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理论创新与中国金融业应对需求的全球战略思考_金融论文

中国加入WTO:理论创新与中国金融业应对需求的全球战略思考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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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融入国际经济的大家庭,如何应对这新的、巨大的挑战,首先要有发展理论和国家战略。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应对。如果在这个方面欠缺,多少努力和成果都可能流失,或在短期内消失,或者给以后长期发展与崛起带来障碍,因此而无法摆脱。因此,金融需要战略和创新理论,不能简单采取拿来主义和比较主义的方法,结果必然是被控制的。

一、二战以后,在国际货币体系,在西方发达国家体系和阵营体系(包括与其合作和支持)以外,所有搞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战后日本、德国的兴起与美国的支持和冷战的格局是分不开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与冷战和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是分不开的。即使能够脱离这个体系,能够有所发展和成功,但也很不牢靠,很脆弱。东南亚、墨西哥都是很好的经验和教训。墨西哥在发生金融危机前的一周,国际货币基金还在写文章吹捧是一个正在升起的工业化明星国家。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1993年和1997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在极力称赞亚洲奇迹和亚洲崛起,但是,数月之间,这些奇迹就消失了。为什么?我们不想探讨其内部原因。其实,这些你根本无法说清楚。但需要指出的,不是这些国家的学者不聪明,也不是他们不知道开放,也不是他们不学习西方和美国的金融理论。正是因为这样做了,才失败了。但不这样做,未必就成功。关键在于缺乏自己的发展理论和国家战略。一切理论都是拿来的,因此,其结果必然是让自己与强大的国际金融资本竞争,谁胜谁败实际早已经有了结果。不过是大家都在等待时机和实现的方式。

战后日本经过比较长的时期迅速成长为工业化国家,但是,在冷战瓦解和结束以后的90年代以来,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原因在于缺乏国家战略,所有政策到目前都已经彻底用完了。欧洲一直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但努力了50年还是没有成功。欧洲货币的诞生到目前仍然无法改变这个状态。为什么?美国占有了先机,后来的,如果没有突变,难以获得胜利。历史是通过流血和战争来改变的,但这也要靠实力。

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村庄,在这个地球村庄中,美国是村长,最具有实力的村长,掌握了主要的金融资本和货币发行权,掌握和控制着领先的技术,配备以军事力量和布置、文化价值观和经济理论传播。谁可以发展,谁不能发展,与美国的态度和关系很大。当然,在矛盾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中国最近20年的成功有这个因素。作为后起的大国,试图摆脱村长支配和控制的人或家庭(国家),除了在经济实力方面和技术方面等有所改善以外,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理论和国家战略方面要突破和产生新的理论很难,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失败是最大的教训,可惜没有认真总结。因此,无论如何,在获得冷战的胜利以后,美国几乎可以让世界主要国家屈从和跟随。如果你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和配合,那么,要发展起来实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美国具备的这些力量和手段,稍不谨慎,就可能失败。更不用说,美国时刻警惕着对手的崛起而在谋略如何控制和打击乃至消灭对手。

二、渡过开放后的5-7年,对中国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现在,中国入世了,理论和舆论正面说得太多,看问题也很多,但是,应对措施少,特别是战略把握少。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危机国家的开放和机遇、经验一再被肯定和赞扬,其实,不过是因为这符合了他们的理论需要和战略需要。中国社会总结人生的经验有两条。说,有些人很容易被捧杀,有些人容易被骂杀。我们尤其要警惕被捧杀,赞扬多了,反对、谨慎的意见听不进去了,因此而不顾自己的能力和条件加大开放。入世,对中国来说有5年过渡时期,但现在理论就迫切在谈全面的金融开放,这是在追赶潮流、与发达国家比体制和机制而开放和改革,忽视了我们的接受力、承受力、控制力、稳定力和社会支持力,特别是我们的基础和经济发展阶段,忘记了我们的开放和发展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是比较。忘记了我们在地球村庄中的地位与村长及其支持力量的关系。

因此,中国不要被现在的外部称赞忘乎所以,看到机会和很多跨国资本到中国来,现在有点类似亚洲金融危机之前1992-1996的发展阶段。其实,如果我们看克鲁格曼对亚洲的批评,中国现在极其类似。

研究90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无一例外表现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这是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利益争夺已经从传统产业走向了金融资本。从经验来看,无论是墨西哥、韩国、东南亚,在金融开放或资本市场开放后的3-5年左右很容易出现危机,大国的时间可以延续到5-7年。因此,要特别谨慎,注意渡过危险时期。

三、要从全球化和全球战略来考虑中国的金融开放和大国崛起中的金融理论

全球化时代,大家从来都是跟随富人理论走的。因为富,所以认为其一切都是好的,值得崇拜的,理论也是先进的,正确的,很少有多少理论研究人员去探索对本国的适用性。由于本国自身创造不出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和认识采取的基本是拿来主义或接受主义的态度,这是难以解决的心理学现象。不需要谴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扩大视野:横向和纵向范围。我们要从历史、全球和现实来考虑。在地球村庄中,中国金融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参与垂直分工还是水平分工呢?是参与市场瓜分还是固守地盘呢?我们面临的是竞争、合作问题还是生存问题呢?其实,如果我们的金融没有走到强者的地位,金融开放所面临的必然是垂直分工——等级分类和控制,而不是水平分工,面临的是固守地盘而不是市场瓜分。要创造二者兼顾的局面需要我们考虑一些战略问题。比如,中国衍生品金融市场发展问题,证券市场发展和债券发展问题,我们是否在发展过程中对世界开放?什么情况下开放好?美元等国际货币已经遍布世界,美元等金融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的开放无非是小资本与大资本去博弈利益和利润,中国这个弱小的证券资本能够获得胜利和成功吗,能够持久吗?不能。那么,我们是去挑战和抑制其扩张还是把自己迅速扩张起来与其抗衡?还是选择其他国际货币和金融来发展自己?这又需要什么样的开放和资本市场战略?美元从与黄金脱钩导致国际汇率体系的动荡,到美元贬值,再到今天的10次降低利率进行信用扩张和危机转移、转嫁,世界各国包括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各国增加美元外汇储备,确实有抵御金融投机、增加政府干预力量的作用,但这是抵御了投机资本,支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美元金融实力。我们是否有其他选择,或比较利益的选择?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中国也才可以说,真正能够参与金融自由化的全球化,才能够在参与中把握自己的方向。

四、若干金融理论认识

(一)金融无国界问题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发达国家都在倡导金融无国界理论。实际上,这是已经强大的金融资本的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现实,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谓金融没有国界,也是跨国金融资本的要求。事实上,只有国际货币国家的金融资本是没有国界的,非国际货币国家的金融资本是有国界的。美元、日元、欧元可以拿本币资本到世界投资、交易、结算等,但人民币、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本币资本不能,也不会被接受。这些国家必须把本币转化为国际货币才可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金融是有国界的,如果没有,在贸易中,以本币支付给发达国家的货币应该接受。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这些金融理论。目前的所有金融理论都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和状态,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要想获得持久的成功,不能用这样的理论,或者说要有条件和限制。

(二)外汇管制、资本帐户自由化问题

发达国家还在倡导取消外汇管制,取消资本管制,实行资本帐户的自由化。从他们的角度和需要来看,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是,这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不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或后起大国使用这样的理论。

在金本位和汇兑体制下,外汇管制是因为黄金数量有限,兑换能力受到限制。而在国际货币和非国际货币制度下,外汇管制的原因是因为本币不是国际货币,本国需要国际货币作为储备、偿还外债、应对危机等种种需要。问题还是兑换能力和数量问题。因此,外汇和外汇管制是非国际货币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利用它可以避免和解决很多金融开放下的外部风险。如果完全放松外汇管制,就意味着美元化,本国货币和汇率主权的丧失。当然,如果国际货币国家承诺给以支持和合作,或者说企业和国民完全能够避免汇率波动及危机(企业和国民已经国际化和全球化了),或者说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源),放弃和放松外汇管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完全放弃外汇管制实际就是放弃了调节对外经济和对内经济平衡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后只能被外部市场来左右本国的市场和政策及至政治。作为非国际货币、非区域货币国家,需要保持外汇管制与外汇自由化之间的弹性,以控制危机和风险。

与外汇管制相关的是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货币的可兑换和自由兑换问题,实际也是因为本币不是国际货币(或者说不是国际一般等价物)所引起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的是投资资本、利润和金融资本的本币与国际货币的兑换问题。从经济利益和需要来说,本币与国际货币当然需要可兑换,因此,人民币与国际货币之间实行可兑换和完全可兑换这个目标和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目标和方向要符合国情和能力,因为货币兑换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兑换数量要求的满足问题,非国际货币国家无法满足充分的兑换数量要求。因此,把货币兑换分为允许经常项目兑换、完全可兑换,再允许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完全可兑换。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可兑换不能理解为自由兑换,那样,就要自己承担汇率、债务、金融危机等风险。对于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永远不存在本币自由兑换概念,是国际货币兑换本币自由,而不是本币兑换国际货币自由。国际货币兑换本币是自由的,而我们是被“自由”而“化”的,自身没有自由,只有可兑换。由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指出,由于可兑换乃至完全可兑换不是自由兑换,在这个制度下,如果需要,仍然可以保留外汇管制。对完全可兑换附加某些要求和制度限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进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但不能用发达国家的概念——资本帐户自由化。自由化,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不存在。因此,我们在国际上,应该要求国际社会和组织在资本帐户自由化和外汇制度上有自我选择的权利,这是国际货币与非国际货币差异导致的结果。

(三)金融自由化问题

发达国家的金融、利率自由化是一个自然过程,是在外部国家没有自由化下产生的,是在内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从国内走向国际的渐变过程,它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调整、积累经验和提高竞争力。因此,其金融自由化是建立在经济发展、技术发展、结构调整、和金融制度世界扩张的基础上的,到今天这个时代,它强大到确实可以自由,也需要自由(扩张市场)。但是,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却不同了。它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差距所引起的被迫过程,或学习过程,或被要求的过程,是具有强大竞争对手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再是自己进行自由化,而是同时参与国际的自由化,尤其是资本市场开放的国际化。因此,所有发达国家早期金融自由化的经验在今天对后起国家来说都不适用了,经济变量发生了巨大变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自由流动、还有自由化的竞争,使得后起金融自由化国家在金融经济、竞争力等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利率、金融制度、金融扩张不能自由决定——不能由本国市场的经济状态自由决定的过程,而是外部和内部力量共同决定的自由过程。因此,对非发达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只有在对内的时候存在,对外就不存在与外部理解含义一样的自由化。是被外部“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由于资本的本性充满了风险和危机。

对于发达国家的金融来说,自由化过程是企业和市场主导的,企业是从市场和竞争力来谋取自由化的发展和利益。而发展中国家是政府或政策主导和推动的。特别是中国,更是如此。这意味着试图与国际金融制度和规则接轨的过程中,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的目标并不是从自身竞争力和市场的发展中来谋取利益和自由化发展,必然要从政府和政策本身来谋取竞争力和自由化的利益,因此,政府和政策的责任重大,压力巨大,金融机构与企业与政府的矛盾是主要方面。如果完全走成熟国家的老路,必然立即出现危机。

因此,后起国家的金融、利率自由化过程更复杂、更困难,没有现成的经验,还要遭遇金融资本激烈乃至残酷的竞争,甚至恶意竞争,因此调节与控制起来更没有经验可以参考,完全要靠自己的探索。如果仅仅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和做法,那肯定是要失败的。因此,对于自由化、国际化需要研究自己的理论和战略,既要与强者合作,向强者学习,又要戒备,指望资本的慈悲和慈善甚至没有防范风险和危机的准备,那显然缺乏长远性的考虑和战略眼光。如果利率和金融自由化过程出现了严重风险和危机,资本是不会来支持你的(除非被认为是其战略伙伴),发达国家的资本不会帮助你。资本向来是嫌贫爱富,不择手段保护自己利益,甚至落井下石,亚洲金融危机是很好的事例,印尼因此而产生政治动荡和国土分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存在目前发达国家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自由化。甚至说是两种完全不同模式的自由化进程,如果不清楚这些,必然有很多危机和风险。

(四)中国金融理论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金融理论要研究具体政策,但不能忘记和放弃大的战略思考,特别是发展成功的理论。大方向不对,短期的成功就不能持久化。

中国金融开放和发展需要进行经验总结,放到一个历史背景和环境中去认识,放到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去看,这里有很多经验是值得继续采用的。我们需要总结出来,让世界来接受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历史过程中的人都是不满意的,看到的更多是矛盾、问题。但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没有危机,发展了,就是成功,就有经验,但这些往往是后来人做的。如果我们当下能够从中悟出来,就可以创新中国的金融理论而逐步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别怕我们的金融有多少问题,人家也很多,相对比较而言,我们要在自信中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自我放弃、采取拿来主义和接受主义的态度来参与金融的国际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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