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锋精神的形而上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雷锋精神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3)04-0015-03
修改日期：2013-05-25
雷锋精神产生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发展阶段。与这个时代的特有精神风貌相吻合的雷锋精神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传承的历史前提，也有着当今社会演进的现实基础。从雷锋精神产生“原像学”观察可以看到，雷锋精神既承载着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的精神情操和天下胸怀，又持守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志向与奋斗追求。从雷锋精神的一个维度理解的话，笔者认为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雷锋精神所体现的形而上价值。
在早期的西方社会里，“在政治理论领域，很少有人对人性持不同的看法”[1]。对人性的理解很少有更多的差异性理解，因为在共同体设计中，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有一个基本的想法，这就是人性趋同之理论。在对人性规定设计的铸型中，形而上学作为某种理念性的超越规定得以形成。西方形而上学在与对人性的塑造和范式的建立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至于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差异性划分，以及各自限度的阐释对形而上学的未来走向起到了奠基的功能。西方意味的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以超越性的追求，尽管初始建构者的意图在于设定一个“无限”的理想，但由于其概念性的架构与世俗的世界无关，最终成为了“本体”的附庸。中国哲学的形而上期冀主要是借助于对人的本性“还原”形成的，这就意味着与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结构相异，中国哲学更注重在对人性独特探讨的同时，提出了对人的本性理解的新的视域。例如，“孔子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的自主能力和作为，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对人性进行了探讨。”[2]无论东方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在理解人的本性问题上都有一个形而上的约定，并以不同的途径勾勒了演进路径。
进一步的考察会看到，雷锋精神缘起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土壤，并通过辐射性的方式成为了时代精神的特有象征。这是因为雷锋精神的内涵是归属“人类性”一般规定，是超越时空的界限的。雷锋精神既发端于中国文化的精神源泉，又贯穿着影响人类本身的世界性价值。具体来说，中国的形而上学尽管有“学”的特点，但它始终是有践行的“价值”。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旨趣相异，本土化的形而上学既可以“安心”，又可以“践行”，甚至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二者一体化的现实操守。因此，在西方哲学里时而出现的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争执，在中国文化类型中很少呈现出来。雷锋精神具有着中国式的独特品格。
在理解雷锋精神的过程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值得关注和挖掘。从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和历史资源来看，中国少有西方的结构性形而上学类型，而是偏重于以人文精神的典范方式建构起个体性的整体性楷模形象。与西方世俗化的“脱魅”倾向相关，“碎片化”进程使得原有的西方形而上学在“解构”中不断趋向于虚无。从西方精神的延续来看，最初的形而上学以概念化的方式建构的“本体”只是一种至上的与现实无关的理想。苏格拉底确认理想的努力在无程序性的判决里进入到终点。与西方形而上学形态相异，在雷锋精神凸显的形而上价值有着固有的人文特征，据此在理解和践行形而上学的同一维度中使得形而上学具有着理论与实践一体性作用。理解这一特点对理解雷锋精神的价值和中国形而上学类型的人文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依笔者看来，东西形而上学的差异在于西方形而上学用理论说明世界和人的关联，在于诠释和论证世界与人的存在普遍性质；而中国的形而上学在于“树人”，在于用形而上的价值表征出人的发展的现实前景，而不是在对理论自身的先天设计中达到某种精神内部的若干协调。换言之，中国的形而上学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思”出来的。在“做”与“思”的选择中，“做”才是最当紧的。因为“做”使人成为了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是自由的，仅当他是自己决定的；而他是自我决定的，前提是他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成为自主的，成为自己的主人。”[3]依据马克思的判断可以推出，雷锋精神的形而上价值则正是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西方形而上学关注于理论和概念自身，因为这种形态理论样式主要是关心于“天上”的精神本体，与世俗的人间无关；在雷锋身上映现的形而上价值着重于个体的身体力行，在细微的具体的工作中兢兢业业，在成就事业的劳作里实现着自身的追求；西方形而上学强调对感性的经验的世界的意识超越，在二元论的二难抉择里造成了自身的内在分裂；在雷锋身上蕴含的形而上价值则是现实的行动与理想的确立融为一体，人格的完整性在这里有了实践的前提；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抽象性规定不同，雷锋精神关注于现实，置身于现实，用自身的积极行动改变着现实，在新的理想性中创建“理想”的现实。这意味着雷锋身上的形而上价值具有典型的“本土化”之特征，因为雷锋精神所持守的形而上价值是从“今天”或“当下”向着“未来”的延伸，是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予以实施和践行的整体活动；是通过个体自身的建设性努力以感召其他人进发的正能量迸发；是把平凡的尘世与理想的超世连接的通道。这样，雷锋精神的形而上价值遂有着中国本土化的坚实根基。
西方形而上学是以本体为主的理论体系，尽管在涉猎形而上学的时候它也以不自觉地途径关涉到与实践理性的若干联系，但从其在理论内部的高位运行走势来看，它与世俗的路径和历史境遇无涉。孕育在雷锋精神中的中国形而上学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刻画出其特有的精神品格以及现实意义。
对雷锋精神形而上价值的当代阐释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雷锋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有着历史上传承的关系。在市场逻辑和道德逻辑互为交织的网络社会条件下，彰显雷锋精神可以传导着一种“纯粹的”生活态度。事实上，确立某种价值观的目的就是培养自身的“纯粹的”生活态度，“纯粹的”生活就是面对着“真实”。依据黑格尔的看法就是消解和否定非辩证的思维方式。“纯粹的”生活态度包含着对“当下”现存规定的否定性理解，又包含着对“未来”的理想性建树。在中国文化背景的形而上学理解里，形而上学或许是一种“向上”乐观取向。在自身生命的旅途中，每天都以生命的饱满精神迎接着创造性的感受。雷锋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是“纯粹的”生活态度。其次，雷锋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境界的具体体现。因为“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表达总要以显隐的方式涉及哲学的境界。哲学作为人的精神表达的最高层级的自我意识方式，其深度思维的运思取向与目的就是确立哲学的境界。人性精神的升华主要是借助于哲学境界提供的世界图景，通过人对生活终极问题的殷切关怀，期冀对人自身活动统一意义的把握来完成的。”[4]雷锋精神的内涵在本质上可以说是对人的境界提升性的表达。用康德的观点表述的话，人是在精神的境界之中完成自身的使命的。正因为如此，雷锋精神的价值具有着人文精神标本的意义。进一步的分析还会看到，在人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的对比以及选择过程中，人文尺度的确立和理想价值的铸就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实，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就是使得自己“真正成为一个人”，因此，把握雷锋精神的境界观实质是非常重要的。再次，雷锋精神是现代交往性社会的“主体间性”显现的价值连接的具象化楷模。对于雷锋来说，他的生命只是为大多数人幸福的一个环节。在雷锋看来，“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5]。雷锋这句话一方面表达了他的人生追求，另外一方面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的真实本质所在。在雷锋的心目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单纯的、超越世俗的、理想的。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在协商的前提下达到主体间性的“共识”。在当今现实社会里，空间的聚集和时间的交叉以及运转速度的加快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特点，在这一情形下，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和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交往过程中的情感共同与价值的共享以及人的主体间性相互融合有着重要的功能。对雷锋精神的承继显然在这个方面有着自身的特有的优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性背景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商品形式的关系在多向度层面上给予呈现，如何在社会交往的过程里，在与人或对象打交道的时候始终保持着特有的人文精神维度，雷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这一问题做了很好的诠释。第四，雷锋精神是对美好的人生价值的现实证明。就人的本性而言，人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存在。所谓超越性就是指人在现存的限定下，总是表现出试图超出自身限制的进取过程。雷锋本人就是如此。在他看来，一个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在于在为他人的奉献里体会到自己的幸福。雷锋对幸福的理解是在对他人的真切的情感关系里把握的，而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一定是在对他人的关怀和帮助他人过程中才能达到体现。在市场体制的商品化以及资本能量实施的世俗社会里，雷锋精神就是对现实的功利性生活的解毒剂。可以说，雷锋本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幸福的，这一幸福是在人的内在本体中充盈地生成着。正因为如此，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的人在价值的追求实现中，一定会在不断地“成长”中。从雷锋本人在自身的践行活动中对雷锋精神的最初凝聚到雷锋精神的形象广泛传播，进而到雷锋精神价值的当代确立，这不仅是一段雷锋精神的演进与丰厚的历史，因为可以说从今天到未来都可以坚信，对雷锋精神的敬仰，对雷锋精神价值的赞赏，对雷锋精神的现实践行会化成更多的人的实际行动。雷锋精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价值文化的最具精神凝聚力的“本土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