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开发与东部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西部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1)01-0003-07
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带动”是中国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世界经济网络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外向带动对于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中国东部地区在实施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带动的同时，将西部开发纳入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之中，就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课题。而解构这一课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加速实现中国东部地区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结构跃迁。
一、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构造：大国模型
外向带动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其本意是指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利用世界市场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可以适用于一国经济的整体，也可适用于一国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地区。本文研究的则是这种地区性外向带动发展战略。不过，在地区经济的层面上，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内涵，将因各国规模或经济空间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换言之，虽然国度的大小是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一个给定的“外生变量”，但正是这一外生变量使得地区经济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呈现出迥异的结构特征。
按照经济学的划分标准，“大国经济”与“经济大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指国度的大小或国家规模，后者反映的则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实力，二者之间存在着多种组合关系（见表1）。表1中的“经济大国”也称“经济强国”，表示一国不仅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高，而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过，由表1可见，经济大国与一国国度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一个国度较小的国家，同样可以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或经济大国（如AⅡ型国家）。而“大国经济”概念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也无直接关系，它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的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它所反映的只是一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较大，以及人口众多等特性，表明该国能够产出较大的经济总量。但如果该国要素生产效率低下和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则按总人口平均的人均国民收入将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经济便表现为一种不发达的经济体系，或称“经济小国”（如BⅠ型国家）。可见，国度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经济的强弱。按照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中国属于BⅠ型国家范畴（注：AⅠ型国家也属于大国经济范畴，但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说的“大国经济”均指BⅠ型国家。）。然而，指得指出的是，同是经济小国，作为大国的“经济小国”即BⅠ型国家，与作为小国的“经济小国”即BⅡ型国家，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局限于两类国家经济的总量规模或GNP的绝对数存在着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开放经济体系出发，二者的外向带动发展战略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构特征。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BⅠ型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
表1 国家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不同组合
首先，同经济大国相比，经济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下，是经济小国的共同经济特征。但BⅠ型与BⅡ型国家相比，二者的经济总量规模却有着显著差异。虽然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到这两类经济小国的国内均衡，因而，可以假定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均衡点处于同一位置；但经济总量规模的不同，却影响着经济体系的外部均衡。这是因为对于小国经济来说，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不过是一个外生变量，其贸易活动对国际市场不会产生影响作用；而对于一个开放的大国经济来说，尽管其人均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其贸易品总量规模大，即贸易品在国际贸易总额中的份额较大，从而使得价格变成一个内生变量。从这意义上说，BⅠ型大国经济同BⅡ型小国经济一样，能够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所不同的是，当生产贸易品的要素价格出现国际均等化时，小国经济的国际分工便达于临界点；而大国经济则可以通过开发与调动其他地区的资源或要素，持续维持和不断扩大其比较经济优势。由此我们不难得到的结论是，大国经济条件下的专业化生产优势具有比小国经济更强的延展能力，而这种延展能力又是以其内部地区经济资源重新配置为前提的。因此，大国经济的外部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部地区经济的调整与变化；地区经济开放度的提高，有赖于通过对其他地区的深度开发来架构新的支撑体系。这一点恰恰是标准经济学理论模型所忽视的。
其次，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BⅠ型大国经济的又一重要特征。标准经济学对于大国经济模型的分析，隐含着一个假定的前提，即大国内部各地区不仅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匀质性。但实际上，大国内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模式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这种非均衡发展格局的形成，同大国经济地域辽阔的自然属性直接相关。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初期，受经济开发能力的约束，一国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越广阔，其“极化效应”也就越强烈。但这种非均衡增长格局对于大国经济发展却有着重要意义：它表明该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大量潜在市场机会。这种潜在的市场机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则表现为使产业成长期延长、衰退期后移。而且，BⅠ型国家由于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因而，生产模式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比BⅡ型国家更为显著。各地区之间在生产模式上的差异，一方面说明各地区生产发展主要是受区域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各地区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不同生产模式在地区之间的相互转移和相互衔接，是支撑各产业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这种基于地区差异而形成的产业和市场扩张优势，不仅是BⅡ型国家所缺乏的，甚至也是AⅡ型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同BⅠ型国家相比照，BⅡ型和AⅡ型国家的产业成长和产业扩张更依赖于国际市场。
再次，作为开放经济体系的大国经济的区际差异，其外部效应的另一特征在于为矫正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路径提供条件。由于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经济实力以及贫富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在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条件下，国际分工基本上是按照垂直与水平两条路径展开的。应当指出的是，这两类分工给参与分工的主体所带来的收益是不同的：水平型分工有利于消除国家间不对称的依附关系，而落后国家在垂直型分工过程中的收益不仅有限，而且大多属于短期收益。然而，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前提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大体接近，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因此，对于BⅡ型这种落后的小国经济来说，除了在落后国家之间形成极其有限的水平型分工以外，主要是进入垂直分工体系。与之不同的是，BⅠ型国家所存在的地区经济差异则为改变落后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即利用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分别进入不同的分工体系，形成包括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在内的混合型分工体系，并逐步扩大在水平分工体系中的市场份额。
最后，还应当看到，经典经济理论通常是以市场的完全性为假定前提的。但从实证的观点看，分工的不完全性以及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常态。除了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外，边际成本递增也将导致国际分工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垄断势力以及内部化收益，又导致市场的不完全性。在不完全分工和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细化国内分工，地区之间相互开放市场，就成为一国发展市场经济、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同小国经济相比，大国经济在培育国内分工体系和国内市场方面拥有天然优势。大国不同地区之间分工体系的完善，是消除世界范围内不完全分工和不完全市场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
在我们的分析中，一国地区经济差异并不是被当作该国经济发展的阻滞因素，相反，而是被看成AⅡ型和BⅡ型小国所不具备的可供转化的特殊经济资源。而要使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本”或“代价”转化成资源开发的收益，基本条件之一在于按照开放型大国经济模型的特点，建立与完善地区经济联动机制，特别是地区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结构优化。在中国，这种结构优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外向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重新架构其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在以上的分析中，已经隐含着一个基本思路，即在地区经济层面上，“外向带动”实际上是由两大经济图构成的：一是由国内其他地区所构成的“域外经济圈”，二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国外经济圈”。地区经济面临的双层经济圈，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一种特殊的“资源优势”。为了调动和利用这种特殊经济资源，必须在这两大经济圈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即建立“双圈联动”的经济机制。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地区都是其他地区“域外经济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因此，东部地区的“域外经济圈”将被简化为西部地区。
二、“双圈联动”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
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双圈构造作为大国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反映的是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需求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意义，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结构的提出已经触及到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深层次内核，并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性因素。
1.域外经济圈与国外经济圈不仅在分工关系和运行方式上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区别，同时两大经济圈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功能也是各不相同的。国外经济圈作为“外需”的载体，是利用国外经济资源和世界市场的通道，占领一定份额的国外市场，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而域外经济圈作为“内需”市场的载体，是发展区际分工协作关系的基础，区际分工发育程度不仅影响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协调性。因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关系。然而，域外经济圈与国外经济圈作为地区经济外向扩展的市场，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联动关系。实现域外经济圈与国外经济圈的“双圈联动”，是获得两大经济圈整合收益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说，中国东部地区不仅要抓住西部开发的历史机遇，进一步调整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构造及其运行方式，而且必须将对外开放与西部开发整合为同一过程，实现双圈联动。我们认为，双圈联动型外向带动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拓宽东西部经济协作的通道，加速西部经济开发，而且也有利于为东部地区创设多层次外向经济空间，并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新的支撑。
2.双圈联动型外向带动发展战略是获取规模经济收益的有效途径。中国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要素生产率上升率得以大幅度提高，资本积累已达到相当规模。一般说来，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厂商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并导致技术进步的加快。然而，规模收益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定的前提，即市场需求总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增加。因此，扩大市场规模是资本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获取规模经济收益的必要条件。而加速对西部地区市场的开拓，对于东部地区获取规模经济收益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当指出的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均国民收入相对低下且增长缓慢，潜在市场需求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得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缺乏规模经济支撑。我们提出双圈联动型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其宗旨并不单纯表现为使西部开发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机制，同时，还包括促使东部地区通过结构调整和进一步提高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为西部产业发展“腾出”市场空间，以便使东西部地区都能从中获取规模经济收益。
3.以西部开发为契机，推动东部地区引资结构调整，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是双圈联动型外向带动战略的基本涵义之一。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中国东部地区大规模地引进外资，而且，直到90年代末，全国引进外资总额的90%以上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形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聚集刚性。然而，从外资的产业分布状况来看，却表现出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倾向。这种产业倾向意味着中国东部地区仍然停留在按垂直分工路径参与国际分工的阶段。因此，充分利用西部开发的历史机遇，加快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项目的西部转移，不仅有利于为东部地区引资结构的调整拓宽道路，而且也有利于增大中国在水平型国际分工中的应有份额。同时，由于东部地区资本过度集中，生产的边际成本趋于上升，致使中国大部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逐步消失，这是导致中国外贸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推动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
4.双圈联动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对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宏观经济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东部地区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实现地区经济起飞，不过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阶段性目标。而能否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扩张，最终实现地区经济的均衡增长，则是衡量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宏观经济绩效的重要标准。双圈联动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特征之一，是在东部地区保持其经济发展高度外向性或国际化的同时，提高东西部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和融合性。这种互补性和融合性程度的提高，既有利于带动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市场扩张，有利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结构升级，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总体绩效。由此可见，只有在双圈联动的条件下，才能避免西部开发过程中拆“东墙”补“西墙”的“零和博弈”，而产生对东部、西部以及全国经济发展的“三赢效应”。
应当看到的是，全球化作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必将引起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战略重组，这为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得国际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特别是中国正积极准备加入WTO，市场准入度将进一步提高。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东部地区必须积极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在加强东西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以便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规模上参与国际分工，化解经济全球化的的风险，并最大限度地分享其收益。
三、双圈联动的战略路径：有效核心优势的培育
东部地区实施双圈联动的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就是要在不断提高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过程中，将国内市场开拓、特别是西部开发提高到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实现东西部地区经济的高度融合，国内各地区经济的高度融合性，直至消除地区经济差距，这是架构地区经济多层次和高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前提条件，更是保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最终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地区经济的高度融合作为双圈联动战略的现实基础，其实现方式是由经济体制给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地区经济的融合表现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封闭条件下统一安排的产物。始于7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正在由封闭的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外向化进程，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和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市场机制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竞争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节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意味着面向国际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接受市场信号导向，是中国现阶段西部开发的根本特征和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国现阶段西部开发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最主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意味着东部外向带动发展战略调整和西部开发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约束条件，也意味着结构调整和经济开发的途径和手段将发生相应转变，即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开发由计划型开发模式转向市场型开发模式、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
对于一个开放式、市场型的区域经济开发模型来说，各地区在国民经济乃至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市场竞争优势来决定的。在市场竞争优势的导向下，生产要素不断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地区流动，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地区必然形成对高素质、短缺性生产要素的刚性聚集效应。经济学界习惯于将这种对优质生产要素具有“吸纳”效应的市场竞争优势界定为“比较优势”。问题在于，在大国经济模型中，一方面，由于区域具有多元性特性，因而不排除某些区域之间出现“比较优势”重迭的可能性，由此导致比较优势的过剩；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地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是无效的，从而只能被处于闲置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的联动都将陷入困境。我们认为，区域经济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培育自身的“有效核心优势”。
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等人基于企业竞争战略研究所提出的“核心竞争能力”(Core Competence)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按照普拉哈拉德等人的解释，“核心竞争能力”是指企业开发独特产品、发展独特技术和发明独特营销手段的能力（注：C.K.Prahalad、Gary Hamel: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68(3):79～91）。普拉哈拉德等人将特定性或不可模仿性作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基本属性，从而意味着这种竞争优势既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源，又是参与市场分工协作体系的不可替代的要素。很显然，其隐含的前提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对于市场来说是“有效”的，或者说，是为市场所需求的。我们将这一概念加以放大，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中观经济层面上，“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概念，同微观经济主体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内涵上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所谓“区域有效核心优势”是指某一地区能够适应国际国内市场发展变化趋势，调动和整合区域内经济资源向本地区核心部门或主导产业聚集，并对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引擎作用的能力和优势。这就是说，诱致生产要素向核心产业聚集的能力，是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的战略基础。其次，对要素诱致能力的有效性受自于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在这种能力基础上所形成的核心部门是与市场有效需求的增长趋势相耦合的；另一方面，由此所形成的核心优势具有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独特性或独占性，为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所需求，且难以复制。区域经济一旦失去这种属性，不仅难以保障其有效性，甚至会导致重复建设而使区域经济关系陷入相互倾轧的泥潭。最后，从动态观点看，有效核心优势还必须具有可延展性的特点。这种延展性不仅表示区域核心优势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对相关部门的成长能产生较强的前向连锁和后向连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使核心优势从一个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层面跃迁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因而，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可延展性是维持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总之，区域有效核心优势作为某一地区独占的或其它地区不可复制的可延展性市场竞争优势，是该地区参与国际国内分工的资本，是同其它区域建立互赢式经济联动关系的一般基础，从而也是中国东部地区架构双圈联动式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主要支撑。换言之，东部地区外向带动战略的结构调整，必须服务于本地区有效核心优势的巩固与强化。
抽象的说，一个地区自身的“有效核心优势”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发展阶段。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形成，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效核心优势也将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第二，资源和要素禀赋。有效核心优势是通过对区域内要素组合来实现的，要素存量结构与增量调整方向是影响核心优势形成的一个基本要因。第三，区域内次区域优势要素与优势产业的结构。值得指出的是，同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相比，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构成要素，往往是分散在区域内次区域中的，只有通过对各次区域优势要素的整合，才能最终形成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第四，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培育，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体现，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要素。简言之，区域经济目标、区域内要素禀赋及其构成，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历史，是决定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基本变量。按照区域有效核心优势的形成特点，东部地区为架构双圈联动的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当前应主要完善两方面的机制建构：
一方面，东部地区应凭借其经济基础相对较强，对外开放经验丰富的有利资源，创新本地区核心优势，以便在“国外经济圈”的利用上，促使本地区同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对接。二十多年来，东部地区作为开放改革的龙头、窗口和前沿阵地，无论在体制改革和创新还是在开放搞活等方面都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尤其通过实施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在管理、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吸收和创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缩短了与国外在这方面的差距，并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一定的核心优势，与尚未大开发的西部相比，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理应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探索新经济发展的规律，凭借已建立的资源与优势重新整合和建立新的有效核心优势，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新技术、新市场、新管理、新人才、新企业、新产业等优势。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应利用地区经济差距，在“域外经济圈”的利用上，不断放大自身的“扩散效应”，以使东西部地区的核心优势形成互补关系。产业互补是地区经济嫁接和整合的基础条件，也是均衡分配分工收益的必要前提。因此应以凸现东西部地区各自的核心优势为主线，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结构调整被认为是中国现阶段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由于以往各地区都把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动力，没有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核心优势扩展联系起来，其结果不仅造成产业结构的高度雷同性，使地区经济的互补性进一步降低，损害了结构调整的效率改进；而且，由于未能通过结构调整塑造地区经济的有效核心优势，地区经济的互补关系逆转为互竞关系，区域经济的联动性减弱，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改进”的预期。由此可见，合理选择东西部地区各自的有效核心优势，并使产业结构调整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产业互补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使东西部地区间双圈联动外向带动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做到这一点，可以根据细分的区内、区外及国际市场特征和趋势，挖掘地区自身的能为顾客提供超水准的贡献的资源、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并强化东西部市场的粘合性，提高市场融合度，充分发挥各自有效核心优势的嫁接水平和拓展能力，在具体做法上还可以通过项目合作及引资结构和招商重点的转移，即可采取东部内外资企业“捆绑西进”的方式，强化东西部资本联合运作的能力，也可以采取东西部地区各自有效的对外开放体系，形成区际间联动、各地区同时对外互动的多层次、立体交叉的对外开放格局，从而建立东西部各自在国际市场中的相对优势。
因此，大国模型（BⅠ型）国家所表现出的独有特征，不仅为我国西部开发提供了一个解释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为化地区经济差异之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在WTO之门即将为我打开之际，通过多层次、宽领域培育有效核心优势，构建“双圈联动”机制，加快东部地区外向带动发展战略的结构调整和跃迁，才是实现地区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路径。限于篇幅，有关西部地区如何在大国模型条件下培育有效核心优势、构建“双圈联动”机制，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分析，将另文探讨。
收稿日期：200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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