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朝士人的出处观及其美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意蕴论文,美学论文,出处论文,论梁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3；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5-0057-07 在中国历史上，梁朝士人及其文学作品往往是被批评的对象。近年来，学界对梁朝士人多有深入细致的解析，对梁朝文学也多有肯定。本文尝试从出处的角度解读梁朝士人心态，①并进而探讨其美学意蕴。 一、大隐与园林 较之于魏、晋、宋、齐，梁朝士人的出处关系最为缓和。梁武帝不仅长寿，在位四十多年，而且以文治国，优待士人，长期以来士人动辄得咎、死于非命的现象在梁朝几乎消失。在此意义上，出处同归的大隐成为梁朝士人的基本准则。沈约《司徒谢朏墓志铭》云：“形虽庙堂，心犹江海。”[1]204这是指谢朏通过神形分殊以调节出处。形虽拘束于名教代表的尘俗世务，神则可超越于自然代表的自由之境，或者说，形奔走于庙堂而神逍遥于山林。这也是齐梁士人的普遍观点，任昉《答何征君诗》：“散诞羁鞿外，拘束名教里。得性千乘同，山林无朝市。”[1]1597-1598只要得性，或者说得意，即可将“羁鞿外”与“名教里”相统一，山林与朝市也就没有差别。统一的关键在于内心之得意，而不是外在之形迹，此即为从得意忘象而来的神形分殊，它是大隐的思想基础。沈约《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迹屈岩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爱奇商洛，访美东都，盖欲隐显高功，出处同致。巢、由与伊、旦并流，二辟与四门共轨。”[1]116只要能神形分殊，即可出处同致，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居不仕者与伊尹、姬旦这样的安邦定国者可以奇妙地相互统一。 出处同致的承载之地是园林。伴随着出处矛盾的趋向统一，园林日益成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朝士人对此深有体会。张缵《谢东宫赉园启》：“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于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原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阴，对径开轩，采橘柚之秋实……”[3]3334既不离开尧门、魏阙，又有山泉、丘壑，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统一。面郊负郭则说明园林并不远离城郭，而往往位于城郊结合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出仕者的方便。通过园林构造的方外空间，出仕者可以在为官之余享受逍遥之趣。萧纲《临后园》诗云：“隐沦游少海，神仙入太华。我有逍遥趣，中园复可嘉……”[2]1966由于园林的兴盛，传统的只有隐士才能享受的山林泉石同样可以被出仕者享受，在此意义上，隐逸就不必远遁大海、高山，在自家后园即可获得。沈约认为园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隐逸方式：“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髣髴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4]卷9《隐逸传论》出仕者也有对江海林泉的爱好，也有超越名教的自然追求，但君主之信任、时运之际会，使其不能隐身江海、丘樊。那么，如何满足出仕者对山水的渴求？或者说，如何解决身处名教中人对自然的向往？正是在此意义上，山林泉石由野外走向市朝，在崇门高城中蓄壤开泉，此即园林。有了园林，则松山桂渚、碧涧清潭与挂冠东都相统一，处之自然与出之富贵相统一。既如此，又何必独往、偏介，执著于远遁江海的小隐？沈约《休沐寄怀诗》：“虽云万重岭，所玩终一丘。阶墀幸自足，安事远遨游。临池清溽暑，开幌望高秋……”[1]368无需远遨游，为官者在休假时，在园林中即可享受隐逸之趣。通过园林市朝中可以有山水之趣，名教中人也能享受自然，此即何逊《下直出谿边望答虞丹徒敬诗》所言“休沐乃幽栖”[2]1685。 园林是士人在官场之外构建的私人空间，主要作用有二：(一)文艺活动。萧统《钟山解讲诗》：“清宵出望园，诘晨届钟岭。轮动文学乘，笳鸣宾从静……精理既已详，玄言亦兼逞……眺瞻情未终，龙镜忽游骋。非曰乐逸游，意欲识箕颍。”[2]1797这是讲诗，在山水胜景中，精理已详，玄言兼逞，而且能体悟箕山颍水的隐逸之趣。(二)宗教活动。刘峻《始居山营室诗》：“自昔厌
嚣，执志好栖息。啸歌弃城市，归来事畊织……髣髴玉山隈，想象瑶池侧。夜诵神仙记，旦吸云霞色。将驭六龙舆，行从三鸟食。谁与金门士，抚心论胸臆。”[2]1758刘峻即《世说新语》的注者刘孝标。玉山、瑶池、神仙、六龙、三鸟等都属于道教词汇。山居虽不同于园林，但对于作者而言，山居修道不仅仅只是纯粹的道教行为，更指向避世归隐。金门出自东方朔的“避世金马门”，在此意味着大隐的出处方式。南朝、尤其是萧梁是佛道二教兴盛的时代，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参与佛道活动可以满足士人隐逸的心理需求。虽然不能真的弃官归隐，但可以使身心暂时游憩于名教之外，体悟处的乐趣。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作为‘会心处’，一种情况下，园林是饮宴、游玩、赛诗和论辩聚会之所，另一种情况下，它又是道教和佛教真理的象征，两种情况都是避离社会：这里远离勾心斗角和权力之争，面对自然，精神是自主的、自由的。这表露在对自然的一种新的美学感受之中，这种感受又开始出现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5]91对士人而言，文艺和佛道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官场罗网的逃避，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庾信有一篇《小园赋》，虽是其羁留北周时所写，但考虑到庾信主要活动于梁，其思想也许在梁时即有，纳入本文也许是可以的。“若夫一枝之上，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诚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6]19-25此文详细阐述了士人园林的内容及意义，对于此后的中国园林、中国美学均具有深远影响。概而言之，其要有四：(一)壶中天地成为此后士人园林的基本模式，对于士人而言，一个官场之外的私人空间是必需的。(二)园林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可以拒斥尘俗，使奔波于仕途宦海的身心得到休憩。(三)园林内的布局充分体现了文人趣味。对文人身份的突出是对官吏身份的淡化，官吏身份意味着拘束、世俗，文人身份(野人、愚公)意味着自由、高雅。(四)抽簪、陆沉是朝隐，借助园林，不离庙堂而能隐遁。士人园林兴起于六朝，但晋宋时期，谢安、谢灵运等人的园林地处偏远，多为高山峻岭；齐梁时期，随着大隐思想的盛行，园林转向近郊，规模缩小，奠定了此后士人园林的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梁元帝萧绎的《全德志论》虽然同样是论述大隐与园林的密切关系，却透露出特殊意味：“物我俱忘，无贬廊庙之器；动寂同遣，何累经纶之才。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但使良园广宅，面水带山。饶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鱼鸟……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3]3049此文的前半段强调的是出处同归的大隐，二者并行不悖。但最后几句所说的全身为贵、忘怀自逸的思想则与东晋士人的大隐有很大差别，对于东晋士人而言，虽已有此倾向，但总体而言，还是主张宅心玄远而不废事功，王导、谢安虽为风流宰相，但其事功是首要的，运筹帷幄、安邦定国是不可或缺的风流要素。而对于梁朝士人而言，似乎徒具风流之形式而缺少事功之实质。兹以沈约为例。沈约在齐梁文坛具有重要地位，既列为萧子良的“竟陵八友”，参与永明声律的制定；又与梁武帝交好，入梁后身居高位，对齐梁文坛的新变具有重要影响。②但沈约劝说萧衍篡齐自立时，直接宣称：“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7]卷13《沈约传》朝代兴废之际，沈约关注的只是一己之私利，这与萧绎的“全身为贵”是一致的。入梁后，“(沈约)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7]卷13《沈约传》这是真的做到了“忘怀自逸”。③相比之下，东晋士人大多不曾忘记国家大事，翻检东晋史籍，风流名士们大多都有涉及时政之文，即便是被时人评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8]623的王羲之，也曾上疏力谏桓温北伐之不可行，写信劝说谢万注意带兵方式。这是梁朝与东晋大隐的一个重要不同，而梁朝士人之所以如此，则与武帝以文治国的政策密切相关。 二、以文治国与士人之弱 尚文虽为南朝一贯之风气，④但武帝之重文尤为突出，《南史》曰：“自中原鼎沸，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9]卷72《文学传序》其原因也许主要有二：(一)士族的影响。士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⑤梁朝时期，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虽然没落，但仍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源远流长的文化素养更是令新兴皇室向往。武帝贵为皇帝之尊，不仅亲自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大力提倡。(二)巩固政权的需要。⑥鉴于刘宋与萧齐的覆灭主要是皇权内部的自相残杀，武帝对皇室成员的习武颇为猜忌，《梁书》载：“(大同)十年，高祖幸朱方，大连与兄大临并从。高祖问曰：‘汝等习骑不？’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7]卷44《太宗十一世祖二子》萧大连兄弟是太子萧纲之子、武帝萧衍之孙。周一良先生说：“‘骑马’这一行为，看来似乎给人以颇为奇妙的印象。在南朝末期，似乎总把骑马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与政治上的野心有关联的行为。也许因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而军事行动则必须骑马，因而把骑马作为有特殊意义的辞汇，记录在案……萧大连兄弟从小的时候就本能地意识到，骑马这件事，其中包含着对自己不利的，或者说是政治上危险的因素。”[10]不仅是南朝末期，在中国历史上，骑马往往带有政治意味。张伯伟先生在论述“骑驴”在中国文学中的意蕴时认为：“这一观念是具有政治性的”，“骑驴在观念上是与骑马相对，代表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区别”。[11]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萧统、萧纲等人的弃武习文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出处选择。所谓特殊，是指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出处进退，更是对皇权的觊觎与否，骑马习武者，意味着有争夺皇权之野心；流连文艺者，意味着无心争夺，无意皇权。也许可以说，与阮籍的饮酒类似，萧梁皇室子弟的好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避祸。 不仅是对于皇室成员，对于手下武臣，武帝同样如此。武帝一朝，很少如宋齐君主出于猜忌，甚至是防患于未然的阴暗心理，对武将大肆屠杀，而是多有优容。同时，又鼓励武将习文。在此政策的引导下，整个社会多轻武重文，《梁书》与《南史》中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其效果也是明显的，钟嵘《诗品·序》论时人：“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12]54上行下效，朝野上下竞相以文为业，以文为荣。东魏权臣高欢曾颇为感慨地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3]卷24《杜弼传》无论是狭义的文学，还是广义的文化，皆是梁朝士人孜孜以求的。 但它同时也造成了梁朝之弱。(一)身体之弱。《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段话是治史者每每引用的：“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14]295这说明骑马之禁令不仅适用于皇室成员，同样适用于士人。如此一来，士人身体焉能不弱？侯景作为北方降将，从寿春长途奔袭，竟然能攻陷台城，饿死武帝，虽有萧正德内应之力，但梁朝军事实力之弱于此可见。武帝后期内部已无将可用，军事上所依赖的惟有北朝降将。⑦而其以文教化皇室子弟的良苦用心同样落空，梁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侯景之乱，而是皇室子弟的自相残杀，史家对此早有定论。唐李延寿论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9]卷7《武帝本纪》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武帝以文治国的政策是其身死国灭的重要原因。 (二)心态之弱。这不仅是武帝以文治国所致，同样与南朝政治密切相关。江左各朝更替频繁，忠义一词史书罕见。梁萧子显曰：“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15]卷23《褚渊、王俭传论》士人关心的是自家门第，而不是君主苍生。对他们来说，皇权更替不过是将一家物与另一家。从君主的角度来说，他们既要压制削弱士族的权力，以伸张皇权；又要利用士族维护统治，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因此，齐梁士族很少参与政治斗争。作为陈郡谢氏子弟，谢朏身处萧齐内乱之际，而置身事外。“时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
，时为吏部尚书。出至郡，致
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7]卷15《谢朏传》这种政治态度深得君主之心，齐明帝即位后对谢且出颇为重用。梁武帝篡位之际，谢朏同样不豫人事，在武帝登基后同样受到重用。《梁书》作者姚思廉引用其父姚察论曰：“谢朏……极出处之致矣!”[7]卷15《谢朏传》因为不参与皇权争夺，所以受到君主重视，也许可以说，这是南朝历代君主与士族默认的政治规则。 王导、谢安等能安邦定国的士族子弟固然不可复见，大多数梁朝士人更是以一己利禄为人生目标。何逊《早朝车中听望诗》：“诘旦钟声罢，隐隐禁门通。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宿雾开驰道，初日照相风。胥徒纷络驿，驺御或西东。暂喧耳目外，还保性灵中。方验游朝市，此说不为空。”[2]1694“耳目外”与“性灵中”的对立又统一正是大隐的思想。但全诗的重点在于表现庙堂之显赫声威，透露出为官者的自满炫耀，这与东晋士人有很大不同，虽然都是大隐，但东晋士人强调的是在不废事功的同时，追求精神境界的超尘脱俗、淡泊玄远，即处的超越性；梁朝士人追求的则是寄身当下、感官享乐，即出的世俗性。换句话说，同是大隐，东晋士人侧重的是宅心玄远而不废事功；梁朝士人侧重的是富贵与园林并行不悖。吴均《主人池前鹤》：“本自乘轩者，为君阶下禽。摧藏多好貌，清唳有奇音。稻粱惠既重，华池遇亦深。怀恩未忍去，非无江海心。”[2]1749-1750为了稻粱之食、华池之居，本应振翅九皋的仙鹤如今成为阶下之禽，关键是它还振振有词，洋洋自得，“怀恩未忍去”一句，道尽梁朝士人精神之萎缩。何逊的《穷乌赋》同样是以鸟为对象，更能见出梁朝士人的精神状态：“嗟穷乌之小鸟……既灭志于云霄，遂甘心于园沼。时复抢榆决至，触案穷归，若绝气而自堕，似惊弦之不飞，同鸡埘而其宿，啄雁稗以争肥，异海鸥之去就。”[3]3303为了出仕，为了享受鸡埘之宿、雁稗之肥，于是灭志于云霄，甘心于园沼。何、吴被梁武帝称为“吴均不均，何逊不逊”[9]卷33《何逊传》，在梁朝以皇室主导文坛的潮流中，二人均未被皇室文坛所接纳，其诗作也被后世认为多有坎坷不平之气。二人尚且如此，可见梁朝士人思想之萎靡。 (三)文化之弱。士族之衰弱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颜氏家训·勉学篇》：“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架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14]145这既是身体之弱、心态之弱，也是文化之弱。士族子弟已经不能亲自作文，只能假借他人之手，这意味着士族所自我标榜的文化优势已然丧失。梁朝文化之主导力量已转移到皇室，皇室之文是另一种弱。萧统、萧纲兄弟的东宫文士集团虽然人数众多，活动频繁，成果丰富，但武帝重文，本为弱化皇室和士人进取、谋篡之身心，故皇室与士人之文当然尽力展示柔弱之心志。因此，文只能是选择排斥怨刺、放弃兴寄，这必然导致文之弱。⑧历来论者对此已有充分揭示，朱熹的评论颇具代表性：“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可收拾”[16]3325。“懒慢不可收拾”意味着无进取之心，无昂扬之气，这正是萧纲等人所要表白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武帝重文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疲倦与矫饰 弱与俗密切相关。因为进取意识的丧失，所以将目光从社会现实转向身边的日常生活，从而“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17]56较之于汉魏古诗，较之于晋宋之作，齐、梁诗均表现出作者视野的由外而内、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深到浅，这既是弱，也是俗。俗既是内容上的世俗化，也是精神上的低俗。它与士人的大隐密切相关，因为出处关系上的销处于出——将处的超越性消解于出的世俗性，所以只能沦为园沼内的穷乌，只能是休沐而栖的世俗官僚，其关注的只能是世俗的日常生活。又因为面对武帝的以文治国实以猜忌、弱化为目的，士人在诗文中不敢有兴寄，只能在题材上拓展，在技巧上逞才，在此意义上，咏物诗成为齐梁诗歌的主要形式。但在花团锦簇、五光十色的咏物诗背后，显露的是士人心态的浓重倦意。何逊《赠诸游旧诗》：“弱操不能植，薄伎竞无依。浅智终已矣，令名安可希。扰扰从役倦，屑屑身事微。少壮轻年月，迟暮借光辉。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新知虽已乐，旧爱尽暌违。望乡空引领，极目泪沾衣。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非。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无由下征帆，独与暮潮归。”[2]1685弱操、薄伎、浅智、屑屑、迟暮——对自己的定位是如此卑微；身事微、从役倦、昨如非、泪沾衣、长憔悴——对世事、对人生是如此疲倦。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这种卑微与疲倦是梁朝一般士人的基本心态。 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皇室成员仍在战战兢兢地应对武帝的猜忌，应对的工具是武帝倡导的文。对武帝，文学是政治姿态的一种表白，是类似于醇酒妇人的逃避；对自己，则是赏玩之具。萧统《文选序》：“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18]2文学的意义不再是感物、言志、缘情，而是纯粹的娱乐。梁朝文学的代表是宫体诗，历来论者繁夥，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对宫体诗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探讨已是十分详尽。本文于此结合前文所论，略作探讨。此宫体诗主要指萧纲等人的作品。就文学自身之演变而言，它承续齐梁咏物诗及梁朝前期武帝、沈约等人的艳诗而进一步发展，视野更窄，雕琢更繁，情性更隐。就现实因素而言，宫体诗是梁朝皇室矛盾的产物，简言之，是应对猜忌而有的矫饰。⑨宫体诗的领军人物是简文帝萧纲。但宫体诗并非萧纲创造之全部内容，其《答张缵谢示集书》云：“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3]3010就其所列而言，文之内容是十分开阔的。萧纲早年在藩，历任南兖州、荆州、南徐州、雍州、扬州等诸州刺史，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今存诗集中也有若干边塞诗。如果将此“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的原则坚持下去，按照其所列内容去作文，其文学成就暂且不论，其所写之内容绝不止于宫体诗。 然而，在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中，宫体诗人的视野几乎完全局限于宫中。“优游少托，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窃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观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19]12-13对于宫体诗的成因，学界同样已有充分探讨，然其间似仍有略可补充者。萧纲如此爱好诗文，其生活阅历也足够丰富，在藩时固然不用多论，即使其入主东宫的过程，也是颇为曲折，入主之后，其储君的合法性仍未完全确立。[20][21]面对宋齐以来皇储之争的历史教训，面对武帝及其他皇族成员的猜忌现实，其内心世界不可能完全是美人含羞、内人昼眠，无论其受佛教影响有多深，无论佛经之色相描摹多么蛊惑人心，在宫体诗之外，必然还有诸多苦闷、不平，⑩然而，这些内容为什么不能“寓目写心，因事而作”？(11)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云：“……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22]70为什么“兴寄都绝”？也许并非没有兴寄，而是不能人文。换句话说，宫体诗人并非没有志，而是有志不能言。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武帝之以文治国，其实质是对皇室成员及士人的猜忌与弱化。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萧纲等人的宫体之作其实是一种矫饰，是对特殊意义上的出处矛盾的调节。《隋书·经籍志》的一段话是论者屡屡引用的：“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袵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无论宫体诗的界定是否局限于此，并且宫体诗人也有其他题材的诗歌，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此即宫体诗的内容。也许可以说，“思极闺房之内”正是武帝所需要的，也是其他心怀忌恨者乐意看到的。有猜忌，就有矫饰；面对猜忌，只能矫饰。沈德潜曰：“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23]203抛虽然性情之隐为刘宋以来文学自身演变之进程，其原因很复杂，但就萧梁皇室而言，性情之隐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是对内心之志的一种矫饰。在武帝已死、自己被侯景幽禁于永福省的临终之际，萧纲特别强调的是自己“立身行道，始终如一”[7]卷4《简文帝纪》，也许是深知矫饰是皇室的普遍风气。 宫体诗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萧绎也是有志而能矫饰之人，(12)萧纲比之为曹植，二人感情甚笃。侯景之乱中，萧绎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在各地纷纷派兵勤王戡乱的背景下，萧绎却是“虚张外援，事异勤王”[7]卷5《元帝本纪》，“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6]150。坐视武帝困馁而死，简文帝毙于土囊，从而自己登基为梁元帝。面对时局动荡、西魏虎视眈眈的危境，萧绎不是联合各方力量对抗外侮，而是全力铲除其他皇室成员。(13)最终导致国破身死，而其被西魏所俘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会骑马，无法突围。(14)萧绎于城陷之前纵火焚古今图书14万卷，这是令历来论者痛惜的一场文化浩劫。就其本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对武帝以文治国的一种情绪化的否定。 概而言之，梁朝士人于宽松稳定的政治氛围中，遵循大隐的出处方式，此为东晋以来的一贯思想。但梁朝的一般士人销处于出，将处之超越性消解于出仕之世俗性，导致士人人格的弱与俗；皇室成员在武帝以猜忌为实质、以弱化为动机的以文治国的背景下主动示弱，以袵席之间、闺房之内的宫体诗作为矫饰，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出处调节。就美学而言，一方面，它进一步完善了魏晋以来的士人园林，将山水与市朝融为一体，对于此后的士人园林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咏物诗与宫体诗虽然隐没性情，却也使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得到极大发展，对于盛唐诗的到来具有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2014-04-28 注释： ①对于梁朝皇族以及本文所提及的诸多士人，其身份是士族还是庶族学界仍有争论。此非本文主旨，故不作辨析，均以士人称之。 ②日人兴膳宏的《艳诗的形成与沈约》一文对此有详尽论述，载氏著《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王瑶：“……如果他们的从仕都是‘不营物务’的话，在东方朔还是‘不敢’或‘不愿’，恐怕‘才尽者身危’，心里也许还有一点自惭；但在后来朝隐的人看来，却是‘不屑’，心里正是‘心安理得’的。”参见《希企隐逸之风》，载《王瑶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④“时膏腆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南史》卷22《王承传》)“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南史》卷37《宗悫传》)“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梁书》卷37《何敬容传》) ⑤田余庆：“士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参见《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⑥樊荣：“梁武帝萧衍在扫荡群雄之后，正是从守成的、恒久的经天纬地观点出发，把推行宫体诗的形成作为改造梁初时代精神和世人心态的工具之一来予以运用的。”参见《从文学现象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看宫体诗的酝酿和形成》，《新乡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⑦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审而详尽之考辨，参见《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⑧阎采平：“丢弃风骨，不主兴寄，反对怨思抑扬，导致齐梁诗歌气势孱弱，风格疲软不振。这是齐梁诗歌之‘弱’。”参见《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⑨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参见元结、殷璠等《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页。萧氏指萧统及其《昭明文选》，此“矫饰”侧重于表达形式，与本文所讲的矫饰有一定差距，但二者有相通之处。 ⑩萧纲的前任太子萧统因蜡鹅事件，被武帝猜忌，不能自辩，有论者认为，萧统之死与此相关。这对于萧纲不能没有影响。另外，武帝显然没有给予作为太子的萧纲充分的信任与权力，侯景之乱中，萧纲撰文怒斥武帝权臣朱异，将之比作豺狼，这何尝不是宣泄对武帝的不满。 (11)值得注意的是，“宫体诗歌思潮的形成和鼎盛期，是在萧纲入主东宫的时期，即从中大通三年到大同年间这一段期间。”(詹福瑞《南朝诗歌思潮》，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也许这并不少偶然的巧合，而是因为入主东宫造成其他人的忌恨，所以萧纲特别需要示弱？ (12)《南史》卷8《世祖本纪》云：(萧绎)“性好矫饰，多猜忌。” (13)张溥《梁元帝集》题辞曰：“闲读梁元帝《与武陵王书》，言：‘兄肥弟瘦，让枣推梨，上林闻鸟，宣室披图。’友于之情，三复流涕。汉明东海，词无以加。乃纵兵六门，参夷流血，同室之斗，甚于寇仇，外为可怜之言，内无急难之痛，狡人好语，固难以常测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15页) (14)《南史》卷8《世祖本纪》载：“及魏人烧栅，买臣、谢答仁劝帝乘暗溃围出就任约。帝素不便驰马，曰：‘事必无成，徒增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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