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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3；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0）04—0031—06
一、问题的提出：真有新经济吗？
在美国，由于经济破记录地持续增长，其时间之长，按半官方的说法，可以从1991年3月算起，直到2000年2月仍在继续这一进程，人们意识到一种经济变化。全国经济研究所是一个私立的非盈利机构，负责全美经济高峰与低谷日期的确定。因此，我用了半官方这个词。具体讲，尽管经济记录的时段是以各种大量的宏观经济要素信息为基础，数月测量一次，但是，实际上常常依靠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连续两个季度呈负值变化就构成衰退。遗憾的是，美国的GDP 并非每月计算一次。其它一些派生的计算方法如个人收入或支出则是每月一次，失业率、工业生产和许多市场指标亦如此，然而，在判断经营周期是膨胀、衰退还是持平走向时，人们通常最关注的还是GDP 的每季度变化情况。虽然目前长达十年的经济膨胀期已超过80年代，但居于第二位的还是60年代的膨胀时期。
毫无疑问，目前的经济周期阶段十分突出，但是，它值得被称作新经济吗？
当今世界，美国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据Irving Kravis（已故）， Robert Summers和Alan Heston估计，在20世纪后半叶， 美国人均真实GDP实际上是最高的，其它经济指标美国也雄居高位，如世界贸易、 世界金融和世界军力。
美国大众认识到在宏观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惊人形势，甚至还想到了新经济这种概念，作为美国经济特征，认为别的国家都在模仿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并把新经济看成某种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正如我以下将要论述的那样，应该清楚的是，许多能够帮助人们决定是否是新经济的分析要素在许多别的国家也存在，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变化还没有达到本质变化的程度。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觉得有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势——经济机制并给予赞美呢？美国经济持续不断的膨胀而又不产生通胀攀升，并且还有良性的失业率，GDP增长率，所有这些都令经济当局大为惊讶。在美国， 这些经济当局包括美联储（尤其是市场开放委员会），财政部及管理总署的其它经济机构（特别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管理与预算局以及全国经济委员会）。
官方机构试图要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关键值设定种种速度限制。尽管直到最近他们还始终错误估计了那些限制，但经济膨胀仍持续不断，且并未产生所担心的波折。由于他们对经济的错误判断已有很长时间，以致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新经济业已出现，包括金融系统在内的广大公众也跟当局者有同感；因此，他们也开始关注新经济。然而，也有人对新经济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并把近来美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归因为运气。
（一）十年无通胀增长的种种原因
宏观经济表现的结果显然不仅与总体经济环境密不可分，而且还与相应的机构密切相关，90年代经济膨胀的主要背景条件是1980年冷战结束。与通常意见相反，其实，和平红利跟这一重大事件有关。此前军费开支和军队规模的主要特征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军备竞赛。随着冷战的结束并且实施战后经济复苏，整个世界发现美国放下了包袱，而苏联则在投机商手中摇摆不定。它没有足够的重构计划把苏联成功渡过经济过渡期，并实施军转民工程。这既是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前苏联其它一些共和国的情况。
美国早在1990年海湾战争就经受了考验，海湾战争及1990—1991年间经济衰退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由于没有创造太多就业机会，当时的复苏并不强劲，并不令人满意。失业率从1989年的5.3 %上升到到1992年的7.5%。联邦赤字受到攻击，于是开始裁减军费（从1990 年的4000亿美元减到1998年的3000亿美元），接着又裁军，加之节约非军事支出等，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债券市场的有利反应，长期利率下降，和平红利突然出现。
失业率降至6.9%，并逐年持续下降。现已稳定在4.0%左右，这对高达6%或更甚的“自然失业率”概念而言已经很了不起了。
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指标是衡量和平红利的另一方法，该指标显示国防开支的调整以适应人口增长与通货膨胀。按1998年美元计算，用于国防开支的人均经费为：1989年为1.614美元，1993年为1.272美元，1997年为1.025美元，1999年为1.011美元。
在80年代军备竞赛期间，人均经费的30%用于军费支出，但冷战结束后，军费降至二战及韩战以来的低点，年度失业率在5.5%—9.7%之间，与现在的数字完全不同。
不仅经济增长良好，提供就业机会，而且还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财政收入，使联邦3000亿赤字一举变得有了盈余。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且这种大幅度提高遍及联邦金融和地方金融，使得经济膨胀有了一流的环境，利息成本适中。这虽还不是新经济的全部内容，但它是引发的火花，只有在战后及和平红利时期才可能发生。
另一方面是关于已经取得并持续不衰的低通胀率问题。有趣的是，战后美国经济的一个普遍主题就是它不能容忍“缓性通胀”。人们十分肯定但却错误地断言“缓性通胀”，即每年2%的通胀率， 总会变成奔驰式通胀。70年代由于供应方面的多次冲击，也许还发生过“急骤式通胀”，然而，美国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奔驰式通胀”。
各种供应冲击确实伤害了生产力，不仅在美国，而且包括许多工业国。可以看到日本和发展中的亚洲在1979年因能源导致冲击的第二次浪潮后避开了通胀。但在1973年欧佩克定价后产生的早期冲击中他们的表现并不好。不过有关生产力为内容的新经济对于本文的论述极端重要。
对美国长期生产力所作的种种悲观评价过分依靠70年代的经济结果。供给方冲击在宏观经济上跟需求方冲击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一观点虽然明白无误，令人难以接受，但却并未深入到80年代和90年代对美国经济表现所做的许多分析之中。依据统计学的观点，生产力的活力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产生了“例外”。如果把70年代当作例外的话，对美国生产力作认真细致的计量分析并外推到90年代不能表明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如今，90年代的统计数据已经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生产力发生的变化和未来希望作更好的计算。总之，生产力增长恢复强劲，并且显示出其持续发展的势头。
前不久，无论是美国或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在推测非工业化时期已经到来，美国在世界经济环境中竞争毫无希望。日本的生产力倍受推崇，包括钢铁、汽车、电子及其它制造业。人们例举库存管理（准时制）、质量圈、自动化及强有力的企业文化等管理方法，日本已超过美国及其它工业发达国家。人们普遍对美国经济运行持消极悲观态度，这种思想影响到对GDP潜力的低估，以及经济危机四伏的70 年代数据的观察，进而做出低增长的预期设计。
然而，渐渐地，事情有了转机。悲观情绪指向日本经济。从1989年东京股市／房地产狂跌，90年代头五年中虽略有间歇，但再没有持续性恢复。除英国以外，西欧坚信限制性政策，以向马约的各项要求靠拢，而美国则建立起科技发明体系。美国的出口重新赢得地位，但并不足以超过进口的强有力趋势。不过与计算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有关的重要商品及服务市场的开发对美国有利。一个主要的服务出口就是在美国大学和企业界培养了一大批世界科学技术人才。这种情况来源于美国学术思想。
（二）计量经济问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经济已具有竞争力。其基础工作已在科技应用于生产中完成，历时数年，甚至几十年。其结果可通过利用计量技术一目了然。方法是估计生产函数，分离技术变化的影响。其它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Griliches已进行过历史性回顾，其它学者， 代表动态运动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相信规模效应或其它一些著名生产函数的简单形式，主要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CES 或Translog。
生产函数有三大重要特质尚未得到人们认真对待，而它们对评价生产力当前发展趋势的持久性以提高超周期基础至关重要。它们包括规模效益测算，线性或对数线性指标的应用，而非线性函数或许更恰当，以及明确处理信息技术（IT）资本。
不变的规模效益减化了所有计算。这一假设也许会减少参数集，并可以考虑减化特定方程。比如，利用Shephard定理，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之间自由转移，就基于固定规模效益。
Cobb-Douglas、CES和Translog函数都减化成线性方程， 即参数线性（待计算），而非线性函数（在参数范围内）可能考虑到增加和减少边际生产力的各个阶段；产生在初等教程中经常介绍但并无数据的S －型生产函数。最后，基本建设资本可以通过提高非基本建设资本生产力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在文献中这方面的生产函数尚未得到友善（或正确）的对待。
我和同事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发现基本建设资本以一种Cobb-Douglas指标非线性延伸对非基建产生重要贡献的证据。 我们在本质上与Aschauer的结果相同，他关于基建作用的早期计算一直受到严峻挑战——我要说是不公正挑战。最后，通过计算Cobb-Douglas、 CES 和Translog生产函数，对规模效益不加任何限制，Y.Kumasaka计算出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效益上升。他这样做是要把信息技术资本与非信息技术资本作为不同的变量来处理。为了计算生产函数而不考虑规模效益增减，他从一个基于成本最低化而非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的模型计算出各种参数。
要简要陈述如何实现规模效益增减或不变的估计（以时间序列为例），设生产函数为
X[,t]＝A[pt][,e]N[α][,1]K[β1][,1t]K[β2][,2t]V[,t] （1）
其中，X[,t]为产出；N[,t]为劳动力输入；K[,1t]为信息资本；K[,2t]为非信息资本；v[,t]为随机误差。一阶条件是：
＾＾ ＾ ＾
相关系数ρ提供计算全因子生产力，而α+β[,1]+β[,2]之和表
明当边际超过1.0时规模效益增加，这正是Kumasaka 博士对美国经济做
＾ ＾
出的发现。他计算出的值为α+β[,1]+β[,2]≈1.13。此外，有
＾
证据表明全因子生产力提高为每年0.55%（β＝0.0055）。他的采
样时期为1978-1997，他也计算过不同生产函数嵌套CES规格，但得
到相同的结果。
虽然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出这种结果，但我们却总喜欢通过更一般的观察世界方法寻找答案。听说美国总统为了试图判断最近生产力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曾粗略计算过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并问道：难道所有计算机的使用对生产力就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这个问题问得好，许多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但却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这正是Knmasaka博士所完成的工作。
发生在当今世界经济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还存在其它一些间接含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司相互合并和收购？这些年这类活动大量增加，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在80年代，合并事件每年少于2000件。90年代一下攀升到8000件。就增加的经济值而言更令人吃惊。这些增长主要（全部或部分）指美国的合并，但这种观念已迅速扩展到全世界。
公众所得到的关于宣传合并的解释往往是合并后的公司可以实现规模效益。大多数合并后的单位行政经费投入更少。许多公司宣布裁员。最终成为更少的人干相同或更多的工作。这些都代表了节约成本或增大产出。经营意识本能地在对潜在可接管合伙人进行彻底调查研究后，可使较少投入完成相同工作。这种用计量经济学计算的规模经济正是经营者追寻的企业合力。
不仅在运营成本方面可以有所得，在市场需求方面也同样会有潜在收益。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全球意识。在此条件下，合并后的公司将服务更大市场。无论是生产或成本方面的规模效益，还是需求方面市场所及的扩张都促成最终结果（平均而言，因为也有失败），而且，我们还发现一套新的经济环境条件在起作用。
当阿肖尔（Aschauer）就基础设施在生产力方面对整个经济起何种作用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时，他最初的想法是看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其资本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水系统、电力（公共和私人）、公共卫生系统、运河、桥梁、邮政系统等。它们都是固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能促使私营生产系统更加有效。然而，我们应该把基础设施问题看得更广一些，应包括公私两方面才对。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普遍预测，现在整个信息系统，尽管有监管，但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很有可能成为服务整个经济的主要来源。美国已部份重新布线，并将增加光纤传输和通讯卫星数量以及更多的私人信息传递系统。不容忽视的是，还将有更多的私立公立学术机构进行人才培训以便操作和设计整个信息系统。库马斯卡（Kumaska）博士所获得的结果只不过是第一次估算，为此他已以引入了大量以基础设施为形式的信息资本，但并非当今此类投入的全部来源。
这表明数据存在问题，这就是我们可以在估计生产力盈利的其它渠道，以及重新阐明基本关系，特别是哪些正受具体化技术变化影响的生产函数等方面进行更富有成果的开发。比如，现在的典型员工就是拥有信息业技能，会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实际上表明，员工投入的质量已发生变化，这一点仅用人时数计算不可能获得。人力资本内涵水平的提高不仅影响投入，更影响信息业本身的产出及信息产业服务的其它各种产业。所有这些变化都导致规模效益和生产力增长的其它来源，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揭示所有的生产力增长。
承认基础设施概念具有更广泛的作用，即包括公私基础设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二战结束以来电子计算机的存在和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如同今天各种生产力的增长。这些增长不仅需要计算机，还需要互联网、人才网等基本设施，才能促使其在90年代实现整体性盈利。生产力的突然增长关键在于近年繁荣的信息产业的整体作用。
在生产结构中种种新发展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并非通过测定的人工、传统资本和信息资本投入，而是通过某些专门服务性投入。 Goldman Sachs的经济学家指出在投入—产出表格中显示的投入流量表明如何通过商务到商务服务性流量的动态走势实现节约成本。
正象70年代石油冲击时期，经济学家了解到从传统生产函数X＝f（N，K）转移到Y＝g（N，K，E，M），其中E为能源投入，M为材料投入。这是关键的一步，表明某一项目赤字如E，虽然只占X（GDP ）很小的百分比，但却如何在亏空后真正能够对综合经济业绩产生巨大影响。
我们现在面临同样问题。信息业只占GPD很小的百分比， 但其扩张能对综合业绩产生巨大影响。在能源危机案例中，一套完整的投入产出分析更能充分显示其影响。不过，我们只需从传统生产函数转移到包括能源和材料生产函数就可提高分析质量。这里必须指出产出X 必须定义为总概念，包括中间投入的产出。
同样的分析十分需要，以便了解其中间接服务流（商务到商务）在当前投入产生表中的作用。遗憾的是贸易部的统计人员只能提供1996年以前美国投入产出表。不过从1987、1992和1996年比较表极具显示性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从商务到商务的服务活动已经提高了多少。工业73A 把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服务（包括自费软件）列入1987—1992和1992 —1996年度十大增长最快产业。在最近时期，名列第三。 其增长率按工业73A表示如下：1987—1992年度为12.2%，1992—1996年度为13.7 %（数据来源于《当代企业统计》，2000年1月）。
以上发现只是指标而已，我们对更大面积的生产函数和投入产出体系所具有的影响的估计正在进行当中。
（三）菲利普曲线和人口学
令人惋惜的是人们错误理解了经济运作率和通胀压力程度之间的关系。这是应用经济学中常有的现象，可以追溯到让廷伯格（Jan Tinbergen）的发现。他曾提出过关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条件之间的关系。我在他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后来A.W.菲利普引入了简练的图表，显示英国工资变化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旨在做长期分析，但其曲线的引入既可作短期又可作长期分析，用于建立模型和阐释经济运行情况。它过去和现在都被菲利普及后来的模型建立者作为价格与需求或供应过大间的一种市场清理关系。按照菲利普观察经济的方式，失业可以衡量过大供应（过大需求的反面），而工资变化则衡量相应（劳动力）价格变化，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有许多误导性说法，把这种关系说成是一种供应函数，并试图将其简单地用来度量一种“自然”失业率。很显然，在从90年代初期开始以来的发展面前，这些说法都遭到惨败。菲利普曲线是一种结构公式，尤其是如果把它总结起来超过二维“计算便览”，因为今天发展变化的经济环境理应如此。
要准确描述那些把90年代期间美国自然失业率定为6 %的人错误的关键在于工资变化和最终价格变化（通涨率）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菲利普曲线是唯一倍受尊崇的具有多元关系的先进工业经济模型。它在定价结构中起重要作用。但需补充说明的是要表示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或者工资变化与通涨）之间的关系还需一个或更多的公式。在某些地方，这种关系必须包括生产力水平以及／或者变化。如果生产力足够强大持久，工资变化转化成通涨的情况将大大减弱。这已出现于美国经济，也出现于其它工业国家。这也正是为何人们特别强调现在的扩张在于生产力提高和可持续性。事实上，由于生产力一直增长强劲，人们已把注意力放在获取适度的规范和对生产函数的估算。有利的生产力体验实际上对吸收工资上涨而不导致通胀的影响十分重要。
现代经济十分复杂，这并不奇怪。生产力增长并不是唯一制约工资变化从而影响通胀的因素。工资变化本身一直处于弱势，这点也需考虑。我们现在有了菲利普曲线，但其规模决不仅仅取决于失业量。既然失业定义包含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因此，有必要考虑影响供应的要素；这些要素一直在发生变化。大量移民已使美国劳动力市场放开竞争。工作易找，工资合理不仅吸引了大量移民，而且还吸纳了越来越多本地人加入到工作行业。技术的变化，尤其在信息部门，已使临时工、弹性工时、远程工作更具有吸引力。妇女及一些退休劳力供应已做出回应。
总人口及劳动力数量中的另一种人口要素是年龄分布。许多先进工业经济人口正趋老龄化。值得关注的国家之一是日本。抚养比率，用不同的统计变式，计算为可利用的工人—生产者与参加消费但不生产可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依靠者所构成的其它人口之间的比率。抚养比率在许多国家的增大迫使工人要尽可能具有生产能力。
如果移民障碍得以解决，一些老龄人口国家就可以减轻一些抚养压力。把外国人作为长期或者有限期内的外国劳工并非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对日本或许会是，因为在日本这一解决方案正受到抵制。同样，想想中国。其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步日本后尘，拥有低出生率。但尚若中国模式长此以往，跟日本自二战以来一样长时间，中国经济也会面临同样问题。
美国90年代经济增长潜力悲观估计（一度为2.0%，后来为2.5%，再后来为3%）曾就其生产力低、劳动力增长也低进行过预测。 但两种预测都是错误的。菲利普曲线至今仍是一种经济模型中良好结构方程的有效前提，但随着经济行为的变化，它也必须提高和重估。担心压缩而失业，政府对工会的不友好态度以及移民的不断增加等都促使缓解长期经济增长，这种各个层面上的增长超出了权威人士的想象，并使90年代的通胀压力得以减轻。
（四）测量标准的变化
近年来，美国有关价格（通胀）、生产、盈利及其它判断宏观经济动力等关键量值的国家会计标准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
制定数据的负责部门及政府的主要数据使用者包括中央银行、美联储系统似乎普遍认同，新的数据比旧的已被取代的数据要好。他们断言新的数据更准确。由于除个别极特殊情况以外，真正的数据尚不知晓，我们很难说是否这些数据真的更准确。但的确这些数据更符合主要用户和生产者的胃口和预想。不过关于准确性我们倒有不少真正的问题。在利帕（NIPA）提供的由收入与支出流算出的GDP 之间数据仍然存在巨大而非随机的差异。百分比的差异并不明显，然而数量却已增长到很大，其绝对值已高达1300亿美元，并已连续几个季度（以年增长率）的变化程度跟通常的季度变化相当，这种常规性季度变化是决策制定的重要基础。虽然数据制造者尽了力，但并未使新数据形成时间序列差异，使其看上去新旧经济迥然不同。
种种变化存在偏倚，一般总是提高增长表现至较高的潜在价值。这正是为什么过去增长潜势为每年2.0%，而现在官方说法为3.0%，甚至更高。
由于波斯金委员会（Boskin Committee）坚持认为质量改变、新产品以及新购物网点取代传统网点等都指明物价估计过高，因此价格指数一般都偏低。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单向行为。他们并未估算质量下降导致的过高价格，但却估算了质量提高导致的过低价格。不过，谁会宣称今天的航空客运里程跟取消管制前的客运里程质量相同或更高？谁说购买同一商品，在折扣店或在大型超市里的质量与在邻里气氛友善的商店的商品质量相当？难道通过几次菜单式选择后才联通的电话与人声接通的老系统电话具有同样效果？
因使用新价格指数把市价利帕总数或小计转换成不变价格量值，有些基本的会计恒等已被破坏。
最近的变化是在计算收入时把软件成本当成资本支出而非日常支出。这就提高了真正GDP增长率，因为它提高了支出账上的投资支出， 而同时提高了收入项下的纯收入，因为日常支出减少了。总的GDP 增加了，而原有的差异却保持不变。这似乎不仅使GDP时间系列计算上扬， 而且使该计划倾斜，因为软件的支出正迅速增大。
同样，从利帕经济中互助基金个人持有股到商务储蓄中实现的资本盈利特性的一些变化使个人储蓄比以前想象的要低。虽然这不会直接影响潜在的或真正的经济增长率，但的确使人感到，家庭经济因提供总资本支出的自有资金而比其它方式所做的贡献更小。这虽不是实质问题，只是表象而已，但这的确使支持经济扩张更加困难。
个人储蓄低的事实，以收入的百分比而论，在世界规模上，并不意味着美国总体储蓄低。就全国储蓄及资金总资源以满足投资需要而言，资本是充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资本愿意把钱投到美国。当然，这取决于态度的变化，因为其它国家将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更快的扩张。
在近十年，作为中间机构，美国产权投资市场在引导资金进入资本信息方面，其重要性异乎异常。由于这一经验，它成为我们经济环境中很有可能长期持续的一种机构变化；不过，它不太可能像现在股票市场扩张这样显著的速度继续下去。
改变失业数字所发生的变化，不如对直接影响GDP 增长率进行数字调整引起的变化更大，这是宏观经济真正关键的指标。决定家庭主体（主要是妇女）是否有收入的劳动力调查表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似乎提高了劳动力资源及失业率，但对数量的影响效果并不持久。不过，每月劳动力级数一直有相当的变化，从而掩盖了劳动力增长。综上所述，对中长期劳动力扩张的悲观估计使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潜力定得很低。
二、新经济存在吗？
与70或80年代相比，现在的经济环境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述，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1）技术进步， 以新技术部门扩张的形式，如计算机、通讯、测量仪器。（2）技术变革在通讯中极为重要。 这促进了全球意识，其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外开放或更加开放。我们企业经营的经济边界大大拓展了。（3）技术进步减弱了通胀的影响。 强劲持久的无通胀经济增长已成为可能。（4 ）全球化引起的竞争使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涨价十分困难。（5）冷战期间， 军费开支使国力负担沉重。自冷战结束以来，扩大民用生产而无以前的通胀压力已成为可能，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低利率，即比其它利率低。
今天的经济已不大一样了。它从重工业、建筑业为主导地位演变而来，这些工业为战后重建起了十分重要作用。今天经济从原有的体制演变而来，它改变了传统工业活动的分销方式，更注重服务和知识型活动。这在我看来只是演变而非巨变。因为经济类型相同，只不过侧重点不同罢了，体制及经济逻辑仍保持原样。
本文虽然以美国经济为参考，但许多论点都可移植。其实，其它国家如加拿大和英国，宏观上与美国经济相同。他们失业率低或逐年下降，增长强劲，低通胀，且现在正提高利率。这两个国家，以及其它许多国家正开始帮助高技术企业扩张，这些企业的扩张先在国内，并比美国起步晚；不过，美国的工业结构和某些劳动力市场特征正在其它国家开始出现。现在，模仿的许多领域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在新兴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演变亦在发生。
要不了多久，世界许多地区会提出新经济是否存在的问题。但答案或许最终会是经济环境变化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什么不同的行为机制起作用的新经济。
有人估计新经济的特征只是美国式的，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大量证据表明相同的特征已在扩展。如以色列、台湾、印度的实例可信并已取得显著发展。
以色列主要的增长产业包括软件和硬件业（外围计算机和部件）。虽然并非美国式从商业到商业之间的服务活动，但都是出口此类服务。原来主要从事柑橘生产、宝石加工或纺织，现在已被信息产业增长所取代。尽管旅游仍是重要的服务出口活动，但信息服务做出了极大贡献和帮助。苏联及俄罗斯移民提供了在数量、工程及其它技术方面训练有术的大量急需人材，十多年前，大家开会讨论以色列新技术领域知识活动的潜在发展，而现在这类活动已成为现实并还在扩展。通讯技术的军事培训极大地增加了人材的可能性，这种人材在大会中被认为是该国可资利用的急需资源。
台湾是另一个有趣的小型经济实例，它从初级生产（凤梨、糖、新鲜农产品）转型到轻加工，再转到提供技术服务（如软件领域），然后又转移到个人电脑和半导体生产，从而进入产业层次的高技术终端。那些构成“智力流”的高级学者被招聘回到台湾，通常与信息业的海外公司有联系，在科技园及其它想象丰富的地区，研发现代高科技。这是另外一种经济榜样，它拥有高技术产业，其质量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准。
最后，考虑一下印度是很有趣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找不到触及大量人口群体的工业转型——现在正接近一亿人口水平。但是，印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印度的许多发展指标，用世界标准看，水平还很低，但有几个知名的高技术地区给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留下深刻印象。两个龙头中心分别是班加络尔和海德拉巴。高度发达的高等技术学院为这些地区的成功作出重要贡献。这些贡献主要在软件方面，而且主要成功通过海外的印度社区。印度成功的特点可以从“印度甘地发展研究院1999—2000年度报告中的评述”看到。“印度以外的医生常常要在完成对病人日常检查之后口授备忘录。印度的文秘服务价格低。于是就存在这样一种工作安排，即在加拿大的大夫拨打一个专门的电话号码，很快就与印度训练有术，精通医务术语的文秘人员联通。大夫口授数分钟有病人的日志，秘书记下笔记，录入计算机，并通过因特网传到加拿大医生的计算机上。这样，印度的一名秘书为加拿大的医生工作。”“美国也有一些公司，其高度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技术支持’是在印度完成的。美国的客户只要拨打免费电话1—800这个号，电话就与客户支持中心联通，而该中心位于印度。这位美国客户甚至并不知道自己受到世界上另外某个人的支持与保护。”当然，印度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其大专院校，加之广泛的英语精通群体预示未来知识经济发展良好，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新技术领域更加深广的成就，既在本国，也包括出口。毕竟一个能产生世界上最伟大数学家拉马拉吉安（Ramanajian），其数论中的定理和推测奠定了计算机发展的基础，这样的国家在经济扩张的新兴领域拥有希望的未来。
上述三个例证（以色列、台湾和印度）中参与新技术经济都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建立在重要的创新精神之上，因此，没有理由说90年代十年中的新经济发展只限于北美。
的确，美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资本尤具想象力，有助于在无与伦比的规模上资助起步活动。然而，在欧洲已开始出现合并运动。在美国的一些有利条件在别的地方也已初见端倪。美国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尤其有助于支持获得有效性，并没有什么内在原因要坚持认为经济中技术进步所需的某些相同扩胀特征在美国以外并不存在。
收稿日期：200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