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本文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贡献论文,孙本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本文是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对中国社会学学科领域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直接引进西方和东洋的社会学，翻译了14种世界社会学名著，其中译自美国的6 种，英国的2种，法国的1种，日本的5种。另一方面， 是运用西方社会学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形成自己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也是他一生主要的业绩之一。关于孙本文这一方面的突出贡献，学术界著述较少，本文就此方面作粗浅探讨。
一、孙本文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特点
纵观孙本文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首倡“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孙本文于189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在他那个时代及此前的中国人中，学习过东西洋社会学的还算凤毛麟角，因此，他“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作为奋斗目标，并于1930年在他主编的《社会学刊》上首次明确提出。孙本文曾高呼：“人应爱群，人应爱国。”（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修订版，第4、16、《序》、226、253—254页。）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导思想，就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应用社会学的原理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一思想反映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他在191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就确立了学习社会学以报效祖国的志向。因此，1921年赴美留学时，即选择了主修社会学的学习生涯。在美国，他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大学，获伊利诺大学硕士学位和纽约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学成回国后，即立足讲坛，先在复旦大学，后又到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兼系主任达20年之久，立志传播社会学和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为推动社会学中国化事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他与吴泽霖、吴景超等人于1928年发起成立东南社会学会，并负责出版会刊《社会学刊》。1930年2月，他又联合北平、 东北和上海等地的各大学社会学教授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社，任一、二、 七届正理事和社长，兼《社会学刊》主编（该刊从第2卷起改为该社会刊），响亮地提出把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作为该社的奋斗目标，使社会学中国化成为全国社会学界的共同追求，从而为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第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终生理论探索。为使社会学中国化，他从刚踏入科学研究的大门起，就运用西方社会学原理，写了《美国对华舆论的分析》的博士论文，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现仅从其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即可透视其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轨迹。他早在学成回国后，就针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失控将严重制约着民生富裕和国家强盛的特点，运用西方人口社会学原理，着手研究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于1928年出版《人口论ABC》。1930 年又在《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4期发表《人口问题中之文化要素》一文，阐述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最明晰可见的，是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四大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以大量资料论述当时中国的四大社会问题——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其中《人口问题》一册，他根据统计资料和西方人口理论，参照欧美各国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口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最后提出解决的原则和方法。为求得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他又主编了论文集《中国人口问题》。解放后仍继续从事我国人口计划问题的研究，1957年又在《文汇报》上发表《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一文。即便是在后来的“左”倾思潮泛滥，自己每天都有可能被批斗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仍是孜孜探求，撰写了《论我国人口计划问题》一书，从而形成其中国化的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由此可知，孙本文是倾毕生精力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理论的。
截至1949年，他出版了社会学专著15种，此外还有登载在报刊上的大量论文。他的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社会学原理》（1935年出版）这部综合性巨著，采各家之长，凡社会学上重要方面，无不论及，循序渐进，使社会学全部知识成为一有机的体系。该书引证事实之处，凡可得本国材料的，皆用本国材料，以使本书成为中国人适用之书，成为当时各大学所采用的教材，影响极为广泛。孙本文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轨迹，表达了他为求国强民富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在开拓社会学中国化道路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开拓树立了典范。
二、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孙本文把他学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知识，融自己的思想和中国的社会实际于一炉，构建了其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主要内容是：
第一，创立了“社会行为”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体系。孙本文在其社会学中国化主导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社会行为”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 这也是他研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指导思想和理论特色之一。 他从1928年发表《社会学ABC》始，到1944年发表《社会学体系发凡》， 都把社会行为作为中国化的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他的全部社会学理论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只有确定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才能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孙本文认为，只有通过人类社会行为活动的研究，才能具体掌握人们活动的规律，因此，他明确指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科学，凡与社会行为有关系的各种现象，社会行为的共同特点，以及社会行为间的互相关系，社会行为的规则及变迁等，都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内。”（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修订版，第4、16、《序》、226、253—254页。）他特别重视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看作是人与人的结合，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他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主张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研究社会行为，从而探索祖国的未来。他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了研究社会行为的五种重要问题：（1）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问题；（2）社会行为的过程问题；（3）社会行为的组织问题；（4）社会行为的控制问题；（5）社会行为的变迁问题。其中前四种问题为静的行为研究，后一种问题为动的行为研究。根据这五个问题，孙本文形成了整个社会学体系：（1）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2）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3）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4）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5）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由此，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基本出发点和链条，形成其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第一，孙本文提出的“社会行为”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的本意，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及其有关的各方面的行为研究，谋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第二，他的这种方法论思想，是运用了唯物辩证法而非形而上学的观点，揭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意义。
第二，构建了文化立国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体系。孙本文在美国留学时，直接受教于美国文化社会学派著名学者乌格朋和汤麦史两教授。在吸收他们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孙本文构建出文化立国的中国化文化社会学体系。他在3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因素分析研究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又因为其文化学说主要是通过介绍西方文化社会学派的思想，联系中国社会情况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又被视为引入西方文化社会学的第一人。
孙本文认为，影响人类“满足需要与解除侵迫之智能之进步与否”的诸种因素中，“尤为重要者，莫过于文化要素。文化者，人类心力所造作以调适于环境之产物也。人类造文化，积文化，传文化，而即用文化，行文化，于是人类不能离文化，于是文化为人类社会之一种势力，一种支配之势力。举人类生活之全体各部，莫不有文化贯彻，莫不为文化支配。地理要素与生物要素，固皆有限制人生之力量，但仅为消极之限制，而非积极之宰制。即此消极之限制。亦因文化进步而日减。心理要素，似有左右人生之力，但人类心理特质，大率在文化环境中陶冶而成。故就大体言，心理特质，仅可谓文化之反映而已。文化达何种程度，心理即生何种变化。由此言之，人类满足需要，解除侵迫，以调适环境而求生存者，其枢纽惟在文化。……欲求人生之充实，与社会进步者，惟在发展文化。”（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修订版，第4、16、《序》、226、253—254页。）他的第一本著作《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一书，最早融会贯通地把美国乌格朋、海史各费、卫莱等新兴的文化社会学派的学说引进中国，之后又相继发表《文化与社会》、《社会的文化基础》、《社会变迁》、《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中国文化区域研究》、《文化与优生》等著作和文章，包括他的巨著《社会学原理》，从而形成其欲求国家进步，“惟在发展文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主要观点有：第一，文化为人类社会普遍的因素，无文化即无社会。他指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文化故，文化为人类的特产，亦即为人类所不可或离的因素。自衣、食、住、行、用、玩以及待人接物、婚嫁、丧葬等等的活动，莫不受文化的支配。换言之，此等活动，即文化的活动，除去文化，即无活动。我们在社会上所遇的事物，除个人及人与人间的交互活动外，莫非文化，即以个人的单独活动以及人与人间的交互活动言，亦无非受文化陶冶以后，在文化范围以内所表现的文化活动而已”（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修订版，第4、16 、《序》、226、253—254页。）。因此， 社会学应以研究文化为主要问题。第二，社会的变迁，实即文化的变迁。他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原理》两书中的理论，皆以此为基础。他认为，社会变迁包括人口变迁与文化变迁，人口变迁时受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极大，人口变迁不能出乎文化变迁范围之外，“除开有机的生物个体以外，社会上只有文化，与在文化范围内所表现的人的行为。换言之，社会除开生物单位的人口外，只有文化。所以社会变迁，除开生物变迁外，只有文化变迁”，社会的物质方面的变迁及非物质方面的变迁，都属于文化的范围，它们的变迁“或起于新发明的产生，或起于新文化的输入。而此类发明的传播，或由于文化积累成熟的结果，或由于文化交通接触的结果，要皆不脱乎文化的影响”（注：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修订版，第4、16、《序》、226、253—254页。）。即社会变迁的原因及内容，不外乎是文化不断发展和积累的结果。第三，社会问题的发生，在于社会态度之转变，而社会态度之转变，则由于新文化之传入。这种观点在其《社会变迁》、《社会学原理》、《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及《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等论著中，都有所阐述。
毋庸置疑，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不仅把西方新兴的文化学说引入了中国，而且使之中国化，发展成为着眼于中国长远利益的文化社会学。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观，在今天看来，愈加有着重要科学意义。目前，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主要取决于智力资源——文化知识的智力经济，仅仅依靠体力劳动来提高生产率的历史将成为过去，文化知识提供的生产力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地位的关键，即文化知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动力。因此，孙本文提出的“欲求社会进步，惟在发展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观点，对于国家制定社会发展的方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构建从研究提高国民素质做起的心理社会学理论体系。孙本文对西方心理社会学的中国化成就尤为突出，理论功底更为深厚。他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从其老师康宝忠那儿学到美国心理社会学派著名学者的同类意识论。后在美国留学期间，又学习了其《初民社会心理》等理论及心理学系主任吴伟士的社会心理学，在芝加哥大学又攻读了范黎士的高级社会心理学、社会态度及派克的集体行为等课程；在纽约大学又攻读了罗伯特、麦克独的高级心理学，深受他们这些心理社会学派思想的影响。因而，他在开始研究社会现象时，即注意到对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这从他在纽约大学的博士论文《美国对华舆论的分析》中即可窥见。
他在吸收西方心理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及研究文化社会学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发生，是起于社会心理的变化，社会问题的有无，须视社会中多数人之态度的转移，因为社会是由文化的产物——人组成的，社会现象是由人造成的，而整个的人，是以其态度，即心理为代表的，因而社会心理的变迁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从30年代中期始，他逐渐转向于侧重心理社会学的研究，着重分析心理的社会环境对于个人行为及社会行为的影响，从中寻找出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规律。他在《社会心理学》第一章中说，他研究心理社会学的理论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心理——社会中各个人之间所表现互相类似的行为型式及互相刺激与反映的现象；实用目的在于：“科学的任务，不仅以了解现象为满足，更欲进而谋现象的指导与控制，以期敦促社会的进步，增进人类的福利。……一方面要了解社会心理，另一方面更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指导或控制社会心理。”（注：孙本文《社会心理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1—22页。）第一，了解社会心理的特质以后，依照我们的标准，便可进而审查其内容，何者为优，何者为劣，长处何在，短处何在，然后研究如何发展其长处与优点，如何弥补其短处与缺点。第二，了解社会心理的机制以后，知道在何种状况之下，可以发生何种反应；依照我们的标准，如果认为我们需要这种行为，便应该研究如何设法使其实现；反之，便应该研究如何设法避免实现。第三，了解社会对于个人的影响以后，知道个人行为特质与人格型式的形成与变迁，都受社会心理文化的影响，我们要更进一步研究如何指导或控制这种社会心理与文化对于个人的影响。第四，了解个人对于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以后，知道伟大人物团体领袖以及一般群众对于社会心理与文化发生种种不同的影响，然后更进一步研究如何指导或控制这种个人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既要尊重我国的传统优良思想，也要顺应世界潮流，取材以我国史实为主，兼及西方历史和报刊时事材料。他在《社会学原理》中，即详细分析了态度（即心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态度与习惯，态度与制度，态度与物质状况，态度与社会变迁，态度与社会问题等，社会上种种现象，可说都与态度有密切关系。在此思想基础上，到1946年出版巨著《社会心理学》，形成其心理社会学理论体系。其中国化的心理社会学的理论特色，集中反映于该书中。该书是他自1926年起，从中外报刊、书籍中积累资料，积20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心得所成。全书为6篇30章，不仅介绍、 分析了世界著名心理社会学派58人的思想理论，并将各派理论融为一体，力图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化的心理社会学体系。该书理论与实用并重，各章在理论分析之后，继以实际应用的探索，最后再综合各种原则，略述其在社会各方面的应用，并且在各章节中随处注意发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闪光点。
孙本文从重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到重视心理社会学的研究，揭示了人的由表及里的客观认识规律，反映了其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即，他从学习、引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逐步领悟到，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是文化的载体——人造成的，文化要发展，国家要进步，关键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而要提高国民的素质，首先要了解国民的态度（心理），进而研究如何指导和控制国民不断提高文化知识及道德水平。由此，他把西洋心理社会学发展成为中国化的心理社会学。他的心理社会学原理，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成为广大社会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指导性理论。
由上而知，孙本文构建的社会学理论特色，是大量吸收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融会贯通，成其一体。这表明，孙本文在开拓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其累累硕果，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三、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思想原则和方法
孙本文不仅创立了其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而且在其《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年版）一书中，提出了系统的关于社会学中国化诸方面的具体思想原则和方法。
第一，中国化的理论社会学的建立，其重要工作有三，1、 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其呆资研究者有五：（1）关于社会学说者；（2）关于社会理想者；（3）关于社会制度者；（4）关于社会运动者； （5）关于一般社会行为者。2、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 除整理历史材料以供研究我国社会的特性外，尚应从多方面对现实社会作详尽精确的调查与研究，藉以彻底了解我国社会的本质。故今后应就各地重要区域，从事于有计划的都市与农村调查，编成各种调查研究报告，以供各方参考。3、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我国社会学虽已有40余年的历史， 但有关社会学理论与应用方面比较充实而完善的书籍还不多。且有若干部门尚无一部足供大学教本之用者，例如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近代社会学理论、中国社会发展史、民族学、都市社会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行政、社会立法、近代社会运动等专业、学科，除有少数译本外，尚无国人自著适当的参考用书，故编著基本用书，实为急要之图。
第二，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其重要工作有三：1、 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往我国社会学文籍中，以社会问题一类为最多。但此类书籍大都讨论西洋社会问题，专论本国者，为数甚少。今后全国社会学者宜各就所长，对各种范围较小的问题，分别作详尽的研究，以期彻底了解本国社会问题的特质及其可能解决的途径。2、 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我国社会学者向来不重视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研究，似不必讳言……今后宜有一部分社会学者专在此方面努力，藉以研究我国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实际状况及其可能发展的途径。3、 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今后全国社会学者应根据上述有关社会问题、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的材料，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订各种社会改革方案，以供政府参考。这些原则和方法，实是他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及兼容东西方社会学思想理论的经验总结，对于推动我国社会学科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深远的意义，因而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表达他的愿望说：“从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努力，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注：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胜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86页。）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孙本文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开拓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了前驱开路的先锋作用。
首先，是他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早倡导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的奋斗目标，表现出留学生们强烈的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对新知真理的追求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其次，是他最早系统引入了西方文化社会学和心理社会学，并率先走上中国化的道路——吸收、融纳西方先进科学成果为我所用，构建出中国化社会学理论体系。他的研究成果的丰硕，在中国社会学界是屈指可数的，在他那个时代直至当今都是少见的。他的社会学理论及所提出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原则、方法，具有科学的社会功用，在今天仍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再次，他作为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中国高才留学生，不为西方优裕生活条件所诱惑，学成后毅然决然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力图通过引进东西洋社会学和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方式，唤起国人共同奋进，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代宗师。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使中华民族能够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远目标，他不仅潜心科研，撰写中国化的社会学著作，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还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社，创办《社会学刊》，广泛宣传社会学中国化思想，使之成为全国社会学界的共同追求，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更为突出的是，他立志杏坛，传播社会学，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他在1926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到1979年病逝的40多年执教生涯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社会学人才，撒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种子，为中国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他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向着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的具体化和实际化道路的迈进所作出的开拓性努力，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