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种关于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于人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他们又强调，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67、71～72页）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德国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而说的，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人的存在、人的特性和本质、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世界，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我们知道，在抽象的意义上，黑格尔也承认人是社会历史中活动的存在物，并通过活动、劳动来理解人的本质。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但是，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把自然、社会及其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世界理性自我发展的表现，而人则被等同于意识到自己的精神即自我意识。他说：“就人作为精神来说，他不是一个自然存在”，“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而“这种人与自然分离的观点”，是“属于精神概念本身的一个必然环节”。（《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2页）
黑格尔也抽象地肯定人的本质是因人的劳动而形成的。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在谈到奴隶达到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时写道：“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在黑格尔看来，奴隶的纯粹的自为存在，“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实现”，因此他把劳动看作是“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1 页）。黑格尔还认为财富“也同样是普遍的精神的本质”，而作为普遍的精神的本质的财富“因一切人的行动和劳动而不断地形成”。（《精神现象学》下卷，第46页）但是，由于黑格尔把人归结为精神的存在，等同于自我意识，因而他所谓的活动、劳动，也必然被归结为精神的、意识的活动、劳动。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主体就成了无人身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而“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同上书，第165、162页）很显然，这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想象的主体”；而那种无人身的自我意识的活动也只能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3页）。
由于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方法是“从意识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活动、劳动归结为精神自我实现的活动，看不到由有生命的个人的肉体组织所产生的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因而也不可能理解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意义。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同上书，第93页）。这种唯心主义只能用客观精神、世界理性自我实现的活动来描述历史的运动，但——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这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
正是针对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则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因此他们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并“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作为出发点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同上书，第73页）。“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只能是有生命的、有肉体组织即有人身的人，而不是什么无人身的理性、意识或自我意识。当然，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有理性、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但理性、意识和自我意识只能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理性、意识和自我意识，而不是相反。为了反对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首先必须是有生命、有肉体组织即有人身的主体。马克思曾说，工人“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同上书，第97页）。我们同样可以说，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由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的存在，必然产生出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而人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际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则是这种关系的最基本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因而也是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组织的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形式。由于这种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形式，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组织的主体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对象化，还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而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发展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是必然包含着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的历史性展开的。所以，人类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是绝对分离和对立的，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
同时，人也只有作为有生命的肉体组织的主体，才能从事属于人的活动，才能按人的方式进行活动。按照一般的唯物主义观点，“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的肉体组织就是人活动的物质主体。这是具有生命力、自然力的能动的物质主体。在人的一切活动中，物质生产劳动是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感性的物质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活动的人首先必须把自己作为实践的物质力量运动起来。而人的肉体组织所具有的生命力、自然力，就是人的物质实践力量的自然天赋基础。所以，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的时候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资本论》第1卷，第201～202页）。
人的活动除了物质的实践活动以外，还有精神的意识、思维活动。但是，这种精神的意识、思维活动，决不是什么独立的精神主体的活动，而同样是作为肉体组织的主体的人的活动。意识、思维本身就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复杂物质系统——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而人脑则是人的肉体组织中的一个器官。所以，“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
如人们所看到的，在人的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的肉体组织的有关器官的生理结构和机能是非特定化的，它们并没有被固定为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活动方式，因而使人有可能不确定地用一切方式从事活动。这就是说，在人的肉体组织器官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中包含着人从事各种活动、用各种不同方式掌握世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作为天赋的、潜在的能力和素质存在于人的肉体组织器官的生理结构和机能之中的。这种能力和素质由于是非特定化的，因而是可塑的。通过后天的塑造和训练，就可以形成人的各种现实的本质力量，从而使人成为从事不同方式的活动、用不同方式掌握世界的主体。这就是人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成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主体的本体论意义。所以，确认人的肉体组织，确认人类肉体的主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学事实，而是为了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及今天的神秘神灵主义）所宣扬的无人身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所必须坚持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
人作为肉体的主体，在感性直观上当然表现为个人。但是，他们“不是处在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3页）。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他们经受各种不同形式的塑造和训练，存在于他们肉体组织中的天赋的潜能和素质，发展成为现实的本质力量，他们也由肉体的主体发展成为真正从事活动的现实的主体。他们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此基础上，同时也进行思想、观念、意识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对自然界发生现实的关系，彼此之间又发生一定的多层次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但他们又在这些现实的关系中活动并能动地表现自己，从而显示出自己作为活动的人的主体性。至于人类历史则不过是在各个世代的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不是什么绝对精神、世界理性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过程。
二
在19世纪30～40年代，费尔巴哈也是反对把人看作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的。他把人当作他的新哲学的最高原则、最高称号，并把他的新哲学称为人本学。但是他指出：“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他认为旧哲学的自我意识“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第117页）。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力图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解释人，强调人“是导源于自然界；人必须从自然界开始他的生活和思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第677页）。 导源于自然界的人是有形体的实在的物质实体即肉体。他肯定人是有意识、思维和理性的，但它们仍然是一种肉体的活动，是一种头脑的工作，而头脑乃是肉体的另一个器官。所以人不是作为抽象的实体，而是作为感性实体存在的。费尔巴哈就以这种观点同旧的思辨哲学观点相对立。他写道：“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而新哲学则以另一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第169页）
费尔巴哈也承认，孤立的、个别的人，并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与‘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同上书，第185 页）。这种“建立在‘自我’与‘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人与人的统一”，就是建立在男女两性区别基础上的爱的关系、情欲的关系，]所以他又说：“作为一个男人，你却本质地和必然地将跟另一个‘我’和实体——女人发生关系”。（《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第427页）费尔巴哈把男女两性之间的爱的关系、 情欲的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本质关系，是唯一的真正人的关系，而人的本质就包含在这种关系之中。实际上，这种关系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别基础上的一种自然联系。这表明他所理解的人仍然是一种抽象的人、自然的人，而他所理解的人的本质则只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类特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观察人的方法和他关于人的理解进行了批评，指出费尔巴哈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是他“很大的优点”；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除了爱与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77～78页）当然，费尔巴哈并不是完全否认人的活动，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更“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而“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同上书，第58页）
在人的问题上，费尔巴哈本来是想克服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抽象观点的。他用肉体的、感性的人同精神的、抽象的人相对立；但是他停留在直观的唯物主义水平上，只是直观地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而没有实践地把人看作是“感性活动”。因此，关于人，他找不到从抽象转为现实的道路，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因而他不了解现实的人，而仍然停留于抽象的人。
恩格斯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241页）人在历史中的第一个行动，或者说， 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的物质生产劳动。这是由人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但是只有在社会中，才有人的物质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是指向自然的，但又是社会性的，因此它必然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人的关系”，它们的现实状况就构成了“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在上述两种关系中，“自然关系”是人的存在的绝对必要的因素，而社会关系则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方面。因为只有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才能使他的“自然关系”成为“人的关系”，使自然界（通过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和其他对象性活动）成为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与活动的一部分；并使他自己的自然存在成为本质上是人的存在（即使他自己自然的肉体组织的器官成为能按人的方式活动的器官，如使手成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的手，使眼睛成为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使耳朵成为有音乐感的耳朵，使脑成为能理论地和艺术地思维的脑，使发音器官成为能进行语言活动的器官，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但是这一切又都是通过人自己的活动、 首先是通过人自己的物质生产劳动实现的。因此，人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活动，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劳动是一致的。
人们常说，人是社会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但是，社会又是由人的活动生产的，环境又是由人的活动创造和改变的。如马克思所说，“正像社会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同上书，第121 页）“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92页）或者说，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的产物，而“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改变了的人是改变了的环境的产物的话，那么，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同上书，第59页）。因此，从根本上说，作为人的人是由他自己的活动、实践、物质生产劳动创造的。人自己的活动、实践、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现实的社会，创造现实的环境，形成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现实的周围生活条件；而这种现实的周围生活条件又生产和造就现在这种样子的人，即使他们成为具有现实的具体特性和本质的现实的人。
因此，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必须把人理解为从事实际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活动的、实践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人的活动特别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在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出发，才能理解人的现实的存在和人的现实的特征和本质。由于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都是人在历史中的行动，它们是历史性的，又是历史地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存在、人的特性和本质，都不是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人的活动的历史性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
一切属人的活动，本质上都具有积极的否定性即扬弃性。人总是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积极地否定即扬弃现存的周围生活条件，生产和创造新的周围生活条件，从而也不断积极地否定即扬弃自己的现有存在状况和现有的特性和本质，生产和创造自己新的存在状况和新的特性和本质。人作为活动的、实践的存在物，永远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人不会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不会满足于某种已经获得的规定性。人总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再生产、再创造自己的新的存在状况和新的特性与本质。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特点，而这一本质特点，只有从人的历史行动中，从人的历史地变化发展的活动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理解。人在历史中的行动，人的历史地变化发展的活动，就是人不断积极地实现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不断积极地追求新的对象、追求新的自我规定性的再生产、再创造的行动和活动。
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本质上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正是这种有意识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使人作为人的存在及其特性和本质能够扬弃和超越自然的生物学状态和自然的生物学规定。而这一点是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所不能理解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人作为人的存在及人作为人所具有的特性和本质，就是人作为人所从事的活动。如果说人的存在状况及人的特性、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发展的，那么，这种变化发展是同人的活动的历史性变化发展一致的。这种一致正表明人“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把人不只是看作“感性对象”，还应该看作是“感性活动”，强调必须把人当做是“从事活动的”、“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的原因和意义。
三
活动的人表征着人是从事活动的，人就是活动的主体。但人作为活动的主体，不单纯是肉体的自然性主体，在本质上是社会性主体。因为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和刻板单一的形式出现在活动中，他要在接受社会的塑造和训练中，在参与社会的各种对象性关系中，获取和占有社会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手段，如经验、知识、技能、工具、方法等等，使人的天赋的潜能和素质，发展为多种多样的本质力量，能够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也因此而获得了多种多样的现实性。马克思指出：“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人的活动是为了满足需要，活动总是满足需要的活动（但不是片面地在直接的肉体生命需要的支配下活动）。而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的产生，又是同满足需要的力量密切相关的。由于人是肉体的自然性主体和社会性主体的统一，在天赋的潜能和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所提供的力量和手段的占有，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本质力量，因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需要。相应地，人的活动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不同的甚至是极不相同的方式和形式。但它们作为人的活动又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性。
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这是费尔巴哈所没有理解的）。人本身作为一种现实的、感性的、有意识的存在物，有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他之外的对象。这种对象存在于他之外，但又是他的存在为了“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同上书，第168页）。因此，人本身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或者说，只是思想上想象出来、虚构出来的“抽象的东西”（同上书，第168、169页）。人作为现实的、感性的并且是有意识的对象性存在物，无论是在感性的实践领域，还是在精神的观念领域，都必须把自己以外的对象变为“充实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的对象，变为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事先对这些对象进行不同方式的加工改造，它们才能成为人用不同方式加以享用和消化的对象，从而转化为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如实践的、理论的、艺术的等等）对外部对象进行加工改造，以便在适合于人的不同需要的形式上掌握和占有它们。因此，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
就人的存在和活动的对象性来说，人是受动的。但人不同于动物，并不消极地处于受动的地位。人能意识到自己是受动的、并由此激发自己去追求、掌握、占有外部的对象，使之成为自己的对象。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因而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同上书，第169页）在外部对象面前， 人是受动的，但又不是一个消极的单纯的受动者。人是作为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主体面对着对象并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在对象性活动中，人作为主体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扬弃自己的受动性，决心通过对外部对象的不同方式的加工改造，来追求和创造具有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对象和对象世界。这表明人的活动又是主体性的。
人的活动的主体性和对受动性的扬弃、超越，表现在人能自觉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对象来设定活动的目的（因而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自觉自为的活动）。目的是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观念表现。它是对外部自在的现成对象的观念的扬弃和对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对象的观念的建构，因而它也显示了对人在外部对象面前的受动性的观念的扬弃和超越。根据设定的目的，人作为主体，在活动中自主地选择对象和选择掌握对象的方式、方法；能动地克服对象的反抗和克服达到目的的障碍（马克思：“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创造性地扬弃外部对象的现成形式和目的的观念形式，使观念的目的在改变了形式的对象中得到对象性的表现。这就是达到或实现了的目的。这种达到或实现了的目的，是活动的人对自己的受动性的现实的扬弃和超越，也是活动的人的主体性的丰富内涵的综合的对象化表现。
人作为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是为了实现和达到在适合于自己需要的形式上掌握和占有对象的目的。为此，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当然要使他自身肉体中的自然力运动起来，使他自身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但是，活动的人在活动中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活动的对象，而是活动的工具。活动的人把工具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对象，使对象发生形式变化，并在变化了形式的对象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2～203页）。在活动过程中， 工具是活动的人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当然，工具要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不仅要在活动中有目的地使用，而且要有适合于目的的正确的使用方式、方法。工具和工具的合目的的正确使用方式、方法，就是在活动中介于活动的人和活动的对象之间的中介系统。人的活动，无论是物质的感性实践活动，还是精神的理论观念活动以及物质的和精神的交往活动，都是中介性的活动。
人的活动中介（包括物质中介、思维中介和语言符号中介），都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和创造结果，是人的活动、经验、知识、智慧、才能和技能的凝结和结晶。通过这些中介，人的活动、经验、知识、智慧、才能和技能不仅可以保存下来，而且可以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遗传下去，并在人的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发展。因此，它们不仅是人的活动共时性展开的中介，而且是人的活动历时性发展的中介。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历时性发展的中介，才形成了人类所特有的新型遗传进化方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个体扩大到类”的人的“获得性状的遗传”或“累积的遗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 版， 第365页）。 由于在这种新型遗传进化方式中人的活动的中介不断发展和进步，就必然使人的活动在共时性展开中，其活动所指向、其主体性所笼罩的对象域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中介是人的活动进化发展中的积极的、实际的变量。
人，作为感性的、社会的、活动的人，通过物质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不断生产自己的多种多样的人的生活，不断创造自己的丰富多采的人的世界；并使人获得与这多种多样的人的生活和这丰富多采的人的世界相适应的现实性和规定性；人也就因此而成为具有现实的特性和本质的现实的人。一般地说，人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的。而人怎样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他也就是怎样的。人存在和生活于通过人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的世界中。正是人存在和生活的人的世界使人“成为现在这种样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就是人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1页）。因此，人是什么样的， 这同表现他们的存在和生活的活动是一致的，也同他们存在和生活于其间的人的世界（这个人的世界也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是一致的。
人的活动可以说都是为了处理人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而对人来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同上书，第81页）；因此，人的活动也是“为我”的。因为人从事活动也是要通过对外部世界实现某种否定、扬弃，使自己获得某种新的肯定。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活动也有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异己”的方面。因为人的活动虽然在总体上能产生积极的对人说来具有肯定意义的效应，表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为我”原则上的协调；但人的活动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对人说来是否定性的效应。这种否定性效应表现了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存在着异己性和冲突。
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自己来说也有消极的、否定的一面。比如在社会中存在着分工、存在着私有制和社会分裂为阶级的情况下，不仅“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而且还“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同上书，第85 、 83页）。这种分化和分裂，表明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的世界也是充满矛盾的。在这种矛盾的世界中，也必然造成人的特性和本质、人的规定性的矛盾，造成人的片面性和畸形。马克思在谈到工人的劳动时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因此，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至于富人虽然享受了工人劳动的成果，却又在这种享受中否定了自己劳动的本性及由劳动所产生的丰富的规定性，因而也使自己成为片面的、畸形的。
但是，由人本身的活动造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异己性，人本身的活动产生的对人自己的否定方面，又只有通过人本身的活动的充分的、普遍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才能不断得到克服。人，作为活动的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不会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在历史的前后相继的过程中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追求和创造以“为我”为原则的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追求和创造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的世界：这种历史的活动，历史的行动，从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的意义方面来说，可以说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这种活动中，活动的人也力求丰富自己的规定性，发展自己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就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的人。这就是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当然，这种本质的生成和表现是历史性的，是历史的过程。只有在科学的、实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人的本质，才能自觉地和“充分地、不受限制地”产生出来和表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但这也揭示了活动的人和人的活动的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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