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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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5)12-0004-06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发挥了制度优势。这不仅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衰败的命运,推动中国走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突破时期,而且中国制度的创造,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的优势,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判断标准

       制度概念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广义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规章的总和;制度,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

       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中关于人治与法治、领袖个人与制度关系时曾经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为什么制度会在治理国家中占有主要地位?这是因为,制度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具有稳定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家庭的治理,最靠得住的是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依靠规则和制度。制度一旦确立后,就具有长期有效、比较稳定的特点;二是具有规范性。制度能够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活动方式,让社会成员知道如何做,从而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三是制度具有共识性。在文明社会中,制度制定通常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要求,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理念和普遍追求。公正的制度设计可以增强社会成员认同感,促进达成共识,因此具有凝聚多元文化的作用;四是制度具有协调性。制度能够考虑社会成员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形成利益契合点。制度能够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力量和利益关系,从而具有强大的协调和整合功能。

       在经济全球化、民主化和互联网的多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传统各具特征,每个国家不可能拥有相同的制度模式。不同的国家,由于对社会价值目标追求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不同,因此社会制度也不尽相同。即使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普遍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体,但同样是代议制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美国则是民主共和制;同样是民主共和制,美国是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法国则是半总统半内阁制。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那是由每个国家的政治历史传统和自然情况的合力使然。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确立是个巨大的进步,它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上的议会民主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司法独立制度与法治至上的原则以及形成的维护公共利益和服务的社会保障的体制机制,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其制度反映的对人的解放思想也是不能简单否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对立物,是在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前提下提出来和实践的。两个制度在近百年的制度对立、竞争中,此消彼长,相互吸收借鉴。但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维护少数资本集团根本利益的制度原则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公有制为基础上组织生产和消费,维护整个社会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原则也不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优势,是相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比较而言的。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中国开创了一种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的制度。它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发展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出发,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创新,形成了既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又不同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其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独特性和创造性。1980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优势问题,提出了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1](P322-323)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提出了8条标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是理论论证的结果,而是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来验证。

       二、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自信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确立的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替代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发生在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P221)历史客观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出现的。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文化认识的三次大觉醒。一次是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再一次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次是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新的国家治理理念。三次文化觉醒,三次制度创新,完成三次制度的重大转型和发展。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共产党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开始用新的世界观观察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这也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牺牲和奋斗,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也在此需要做出建立何种制度的选择,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首先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国家制度问题,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国家的结构只能搞单一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党制也不能搞多党制和一党专制,要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不是反对党,是长期合作的关系;经济制度是实行国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制度,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三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五四宪法”把毛泽东的制度设想变为现实。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3](P348)为此,毛泽东创建了党领导国家的制度,比如中央决策权的报告制度,党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民主集中制度,党管军队的制度,党领导全国人大和政府的制度,中央集体领导制度。由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党领导国家、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建立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典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单一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执政党集中控制国家政权;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所有地区的人、财、物及经济管理权;军权集中于中央;实行单一政体,立法权从属于中央。毛泽东创建的党领导国家的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以来国家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稳固了新中国的政权,促进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形成。

       1956年到1978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更多地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度追求了公有化程度的提高,也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这种经济制度和体制,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家长制、个人专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破坏了民主法制。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错误。在这个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受到严重损害,出现了倒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的第二次大觉醒,中国共产党开始彻底摆脱苏联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里,后来党代会的报告以决议和制度的方式使其固定下来。

       1978年以来,我们党采取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策略,重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推进党的领导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具体来看,在经济上,打破单一公有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同时我们党还与时俱进地提出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新的制度理念。

       2011年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并对其内涵作出了概括;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起来。同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内,体现我们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第三次文化大觉醒,实现了革命党管理国家向执政党治理国家的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围绕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思想;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纲领,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发展纲领,用五大理念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科学的制度保障。

       三、要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受牵制,能集中力量干大事。习近平也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的崛起,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五大优势:

       1.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

       制度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一定阶级和阶层核心价值的规范化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价值目标,就是它代表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贫穷、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是人与人的平等与公正。我们所有的制度包括多有法律、法规、政策和措施的设计与出台,都是从这个社会本质出发。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个制度的要求就是要把维护国家权力与保障人民的权利统一起来,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保障个人权利和利益统一起来。因此,它能够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员全社会成员的力量,凝结全社会智慧和意志,能够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平衡;既能维护国家大局,又能使社会充满活力,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的动力和制度吸引力。

       2.有利于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

       中国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它的政党制度,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一致,能实行对国家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有效领导,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毛泽东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共产党是执政党,长期执政,不搞多党轮流竞选执政。制度的设计,共产党是执政党,与8个民主党派是民主协商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彼此不拆台,不内讧;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还代表广大农民、军人、知识分子以及私营业主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没有政党的私利;在西方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共产党还肩负着一个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它使中国摆脱了19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危机,发展成为一个在国际社会不容忽视、备受尊重的大国,它领导的经济变革使人民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扩大了个人自由和权利,极大地提高了公民个人的发展的机遇。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制度缺陷,也防止了无政府主义的出现。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贯彻民主集中的原则,民主和集中的结合,集中各政党和各阶层的意见和要求,党从政治上、组织、思想上领导国家、社会和经济,总揽全局,协调一致,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高效执行,步调一致。民主集中制具有决策民主、决策共识、决策效率的优势。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是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的保障,也是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4](P541)

       3.有利于形成经验丰富、务实有为的领导群体

       当今世界国与国的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是国与国之间制度的竞争,而制度的竞争背后,是该国治理国家的人才竞争;治理国家是具有选贤任能的干部选拔制度的竞争;包括国与国领袖集体的竞争。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说,关键在人。”[5](P380)关键在人,指的就是我党是否具有和储备治理国家能力的各级干部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现了干部和领袖集体选拔制度的跨越:一是用长期自觉选择培养制度跨越了政治领导人指定培养的用人制度;二是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来跨越单一票选民主的制度缺陷。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事业的骨干,是推动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拔任用制度,首先要选拔有丰富实践经验、务实有为,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干部。比如,担任省级主要领导的干部,大都有在县市任主要领导的经历。党的十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至少有两任省委书记或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这种选拔任用制度,要有上级领导和下级群众公认的两个基础;尽管这种“选拔加选举”的制度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但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也包含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

       4.有利于国家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维护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和制度的稳定性,我们国家可以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这些规划的执行和战略目标的实施,不受多党制国家政党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和政党轮换更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渐进稳妥地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行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有限任期制度、平稳有序的交接班制度,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为维护政局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制度基础。从制度设计上,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因个人专权专制、事实上的家族和利益集团的世袭制、政党轮换制导致的政局动荡和社会稳定。国家政局稳定,也使党和国家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连续性、可靠性,并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能够长期实施。对于中国,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和秩序,就不可能为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

       5.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国家资源,围绕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或遇到突发事件和风险挑战,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之上,国家控制着经济命脉,虽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但政府具有很强的调整能力,国家可以在遇到重大危机或风险挑战时,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应对,对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也具备此优势。所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5](P377)

       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同时,我们党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具体制度中的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当具体制度中的体制机制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不一致时,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制度优势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好的制度下也会出现只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只强调党的各项决议而忽视法律法规等情况。包括:在制度体系中如何制约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有效制约和民主问责与监督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如何从体制上根本解决能者上庸者下,买官卖官的吏治腐败问题;在政府与市场权力边界问题上,如何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打破利益结盟的藩篱;以及消除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糟粕影响,等等问题。总之,从制度体系上,如何发挥制度优势,应对“历史周期律”“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的挑战,坚持政治定力,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兴利除弊,扬长避短,解决制度短板,仍然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201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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