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得与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与失论文,社会论文,主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与错误相依存。它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冤假错案，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它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从而为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干部的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了经济管理，巩固了集体经济；整顿了农村基层组织，增强了战斗堡垒作用；并且把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首次提高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
关键词 六十年代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得与失
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会后，全国各省、市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由于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不切实际的估计，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从1963年年至1965年发动了以清帐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进而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在全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具体的方法措施和方针政策上还有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东西。探索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总是正确与错误相依存，成功与失败相交错。不能用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方法对其进行彻底否定，而应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否定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肯定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只有将那些积极的正确的与那些消极的错误的区分得越彻底，剥离得越充分，才能真正地借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真正地有助于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
一
在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纲领性文件，即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发布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和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指导全国各地开展运动。综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
1、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以毛泽东对我国形势的错误估计，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作为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的观点为根据的。毛泽东曾指出：“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国家就要改变颜色。”①毛泽东将社会上“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提出了全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告诫。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较大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起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被一些地方党委夸大敌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报告材料所迷惑，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为此，要进行夺权的彻底革命。“整个运动都是由工作队领导”②，由工作队代替所在单位的党委领导运动。把斗争矛头由社会阶级敌人转向了各级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纷纷陷入瘫痪状态，但毛泽东仍然认为斗争对象太笼统、打击面过宽而不能集中火力攻击要害。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③。并且进一步提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当权派的人“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④。从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斗争对象从抽象到具体，从社会到党内，从基层到中央，自下而上全面展开。
诚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并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矛盾斗争中，主要表现为人民同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的斗争。还表现为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社会现象。如某些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和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这些敌我矛盾的斗争，已经不是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占社会主要矛盾的是大量不具备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社会现象，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混淆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升到敌我矛盾问题来处理。结果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出现了人为的阶级斗争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
2、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冤假错案
毛泽东从1963年6月至1964年6月，一年之内曾经三次讲到党的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是社会主义的。这样，对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依靠”⑤，致使所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靠边站了，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并且规定“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⑥这样，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这不但加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且使全党首先是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更加严重化了。把各种各样的不同性质的问题，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过分地夸大了敌对阶级的力量，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致造成了“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⑦，制造了许多令人痛心的冤假错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二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取得进展。这一切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有其积极正确的一面在起着重要作用。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干部的作风问题，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
不可否认，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一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确存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贪污盗窃等腐败行为，的确存在瞎指挥泛滥、官僚主义盛行、欺压群众、当官做老爷等不正之风。群众对此反应强烈。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影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听之任之，不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势必影响党群关系，降低执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势必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⑧
当时，确有极少数基层党员干部蜕化变质，被坏人拉拢腐蚀下水。也确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破坏公共财产，甚至杀人放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阶级敌人进行致命的打击和对极少数蜕化变质的基层党员干部进行严肃的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只不过是斗争扩大化了，没有认真运用民主与法制这一有力武器，用党纪国法而不是采取运动的形式处理问题。什么人在什么范围内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就具体解决什么人什么范围什么性质的问题，积极稳妥，有的放矢，效果更佳。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进行的，而否定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作用和取得的一定成就是不客观的，也是错误的。
党风问题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自建国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们党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探索如何解决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道路，因为听任腐败现象发展蔓延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这决非危言耸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如何解决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对于加强经济管理，巩固集体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自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相当一部分社队长期帐目不清，财物不清，生产经营管理混乱，缺乏明确而严格的规章制度。少数基层党员干部钻了政策和制度的空子，侵占公物、挪用公款、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等，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蜕化变质分子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⑨运动中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方法步骤，狠抓生产经营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工作，狠抓退赔兑现的落实工作。认真清理农村集体财务，清点帐目，特别着眼那些暗帐、无头帐、帐外帐，认真解决基层党员干部乱拿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通过谨慎严肃的处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生产经营管理得到了加强，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推动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3、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充分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
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并且认为基层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实行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⑩文件中还规定“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应当是农村整党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11)处理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谨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必须订正核实，搞得确确凿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以后，才作处理”(12)。这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待党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是认真负责的，既不象王明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体现了党一贯倡导的干部政策，应当指出，虽然在文件中规定了正确的具体政策，但在“左”倾错误的氛围之中，在处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具体工作中，“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3)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4、整顿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了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政治基础。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凝聚力，巩固社会主义阵地至关重要。
当时，由于某些基层党员干部蜕化变质，被敌人拉拢腐蚀下水，使得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被敌人操纵；有的虽然没被敌人操纵把持，但也软弱涣散，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要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14)“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15)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16)
通过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行，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并带领广大群众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必须指出，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和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领导权的基层组织，毕竟只是极少数，对于这样的基层领导权必须坚决地进行夺权斗争。但决不能草木皆兵，扩大敌情，把不属这类性质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权也给夺了，势必影响和冲击基层组织的经常性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5、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高度
1963年下半年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对抗加剧，在此之前的“匈牙利事件”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中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多次提出“出赫鲁晓夫”的问题。1964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四代领导人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必须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适应“夺权斗争”的需要。“五条标准”就其内容来说，不管当时，现在和将来都是正确的。只有选好接班人，才能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才能确保中国人民永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可惜的是毛泽东把每一条都与一个假定的“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毛泽东所谓的“赫鲁晓夫”不是指真正搞“和平演变”的人，而是指与自己的意见，观点不一致的人。结果造成唯个人意志来评判“五条标准”使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在培养、造就、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误。
6、把干部是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合格与否的标准之一
干部参加劳动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党的传家宝。它对于密切干群关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避免官僚主义、促进生产的发展等意义重大。所以，“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7)作为执政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教育，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18)党中央和毛泽东衷心地希望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能够通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本色，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9)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种制度，影响深远。
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大特点
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最后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结局。但是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三个纲领性文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前十条》就是根据湖南、河南等省的二十份报告材料作出来的。并专列一条讲调查研究的内容。《后十条》和《二十三条》里都规定领导人亲自下基层蹲点的内容。全国有一百多万干部到农村基层蹲点搞调查研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我党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但由于调查研究存在主观性和片面性，分不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加之自1957年反右以来，只反右不反“左”，人们习惯于用“左”的眼光看问题，很容易把问题现象看“左”。他们没能从实际出发去占有大量的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而是“唯书”、“唯上”，在调查研究之前心目中早已定下了“左”的调子。总之，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即使深入实际工作中去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来。教训是非常沉痛的。
综观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确与错误并存，动机与效果相异。由于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所以必须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为此，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夺权斗争。扩大了敌对阶级的力量，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后来运动进一步发展为“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阶级斗争的范畴从经济领域扩大到其它领域，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最后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倾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运动自始至终强调抓生产，并把增产或减产作为衡量运动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强调生产建设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运动中解决了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作风和经营管理混乱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对促进党政机关廉政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前，我们的党风问题和社会治安状况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情况。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得与失，扬长避短，对于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⑨⑩(11)(12)(14)(15)(16)(17)(18)(19)分别引自《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684、733、821、821、728、779、688、700、714、711、689、779、779、712、691、693页。
⑦(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