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学者笔下的严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下论文,英美论文,学者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严复以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贡献，不但长期以来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热点人物，在海外中国研究中，他也是一个引人浓厚兴趣并且受到广泛重视的历史人物。
研究中国历史的英美学者，包括华裔学者，在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新旧嬗变的历史时，很少不注意到严复的思想及其著作。被誉为代表西方中国史研究水平和动向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和民国时期4卷涉及严复者不下50外。被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作教材并多次增订再版的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全书1002页中，用5页专述严复的生平和著译。不少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名著，如李文逊的三卷本《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芮玛丽的《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最能体现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哈佛学派观点的费正清、邓嗣禹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概览》等，对严复都有所论述。一些关于人物研究的著作，如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李文逊《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思想》、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费侠莉《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等，以及90年代以来出版的新著，如严复的外曾孙女、现任贝克来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叶文心两部近著：《外来的教育：民国时期文化与政治，1919-1937年》、《地方层次的过渡：中国共产主义的文化、空间和起源》，也都有涉及严复者。当然，众多著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华兹的《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此书被认为“为〔英语世界〕研究严复奠定了基础”（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4.），是“对严复著作本身卓越的历史补充”（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29.）。它已有两种中译本问世。（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文》，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滕复等译，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在英美学者心目中，严复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翻译家”（注：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Press,2nd printing,1962.pp.213.），当然，他更是“他的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和评论家”（注：Yeh,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Harvard Univ.Press,1990.P.104.），是近代中国“第二代改革派中最引人瞩目的学者之一”（注：Dreyer,June Tenfel,China's Political System,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Macmillan Press,Ltd,1993.P.51.），与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等人并列为横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著名人物（注：Schwartz,Benjamin.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in Fairbank,John 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The Univ.of Chicago Press,1957.PP.16.）。《剑桥中国晚清史》把他和谭嗣同看作19世纪末变法运动中“两个在变法运动发展起来日益扩展、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中扮演领袖群伦的角色”，“应特别予以注意”（注：Fairbank,John K.& K.C.Liu.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Cambridge Univ.Press,1980.PP.297.）。更有作者将他和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值得提到的三个人（注：Schirokauer,Conrad.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Inc.:1991.PP.289.）由此可见，严复在中国近代史，特别在中国近代改革史上的地位，如何受到海外学者的推重。
二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来自他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中他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大英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正是据此收他入目。《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改革思想时，突出严复翻译赫胥黎关于进化与伦理学的论文，“为近代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儒学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论世变之亟》是“第一次对进步的观念作出改革派的权威性分析”（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27、506.）。
许多学者肯定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两方面都具有深厚的素养。芮玛丽特别从早期桐城派注重道德和经世的角度指出严复具有早期桐城派精神（注：Wright,Mary C.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 Univ.Press,2nd printing,1962.pp.60 ）。不过更多的人强调西方思想对严复的影响和严复的西化主张，认为“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不但给他关于西方富强的答案，而且他译介这些著作，使中国学者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及其文化价值”（注：Merson,John.The Genius that was China: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Y.;The Overlook Press,1990.P.204.）；他是一个“罕有的‘洋务专家’”，“更为难能可贵并且在他那一代人中罕有匹俦的是他对同时代的英国—欧洲文明有一种总体的看法”（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28.）；他是“一个激进的西化主张者(westernizer)”（注：Moody,Peter R、Jr.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nd Japan.CA.: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1995.P.116.）。
英美学者论述严复的思想，突出的有如下几点：
一、对富强的追求。“严复将人类历史设想为向未来民主与工业社会推进的线性发展，这个社会以富足和文明为标志；在分析发展的各个阶段时，他更多地注意当前民族在富强方面达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水平的变革任务”（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6.）。史华兹关于严复的专著就是取名《富强的追求》，以揭橥严复思想主旨。
二、对科学的崇尚。“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他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概念，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一个主要不同在于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真理和民主平等，它是西方文明的基础。（注：* 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Thought,1990～1950,Yale Univ.Press,1965.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3～4。）
三、对个人主义的尊重。虽然严复关怀国家的富强，但是他强调“欧洲式的个人主义和政治法律制度，保护有事业心的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注：Merson,John.The Genius that was China:East and Wes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Y.:The Overlook Press,1990.P.206.）。他将个人主义看作是促进先进科学和工业文明的“心力”（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4.）。
四、对自由主义的赞赏。在严复看来，中国民族的强盛系于每个人能力的发展，而每个人的能力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严复始终坚信自由主义是“国家最终达到强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112,序xx.），它是严复眼中西方价值系统中最优秀的内容，在个人行为与社会组织需求之间起互补的作用。（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5.）
五、对人民的信念。严复深信“中国的前途直接决定于人们自我转变的能力”，中国的强大是“依靠民族精神的努力而不是物质力量的推动”，“他把希望坚定不移地寄托在人民的进步与文明之上”，是“一个以民粹主义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开路先锋”（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36～337、416.）。严复将在中国民众中培养爱国的民族主义，看作是“民德”的基本内容。
一些英文著作特别注意到严复译介西方原著时所作中国的重新诠释。史华兹《中国思想史初步思考》一文谈到，严复既真正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思想方式的影响，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他将西方传统中像"nature"（自然）这样含义模糊的语词译成中国传统中同样含义模糊的“天”字；他说，读那些夹杂在严译中的按语，它们将西方概念同中国概念加以比较，或以中国经验所得出的例子说明西方概念，是十分有趣的（注：Schwartz,Benjamin.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in Fairbank,Joh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The Univ.of Chicago Press,1957.PP.26～27.）。在《富强的追求》中，史华兹详尽分析严译这一突出的特点。例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可是他却赞成斯宾塞而反对赫胥黎。赫胥黎的讲义“决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解说，而实际上是对它的抨击”，但严复却在其中十分清楚地阐明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信仰，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口号成为这个译本的中心思想”（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122,序xx.）。严复还在译文中掺入了诸如“保种”、“合群”之类的概念（注：Dikotter,Frank.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urst & o.,London,1992.P.110.）。亚当·斯密《原富》着重从个人总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公共福祉”，而严复则在其按语中表示对国家强盛更为关注（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147～148.）。《群己权界论》原书名《论自由》，译名却表明必须强调实现自由的种种限制，严复将穆勒的思想强行装入斯宾塞主义的框架，中国读者不可能从这个译本中得出关于穆勒、斯宾塞和亚当·斯密在自由问题上的区别。比起其他译作，《法意》更忠实于原著，但是严复同样不能接受孟德斯鸠静止的、自然主义的决定论，而且反对他把古希腊罗马共和政体理想化和他关于民主政体的概念。（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12～213,序xx.）此外，有的学者还指出，严复用“群学”指称斯宾塞的“社会学”，这个名词“曾被清末知识分子广泛误读，以为它是指亟需培养的‘社会群体感’”（注：Cohen,Paul.Discovering History in 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Press,1984,P.200注8。）。
必须摒弃“是中国传统主义，还是西方现代主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这是一些学者提出关于包括严复在内的晚清思想研究的方法论意见。史华兹举例说，中国传统绝非独块巨石，西方各种思想流派也难以贴上“现代西方”的统一标签，说严复早期是自由主义者，并不能使我们对他所赞同的西方思想种种不同的组成部分可以不加分析（注：Schwartz,Benjamin.The IntellectualHistory of China:Preliminary Reflections.in Fairbank,John 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The Univ.of Chicago Press,1957.PP.19、26～27.）。史氏自己在所著《严复与西方》第10章“对‘道’的沉思”中，引用严复所说“其说〔老子〕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集中探讨严复如何试图从《老子》中发现他从西方思想家那里得到关于“民主”、“科学”等概念的暗示。
三
严复不但与同时代维新派思想家有深刻的相互影响，而且对后来的思想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文明简史》的作者说：“在整个新一代改革派中有重大影响的是严复”（注：Schirokauer ,Conrad.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Inc.:1991.PP.297.）。《1839-1976年革命中国历史辞典》称严复“将西方思想介绍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从康有为到毛泽东的改良派和革命者”（注：Leung,Edwin Pak-wah.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N.Y.Greenwood Press,1992.Yan Fu（严复）词条。）。
首先是严复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复杂的思想关系。《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论述1895～1920年中国思想界的转变时写道：“也许可以这样说，他们四人中，康、谭的哲学主张深深根植于本国，相比之下，严、梁则受到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舞。”“反过来也可以说，由于康有为、谭嗣同对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深为眷恋，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而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的严复和梁启超，则表现出更多的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和世俗的观物态度。”同书另一处指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康有为和谭嗣同虽然相信科学宣布了所有现象的相对性，但是他们并不了解科学真理的定义必须由经验加以证明；而严复对科学的常识则是建立在对证明方法的信念上，他力图将归纳法原则引入中国，作为一切真理探索的可靠基础。严复是“引进科学实验哲学的先驱”（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328、341～342.）。
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思想上共通的一面和相互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严复从西方思想家那里获得对宇宙发展进化观念的信仰，他深信“西方已经顺应宇宙进化进程的巨大能量而得到发展，这个进程也必定在中国发生作用。”进化观念使康有为和严复携起手来，“尽管前者仍然使用传统的术语，而后者则运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410.）。一部梁启超研究的著作写道：严复虽然并非梁启超的密友，可是早在1896年梁便已接触到后来在他个人思想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还准备吸取严复和谭嗣同思想写作一部巨著，阐发自己对“群”的看法（注：Chang 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Harvard Univ.Press,1971.PP.171、95.）。
海外“五四”运动的研究者注意到严复的翻译对“五四”运动及其人物的影响。正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思想革命》所称，1919年以前20年间，严复译介西方功利主义、进化论和经验主义，对“五四”时期正当中年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其影响“不可估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词汇被广泛使用，几乎和中国自己原来的成语一样（注：Chow,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Harvar Univ.Press,1960,3rd printing,1967.P.294注64.）。以胡适为例，一些作者称，1910年以前胡适的思想觉醒虽然还未完全定型，但他已深受严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这为他在美国留学、接触西方思想作了充分准备。严复对培根—穆勒的简单归纳主义概念成为胡适接受杜威实验主义概念的桥梁。（注：* 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Thought,1990～1950,Yale Univ.Press,1965.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71～72。）格里德研究胡适的著作也认为，《天演论》对胡适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思想影响巨大，本世纪初年中国青年一代实际上已普遍为达尔文主义所吸引。（注：* Grieder,Jerome B.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Harvard Univ.Press,1970.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27～29。）
此外，还要看到严复对近代中国一些佛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一部1990年出版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提到著名的太虚法师曾经阅读严复和康、梁等人的著作，最后可能通过《天义报》或《新世纪》而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和吴稚晖都读过严复的著作和他参加编辑的改革派杂志。吴稚晖认为儒学不应成为中国的国教，他赞同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因为它们没有宗教信仰，这一点也许正表明他曾受严复的影响。（注：Zarrow,Peter.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Columbia Univ.Press,1990.PP.25、49、67、69～70）.
严复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著作提到了毛泽东。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1919年前后的政治信仰主要来自严复、梁启超和毛的老师杨昌济等“中国自由派”（注：Schram,Stuart.Mao Tse-tung.Penguin Books,rev.ed.,1967.PP.5～6.）。他分析毛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如果说有一种可以辨识得出的哲学倾向，那么它既不属于马克思，也不属于克鲁泡特金，而是来自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传入并且变了质的西方自由主义观念”，严复便是这些学者之一。他甚至指出，在《民众大联合》等文章中，毛泽东“表明他自己是严复的真正信徒”（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797、799.）。叶文心关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的研究，论及施存统所受严复影响时说，1919年施存统和他的浙江第一师范朋友组织“新生社”，他们阅读《新青年》和严复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章和他翻译的穆勒《群己权界论》，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了解，极有可能是由于严复翻译《天演论》所起中介的作用。（注：Yeh,Wen-hsin.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78、339.）
由此可见，严复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过如果将他同梁启超加以比较，他便不免相形见绌。如李文森所说，“严复的著作虽然被广泛阅读，但是由于他的文风过于古老典雅，在青年人中间，他不像梁启超那样有影响”（注：Levenson,Joseph R.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London:Thomas and Hudson,1953,2nd ed.1959.P.82.）。还有作者讨论文学大众化时说，严复虽然赞成小说的教育作用，但是他拒绝同“大众趣味”妥协，行文用典雅文言广征博引，“在大众化方面，严复的贡献比梁启超更为有限”（注：Fairbank,John K.1983前引书.P.456;参阅Bodde,Derk.Chinese Thought,Society and Science: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Pre-Modern China.Univ.of Hawaii Press,1991.P.239注11.）。
四
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10年左右的时间倡导学习西方，主张变革图存，在反对儒学保守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禁锢方面起过有益的历史作用，这已成为许多严复研究者的共识。但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他的政治思想应如何评判，英美学者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1839-1976年革命中国历史辞典》的编著者认为，严复前后思想并不一贯（注：Leung,Edwin Pak-wah.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839～1976.N.Y.Greenwood Press,1992.Yan Fu（严复）词条。）。《大英百科全书》“严复”词条明确写道，“1911年革命以后他反对中国实行共和，支持袁世凯试图恢复专制制度。严复在他晚年摈弃了早先关于西方思想的立场而日益转向儒学和中国古代文化”（注：Encyclopeadia Britannica.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98.Yan Fu（严复）词条。）。《中国对西方的回应》的编者说，严复和辜鸿铭“也许是中国最精通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个学者，两人“起初都崇慕西方，但到晚年都变成了保守派，鄙视西方文明，尊奉本国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显然有三种思潮，严复代表了第一种思潮，他“对于中国采用西方制度的理想破灭而转归传统，从而失去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第二种是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种是以深信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胡适为代表（注：Teng,Ssu-yu & J.K.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4th pr.,1972.PP.149、251～252.）。不少学者对此都持相似的看法，认为19世纪末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越来越多，使严复对西方文明的乐观看法动摇。严复深信进化不可以力迫之，根据当时民众的文明程度和中国的发展水平，实行民主共和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注：Fairbank.John K.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12,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1,Cambridge Univ.Press,1983.PP.419.）。严复晚年提倡复古运动，既有当时的客观环境影响，也有他自己的思想认识问题。
《富强的追求：严复与西方》的作者与上述看法不完全相同。他也不同意中国学者周振甫关于严复晚年从“全盘西化主张者”逐步退化为“反动的传统主义者”和王栻的“辛亥革命后严复走上反动的道路”的看法。他认为虽然断言严复在最后10年“摒弃西化、回到传统”有某些理由，但是他的“内在的思想实质是前后一致的”，他晚年保守的政治偏向在其早期论文中已可觉察到，不过不应把这种保守主义等同于“向传统倒退”。虽然作者承认，“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但他是否已经重新皈依孔孟“德治”的信仰，却极值得怀疑”。作者认为，“在中国文化领域，严复最信奉的，可能依然是过去所信仰的老庄神秘主义倾向”（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18.序xx.）。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此书中专门以上文所说“对‘道’的沉思”一章的篇幅，讨论严复晚年的思想。
史华兹也用这种神秘主义的倾向解释严复早年沾染鸦片瘾的原因。他说，“鸦片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严复思想观念中清静无为的神秘的性格倾向，正如我们将看到，这种性格倾向的积极一面是他对富强的信念”（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35～236,序xx.）。史景迁同意史华兹的说法，不过他更认为鸦片是中国人逃避现实的替代物，1842年以后的情况令人更加沮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严复这样著名的西方政治理论翻译家会成为一个鸦片瘾”（注：Spence,Jonathan D.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W.W.Northon & Co.,1992.P.229～230.）。
至于严复同袁世凯的关系，除前引《大英百科全书》说他支持袁恢复帝制外，有人认为“袁世凯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他又成为袁的政治法律顾问。他曾多少被迫支持过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注：Chow,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Harvar Univ.Press,1960,3rd printing,1967.P.294注64。）。有人则认为严复列名筹安会，是违反其意愿的。（注：Hsu,Immanuel C.Y.The Rise of Modern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4th,pr.,1975.P.581.）史华兹也持后一观点，并且作了详尽的论证分析，认为袁世凯曾企图罗致严复为幕僚，为严所拒绝。严复作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是别人盗用了他的名字，他并没有真正同意人们利用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利用，是特殊压力的结果”（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31,序xx.）
英美学者有关严复的论述，谨就个人阅读所及，试作以上挂一漏万的绍介。其中有的是专门研究严复的论著，有的则是其他专题著作或通史而涉及严复者。严复的孙女、台湾著名作家华严在《吾祖严复的一生》文末写道：关于严氏研究，“国外（如欧美、日本）学者专家的论文著作也时有所见，对还老人家以应得的历史地位，虽仍有一截距离，是日见接近了”（注：[台北]财团法人大同文化基金会出版，页23。）。路易斯·哈茨在《严复与西方》的序中说到，外国评论家通过自己母国文化提供的对照，对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有清晰的了解，“西方的西方思想评论家告诉我们许多我们自己已知的东西，而严复却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注：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Harvard Univ.Press,1964.序 xx,PP.214、215、225,序xx.）。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英美学者——这些外国评论家从遥远的地方研究严复，同样使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国家这位著名的近代历史人物有更多的认识呢？
（有*者引文页码系中译本。部分引文使用或参考已有的中译本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