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报业的经营体制及生存环境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报业论文,生存环境论文,体制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世界上仍有不少地区是“一城一报”或“一城两报”，而香港早在1960年就有每日30种报纸发行面市了。到1970年，每天出版的中文报纸就有70家，1980年降至63家，1990年虽然再降到39家中文报2家英文报，出现了20年中的最低点，但业内人士出于对香港中文报业长期蓬勃发展的坚定信念，仅仅将此现象称为“小低潮”。到1993年，香港每天出版的中文报纸已回升到41家，英文报纸亦增到7家；1997年底，全港中英文报纸共46家，其中有29家以报道本港和世界新闻为主，5家集中报道财经新闻，其余的则专门报道娱乐新闻，刊登影视圈消息。如果，再横向地看629万香港市民每日除可选择46种报纸之外，还可于711家杂志，24条电视频道，15条广播频道，190个电影院及联通全球的电子网络中选择能满足自我需求的信息的话，我们就不是仅仅感叹这个弹丸之地资讯的“超载”提供，更会惊讶在如此密集的传播业中，报纸作为传统的纸质媒体的不可替代性了。
是怎样一种体制在支撑香港报业？而体制中又有哪些因素在起着制衡的作用呢？
一、多元体制
笔者认为，香港报业数十年的稳步发展以及在客观环境的骤变、振动、大起伏、大改组中始终保持繁荣，是同他们始终推行一种与高度商业化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导向下的多元体制分不开的。
所谓多元体制，指完全开放式的自由报业经营机制，它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征。
1.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
首先，人们都可以投资报业。凡香港公民，或持外国护照的驻港人士，甚至抵港旅游者，一旦想在香港本地印制销售报刊以牟利，只需到政府税务局辖下的商业登记署完清申报手续，就可开张营业了。其次，报业投资回报直接受市场规律调节，业内资本的流向完全处于一种“自由进入或退出”的开放状态。再次，报业营运高度法理化。香港的新闻政策是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以“普通法”体系的形式，零星散布于各种《条例》之中的，1991年通过的《香港人权法案》更使香港公民“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三个方面的言论自由”（注：《传播法新论》：梁传贤，陈文敏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权利受到宪法性的保障。
2.投资结构多元化。
完全开放式的投资环境，使香港报业的投资体制由多元化产权构成。即由本港资本、外国资本、大陆资本、政府资本、社团及私人资本等多元资本构成。目前大陆资本扶持的香港报纸有4家：《大公报》、《方汇报》、《商报》、《深星时报》。在香港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和强劲的商业目标作后盾，仅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报纸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目前直接在香港零售发行的大陆和台湾报纸，仅仅是极少量的电脑版和航空版，公民能见到（包括非售卖场所）的台湾报纸也只有11种。驰骋香港报业市场，成为主流报章的，仍然是由港资支撑的港箱报业集团和外资国际新闻传播机构。总之，香港的低税率环境，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健全的法律及金融架构，完全自由兑换而又可靠的货币，高效率的交通及通讯网络，的确使香港和海外的一些实业家对投资报业产生兴趣。而且，无论是港资还是外资，是个人独资还是社团合资，只要投资者认为有利可图，就可以登台亮相。
3.市场扩张多元化。
有经验的投资商从来不会轻易退出他曾占有的任何一个市场，而把市场扩张行动视为保护其竞争力的手段。因此各报章或通过增版、加彩页、设新栏目、降价、兼并等方法拓展本港市场；或以入股、收购破产公司的手段，开辟大陆或海外市场；也可在社会急剧变化、时局不明朗因素增多的时期，搞跨媒体联营，如报社办杂志，报社争购电视频道，报社占有电台波段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推出强者更强的形象。
下面要着重探讨的是，在这种多元体制中发挥制衡作用的五个主要因素。
二、制衡因素
1.政治因素
香港报业自1949年后，一直成为大陆与台湾不同政治立场、观点交锋的中介。因此，一些报章由于得到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经济支持，发挥的是宣传而非牟利的作用，即使财政亏损亦不影响其继续发行。近几年亲台的报章已逐渐消失，而宣传大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报纸却占越来越大的比例，一些报章的大陆信息版面占有率也呈上升趋势。如《大公报》已占14%左右，《文汇报》大约占15%（1997年7月至12月的调查统计），而一向定位为精英知识分子报纸的《明报》，在1997年12月举办的“97年全球华人关注十大新闻选举”活动列出的20个被提名新闻中，大陆新闻就有6项，占参选新闻的30%。原在大陆创办中国官方英文报纸的《中国日报》的冯锡良，1997年4月被《南华早报》聘任为中国顾问。香港的其它报纸也在回归前后开始考虑“在香港和大陆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2.经济因素
香港工商业发达，又是世界最大的商业、金融交易中心之一，固定人口629万，社会成员分类明显，各行各业都有因其利益驱动所关注的经济重心。一般而言，广告收益可以支撑不同类型的报纸。重要的是，香港的投资环境早已形成较为稳定的“自由进入或退出”机制，报业市场的利润回报一般不会低于市场平均利润的水平。因此，投资报业或在传媒集团中占有一定股份，在工商业主们的头脑中是很平常且值得操作的事情，只是在行动中，要注意选择好办报方向。比如以什么面孔，什么类型的报章向市民提供资讯，市场最大，利润最高，是投资者决策时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面对一个占50%以上的人口均在工作挣钱的社会，香港人对报纸的需求是每日定时拿到一份合自己口味的快餐食品，他们往往不求营养指标，但求补充热能，调节情绪，这使报章的市场定位和品味档次显得至关重要。于是，有些报纸以大众口味为方向，另一些则专攻中产阶级市场；还有一些报纸或以财经消息为主，或以时事评论为要。我们仅从各报章的“马经版”和各类“马报”之出版动向中，就可窥其经济目的左右报业的典型。
赛马是香港人主要的消遣娱乐项目之一，于是赌马就成了各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的甚至是大卖点。在赛马日前一天，各报纸（中文报纸与英文报纸无一例外）的马经版，以及专门为马会按时出版的20几种马报，会拼全力高酬聘找名家写手，更网罗知名度高的马经编辑，力求本报的马评服务，提供的消息资料详尽，贴士（给马迷提供的决策方案）准确，以此提升报纸的公信力，吸引力，最终获得报纸大的销售利润。我们可以算一笔账，香港每周三晚上，在港岛快活谷跑马地举行一次夜场赛马会，共七场；每周六或周日在沙田马场举行一次日场马会，共九场（有时十场），两个跑马地的每一场马迷均在1万人次以上，而每一场的投注也在1.2亿港元左右，一周共16或17场。这就是说，香港一周之内体现在赌马一项活动上的流动资金，就会超过20亿港元。马迷们为了投注即赢，几乎一律亲临现场，先买报，再看马，尔后下注，再赌结果。这时，手持一份马报或畅销报纸的马经版，肯定比坐在家里通过电视或广播了解信息可靠得多，因为报上的信息可以被反复研读。所以，每次马季开场，香港报纸的整体销量上升。这种固定的周期性收益，对报业来说，仅次于广告收益。
3.读者因素
各报纸均视读者为生命，读者的意见甚至成为金科玉律，被当做报社老板也需俯首的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读者是报章首先要面对的基础市场，读者付出时间和买报钱来求获资讯娱乐，报社就必须迎合读者需求，充分提供信息，以回报读者已经付出的双重投资。这样，“读者地位至高无上”论就成为香港报纸普遍遵循的经营哲学，在操作手段上也无一不是使尽全身解数去调动读者的积极参与。比如，“把真相发掘出来，无论它埋得有多深”（苹果日报的口号），以充分满足公众知的权利；用“报纸是商品，必须物有所值，甚至要超值”的观念，刺激读者的兴趣，以争取有张力的市场；在报纸各版设报社电话和传真号码，让读者主动将新闻题材作有偿速递，或将其意见投诉，回应报社，以建立与读者在沟通基础上的良好关系；或者以固定栏目随时向读者通报内部消息，如该报的销量、问题、困境，以求跟进读者的“次报人”意识，共同分享喜与忧。一句话，读者就是市场的总代号。读者来自四面八方，有不同的面貌和需求，报纸就应该建立满足各种资讯需求的路径，而路径的畅通，全仰仗读者的积极参与。
4.新闻媒介的“第四权”效应
新闻传媒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要受到政治、经济、市场考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以代表人民监察政府行为，监测社会环境之舆论公器角色出现，发挥其社会监控功能。我们知道，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政府也不可能让新闻媒介任意的窥探、批评或责问。事实上，聪明的政府经常以大量的人力资源，有计划地和有组织地向新闻媒介传送各种资讯、背景资料、统计数字和各种观点意见或批评，企图透过新闻传播媒介去影响市民大众的视野、观点和立场，最终希望人民继续对政府信任和支持。所以，对政府而言，新闻传播媒介便是影响市民大众的工具。但权力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哪怕在设有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香港社会，权力的绝对化滥用，也会招致人民利益的被肆虐。（注：《传播法新论》：梁传贤，陈文敏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所以，作为在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和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人民之间，充当桥梁作用的香港传媒业，就必须地成为香港社会里，分立而又参与制衡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以外的第四权，为保障人民的利益、权利、和自由，甚至保障“一国两制”政策的有效运作而存在。
5.法律因素
传媒业既要按照新闻规范来协调和完善自身的内部运作；也要遵循商业规范，来与外部环境保持一种正常的互动关系。但无论新闻规范，还是商业规范，都还属于道德规范范畴，有很大的主观和个人化成分。比如，新闻自由与诽谤的问题，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传媒自律的问题，报纸的降价或统一售价等问题，往往会因缺乏一致标准，造成操作上的各种出位现象。而“法律的规范却源于大多数人对一些影响他人的社会行为，加以道德判断后，硬性作出客观的规定，毫无例外地要强加于每一个社会成员身上。”（注：《传播法新论》：梁传贤，陈文敏主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所以，用理性和庄严的法律及公共的法例去保障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去规范回归前后的香港传媒市场是十分迫切的。虽然，香港至今沿用的直接与大众传媒有关的法例有29条，但1991年6月8日香港政府制订并颁布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条文得以在本港法律中实施，是首次正式针对香港传媒业的明文法律。这个《人权法案》更明确地将言论自由纳入香港的司法制度内，并开始受到宪法性的保障。1993年末至1994年初，香港立法局又再次对现存法例中与《人权法案》有抵触的部分条例进行检视，以强化在保障传媒发展方面的合理性。
根据《人权法案》第16条，言论自由包括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和思想三个方面的自由。这使得香港报业的记者在采访方面享有较大的新闻自由。他们可以列席政党会议，公开政治会议内容，采访政治敏感人物，让公众知晓政府的举措、知晓政治人物的言行和态度，从而使公众对这些言行思想作出评价。譬如1997年7月以后，报界对香港政坛老将钟士元在前港督府拟摆八十寿宴的的抨击；对港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历时数月的立体报道与评论；对香港特区政府应付亚洲金融风暴和“禽流感”病毒措施的深度追踪报道等，都在保护个人隐私，限制恶意攻击和诽谤的法例原则基础上，充分发挥着舆论监察政府行为的功能。经济方面的信息公开程度亦相当高，每天各报的财经快讯，不仅有大信息量的最新资讯，还有如财政司司长，银行董事长、经理、司库、经济顾问，证券公司总裁，大学经济学教授等专家的行情分析和背景评论。为确保言论自由，报纸会在某些专访文章旁提醒公众：所述言论纯属个人观点，完全不代表报社立场。这样，资讯就成为向公众提供的参考，决策是公众自己的问题。总之，凡与大众经济利益相关的事情均为热门跟踪消息，但对法人团体的商业机密又有严格的法律保护。文化方面，各报纸均有几个专版来营造一轮新过一轮的“追星”现象，这种塑造明星的背后，自然是投合大众口味，追求商业利益的目的了。
三、结语
香港回归已整整一年了。“一国两制”政策不仅在香港实施正常，国内的改革开放实绩也使得香港报业从业者们清楚地看到，国家以经济为主导，带动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公共言论空间的日益扩大，本身就是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最佳保证。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国际社会刮起的“中国旋风”，更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可能。因此，我们相信，作为这一重要历史变革见证者的香港报业，必将在自由经历和适应这一变革的同时，更有效地发挥其国际资讯中心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