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趋同与差异研究——来自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入产出论文,证据论文,差异论文,竞争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1)01-0011-10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垂直专业化为代表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凭借其低成本优势主要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外包转移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加工、装配环节[1]。虽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实现了爆炸性增长，但由于其承接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环节，在分工中所能获得的利润有限，同时跨国公司为保持其技术上对同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会抑制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发展中国家就难以在垂直专业化中获得较多的技术转移，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能会处于一种“贫困式发展”的困境，加上资金和技术模仿或创新的不足，将有可能导致技术差距被拉大。那么，现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在这种国际分工中，各国产业的发展又有哪些趋同和差异呢？中国又如何在这一个没有硝烟的贸易战争中脱颖而出呢？通过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发现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存在的问题，并能借鉴他国产业发展的经验，以促使我国产业的顺利升级。
从现有研究来看，一方面，诸多学者对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进行了测算，但其研究一般是以国内编制的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的[2-4]，那么在测算时，就必须依靠严格的假定来将总中间投入拆分为国内投入和中间进口投入，而不同的假定又会导致不同的拆分结果，从而使得测算结果过于依靠其假定前提，但鲜有对其进行具体量化，尤其在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比较研究较为匮乏，文东伟、冼国明[5]虽然也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测算了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但并没有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以及竞争力方面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而这才是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目的所在，对此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自然也是所必需的。
综上所述，为避免不同严格假定所带来不同拆分结果，并期望对在价值增值和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国际比较研究进行补充，本文就尝试在运用OECD提供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基础上，从垂直专业化、价值增值与产业竞争力三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界定价值增值指标来分析不同价值增值驱动力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是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国际产业的趋同和差异问题，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产业趋同与差异研究
为最大限度的选取研究样本，我们在综合考虑各期OECD投入产出表中各国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后，共选取了22个国家和地区①，同时考虑行业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17个大的行业来分析，这些行业也是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体，因此它们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可以代表一国整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②。在此，我们借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将其样本简单的分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三大类。
(一)国家层面的测算及比较研究
根据公式(2)，我们计算了多国总体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并进行了跨国比较。从表1可知：
第一，除加拿大外，表中所有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说明当今社会，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更为紧密了。
第二，发达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较高，但增速较慢，而日本、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显得较为特殊③。2005年，垂直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为爱尔兰，高达0.5159，为中国的3倍多，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到，除印尼外，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以及巴西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增长速度要远超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发达国家自身产业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参与分工水平也已较高，其增长速度必然会相对较慢，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产业还在不断的发展、调整、升级中，因此参与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增长百分比会较高。
第三，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较低，其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除美国、日本外)，但其增长速度较为迅速，同时，由表1可知，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水平从1995年的0.0814上升到2005年的0.161，增长了97.8％，仅低于波兰，高于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这说明，一方面我国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对进口中间投入的需求程度加深了，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我国贸易额的增加，但长期内可能会形成对国外核心技术的依赖，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产业层面的测算及比较研究
为更好的看出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的趋同和差异，我们借鉴OECD对行业技术类型的分类方法④，测算了各国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的VS份额及其增长率，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比较明显的事实：
第一，各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水平存在着明显的行业差异。综合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这是由于行业特性决定的，因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过程一般较为复杂，生产环节较多，并且易于模块化生产，使得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相反。
第二，除波兰外，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VS份额的增长速度远超其他国家，而劳动密集型行业VS份额的增长速度，则显得较为一般，且远低于日本、西班牙和波兰的增长速度。
第三，在1995到2005年间，只有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垂直专业化的增长速度均位于最快的前5名的国家之列，显示了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第四，尽管印度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远超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的增长速度位居第四位，印证了该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迅猛发展，其发展对依靠承接劳动密集型行业环节来进行加工制造的中国必将带来不小的冲击。
最后，我们还计算了各国或经济体细分行业出口的VS份额及其增长率，由于篇幅所限，其具体数据在此省略，但我们对中国细分行业的情况作一简单的总结。根据测算结果发现，中国细分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及其增长率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以仪表办公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农林牧渔业、采矿挖掘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则较低，如2005年仪表办公设备制造业的VS份额高达0.2875，而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则只达到0.0509，这也表明，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较为迅猛，在国际分工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发展。然而，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的VS份额增长百分比高达108.6％，仅次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制造业，显示了该行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特殊的地位，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制造业VS份额的增长速度则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一，高达150％，这反映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铁矿石等原料的大量需求，同时在高端钢铁、特钢方面生产能力的匮乏，共同使得其参与分工的水平迅速提升。
三、价值增值能力的产业趋同及差异研究
价值增值能力决定了一国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盈利能力，而增值潜力则决定了企业未来是否能实现价值链上顺利升级，是可持续竞争能力的重要保证，也是维护其竞争地位的基本要素，这将直接影响整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因此，分析国际产业趋同与差异，就必然涉及到价值增值能力的问题，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目的所在，更是一个产业或企业生存的核心所在。然而，由于“价值链”各个环节间存在着前、后向联系[9]，特别是上一环节对下一环节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每个环节对其他环节的价值增值有多大影响，则取决于其在价值链上位置的重要程度。因此，其价值增值能力的变化也要区分是来源于上一环节的中间进口投入还是来自于自身环节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因素变化，增值能力来源的不同必然导致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不同。基于此，我们在界定价值增值能力指标时，借鉴了沈利生、王恒的做法[10]，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价值增值能力变化的驱动力假说进行一定的设定，以方便后文对产业竞争力的分析。
由公式(3)可知，在产业增加值不变的情况下，价值增值能力的提高，则意味着国内中间投入的减少，但导致国内中间投入降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1]。所以，我们可以据此做出以下假定：
第一，若价值增值能力得到提升，那么在产业增加值不变的情况下，某产业国内中间投入就必然会减少，而国内中间投入的减少若是由于国内中间投入要素本身质量的改善而导致的，并且这种改善程度足以使得产业得到有效升级，进而导致该国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地位上升，换句话说，这种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往往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由OEA向OEM、ODM再到OBM的产业升级过程中，这说明这种价值增值的潜力也是在不断攀升的。从总体来看，更是一种低国内投入，高国内产出的产业发展模式，因此，我们认为这种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是由国内投入要素驱动的，只是这种驱动是由于国内投入要素质量的大幅改善。那么，由此而导致的提升，就必然会对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正向的影响。
第二，若国内中间投入的减少是由进口中间投入要素质量提升或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我们都将其称为是由中间进口投入驱动价值增值能力提升的，那么因此而导致的价值增值的提升，就可能是一种“虚幻”的表现，反而会损害其国际竞争能力[12]。
第三，若价值增值能力下降，则说明在产业增加值不变的情况下，某产业国内中间投入比重的增加，即国内中间品采用率提升。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初期，由于生产中间产品的质量只有少数企业才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其生产的规模难以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因而跨国公司会寻求从母公司或其他国家大量进口这种中间品，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生产经验的积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以多种方式获得这种由于产业关联而产生的技术溢出，并通过“干中学”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从而改善中间品的质量，并提高了其产量，此时跨国公司就愿意实施当地采购的战略，进而节约其交易成本，提高了本土采购率。那么，在此过程中，该国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实现了一部分中间进口的国内替代，因而其价值增值能力的下降反而暗示着比较优势的强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价值增值能力的不断下降说明该产业增值潜力明显存在着困境，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升级。因此，我们也把这种价值增值能力下降归结为国内投入要素驱动，只是这种驱动是局限在低价值增值的环节，也就是说是一种高国内投入、低产出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其价值增值能力的不断下降。
由此可见，我们将价值增值能力指标如此界定，有利于计量分析各产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改变到底是由进口驱动还是国内投入驱动的，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国家层面的测算与比较研究
依据公式(4)我们测算了各国总体价值增值能力的变化，并进行了国际比较(见表3)，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点比较明显的事实：
第一，从绝对数值来看，除GDP较小的印尼和爱尔兰两国的价值增值能力在三期内均大于1外，其他国家的价值增值能力在样本期均小于1或只有一期在1左右，这是因为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部门种类更齐全，国内投入总量自然也相对较多，因而难以在数值上形成较强的单位投入增值能力的总体表现，因此，经济总量小的国家或经济体反而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取得较高的价值增值能力表现。同时，我们发现在2005年，中国价值增值能力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是最低的，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进程中，随着双边贸易额大幅增加，国内技术水平得到一定的提升，实现了一部分中间进口的国内替代，国内投入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不能仅靠低成本优势来获取发达国家的外包订单，亟须解决其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问题。
第二，从总体趋势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每一单位国内投入的增值能力存在着一种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某一企业或行业难以保持持续的增值能力，价值增值能力的不断提升是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一定垄断才能得以保证，而这通常是难以保障的，同时，由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一旦技术标准化，产品进入成熟期，来自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将不断加剧，导致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之间不得不在产品质量、花色、规格、包装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进而导致产品的利润空间不断变小，而新技术产品又有待进一步的开发，自然使得价值增值能力存在着一种下降的趋势。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印尼的价值增值能力保持着较低的上升趋势，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三国的价值增值能力则呈现大幅下降，下降幅度均在20％以上，远超发达国家10％左右的下降速度。发展中国家价值增值能力的大幅下降，一方面再一次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还不够成熟的事实，其产业还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部分中间进口的国内替代；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相对落后，则须利用其低成本优势承接诸多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工制造，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进入门槛较低，其竞争的激烈性又要远高于技术密集型环节，进而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取外包订单，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原本不大的利润空间，也就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
第四，印尼不断上升的价值增值能力反映了其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与印尼目前较为稳定的执政、较低的资产成本，以及国内积极的经济政策有关。
(二)产业层面的测算与比较研究
通过对产业层面的测算与比较研究(其具体数据在此省略)，我们发现：
第一，从绝对数值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普遍低于劳动密集型，并且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差距普遍要大于发达国家二者之间的差距，这是因为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内投入更为复杂，因而其国内投入总量较大，使其在价值增值能力的总体数值表现上不如劳动密集型行业，再考虑到发达国家由于自身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实力，产业成熟高，在产业链中往往占据着各种行业的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环节，包括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环节，更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营销渠道以及发展中国家暂时无法比拟的品牌优势，因而，其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之间价值增值能力的差距普遍要小于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差距。
第二，各国价值增值能力的变化存在着明显的行业差异。在1995-2005年间，中国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分别下降了13.64％和21.58％，处于双大幅下降的状况，而其他三个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只有一种行业大幅下降或双上升状况，如印度，尽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下降了27.12％，但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仅下降了1.28％，反映了印度近年来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巨大发展，这也说明，我国亟须对现有产业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升级，不能仅依靠成本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要努力提升我国科技水平，依托科技，提升其价值增值能力，实现产业链的顺利升级。
第三，除葡萄牙、希腊、芬兰、爱尔兰四国外，其他发达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也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以美国、日本为首的超过60％以上的发达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反而得到一定的提升，尤其在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和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这两个行业上体现的更为明显⑤。我们认为由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生产过程较为复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分工，引进新机器，不断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有可能挤占一部分原先属于发达国家的利润空间，加之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多数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以低成本优势介入到国际分工当中去，而其研发、设计等高利润环节大都被发达国家所占据，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阶段又较为简单，其较弱的学习效应必定不足以维持其长期的低成本和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因而发达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可以对该行业进行不断的转移外包，通过让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低成本竞争，而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值增值能力。
此外，我们还计算了各国或经济体分行业价值增值能力及其增长率，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报告，但通过对细分行业的国际比较发现，发达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在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和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这两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行业方面的表现较为统一，在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则显得有所区别，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尽管2005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价值增值能力与1995年相比，处于下降的趋势，但我们同时应注意到采矿挖掘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甚至木材及制品在2000年和2002年价值增值能力上升的情形，这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考虑到这些产业竞争力的逐步下降，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就说明，我国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可能是由于更多的中间进口导致，而并非由国内投入质量改善而导致，即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是由中间进口驱动。同时，我们发现发达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下降在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仪表办公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几个中高或高技术行业的表现比较明显，而这些行业在中国、印度、巴西中的价值增值能力也大都存在着不断下降的趋势，那么，这种价值增值能力下降的驱动力是一样的吗？下面，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并给出其研究答案。
四、产业竞争力的产业趋同及差异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本文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的内在联系，我们根据OECD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库，测算了各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采用的指标是显性比较优势，篇幅所限，在此不再报告，但从测算结果来看，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1995-2005年间，中国劳动密集型细分行业的产业竞争力呈现出不断下降的现象，其中，农林牧渔业、采矿挖掘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的产业竞争力下降幅度较大；而印度的采矿挖掘业和木材及制品业，印尼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巴西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以及土耳其的木材及制品的产业竞争力则有所上升⑥。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所面临的不利环境，低成本优势已不能保证我国长期的竞争优势，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某些特定行业中，实现了一定的深加工，取得了更高的产业竞争力。同时，我们应注意到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在所选四个发展中国家中，其产业竞争力均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参与国际分工并没有给这个行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相应的技术转移，在产业链上仍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彼此之间的低成本竞争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其生产陷入较为尴尬的困境。
第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细分行业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也各有差异，但由计算结果发现：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以及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这两大行业方面的产业竞争力大都有所提升。这说明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研发、设计、流通等环节的优势，对这两个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不断的生产外包转移，一方面通过让发展中国家进行低成本竞争的做法，压低其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更为专注于自身产品的研发、设计及流通环节，进而提升其产品的质量和流通速度，从而提升了该行业的竞争力，这与前文价值增值能力的多国表现相似。而农林牧渔业、采矿挖掘业和木材及制品业的产业竞争力变化在发达国家之间有升有降，但其波动幅度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相对较小。
第三，1995-2005年间，各国技术密集型细分行业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也各有差异，但由计算结果可以大致看出：仪表办公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四个高技术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产业竞争力表现中，是下降最快的几个产业，同时也是垂直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几个行业，而发展中国家在这四个行业的产业竞争力方面反而大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这四个产业的国际分工中，最有可能获得了较多的技术转移和培训，从而提升其产业竞争力。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这几个行业在发展中国家中价值增值能力的变化，金砖四国中的中国、印度、巴西在这几个高技术行业中的价值增值能力方面也基本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在这几个高技术行业，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提升了自身的技术水平，实现了部分进口替代，但因其生产仍处于低附加值阶段，导致更多的国内投入造成价值增值能力下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重要结论：(1)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水平一般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且易于获得技术转移，进而提升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的竞争力[13]，在高技术行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相反，发达国家依靠其研发、设计、流通领域的优势甚至会强化其产业竞争力；(2)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提升在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和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这两大行业方面表现的较为统一，其产业竞争力也大都有所提升，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投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外包竞争。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下降，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产品进入成熟期，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使得其成本提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获得一定的技术转移，实现了一部分国内替代，挤占了一部分原属发达国家的价值增值空间；(3)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增值能力的暂时提升更可能是由于进口投入要素质量改善或投入数量增加造成的，而印度、巴西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出现这种情形，中国出现此种情况，可能跟近年来积极引资，外资与国内企业大量的合资经营有关，其表现在食品、饮料、烟草行业尤为突出，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价值增值能力的不断下降是由高国内投入、低附加值产出驱动的；(4)中国价值增值能力存在着困境，其产业的价值增值状况甚至还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亟须解决其低附加值产出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要想走出低价值增值的困境，就必须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实现核心产品中间进口的国内替代，因此，我国就不能盲目的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同时由于外资企业是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体，那么FDI引进的质量和利用效率如何就显得尤为关键，所以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在引进FDI时，不能仅关注引进的数量，还要看引进的质量，尤其是高技术行业FDI技术引进的效果对我国相关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2)政府和企业要高度注重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和培育，加强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通过与FDI企业的交流和合作，提升企业学习吸收的能力，进而最大化地获得其技术溢出效应；(3)要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创新机制，对中小企业来说，政府更应设立专项基金来资助其研究和开发，从而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这样才能避免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要积极引导和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品牌，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这样才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避免陷入贫困式增长的困境。
注释：
①在选取样本中，剔除了俄罗斯、斯洛伐克、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南非九个国家或地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只有一年或两年期的数据，难以进行有效的趋势分析，因而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并没有包括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但在测算RCA时，包括了这些贸易大国的出口量。
②这17大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采矿挖掘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造、木材及制品、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无医药)、橡胶塑料制造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金属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仪表办公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没有包括造纸印刷业，是因为我们通过测算，无论从VS份额还是从产业增加值来看，发现其数据在2000年前后存在极大的波动，可能是统计或政策原因导致的。
③平新乔[8]认为，美国由于其经济总量大，部门种类齐全，科技水平领先，使其在垂直专业化生产中所需中间进口数量较低，因而造成其垂直专业化水平低于一般发达国家，日本可能也是如此。
④其产业的分类我们借鉴OECD关于制造业高中低技术产业的分类，将其低技术产业归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产业归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⑤该结论从各国细分行业价值增值的统计研究中得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并没有报告期具体测算的数值。
⑥据测算，在1995-2005年间，中国农林牧渔业，采矿挖掘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纺织、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的产业竞争力依次下降了55％、77.49％、48.09％和22.59％；印度的采矿挖掘业和木材及制品业分别上升了7.02％和6.12％；印尼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巴西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以及土耳其的木材及制品分别上升了72.32％、11.4％、3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