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1]2003年在《村级社区带头人：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将村级社区带头人视作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所谓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是指村一级社区中的异质型人力资本，他们在村级社区经济组织变迁中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是本土化的领袖人物。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根据吉登斯结构二重化理论，结合农村调查实际情况，探讨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问题，目的是为农村现代化服务。本文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在综述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主题，并进行概念界定。 第二章阐释吉登斯结构二重化理论和社会结构二重化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问题，为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分析做理论准备。 第叁章从上述理论出发，结合农村调查资料实际，具体探讨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个体特征，其带领下的村级社区变迁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对研究主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 第四章提出本研究结论和思考。
张敬华[2]2014年在《江苏扬泰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在新时期我国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和已有成果的回顾基础上，以江苏省苏中扬州、泰州为基点，分析了扬泰地区新农村建设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构建了新农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实地走访、座谈和建模等方法，以及1082份有效问卷的定性或定量分析，明确了农民、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意愿与评价，找出了新农村建设的难点与成因，实证了农民个体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以工业主导型张万村和花木高效农业主导型横沟村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总结了两村新农村建设成效与可推广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扬泰地区以政府、村干部和农民为主体联动的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农民视角。农民普遍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最重要也是应优先发展的内容，其次是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最后是乡风文明；农民认为很重要和不满意的未必就是农民认为急需改善的；农民对生活设施的改善需求高于对生产设施的改善需求，对公共产品的改建需求高于自家需要改建的需求；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主体主要是政府和集体，农民自己愿意适当出资出力。对于生产，土地流转加快，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农民非农化程度提高，农村产业结构趋于优化。农民主要从业于二叁产业，土地有偿转让态度明确，如有生活保障大多数农民愿意放弃务农和到城里定居。农户家庭小规模生产的劳动力和土地的机会成本高，农村用工价格高。农民期望惠农力度加大，基本补贴能落实到位。农民对水电等生产基础设施状况满意。对实用技术需求强烈，期望科技培训与指导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且愿意为新技术支付一定的费用。农民参加新型合作组织的比例不高，农业信息渠道利用不充分，主要依赖于电视、村里通知和开会，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比重低。妇女和老人是农业劳动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占比低而不稳定；农业比较效益较低，普通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明显，农民投入重商重工轻农，表明农民农业从业意愿不强。对于生活，农民生活满意度较高，品质生活有所提升。大多数农民收入都有增长，家庭实物资产多样化，主要耐用消费品、自来水和清洁能源覆盖面较大。家庭最主要支出和压力均是教育和日常开支，生产资料支出占比低仅为5.8%。农民参保比例总体不高，对医药费报销满意程度一般。做生意、外出打工、技术和勤劳是公认的致富主要因素，但花木主导型的横沟村不少农民认为种植大户也是致富的主要原因；疾病、无劳动力、无人做生意和无人外出打工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农民希望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牵头和带领致富。对于乡风，农民对乡风文明的关注程度和深层次认识不高，但要求加强文化、娱乐设施建设和开展相关活动的意愿较为强烈。文化活动和设施少，看电视、打牌、打麻将和串门聊天是打发闲暇的主要方式。邻里关系和睦，治安状况良好，但赌博和迷信、小偷小摸、不讲卫生和干群关系紧张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较为严重。对于村容村貌，农民认为变化较大，但要求继续改善的意愿依然强烈。生活垃圾、河道清淤和小工厂污染等是急需解决问题，旧危房、厕所圈舍和村庄布局调整等农民认为很重要但不认为急需改善。农民强烈要求改善村里道路、交通和路灯，对自来水（特别是水质）和活动室也有一定需求。对于民主管理，农民意识在提高，但个体间差异较大。农民对管理民主关注度较高，在新农村建设五大内容重要性排序中管理民主居于第四位。农民对村里民主选举、决策、理财、村务公开和“一事一议”制度实施情况评价不高。对基层干部了解不多，40岁以上的农民对村干部认同度较高，但年轻人的评价较低。农民个体和家庭特征因素影响其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意愿与评价。男性、中年、高中文化、就业于第叁产业、家庭收入在4-6万元和来自工业主导型示范村的农民，其认知与评价相对较高；其他的则相对较低，且呈现出非规律性变化。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得出显着影响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投入意愿的因素有收入增长、参加教育培训、有人在外工作、生活满意度、对村干部满意度和参加合作组织等，家庭人口数、家庭总收入、参加村里活动、户主性别和年龄的影响不显着。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其投资、投劳和新技术支付一定费用的意愿均为负相关。2.基于典型村视角。花木高效农业主导型横沟村和工业主导型张万村研究显示，走上富裕之路的新农村，虽然各自模式和路径不同，但其发展具有共性特征。即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及时把握和充分利用发展机遇与政策；发挥地方能人带头作用；挖掘和开发当地资源，培植主导产业，实行产业集聚，是农村发展、农民致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同时，花木主导型、工业带动型两典型村与普查村比较研究显示，不同类型村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与行为表现差异较大。示范村农民的认知程度和投入意愿明显高于普查村；示范村农民对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对村容整洁的需求相对较低；示范村农民愿意出钱比例高于普查村。3.基于村干部等视角。新农村建设中问题和难点依然存在。农民认知不深，参与程度不高，建设主体的主要力量不在农村。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难寻或难以落实。生产发展思路难以拓展，主导产业比较“矮小”，高效农业规模不大，农业内部挖潜难。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空间有限，农民创业不强和进一步转移难。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综合素质不高。农村基础生活设施、文化设施和卫生环境整治的资金缺乏，现行土地制度制约规划中的结构调整。农村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保险等与实现城乡均等化要求差距还较大。社会化服务和人力资本未能满足新农村建设需求。实证研究表明，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主体建设，调动主体积极性，发挥最大效用；需要挖掘地方资源和培植主导产业，增强地方经济实力；需要做好城乡间、农村区域内部、农村一二叁产业间、生产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农民收入增长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齐升的统筹，实现公平、效率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培育新型农民，丰富农村人力资本；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长期不懈努力。
王萍[3]2011年在《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建国以来,中国渔村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荣成市作为一个渔业大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农村普遍推广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充分考虑渔业发展的特色,保留本市的渔业集体经济,形成了“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纯利分成”的“荣成渔业发展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随着制度环境的改变,这种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以荣成市四个各具特色的渔村社区为重点研究对象,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实地研究方法,深入渔村进行田野调查,通过第一手资料,对荣成市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微观剖析,旨在展现其变迁过程,提炼出影响其变迁的关键性因素,并总结归纳它们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和基本概念,第2、3章是文献综述与评析,并建构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至第7章是个案选择的依据,并对4个渔村社区进行了个案分析,第8章通过个案比较分析了荣成市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影响因素,第9、10章总结了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发展趋势、政策建议、变迁历程和影响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局限性。本文的结论主要有:(1)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经历了叁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国家政府强制下的渔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强制下的渔业集体经济和渔村自主管理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2)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变迁的影响关因素主要有海洋产业的演变、地方政府的制度服务、社区企业的良好发展、渔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社区精英的能人效应和制度与环境的相容性。(3)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集体产权模糊、改制初始分配不公、社区权利高度集中、集体资产流失和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等方面。(4)为避免以上问题恶化,建议在政府引导下,采取两种改进方案,一种是集体资产仍旧存留在社区企业内,由新选举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来监督管理相关股权的分红与收支;另一种是社区企业和社区村民通过充分协商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与义务,避免因为要求再缔约不断争夺集体产权带来的高昂讨还成本。以上两种变迁途径的实现都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渔村社区要选举出一个代表村民利益的新村委会,村委会主要成员要有与社区企业进行有效谈判的实力,并且绝对不能在社区企业内交叉任职。
孔有利[4]2004年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变迁》文中认为自1979年以来，无锡市非农产业发展迅猛。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80％左右。非农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85.7％上升到2003年的96％。正是由于非农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不断提高，无锡市人均GDP从1978年的636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200美元。然而，同期非农村人口却从19.3％只上升到41.3％。反映无锡市城镇化水平的NU比值在2左右，是正常水平1的近2倍。尽管无锡市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非农化水平相比，其城镇化水平却相对滞后。无锡市农村城镇化水平滞后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人口迁移时的收益和机会成本等。目前，二元户籍制度已取消。但城镇化滞后使得城乡间的其它制度安排依然相当难以一致。生产要素在大区域范围内的市场组合碰到诸多法理和经济上的困难。从而城镇对产业的聚集效应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为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发挥城镇对产业的集聚效应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无锡市政府出台了叁集中政策(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居民向城镇居民区集中)。叁集中政策实质内容之一就是实现农村城镇化。 农村城镇化涉及诸多的制度改革与创新，而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这是因为农村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农民身份的简单转变或居住地的地理位置上的转移，它还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管理体制等的现代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域封闭性与农村城镇化所要求的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的经济活动开放性相矛盾；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干部经济”与城镇化所要求的管理科学民主相矛盾等等。如果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持原有的组织结构，即使通过区划调整实现了城镇化，结果将是一片“都市里的村庄”或“乡村里的都市产业”的景象，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将仍保留着“城镇”和“农村”两种模式。 农村城镇化需要理顺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集体资产的关系，减少农民迁移的机会成本，防止农民在迁移过程中丧失其集体资产份额。否则，农民因担心失去集体资产及其收益而缺乏迁移的动力。 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所有权归属模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自己的组织机构。乡镇政府、村委会拥有集体资产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农民离开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就剥夺了其集体成员资格及其在集体资产中的利益;居住社区合并时，集体资产可能被简单合并或被平调;当新成员进入集体经济组织时，即刻拥有集体成员资格和享有集体资产收益而影响到原集体成员的利益。因此，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愿迁移，也不愿非集体成员迁入到属于他们的集体社区，也影响到城中村和镇边村改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种管理和运行机制与城镇化的要求相矛盾。 为顺应城镇化发展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无锡市陈巷村村委会按照农民的意愿，在镇、区、市政府的支持下，率先将集体资产量化并以股权的形式分配给集体成员，同时成立了陈巷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创了一条加快农村根本制度改革，有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有效道路。 陈巷村所在的黄巷镇、北塘区、无锡市政府根据陈巷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做法和经验，出台了相关政策，进一步推动辖区内各村进行产权制度变迁，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推动农村城镇化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陈巷村产权制度变迁是以自发要求为主，因此是诱致性的变迁。无锡市其它村产权制度变迁则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因此是强制性变迁。 在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产权归属清晰，股东拥有所有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股东权益不因迁移而被剥夺，集体资产不因居住社区合并而被简单合并或平调。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到股份经济合作社，符合城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要求。因此，股份经济合作社有利于人口迁移和农村城镇化。 这里，本文需强调的是: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或无锡农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建立的意义远不在于推动城镇化进程，它还对广大农村地区具有更多的普遍意义。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有利于农村收入的增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产权归属清晰，确保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了资产的运行效率，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还促进了农村民主制度建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股东代表、董事及董事长是通过选举产生的;重大决策如投资、分配、预决算的审批、主要人事任命等都是通过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村委会的财务监督也由事后财务公开转变为事前预算约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从制度上确立了村民的主人翁地位，提高了村民对集体的关心爱护程度。 无锡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为我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农村股份经济合作制改造是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第叁次农村重大产权制度变迁。农村股份合作社广泛的制度绩效解决了农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农民增收、村民自治、农村城镇化等多种问题。无锡市在推行股份经济合作制的具体做法上也为我国农村产权制度变迁起到示范作用，即先进行试点，然后在总结经?
樊英[5]2014年在《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家一户均包土地的家庭经营显示出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土地生产经营规模小、耕地细碎化,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推广应用。此外,由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减灾能力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贡献率低；农业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比较效益低等原因,造成农民种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的局面,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农者老龄化、农民兼业化、要素非农化、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还会削弱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严重阻碍“四化同步”的推进。因此,大力培育农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职业农民,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本研究首先分析了“职业农民是什么的问题”,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第二章界定了职业农民的概念、特征及类型,分析了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兼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系与区别,系统总结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劳动分工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规模经济、规模效益与适度经营规模理论、产业链理论等,确定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基础。然后分析了“为什么要培育职业农民的问题”,包括第叁章、第四章。第叁章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保障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及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并从当前务农者出发,以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的素质及其种粮意愿为例,分析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必要性,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四章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然后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农村减贫和农村生育的相关性,得出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生育率呈负向相关关系的结论。最后分析了“如何培育职业农民的问题”,包括第五章至第九章。首先以湖南省为例,运用直观评价法和C-D生产函数对职业农民家庭适度经营规模进行了测算。接着从农户素质、教育体系、环境体系叁个层面对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条件、已经开展的工作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借鉴东亚国家中的日本,北美国家中的美国,西欧国家中的德国等发达国家职业农民培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的设计思路,包括培育体系的分析框架、重点培育对象的特征及培育动机、培育所需的教育体系及政策体系,并从增强培育对象自身实力、提高农业类院校培育质量、优化职业农民培育的外部环境叁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职业农民培育的对策建议。
邓志华[6]2008年在《文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对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着重要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样,文化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然而,在理论界,对文化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作用的研究要么被忽略抽象掉,要么因为对文化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困难而绕道而行。本文借助文化学和人类学上对文化的量化研究成果,把文化作为一个单独而重要的变量引入到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在对文化进行细致深刻的刻画基础上,提炼出以霍夫斯泰德文化模型为核心的文化变量系统,详细探讨了文化的内在属性是如何影响和制约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的,也分析了文化的不同属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特征的不同影响。本文从文献分析入手,总结和借鉴前人在文化量化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特征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文化变量、企业家人力资本特征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路径为研究框架,以层次分析、系统分析、量化研究和案例研究为研究方法,探得出文化变量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总体地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内容以及创新与不足。是本文的引言部分。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从理论界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文化对企业家和人力资本叁个角度描述和总结了本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起点。第叁部分和第四部分为本文的重点核心部分。第叁部分为文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内在机理。运用系统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分层次分步骤地分析文化对企业家特质的影响和文化对人力资本形成路径的影响。最后系统地分析文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主要是探寻文化变量与企业家特征变量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变量之间的变量关系,梳理出文化的内在属性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第四部分为文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策略研究部分,在上述的理论和逻辑推理分析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文化改进策略,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内核——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提出相应的文化策略。第五部分为案例分析部分,结合我国具体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实例的过程,阐述文化和多元文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积极作用和有利因素,展示了文化在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巨大力量。佐证或充实前文的分析。第六部分为文章的结论和展望部分。在全文的基础上,总结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赵慧峰[7]2007年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育规律及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28年的改革实践，我国农村经济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阶段，时代的发展昭示着我们要进行新的农村改革。为此，中共中央2006年“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和完善的重要形式，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合作经济理论的指导和规范，本选题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为主要分析工具，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产权理论和农民合作经济理论为理论依据，在对我国特别是河北省的合作社进行广泛调研和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围绕主题进行了以下叁方面的研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规律(第4～6章)、运行机制(第7～9章)和成长规律(第10～11章)。 本论文由12章组成。 第1章导论，着重介绍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的基本内容、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等。 第2章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对本文的概念作了基本界定，介绍了西方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并从中找到以资借鉴的理论依据和启示。 第3章国内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及现状，回顾了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社和新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史，并总结了若干启示。对发达国家和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作了整体描述。 第4章则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条件，从实地调查数据和发起方式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特征为由外界力量推动为主的“外生诱致性变迁”。 第5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的选择，对这一选择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了“演进式、多样化、外生诱导型”原则和模式类型。 第6章从对保定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的实证分析入手，总结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阶段分为起步、成长和企业化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第7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运行机制，对河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产权运行机制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讨论了在多元所有的复合产权结构特征下，成员资格、资本结构和债务承担等产权运行中的关键问题。 第8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分配机制，根据分配方式的类型的现状提出
窦鹏辉[8]2005年在《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5—35 岁年龄段的农村青年,是农村人口的主体和中坚力量,是农村人力资源的核心。本研究的目标在于,理清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人力资源所面临的形势、背景及客观需求,认识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涵义及其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揭示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最终从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层面,提出其开发的方向、重点、途径和模式,然后进一步提出与这种开发方略最适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与这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相适应的长效保障机制。作为一项管理学领域的战略研究,基于围绕本研究所做的社会问卷调查,本着针对性、可操作性、可预见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本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明理分析,从应用的角度大胆破旧创新,提出一些可供各界决策、研究所需要的思路、判断和结论。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社会调查方法,结合理论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案研究和共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辨证地参考同行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胆地进行模式设计和理论创新。在研究过程中,大量运用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社会学、管理学、人力资源开发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与知识,立足于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理论、农业研究资源配置理论、投入产出比理论等等,通过与历史比较、与现状比较、与国外比较,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及其运行机制和实施模式。同时,结合“外地进京务工青年状况调查”(2004 年3 月)和“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2004)”两次社会问卷调查,同时亲赴陕西铜川、甘肃定西、北京昌平、陕西咸阳等四地进行实地调研,获得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并运用SPSS 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支撑。 本研究通过分析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形势下、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背景下、加入WTO 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农村青年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这种大背景、新形势对农村青年的客观需求,进而提出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的涵义、特点与开发的现状和内容。结合问卷调查和官方统计数据,通过对农村青年人力资源人口数量、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化、处世心态与置身状态、对待生活、家庭及亲友的态度、对待事关“叁农”大事的态度及其生命与健康状况的分析,提出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在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组织农村青年在职职业技能培训和转岗前职业技能培训、
陈传胜[9]2016年在《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显着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农村基础薄弱,城乡二元结构日趋明显,农村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我国是农业大国,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将解决“叁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对农村建设发展给予支持。农村社会管理人才作为引领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其队伍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化解对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当涂县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并结合公共管理相关理论以及其他地区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举措。本文对国内外公共管理学与农村社会管理相关的科学管理、新公共服务、组织文化、服务型政府等理论进行了回顾,将村级组织中的“两委”成员作为研究重点,采用抽样调查、个案访谈、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当涂县作为案例,详细分析了当地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举措以及农村社会管理人才发挥的主要功能。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与个案研究,本文认为当前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管理人才来源面临“两难”、现有人才的管理服务能力不足、针对农村社会管理人才的监督管理不力、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系列问题。通过对浙江、江苏、江西等地区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相关理论,本文提出从人才开发、人才管理、人才监督、福利保障等四个方面入手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打造一支适应时代需要的优秀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的观点。
徐可迪[10]2010年在《中部地区政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部欠发达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产区,目前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数量巨大,“叁农”问题相对突出,严重制约着农民增收、中部崛起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将有助于推进中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迅速崛起。因此,对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开发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站在促进中部崛起的宏观高度,以江西为例,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视角,以科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背景,立足中部地区“叁农”实际,运用比较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考察了江西农村人资源状况和开发问题。研究分析了江西省农村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流向结构及其开发投入现状,从经济状况、农民、政策制度和村集体及政府四个方面分析了导致现状的原因。并从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完善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培养农村创业型人才四个方面探讨了推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机制与政策创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村级社区带头人：农村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分析[D]. 何春. 四川大学. 2003
[2]. 江苏扬泰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D]. 张敬华. 南京林业大学. 2014
[3]. 渔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变迁研究[D]. 王萍. 中国海洋大学. 2011
[4].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变迁[D]. 孔有利.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5]. 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D]. 樊英.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6]. 文化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D]. 邓志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08
[7].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育规律及运行机制研究[D]. 赵慧峰.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8]. 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窦鹏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9]. 农村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D]. 陈传胜. 东南大学. 2016
[10]. 中部地区政府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战略研究[D]. 徐可迪. 南京农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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