，而“国势”论则看到中国自身必须“变计”；“变局”论从中国看世界，尚缺乏自我反省，而“国势”论则从世界、从日本看中国，意识到要通过自强之路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国势”论虽然承认中国的衰弱，但这种承认表明当时的士大夫们正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估量中国的价值。
三
从“国势”出发，甲午战争时期的士大夫们基本取得了中国必须改革，才能图存这一共识。那么，中国改革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这一问题上，上大夫中的3个类型：官僚型、激进型、 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普通型士大夫却分别提出了调整政策、变法维新与实业、教育救国3 种方案。为什么从同一共识出发会形成不同的主张？根源则在对中国的体认不同。
大多数官僚士大夫是从国体角度认识中国的。所谓从国体角度认识中国，即只将中国看作一个包括18行省的政治机器。甲午战争时期，许多官僚上折递呈，提出自强振兴之策，但他们反复强调的仍是所谓“国事与家事一也”[20]，“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所谓“体家之言，国君与社稷为体”[21]。这些观点，仍把中国与清廷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般官僚重新思考中国出路的原则与出发点。
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大多数官僚把甲午战败的原因推给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能当场力争，示弱四邻，已辱国体”[22]，认为马关条约“大失民心，有伤国体”[23]。他们把国体具体化为国家政治机器，反省的重心就是清政府的内政外交。
外交政策 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向外是怀柔与羁縻之术。在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中，有的官僚已经看到，传统的羁縻之术已无法遏制咄咄逼人的西方国家了。“中国不自振，并欲属国亦不自振，且愿与国皆不自振，诚何说哉？是皆狃於国初羁縻外藩之见也”[24]。也有人提出：传统的藩属体制早已名实不符，“中国恒东居其名，而不必尽取其实，此自中外交涉以来已属受其弊矣……”[25]
政事 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也正在于中国的政事不举，“今日时势患在成格太拘，名分太严，而下情不能上达”[26]。还有的认为，贻误中国的，是朝廷用人不当，李鸿章“私结交倭”，庆亲王奕劻则“徇情行私”，以致带来今日之败[27]。
军事 他们提出，中国此次“受困於一海国之小夷”，还在于“军营之习气太坏”[28]，具体表现则是：营勇积疲不振，淮军将骄卒惰，畏贼如虎；文官武将“不求实在”，专讲应酬，已到了非大力整顿的时候了。
平心而论，经过甲午战败的震动，官僚士大夫中言变法自强的多了。但思路的局限，使他们的改革方法无法从总体上突破“中体西用”的模式，尽管众多官僚上折言变，疾呼振国体，强国威，但途径则主要是部分政策的调整，具体不外是：严官法，“大开廷议”；浚财源，罢厘捐；求将才，裁额兵，募新勇，加强海军……这些言论，以修补现实政治机器为中心，成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部分政策调整及“新政”的基础。
以康梁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士大夫则开始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体认中国。所谓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体认中国，实际已包含了如下内容：中国不是满清的中国，而是中华民族的中国；中国不是皇帝一家的中国，而是全体国民的中国；国家的生存发展，不能只由皇帝一人决定，不能仍由朝廷操纵，而应依靠国民的力量。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宣布其宗旨是：“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在演讲中他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29]。正体现了他们对中国的体认。
认识层次的提高，使这些激进士大夫不仅彻底挣脱了“天朝上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而且也开始摆脱专制政治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如对中国国势衰弱原因的探讨，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专制政治。康有为指出，专制政治使“上下隔塞，民情不通”，以致“气郁生疾，咽塞致死”，此为中国之“大病”[30]。梁启超更为明白地指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31]
民族国家的角度，给这些激进士大夫一个从整体上全方位地思考中国出路的方法，他们把“国权”与“民权”作为中国自强变法的基本价值目标。
甲午战争后，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中，首次提出“国权”问题，“不知处今物竟之世，国之能事，终视其民之能事为等差……己乃积其民小己之自由，以为其国全体之自由，此其国权之尊，所以无上也”。差不多同时，梁启超也提出，中国号为统一，但政事分散，南北洋及各地各自为政，人心分散，以致“国权之失，莫过于是”[32]。在这里，无论是严复从世界趋势角度提出国权问题，还是梁启超从中国内部政治角度思考国权问题，他们实际已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国权，即国家的权利与地位，它是中国自立于世界的根本；国权的基础是国民全体之自由，是民权，而不是专制政治。这样，他们事实上是把中国的国家地位放到民族的国家这一天平上来认识了。
与国权相对应的，是民权。谭嗣同断然否定君主统治的合理性，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正因为此，所以君只是“为民办事者也”，如“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33]。梁启超的话更痛快淋漓：“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期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34]民权是中国自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康、梁、严、谭等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尽管他们在如何实现民权的问题上显得保守，但他们在认识中国的时候，着眼点已从单纯的国家机器转到了国家的主体——国民。这使他们在谈论“自强”变法时，能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更新，着眼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康有为就把这种国家的变革称为“国是”，他设计的“国是”方案就是维新变法，就是通过对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改造来实现资本主义。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大部分是介乎官僚型和激进型之间的普通士大夫，他们多数仍循着科举道路前进，希望求得一官半职，也有的因有感于时局的艰辛而脱离官僚队伍。但他们仍不乏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感，在这国势衰弱之际，他们也在时时思考着中国的出路。与官僚士大夫相比，他们没有与国家政治机器的那种休戚与共的特别紧密的关系；与激进士大夫相比，他们了解的西学较少，人格上较为稳妥与持重。所以，他们既不会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修补现成政治机器上，也不可能达到激进士大夫那样高的境界，他们只是从切身感受到的国家危亡的角度体认中国，寻求自强之路。
面对中国的失败，他们痛心疾首，认为是“衮衮诸公不顾全国利益，专为自谋，不惜将广大之土地，万民之膏血拱手以送诸人”[35]的缘故。面对日本的胜利，他们猛醒：“日本虽区区岛国，然自维新以后，发愤自雄，欲为亚洲至强之国”[36]，中国处于这战败的创巨痛深之际，应卧薪尝胆，“急谋自立”，以求“自起”。他们并不愿把自起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而是认为，自起自立应看到“我民”自己的力量，因而疾呼：“我国故大有人在，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我民不可玩。”[37]他们提出的自起自立之法，则在学习日本强盛之道。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申报》有人著文《论和后事宜》，提出仿效西法“许民间自设厂局制造轮船机器”，“兴农务教种植广开垦”，“专设西学堂”等建议。5天后， 又有人提出“中华被动弊变法必先以学校为本”，提出办学校、育人才、以求自强的建议。还有的文章则小心翼翼地提出：“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希望当道“博采舆论以定可否”[38]使上下一心。兴办实业，广育人才，成为他们为解救中国开出的药方。它与官僚及激进士大夫的自强主张一起，奏出了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三重乐章。
甲午战争后，在为中国寻救自强之路的认识活动中，从民族国家的角度体认中国是认识的最高层次，代表了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一个新的水平。正因为此，这些激进士大夫所发动的维新运动才开始具有了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崭新意义。从另一方面看，甲午战争后士大夫们的认识层次虽然不同，但自救与危机意识是共同的，认识路线是一致的，即从意识自己的差异到力图重新确立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价值与地位。正因为此，不同类型的士大夫们才能在不同的认识层次上得出同一个结论：中国必须变法图计。
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标志就是对自我，对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时期士大夫自我认识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力图从内因入手寻找自强救国之路。但是，由于自强与危机意识的强烈，当时的士大夫们普遍没有思考另一方面的问题：造成中国国势衰弱的外部力量——列强侵略及在中国特权的危害问题，以及造成这些特权的种种政治的与制度的原因。这是甲午战争后士大夫认识中的一个局限。尽管如此，甲午战争作为一次对民族精神的强击，促使士大夫群体认识的飞跃，意义是深远的，它成为中华民族社会心理转换的起点，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巨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收稿日期：1995—03—10
注释：
[1]转引自钟叔河《走向世界》第24页。
[2]《东溟文后集》卷八。
[3]《圣武记》卷十二。
[4]《郑观应集》第67页。
[5]《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6]《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7][8]《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九第32页，第34页。
[9][10]《申报》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
[11][17][20][35]阿英《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页，第56页，第59页，第24页。
[12][36][37][38]《申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六日，四月十六日，闰五月二十三日，五月初九日。
[13][29][30]《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4页，第233页，第134页。
[14]《严复集》第一册第51页。
[15]《中日战争》《丛刊续集》第二册第486页。
[16][18][24][25][26][27][ 28] 《中日战争》（丛刊）第五册第304页，第210页，第357页，第255页，第331页，第252页。
[19]《严复集》第二册第487页。
[21][22][23]《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第61页，第14页，第39页。
[31][32]《梁启超选集》第38页，第63页。
[33]《谭嗣同全集》下册第339页。
[34]《翼教丛编》卷五，梁启超时务学堂课艺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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