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亲社会行为发展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儿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导言
有关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早期研究多集中在发展趋势上。一些研究发现，儿童很早就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倾向，最初的亲社会行为伴随具体、确定的奖赏，以后逐渐发展为自发自愿、不求外加报酬的利他行为。Stabu的研究发现，儿童的助人行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5岁至8岁期间的助人行为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而9岁至12岁期间的助人行为呈下降趋势[1]。顾鹏飞、李伯黍的研究发现，我国儿童对助人行为的选择反应与理由推理能力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2]。李丹、李伯黍对4-11岁儿童利他行为研究结果发现，各年龄儿童作出利他选择的人数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利他观念和实际的利他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增加[3]。岑国桢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在一般物品的分享上，我国儿童自5岁起已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慷慨”，在荣誉物品的分享上，从9岁开始，多数人认为应该让这方面需要更迫切的人分享荣誉物品[4]。亦有对中学生的研究表明，不同年级学生在是否利他的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没有显著差异[5]。
除了研究儿童的发展趋势外，近年来在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又形成了一些独特领域，包括亲社会行为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个性特质的研究，以下择要述之。
2 认知、情感因素和个性特质与亲社会行为
2.1 亲社会推理与亲社会行为
由于亲社会行为是道德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们最早想到的就是道德判断推理与亲社会行为有着怎样的关系？有关研究发现，道德判断水平较高者，其亲社会行为也多些。Rubin Schneider给55名7岁儿童6个道德判断两难故事、两次慷慨行为的机会，第一次慷慨行为是捐献糖果给可怜的孩子，第二次慷慨行为是帮助年幼孩子完成某一任务，结果发现道德判断水平和在两个任务中显示出来的利他程度存在显著相关[6]。Rushton等人发现道德判断水平与被试是否参与献血、超市购物中让别人先付款等行为有显著相关。
然而Eisenberg指出道德判断两难故事只是研究道德判断的一个方面——禁令取向的推理，亲社会行为与禁令行为毕竟是有别的[7]。Eisenberg因此设计了亲社会两难情境来研究儿童的亲社会推理，从对学前、学龄儿童的亲社会道德推理中，得出了儿童亲社会推理的阶段模式：(1)享乐主义、自我关注的取向（从帮助中受益或因为喜欢而认同对方）；(2)他人需要的取向（其他人的身心、物质需要，如“他要用血”，“他很悲伤”）；(3)赞许和人际关系、刻板的取向（他人的表扬和接受，有关好人或坏人的刻板印象）；(4)自我投射的、移情的取向（对别人的同情关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5)内化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的取向（内化了的法律、职责，或坚持法律、接受规范价值观）。研究发现，享乐主义推理的使用随着年龄增长到青少年而减少，然后又有点增加（主要为男孩）。需要取向的推理、直接对等的推理和赞许、刻板的推理，随年龄增长到儿童中期或青少年早期，然后减少。在儿童后期或青少年期有较高水平的推理模式。女孩的推理水平总的来说比男孩的推理水平更高些。此外，研究还发现，15-16岁年龄组亲社会道德判断的综合分数与亲社会行为、移情、观点采择之间存在正相关。
Tietjen把亲社会道德两难情境改编为适合小规模的、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成员，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社会中的儿童和成人的亲社会推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儿童亲社会推理的发展方向是对别人移情的关心，而不是内化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的取向，亲社会推理的发展和道德推理的发展一样，都是对实际社会生活情境做出的适应性反应[8]。程学超和王美芳对6到16岁的儿童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儿童亲社会道德推理的发展基本上与Eisenberg的结论一致，但他们的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略高于美国同年龄儿童[9]。
2.2 情绪归因、认知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
除了道德推理、亲社会推理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密切外，发展心理学家还发现亲社会行为的另一种认知前提是观点采择，即个人所具有的把其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区分开来的能力或倾向，包括考虑别人的态度、察觉别人的思想和情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观点采择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观点采择能力是一个人顺利实施人际互动的必要条件。从理论上来说，较高的观点采择能力与亲社会行为相关。柯尔伯格等人对美国孤儿院儿童的研究就显示，孤儿院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发展迟缓是导致他们缺乏相应的亲社会行为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致的，有时相关显著，有时相关不显著，甚至呈负相关。
有研究表明，归因和对他人情绪的推理若要导致亲社会行为，需要特定的社会认知技能，即对有关的情绪线索或过程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人，脸部表情为悲伤或痛苦，人们很容易就能给予正确的识别；相反，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其脸部表情却是欢笑的，那么年幼儿童因为无法理解，有可能不采取亲社会行为。即便都是同龄人，也可能因各自的社会认知技巧不一样，而作出不同的反应。许多研究发现，年幼儿童喜欢注意面部线索，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情绪线索的注意增多。强调情绪线索的认知观点采择与要求情绪线索加工的帮助呈正相关，而不强调情绪线索的认知观点采择与要求情绪线索加工的帮助无关[10]。
当代归因研究已经趋向于确定归因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指出：儿童和成人倾向于对体验到悲伤或害怕的人采取亲社会行为，如安慰、帮助等。根据这种理论和研究，亲社会行为是不同机制的产物，包括认知观点采择、移情和同情。如果对一种情绪状态的理解或对其作出移情或同情的反应促进了亲社会行为，那么能够理解抑制性原因的个体应该倾向于对处于困境中的个体作出亲社会行为，即使这个人隐藏了他的负面情绪。其它一些认知能力，诸如协调冲突的情绪线索的能力，对于包含不一致线索的情境中的帮助非常重要，情绪归因和推理这样的社会认知技能有可能是建立在道德推理或移情反应基础上的亲社会行为的前提。
2.3 移情与亲社会行为
移情是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的理解而产生的与此相一致的感情状态。移情研究的代表人物是Hoffman。他认为，非常年幼的儿童已经能够体验其他人的情绪状态，一旦儿童能够区分自我和他人，就经常通过帮助困境中的他人来对这种共鸣的情绪作出反应。然而，由于1到2岁的儿童极难区分另一个人与自己的悲伤，因此Hoffman认为，早期帮助行为的动机带有享乐主义性质，年幼儿童提供帮助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缓解自己的悲伤。此外，Hoffman也注意到年幼儿童的帮助可能是不适当的，因为他们不能区分哪些方法可减轻其他人的悲伤，哪些方法可减少自己的悲伤，这与他们的角色采择能力还没有很好地发展有关。
根据Hoffman的理论，随着角色采择能力的发展，儿童逐渐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状态，他们除了能够体验到移情的悲伤，还能够体验到同情的悲伤（这种情绪并不完全与他人的情绪一致，但包含悲伤的情感和对他人的关心），也能够更加熟练地以合适的方式帮助别人。到了童年后期，儿童对人类的理解随着认同感的增长而增加，有可能理解和同情另一个人的一般生活状况。这种发展可能促进了以长期痛苦的人为对象的亲社会行为。
Hoffman之后，许多心理学家都对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问题做了研究，一般认为移情或同情与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大量的研究表明，移情增加了助人和其他的亲社会行为，个体成熟的角色采择能力和移情能力使人更有可能理解他人的需要，并对他人的需要做出反应，移情关心主要以一种“水乳相融”(oneness)的情绪标志影响助人[11]。也有研究认为，移情诱发的帮助并非由于自我和他人的融合，诱发移情的条件增加了对他人幸福的关心，但不会减少自我和他人的区分，移情包括察觉到他人的特殊性和独特性[12]。
亦有研究表明，移情并不一定都能导致亲社会行为或参与亲社会行为的欲望。Batson等人发现，察觉处于困境中的人至少会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个人悲伤的情感（如着急、惊恐、心烦意乱、悲伤、忧虑等）和移情情感（如同情、怜悯、担心、热情、好心肠等）。两种情绪反应有不同的动机结果，移情的情感唤起利他动机，旨在为另一个人解除痛苦；个人的悲伤诱发利己动机（减少个人悲伤的情绪唤起），其帮助行为是利己的，有时可能通过逃离现场而不是帮助来达到目的[13]。个体移情的范围很广——包括幸福、悲伤、愤怒，不可能都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为，移情诱发的利他可能引导个人违背道德公正的原则行动[14]。
2.4 个性品质与亲社会行为
许多人认为，个性品质与亲社会行为存在一定关系，即存在一种利他个性。他们发现，个性问卷中的利他指标与一定情境中的助人行为呈正相关，这种情境是指无法避免与困境中的人接触的情境。因此认为，帮助别人仅仅是为了避免自我责难，个性中的利他指标实际上反映了避免内疚或害羞的自我愿望。
Batson等人的研究却与此相左，他们发现，当前面提到的个性变量与帮助有部分关系时，自我报告的情境性同情指标与在容易逃离而非难以逃离的条件下的帮助有关。Eisenberg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利他、他人取向的个性特质在某些情境中促进了亲社会行为[15]。他们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利他个性，利他特质对有意识帮助困境中他人的作用，部分是以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需要帮助的人作出的同情性反应为中介的。并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两个有趣的问题：其一是，情境在决定特质因素影响帮助的程度中所起的作用；其二是，亲社会取向借助怎样的机制与独立于情境性同情反应的帮助发生联系的。
另有研究发现，儿童的个性心理特征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性格开朗外向与较强的亲社会行为有关，而焦虑、神经过敏性与亲社会行为较弱有关[16]。
3 简评
从以上所述的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来看，涉及的领域很广。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规律，也探索了有关认知情感因素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形成的作用，为如何更好地促进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同时，这些研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首先，有关亲社会推理与行为的关系问题。Eisenberg提出的亲社会推理阶段论揭示了儿童亲社会推理的发展规律，也发现15-16岁的成长儿童高水平的亲社会推理与其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关系，但却未能揭示年幼儿童亲社会推理与亲社会行为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大清楚是否年幼儿童因为推理水平较低就极少存在亲社会行为，其它一些亲社会推理研究对推理水平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也没有涉及。
其次，有关移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问题。有关移情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研究大多发现了移情能力对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也有研究认为如果移情导致个人悲伤，反而抑制了亲社会行为，但移情为何会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的原因未探明，是单纯的年龄因素或是个人的特征？是与受助者的牵连感、相似性或是情境因素？尚未有这方面的研究。
此外，有关个性特质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如果确实存在所谓利他特质，那么学校教育是否在促进利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有所作为？等等。上述问题有待心理学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