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理论主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主干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国外的实践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主干进行了清理，这一主干包括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葛兰西、青年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柯尔施、施密特，南斯拉夫“实践派”及捷克的科西克等人的实践哲学思想。中期的本世纪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如东德的柯辛“一体化教科书”和赛迪尔的“实践中心论”思想。最后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的芝田进午、岩崎允胤等人的新体系及广松涉的实践“关系本体论”。本文作者力图通过总括性地梳理，为我们勾勒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一系的沿革、传承和重点关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
进入80年代后半期，实践唯物主义突然成为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理论热点。众所周知，“实践”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逻辑范畴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认识论中溢出，在当代重新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20年代的卢卡奇、葛兰西）开始，经过50—60年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实践派”和东德柯辛的“一体化教科书”，又中转于7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才达及一个明确的“新体系化”的理论指归。而中国当代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一方面当然受到了这种先在逻辑运演的隐性制约，但更主要的却是对我们自己改革开放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层面理论讨论的一次大总结。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寻求整体变革的一次新的重大尝试。1988年底以降，这场讨论现在已基本完成了一般外在结论和理论原则的论争，进入专题和深层逻辑统一性的建构。这也是较为艰难的一步。由此，今天能在实践唯物主义深入讨论中继续发言的人数实际上大为减少。其实，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研讨的深入，其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表现为我们对前一阶段各方面理论讨论的全面自省。依我们所见，这包括传统理论逻辑本身的自省，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及新的理论建构与现实的接轨。在此，本文主要梳理一下这一讨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进程中，讨论实践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理论主线。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哲学
众所周知，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直到后来斯大林式的苏联哲学教科书那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整体逻辑地位被大大忽视了。实践仅仅被规定为一个与认识相对应的范畴，限定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客观地说，实践问题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新界说，是在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始的。
在本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研究中，首先重新研究实践问题的是葛兰西、青年卢卡奇和柯尔施。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称之为“实践哲学”。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实践哲学”是拉布里奥拉于本世纪初，第一次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是切什考夫斯基那里，转引进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1〕从表面上看， 身陷囹圄的葛兰西是为了避开意大利法西斯的检查，但从其整个理论表述来看，我们又可以发现某种内在的理论逻辑意向。这种意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落脚点。他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和从科学到行动”两个阶段〔2〕。从工人运动的实践过程来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要的是强调它的现实变革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创造性变革的实践哲学。二是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既超越唯心主义，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既反对离开主体的实体中心，也反对唯我论的主观妄想，实践哲学是一种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历史哲学和人道主义。
与葛兰西的观点相近，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功能。作为一种科学学说，它的本质特征是实践总体性，正是这一原则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所以，在该书中他批评了恩格斯将实践理解为工业和实验是偏狭的，因为这样，就会使实践变成一个实证的规定，使人们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革命性实践功能。几乎同时，柯尔施也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实证的理论，而是一种以社会革命实践为基本的逻辑的“主体—客体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注重“历史具体性”的批判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对现存世界的思辨的赞赏，而是积极的转变（实践的转变）”。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研究无产阶级改造现存旧世界的革命实践理论，即使真正创造这个世界的社会历史主体——无产阶级与社会客体重新统一起来的历史辩证法。因此，他不同意恩格斯那种离开了社会实践的自然辩证法，也批评列宁没有突出实践能动方面的“反映论”。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哲学探索中，实践范畴被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规定突显出来。一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践功能，二是通过实践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能动本质。在此时，主体性是暗含在实践的创造性之中的。但30年代以后，新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罗姆、列菲弗尔等）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直接举起了人本主义的旗帜。所以，实践就成了人学主体的本质。再后来，步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萨特，在存在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干脆营造了一个所谓的“实践人学辩证法”。在他那里，社会历史是由实践构成的，而实践则又是指个人生存活动。这样，在社会层面上，历史不过是一种基于个体生存活动的实践“总体化”过程了。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关于实践问题的研究水平最高点是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施密特。在他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实践被比较准确地定位在马克思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用马克思早期著作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提出要以马克思的成熟科学论著为基础的正确立场。施密特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化的失误，在他看来，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人学本体论）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思想革命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并不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从“精神”到“物质”，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基本方法的革命。马克思不再关心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哲学命题，而是在实践的社会历史具体发展中，去观察先于人而存在的自然界，观察每一个具体存在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施米特的问题是，没有指认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异质性。
本世纪50年代在前东欧出现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学思潮在东欧哲学界最初思想波动的产物。在实践的哲学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从根本上看，“实践派”的思路是从人本主义的逻辑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他们在自己哲学中所推崇的“实践”， 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先验类本质——理想化劳动的另一种说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是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弗罗姆等人本学家提出来的口号）。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基本特征是他所具有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外部的对象虽然先于我们而存在，但我们却只能在我们的实践经验中才可能认识它们。除去南斯拉夫“实践派”，在实践问题研究上颇具特点的还有捷克的科西克。在他著名的《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科西克提出了具体的总体性，他认为具体总体性的就是实践。但是，实践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解释的那样，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也不是某种与认识论一致的行动范畴，或是人操作、处置人与物的技术。实践是人的存在领域，“它是人的客观化和对自然的掌握，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实践也是人的朝着现实性和存在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是“存在的和哲学的实践”。很显然，这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实践哲学。
二、前东德的“柯辛教科书”与赛迪尔的“实践中心论”
在本世纪60年代，在前东德哲学理论界发生过一场十分重要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前期线索是1961—1964年的“实践论争”。由《德意志哲学杂志》发起的这场讨论，是以格·克劳斯和德·维蒂希执笔的《关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的若干问题》〔3〕 开始的。作者提出实践范畴应包括理论活动。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感性活动”和“对象化的物质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性和针对性。物质生产活动只是基本的实践形式，其上还耸立着所有形式的“金字塔式的实践阶层结构”。其中最上层则是所谓“能动的理论活动”。这样，实践作“就是成为认识的直接基础、直接目标、直接的真理性标准的那种一切物质的以及观念的活动”。作者的论点自然受到了批评。从直接的理论研讨上看，由于讨论的前提就是将实践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内，加上论文作者显见的失误，所以这次讨论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进展，但也正是在这次讨论中，人们开始重新重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实践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作用是什么？实践是否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如果不是，那么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真实地位是什么？
1964年7月， 柯辛在《德意志哲学杂志》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叙述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职能》两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结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今天“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的种种新课题面前，我们必须“批判性地探讨自身的地位”，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结构。他批评了斯大林式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做法，直接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新的发展。我们注意到，柯辛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革命新的现实，他是要求原有的哲学体系发生新变化。这与后来的赛迪尔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两年后，赛迪尔发表论文《人对于现实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4〕。在该文中他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历史唯物主义落后”了。他批评传统研究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破坏了二者的统一性。辩证法被限定在自然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成了自然哲学。再从这种“客体式”的视角去描述历史唯物主义，则出现了一种“片面的、纯客观的、几乎不反映主体性的”哲学历史观。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严重地忽视了实践，没有阐明“人的行动的意义”。赛迪尔认为，传统体系受到了“斯宾诺莎主义”（实体）的影响。其理论出发点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自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出发点”既不是实体，也不是自我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对象的活动，是劳动、社会实践。实践不仅处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地位，而且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
也请大家注意的是，赛迪尔的理论出发点不是从外部的新情况出发（如柯辛），而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内部逻辑开始其理论反思的。当然不能否认，赛迪尔的观点很可能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影响，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内部提出问题的，而且他也不简单赞同从实践走向人本主义（“实践派”）。
在当时，赛迪尔的论文立即受到了严厉地批评。G·海尔茨贝尔、 H·雷曼、V·威娄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驳赛迪尔。他被指认为是否定了客观辩证法的卢卡奇式（主客体辩证法）的“修正主义”。因为从实践出发，可以走向唯物主义，也能引发唯心主义。海尔茨贝尔还批评他的错误是“唯物史观主义”。为此，赛迪尔于1967年10月发表《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声明他的“实践中心论”正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地正确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之基础上的。“在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前提下，劳动、社会实践才构成‘思维和存在’的总体关系”。
1967年，柯辛主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一书。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次试图摆脱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新哲学体系，在该书中，作者第一次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同体建构，它打破了传统哲学教科书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列为两大板块结构的样式，将二者接合的新体系命名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具体看来，新体系分为六部：第一部“现代的哲学”，这是绪论部分。其中没有什么变动。第二部是“世界统一物质”。其中变动和新质点是第三章“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根本流派”的第一节第一目，其题为“实践与哲学基本问题”；再就是第四章“物质和世界的统一性”，在第二节后移来了原来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类的自然和社会生活过程”、“生产力”、“生产关系”三节，其中第二节中突出了劳动的重要地位。第三部是世界的规律性。第五章“客观存在的多样性”中，第三节成了“社会的结构形态”，第七节为“规律、社会规律与自觉运用”。第四部是“世界的发展”。在第十章第三节插入了“社会生活的矛盾——历史过程的动力”。第五部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其中没有变化。最后一部是“现代社会形态和精神生活的改造”，其中主要是世界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问题。
按柯辛自己的话说，这一体系没有实现他的编写意图，最后只是某种妥协的产物。从总体上看，这一新体系除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接合以外，其主要内容仍然是传统教科书内容的位移。令我们感兴趣的只有其中很少的一些内容。这主要是对人与实践问题的理论界定。在这本书中，作者指出，“本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把人类和人类活动、社会生活过程作为出发点和中心点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离开人类社会生活这一根本点的。这是对传统教科书的批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是同体的。进一步，作者将人对世界的关系评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处于对世界的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在革命实践中如何变革自己周围世界和他们自身”。而由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受历史制约的，它的最根本的关系就是“实践＝对象的关系”。所以，“只有实践的活动才给我们介绍一切科学的各种对象，才给我们介绍哲学的对象”。这样，实践自然就将要成为一个重要的超出原来认识论范围的基本范畴了。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实践定义为“不过是人类社会，也就是物质最高运动形态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并且作者提出，比之于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性”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及实践所作的唯物主义的理解”。因此，实践被提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认识了，物质、意识与实践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最根本的范畴。物质是前提，而意识只是在实践（劳动）的媒介下才可能发生发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柯辛于1969年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的哲学的根本问题》一文，除去阐明新体系的要义以外，专门批评了赛迪尔将实践作为凌驾于物质与意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心范畴。很显然，柯辛是不同意以实践为中心去重新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且，事实上东德哲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即使是新体系的目的也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体化和在体系框架内重新突出实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没有打算直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顺便提一句，就是这样一本书，1970年在前苏联的压力下被前东德当局禁发。
三、日本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化研究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是关于东德“哲学体系讨论”的讨论和延伸。开始只是对这一讨论的肯定与否定，后来逐步形成自己有特色的理论观点和论著。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东德讨论的意义是体系变革，而方向正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日本哲学家对东德新体系的称谓。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特别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论争，始终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关住的焦点之一。
首先，由芝田进午编译了《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青木书屋，1970年版）一书，较详尽地介绍了东德的讨论情况。其中收入了东德哲学家关于体系变革讨论的主要文章。以后他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对东德的讨论进行了评述。似乎，芝田进午是第一位注意并引发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东德体系研究进行探讨的学者。后来很多的日本哲学家介入了这场讨论。
在一段时间里，日本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具一定力度的评论。在肯定的方面，他们认为东德哲学家看到了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解决是受到社会历史（实践）制约的，突现了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同时，将原来的哲学体系建构成一个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结构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原意的。不足的方面，虽然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但没有完成实践唯物主义与自然史的唯物主义的统一，即没有将自然、社会、思维三者在自然史过程的尺度上作统一的理解；虽然突出了实践，但又将实践放到第五部分认识论中界定，失去了逻辑上的谐调性，并且只是在这里才提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因而没完成对青年卢卡奇唯物史观主义的批判；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三者同一的原则没有很好贯彻；用大量篇幅论说系统结构问题（整个第三部，计148页），有科学系统论的简单移植倾向；实践仅仅归结构到物质生产，忽略了实践本身的动态和当代主导结构（如科学与艺术实践）；对意识作了“社会意识化”的理解，认识论被等同于意识形态。
在此之后， 岩崎允胤先是与宫原将平合著了《科学认识论》（1976）一书。他们力图在认识论研究中吸取上述讨论的成果，即把“认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 〔5〕。在该书的第一章中， 他们明确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之创立，是由于他们“对劳动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6〕！ “唯物主义的理解”界分了他们与那些人本学实践哲学的界线。不久，岩崎允胤又主编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与视角》（汐文社，1979年版）。而芝田进午出版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青本书屋，1987年版）一书，这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己的第一本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专著。在这本书中，芝田进午实际上总结了上述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东德讨论的讨论成果，建立了一个以自然（物质）为始元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他明确反对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唯物史观主义”（社会实践本体论）的理解。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始起点为自然（物质），而不是实践。只是自然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人的劳动生产（实践），自然才转化为“人的自然”，产生了人对对象世界的意识。对于人类主体的认知视界来说，离开了实践，是无法言说对象世界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中心范畴，仅此而已。所以，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以自然物质为始元的实践唯物主义。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结构上，第一层面是以反映一般自然史（自然、社会、认识）对象意义上普遍规律的“唯物辩证法”（或自然辩证法）；第二层面是反映自然史特殊阶段的人化自然即社会史（实践转换）发展规律的“社会辩证法”；第三层面是反映自然史个别阶段即人化自然这个阶段发展规律的“思维辩证法”（或认识论）。这是一个一般、特殊和个别相统一的反映自然史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芝田进午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体系出现之后，立即受到一些日本哲学家的批评和支持。这以后，围绕实践唯物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方向问题，以芝田进午、岩崎允胤、岛田丰在、佐藤和夫为肯定方，以森信诚、近藤良树、向井俊彦、北村实等为否定方，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争论。
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处于讨论之外的广松涉。1994年刚刚去世的广松涉是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位十分重要的哲学家。他也是在苏东剧变以后，在日本学界仍然（“唯一”）言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7〕 他以研究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第一章手稿的文献版而著名。在这场讨论前期。他是唯一肯定赛迪尔观点，并进而从实践唯物主义向前走，提出了自己理解马克思哲学视界的“关系本体论”和“事件本体论”的哲学家。
广松涉显然赞成实践唯物主义，但他的研究方法不是在体系上一般性地辩说，而是采取了一种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的方式。早在1971年，广松涉出版了《青年马克思》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以近期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为据，在一种新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中重新界说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逻辑线索。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1845年“分界说”。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突现的标志。尤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第一章为要。也因此，广松涉于1974年6 月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一书。在苏联东德1965年新译手稿的基础上，以文献学的考证框架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时的真实心态和基本过程。这一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也是在这一研究中，广松涉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特意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但确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这就是以实践为核心的“关系本体论”（或称“关系主义”Telationism）。他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中，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不是第一性的，关系才是在逻辑上基始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成熟论著中并不使用“主观——客观”这一对范畴，而是确立超二者的“实践主体间性”。实践消除了主客体的对立，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的本质也是我对我环境的关系。马克思通常在人们看到物象（实体）的地方，重新看到背后的社会关系（如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关系的物化）。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实践关系本体论，却被考茨基以后的苏联哲学教科书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分裂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辩证唯物主义被确立为“第一哲学”，它在自然界的应用是自然辩证法，它在历史领域的应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广松涉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背离。他并不赞成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体系化和逻辑本体化做法。
依他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重大的哲学变革中，从来没有特意建构一个哲学体系，但他们的确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视界。在马克思最初的哲学原像中，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人类实体和唯心主义的观念实体都不再被视为是第一性的，而实践（＝关系）是第一性的。哲学的对象此时被根本改变了，原来那种旧唯物主义直观的思想化的自然物质或抽象的人都不再是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已经是实践之上的“历史的生活世界”。但广松涉的关系第一性是一个十分含混的命题。
当然，广松涉强调实践的本体地位并不是象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和日本的主体唯物主义者那样是为了确证主体性，而是要突现一种新的关系本体论。这也就是说，广松涉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谛是一种从实体本位论向关系本体论的转变，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决定性地超越了近代哲学“主—客”定式。实践是现实的关系，在新世界观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实践上扬弃和统一主观性与客观……等等二元对立的”〔8〕。 “马克思恩格斯自我批判性地扬弃了‘实体＝主体’这一自我外化和获得自我的‘异化论’结构，与这种转变相一致，他们决定性地超越了立足于近代哲学之上的‘主观—客观’图式的地平本身，直至提出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新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的新地平’”。这里的核心范式就是作为人类生存实践基础的物质生产。正是生产（“产业”），这一对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中，才形成了历史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历史。请注意，广松涉认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本体就是关系（相当于海德格尔的“亲在”）。在马克思的科学文本中，他总是把人们通常看作是实体的东西（相当于海德格尔的“在者”），重新彰现为“关系”。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象，而是为物象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任何实体都不能离开关系而存在。物质实体、“自然首先是以与生存实践的关心相适应的表相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道具性的在者”。而社会生活也就是实践关系中的“历史的生活世界”，即所谓“在世之在”。广松涉认为，与海德格尔一样，马克思就是要超越个人与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模写与构成论的二元对立。〔9〕这就难怪日本学者要批评他是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了。〔10〕在这一点上，他还自称受到现代物理学的启迪。〔11〕
在广松涉的进一步理论匡正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既不是客观物质性也不是实践的主体性，而是所谓作为社会存在关系性本体的“主体间性”。广松涉说，在马克思那里，生产首先是一种对象化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主体在自然的历史的各种条件制约下，通过“被投的抛入”性生产（匮乏性引起的被迫劳动），存在于自然的历史化创造之中。但是生产同时还是一种“共同主体性的对象性活动”。是分工性的共同劳动，是与同时代的人及以前人们共同进行的活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间性了。〔12〕以他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本质就是对这种主体间性的自觉。甚至，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论著中很少用“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因为这对概念本身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构架的基本规定。在科学的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尽可能地去克服旧哲学的二元模式，而确证科学实践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间性。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就是一种关系本体逻辑。马克思从来不是主张主观对客观的简单直观，而是说：“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基于实践关系上的认同主体间性的科学认识论！在此，我们再一次能感到广松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所谓“现代性”。
广松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逻辑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较深的层面。当然，在他的哲学思路中也可以看到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现象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影响。
注释：
〔1〕施密特：《历史与结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注2。
〔2〕葛兰西：《狱中札记》，第66页。
〔3〕《德意志哲学杂志》1961年1月号。
〔4〕《德意志哲学杂志》1966年10月号。
〔5〕〔6〕岩崎允胤、宫原将平：《科学认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页；第1章第1节第2目。
〔7〕《当代日本哲学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版，第2页（序言）。
〔8〕广松涉：《物化论的构图》，第38页。
〔9〕广松涉：《“现代超越”论》，朝日出版社1975年版， 第249—250页。
〔10〕参见鲹坂真：《现代的思想状况和马克思》， 《前卫》1983年1月号。
〔11〕广松涉：《存在与意义》第1卷，岩波书店1982年版， 序言第6页。
〔12〕广松涉：《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论》，论创社1982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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