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王门”的学派构成及其思想特征
孙钦香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南中王门”为《明儒学案》“王学七派”之一。“南中”概指以明代“留都”(今南京)为中心，涵盖今苏、皖、沪三地，南中王门概指南中地区阳明亲炙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构成的阳明后学流派。南中王门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南中亲炙弟子均能认同乃师“心即理”“致良知”等观念，同时在不同学派之间形成兼容并蓄之风气；再者，再传弟子师从复杂，甚而对讲学活动、“四无说”等多有反省和批评，并将横渠“气”学思想重新引入，以致于南中王门的思想来源及其发展显得较为丰富和多元。可以说，南中王门的思想特征既在阳明良知学的范式内展开多元拓展，又在一定意义上出现反省和批评阳明心学的思想新动向。
关键词： 南中王门；阳明心学；多元拓展；反省与批判
明末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阳明后学划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派，“南中王门”为王学七派之一，概指以(明代)“留都”为中心，涵盖今苏、皖、沪三地的阳明亲炙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群体。具体而言，南中王门人物群体以《南中王门学案》为基础，但有3处需作进一步阐明：一是黄宗羲认为黄省曾论学“往往失阳明之意”，朱得之“其学颇近于老氏”，但从二人师承阳明，又奉良知之教等方面来看，此显失公允；二是黄宗羲指出薛甲“笃信象山阳明之学”，但没点明师承关系。从《畏斋先生绪言》中“晦翁之功其可少乎”等观点看，薛甲并非“笃信象山”，但却主张“阳明学问是孔门嫡传”；三是黄宗羲以家学渊源将唐鹤征纳入南中王门，却未将因家学且与王门学人关系密切的沈懋学纳入，笔者在此加入沈懋学。在此基础之上，参照当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将阳明南都为官时来学诸弟子亦纳入。
一、南中王门人物及其著述考
与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王门等兴盛繁荣的研究状况相比，有关南中王门的研究相对稀少许多，南中诸弟子在阳明后学研究中几乎处于湮没不彰的境地，因此，有必要梳理南中诸弟子群体图像及其著作情况。据《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记载，南中第一代著名的弟子有：泰州人王艮(字汝止，号心斋，1483—1541年)、苏州人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1490—1540年)、宜兴人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全椒人戚贤(字秀夫，号南玄，1492—1553年)、宜兴人周冲(字道通，号静菴)、上海华亭人冯恩(号南江，约1496—1576年)六人，另休宁人程默(字子木)曾问学于阳明，为及门弟子。(1) 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第579页。但因泰州王门单列成派，故“南中王门”不含泰州三王(王艮、王襞、王栋)。 此外，据学者考证，阳明1513年为官滁州和1514年为官南京时，有大批士人来问学，如(1513年)十一月孙存(字性甫，号丰山，滁州人)来问学[1]；“滁州士子朱勋、萧惠、姚英、孟源、孟津兄弟来受学”，(武进人)白悦、白谊来受学；(休宁人)汪尚和(字节夫，号紫峰)来受学；(无锡人)华云、华夏从学阳明于南京[2]；另，(昆山人)张寰(字允清，1486—1561年)正德九年(1514)在南京从学阳明；(高邮人)张綖(字世友，号南湖，1487—1543年)约阳明在南京时，从学门下，相与数月，阳明曾赠其《定志立诚》说[3]，等等。
综上可见，阳明在南中的亲炙弟子多达二三十人，其中，非著名的南中亲炙弟子，多为阳明在南中讲学时入门受学，多习于阳明早期思想，多成长为文章节义之士。而《明儒学案》所枚举的著名南中亲炙弟子多为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教后入门，其中戚贤虽在滁州时与闻阳明讲学，但当时“未知信向，其后为归安令，读论学诸书，始契于心，遂通书受学”(2) 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578页。另王畿《语录》中也记载了一些讲会，包括在休宁、婺源、滁阳、宛陵、福田、桐川等地的讲会，均可见南中地区在此时期阳明讲会兴盛的状况。 。据此，这些著名的南中亲炙弟子皆熟稔和服膺阳明晚年提出的“心即理”“致良知”等主要的心学思想观念。
市、县（区）农技推广部门要大力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加大高产、优质、高效、多抗青稞品种的培育和示范、推广力度，加大藏青2000、冬青18号、喜拉22号、山青9号等青稞优良品种的推广力度，从中筛选适合林芝市种植的优良青稞品种。同时围绕提高青稞单位面积产量，加强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着力提高增加青稞产量［1］。粮食主产区要高度重视本区域青稞生产，保持必要的青稞自给率。
2.3 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比较 研究组患者术后6个维度的性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尤为关键的是，南中地区作为有明一代南方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也成为阳明后学讲学活动的重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前言便点明：“阳明殁后，续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而又东廓、南野、善山先后官留都，兴起者甚众。”(3) 关于南中地区讲学活动的研究，可参看：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6—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等。 浙中、江右等王门后学著名弟子如邹守益(号东廓，1491—1562年)、欧阳德(号南野，1496—1554年)、钱德洪(号绪山，1496—1574年)、王畿(号龙溪，1498—1583年)等倾心讲学授徒，纷纷以光大师说为己任，在南中地区积极组织、参与讲学活动，教导一批优秀的年轻读书人成长为阳明学学者。据《南中王门学案》记载，南中阳明再传弟子有20人，其中师事王龙溪的有太平人周怡、武进人唐顺之、宣州人贡安国、泾县人查铎、宣城人沈宠、宣城人萧良幹、宣城人戚衮、泾县人张棨，师事钱绪山的有贡安国、查铎、泾县人萧彦、萧良幹、张棨、歙县人程大宾，师事邹东廓的有周怡、戚衮、张棨、青阳人章时鸾、歙县人郑灼，师事欧阳南野的有武进人薛应旂、沈宠、戚衮。
应用型本科院校是相对于研究型院校而言的，它的重点在于“应用”二字，需要学校培养出具有较高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新月异，所以需要教师能够实时更新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储备以及具备一定的应用研究能力。应用研究能力一般是在教师入职后逐渐培养起来的。一些教龄较短的年轻教师应用研究能力明显不足。调查表明，多数年轻教师撰写科研、教研论文是出于评职称的需要，有些年轻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应用研究和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教师的应用研究能力也就难以得到提高。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南中王门的思想世界之所以呈现丰富多元之态势，与南中地区的讲学活动关系重大。阳明弟子如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王畿等倾心讲学，在南京、宁国府等南中地区授徒讲学。南中诸再传弟子亦身体力行，组织和参与讲学。宣州人贡安国“师南野、龙溪。主水西、同善之会。……后官山东州守，讲学于志学书院”；查铎长期居乡讲学，《明史》曰：“缮水西书院，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6]5965泾县人萧良榦师承钱德洪和王畿，黄宗羲将水西会之盛归功于他，说：“水西讲学之盛，萧氏之力也。”泾县人张棨，从欧阳德受良知教，是泾县士人中最早接受阳明学者，后归里筑室，聚徒讲论，开泾县讲学风气之先，等等。
其次，南中诸再传弟子有文献存世者还有：查铎撰《毅斋查先生阐道集》10卷末1卷(《四库未收》第16册，清光绪十六年泾川查氏济阳家塾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毅斋经说》1册、《水西会语》1卷、《毅斋奏疏》1卷，(清·赵绍祖、赵绳祖辑撰《泾川丛书》收录，国家图书馆藏)(7) 阳明后学文献第三编即将推出《查铎集》。 ；萧良榦撰《拙斋学测》1卷、《拙斋十议》1卷和《稽山会约》1卷(《泾川丛书》，国家图书馆藏)；沈懋学著《郊居遗稿》10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3册，明万历三十三年何乔远刻本，南京图书馆藏)。
泾县人查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学于龙溪、绪山”，其学深受龙溪影响，深契无善无恶之玄旨，但又能保持一种较为中道之精神，强调“彻最上之微机，兼中下之修证”[7]7的为学宗旨。黄宗羲说他为学主张“良知简易直截，其他宗旨，无出于是。不执于见即曰虚，不染于欲即曰寂，不累于物即曰乐，无有无，无始终，无阶级，俛焉日有孳孳，终其身而已”。
二、“丸之走盘”：良知学的多元拓展
再者，朱得之晚年对《大学》“格物”曾作一新解，以“通物情”来释“格物”。据尤西川记载，近斋解格物之格，与阳明大指不殊，而字说稍异。予问：“曾就正否？”近斋叹曰：“此终天之恨也。”(9) 关于朱得之“通物情”的格物新解，可以参看三浦秀一《朱得之的生平与思想》中对朱得之晚年“格物”解释的阐述。 虽未能向阳明请教己说之是非得失，颇显遗憾，但同时也看出，他为学不主墨守，有所创说。对“格物”有新解的还有江阴人薛甲，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虽与阳明后学无明确的师承关系，但笃信阳明之学，曾说：“古今学术，至于阳明渐而昭融。”同时，在对“格物”的解释上，与阳明“格物，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不同，主张“以感物为格，不能感物，是知之不致”[10]15。
商业银行从本质来看就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机构，其负债经营的特质决定了银行在业务经营中处处面临着风险，因此能否有效识别、管理和控制好风险对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而银行作为国民经济命脉和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其风险管理能力的水平对社会经济的稳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工作的深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成为了我国金融工作的主基调，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强化金融监管，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大大加强，对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华亭人冯恩，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阳明临终前入门之弟子，当时阳明不仅身在军旅之中，而且抱病在身。据《明史》记载，冯恩，嘉靖五年中进士，授为“行人”，奉命慰劳时为总督两广的王阳明，“遂执贽为弟子”[6]5518，《明儒学案》亦说：“阳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军，因束脩为弟子。”[5]578可见，冯恩入门从学时间较短，且军旅事务繁多，问学请教的机会可以想见并不多，但即便在这种境况下，冯恩仍被阳明所折服，入门受学。
再者，南中再传弟子从浙中、江右等王门后学的众多著名学者问学，纷纷修习和传播阳明晚年所揭示的“良知教”。宣州人贡安国曾从邹守益问学，后又与欧阳德、王畿等人往来讲学。门人曾录其讲学语，题名为《学觉窥斑》(今亡佚)。据查铎《学觉窥斑序》所记，书名之“学觉”乃是祛除迷雾而还人人本具之灵觉。另据查铎所言，其师为学在于洞见心体，主张“终日应感，不动一念，即是立命功夫”，查铎称其师之学已深窥太极之妙，不落五行之偏，深得阳明良知之传。[7]23-25
4）获得多项国家及行业荣誉称号。中海建滔、中海化学、惠州炼化、湖北大峪口分别荣获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的甲醇、合成氨、原油加工和磷酸二铵“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称号；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等三家企业因节能工作突出分别获得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
武进人唐顺之，嘉靖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从王龙溪听闻阳明“良知学”，“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做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6]5424，其学深受龙溪影响，并与江右王门罗洪先(号念庵，1504—1583年)交往密切，在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和罗洪先《念庵文集》中，存有不少二人尺牍论学之文。唐顺之学识广博，学贵自得，主张“天机说”，同时，在“天机说”基础上，又提出“欲根洗尽”和“天机自然”等颇具心学色彩的观点。黄宗羲说他为学“以天机为宗，无欲为工夫。谓‘此心天机活泼，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顺此天机而已。障天机者莫如语，欲根洗尽，机不握而自运矣’”[5]598。
太平人周怡，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早岁师事邹守益、王龙溪，于《传习录》身体而力行之。”黄宗羲称赞他：“海内名王氏学者，不远千里，求其印证。”[5]591北方王门尤西川曾从其问学，在《尤西川记闻》中存有问学语录。“不喜为无实之谈，所谓节义而至于道者也”，黄宗羲此言诚不虚。
由上可见，南中王学诸弟子群体虽不及浙中、江右等阳明后学流派久负盛名、影响深远，但在人数、著述方面仍颇有可观之处，是阳明后学群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应成为阳明后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宣城人沈宠从学王龙溪，热衷讲学，从王龙溪游达17年之久，子沈懋学(字君典)，《明史》有传，万历五年(1577年)年进士第一，[6]5698为学受其父沈宠影响，与王畿等多有交往。但据学者吕妙芬研究，从沈懋学致王畿、罗汝芳等人书信，可清楚看出其对当时讲学严厉的批判，尤其无法认同当时借禅话机锋讲儒家圣学的风气。[11]即使对受业恩师罗汝芳和王龙溪，沈懋学也直言批评，曾批评道：“时之所谓学，吾惑焉，谈良知者率以知识为性真，以本体即戒慎，卒流禅语。于王文成‘致良知’三字漫不知求，而任职莅官，每每废事，分门立户，好为人师。将以万物为体，则淑慝莫辨，无所劝惩，是高者趣于空谈，卑污者笼于名利，险诈而犯法者，借以为避祸之渊，敝也久矣。”[12]可见他对讲学者好立门户而引发党派之争极为不满，对讲学者高举讲学而忽略实际经世致用之作为亦不能认同。阳明本人及其弟子如王龙溪、王艮、钱德洪等均热心于讲学活动，可以说，讲学活动是中晚明阳明学蓬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沈懋学对当时的讲学活动持严厉批判。由此可见，学问风气转变之机运，在此意义上说，沈懋学的这些批评与之后明末清初诸大儒对心学空谈之批判有着某种思想上的延续和进展。
具体而言，全椒人戚贤，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是最早接触阳明学的南中地区学者，也是一名纯正的阳明学者。《南中王门学案》称：“阳明在滁州，南玄以诸生旅见，未知信向。其后为归安令，读论学诸书，始契于心，遂通书受学。”可见戚贤年轻时虽听闻过阳明在滁州讲学，但当时对阳明的讲学主旨未能真正体知和认同，直至嘉靖五年中进士，授归安县令，才通书信问学，正式入门称弟子。阳明曾称赞他笃志向学，曰：“此道之在人心，蛟如白日，虽阴晴晦明千态万状，而白日之光未尝增减变动。足下以迈特之资而能笃志向学，勤勤若是，其于此道真如扫云雾而靓白日耳。”[4]可见，自执弟子礼之后，戚贤一生便真诚服膺阳明“良知学”，黄宗羲记载他在安定书院举办讲会时，曾对学者说：“千圣之学，不外于心，惟梏于意见，蔽于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而且还记载他严守儒学与佛老之分界，“在京师会中，有谈二氏者，即正色阻之”，因此，黄宗羲称赞道：“南玄论学，不离良知。而意气激昂，足以发之”[5]578。
热衷会通甘泉学与阳明学的另一位南中亲炙弟子，便是苏州鼎鼎大名的文学家黄省曾。正德十六年(1521年)，黄省曾为王阳明《修道说》作注，开始接触阳明心学，并在思想上逐渐倾向于心学。嘉靖三年(1524年)，阳明在稽山书院讲学，往绍兴问道，才得以正式拜于门下受教，晨夕参问，作《会稽问道录》，《传习录》卷下有他记载的阳明语录12条。曾自言对阳明学有所彻悟，因很少显露，所以同门中许多人大多都只认他为文人，惟与邹守益、欧阳德、王艮、王畿等为知己莫逆。同年秋天归乡，此时湛若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黄省曾便前往受教，颇得湛若水赏识。从此，黄省曾便以会通阳明学与甘泉学为己任，在《临终自传》中，他说：“二公谈道，本为大同，因有小细，往来其间，述饰萋绵，几堕参商。盖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衣士……日必有光，派何离本，故二门尚王者曰；‘吾师以有事为简，何假忘助之扰。’崇湛者曰：‘吾师以忘助为实，不似有事之虚。’”当时阳明后学与甘泉后学交互非议，彼此不容，黄省曾却指出，“二门所争”多因傲气，出于意气，他认为：“有事正为勿忘勿助，勿忘勿助正为有事，一体浑同，安得离判？二公之学实各神明，非世所拟。二公皆不求知于仁，而乐知于天者也。”[8]可见，王、湛之学的会通和调和，不仅出现在甘泉后学之内，南中王门如周道通、黄省曾亦主二派“一体浑同”，不应存意气之争。
周、黄两位弟子在阳明学与甘泉学之间持开放融通之见，另一亲炙弟子朱得之在阳明学与老庄学之间亦主兼容。靖江人朱得之于嘉靖三年至六年(1524—1527年)陪伴在阳明左右，朝夕问学，得闻阳明晚年“致良知”之教。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在国子学期间，结识国子学正北方王门尤时熙(号西川，1503—1580年)，在北方传播阳明心学。同时，又标举老庄“虚静自然”之学，《靖江县志》卷14《人物志·儒学》中有其《传记》，说他学术旨趣归于“体虚静，宗自然”，黄宗羲亦说他“从学于阳明，所著有《参玄三语》。其学颇近于老氏，盖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5]585。可见，与阳明“早年溺于佛老之学，后归于圣贤之学”的学术成长路径不同，朱得之在良知学与老庄学之间持更为平等、兼容之立场，而且他曾“在《庄子通义》之中，展开阳明良知无知说”[9]。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引杜牧《注孙子序》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也。其必可知者，是丸之不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缘此来说，南中王门对阳明学的“多所发明”恰如“横斜圆直之丸”，但并未越出阳明学的“立言宗旨”，未脱离阳明心学“致良知”这一“宗旨之盘”。简言之，南中诸弟子大都在阳明“良知学”的思想范式内，在某些思想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取径和各自的侧重。
就上述南中诸王门弟子的存世作品而言，首先据《南中王门学案》记载，南中王门有论学语录者有黄省曾、周冲、朱得之、周怡、薛应旂、薛甲、唐顺之、唐鹤征、徐阶和杨豫孙10人，此外诸人还有文集存世。具体而言，《明儒学案》录黄省曾《陈晓问性》，另有《五岳山人集》38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94册，明嘉靖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明儒学案》录周冲《周静菴论学语》8条(4) 据学者考证，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王阳明先生小像附尺牍》一卷，存《与周道通答问书》和《与周道通(五通)》，见张立文：《王阳明与周道通答问书》(《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 ；录朱得之《语录》17条(5) 据日本学者三浦秀一考证，朱得之现存的著作除了《三子通义》以外，仅有《稽山承语》与《宵练匣》。现存《宵练匣》一卷17条语录(《四库存目丛书》第87册，涵芬楼影印明隆庆间刻《百陵学山》本)与《明儒学案》所录《语录》17条完全相同；《稽山承语》收录嘉靖初期阳明的发言，包括朱得之在内的阳明晚年门人与其师的问答(三浦秀一：《王门王得之的生平与思想》，《王学研究》第三辑，第270-271页)。 ，另有《三子通义》(即《老子通义》《庄子通义》《列子通义》，明嘉靖四十四年朱氏浩然斋刻三子通义本)和《稽山承语》(嘉靖二十九年闾东刻本《阳明先生文录》附录，现存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录周怡《尤西川纪闻》7条语录，另有《周讷溪全集》27卷(清道光20年仙源周氏燕翼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录薛应旂《薛方山纪述》，另有《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343册，明嘉靖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方山先生文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02册，明嘉靖三十三年东吴书林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录薛甲《文集》5条语，另有《畏斋薛先生绪言》4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124册，子部，明隆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畏斋薛先生艺文累稿》14卷《续集》3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340册，集部，明隆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录唐顺之《荆川论学语》14条，另有《重刊荆川先生文集》17卷《外集》3卷《附录》1卷(明万历元年刻本，南京图书藏)(6) 现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唐顺之集》(上、中、下)，2014年。 ；录唐鹤徵《桃溪答记》37条，另有《周易象义》4卷附《桃溪札记》1卷(唐氏铅印本，南京图书馆藏)或《周易象义》4卷(《四库存目丛书》第10册，明万历三十五年纯白斋刻本)；录徐阶《存斋论学语》13条，另有《世经堂集》26卷(《四库存目丛书》第79、80册，明万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少湖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80册，明嘉靖三十六年宿应麟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录杨豫孙《西堂日记》14条，另有《杨幼殷先生集》(《广理学备考》丛书，清康熙间刻本、道光五年重修，国家图书馆藏)、《宝颜堂订正西堂日记》1卷(《宝颜堂秘笈》丛书，明万历绣水沈氏尚白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综上可见，南中诸弟子对阳明晚年“良知教法”颇为熟稔，其独特的思想面貌是恪守“致良知”宗旨，同时学贵自得，对“格物”颇有新解，而且在阳明学与甘泉学乃至老庄学之间持有更为开放融合的立场，促使南中王门的思想世界呈现多元拓展之局面。
单一的相似度评价难以全面地反映不同产地橘叶药材的差异性，指纹图谱和化学计量学的结合可以整体地评价各个产地橘叶的质量。目前，化学计量学在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中应用广泛，主要利用其信息化技术将指纹图谱丰富的信息量进行降维，以低维变量代替原始高维变量，建立分类模型，从而有效评价指纹图谱中各信息的贡献影响力［11］。本研究采用IBM SPSS 22.0软件和SIMCA 13.0软件对不同批次橘叶药材的指纹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三、“呼之欲出”：思想新动向
据上节所述，南中王门对阳明“良知学”的多元拓展恰如“丸之走盘”，虽“横斜圆直”，但并未出阳明学的立言宗旨；同时，须指出的是，南中王门的确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一场批评和反省阳明心学的思想运动。这可从以下3个方面得到论证：一是对阳明学派讲学活动的批判，二是重提会通朱陆并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三是将横渠“气”学重新引入其思想视域。
状态监测是依赖汽车、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理论按照其设计和实验性能指标、主要参数建立监控“基线”，根据使用要求确定控制参数的偏差或准则通过模型或专家系统诊断给出科学养护建议。
可见，南中诸弟子多服膺“良知之教”，且能切实做功夫，成就一名真正儒者。此外，南中王门的另一大思想特征便是在当时诸多学术流派之间持更为融通之见。其中，南中王门多会通阳明学与甘泉学者，首屈一指的人物便是宜兴人周道通。阳明在江西赣州讲学时，周道通曾前往受业，从学于阳明，有《启问道通书》(《传习录》中)。在此书信中，阳明对他的为学颇称许之，足见其为身体力行者。另有《与周道通答问书》和《与周道通(五通)》，师生二人书信讲学讨论往来不断。后周道通问学于当世另一大儒湛若水(号甘泉，1466—1560年)，为学不死守门户之见。周道通去世后，湛若水曾赞叹：“道通真心听受，以求实益，其异於死守门户以相訾而不悟者远矣！”黄宗羲也曾言：“当时王、湛二家门下弟子，未免互相短长，先生独疏通其旨。门下弟子时不相能。”(8) 参见黄宗羲：《明儒学案》，第578页。湛若水是王阳明早年学友之一，两人曾与黄绾(字宗贤，1477—1551)3人订“共学之盟”，共同追求圣贤之学，阳明逝后，黄作《行状》，湛作《墓志铭》。 可见，其为学颇主阳明学与甘泉学之交相辉映。
自然，南中再传弟子们从学术思想上对阳明心学有所反省和批判的理应为武进人薛应旂、江阴人薛甲以及武进人唐顺之与唐鹤徵父子。
薛应旂，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曾问学江右王门欧阳德，与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均有往来，接受阳明“致良知”说，并提出“心即道”(“此心之外无余道”)和“求经于心”[13]等心学思想观点；同时又从程朱学者邵宝(号二泉)、朱子学者吕楠(号泾野，1479—1542年)问学，在《重编考亭渊源录序》中高度评价朱子之学“学宗濂洛，远绍洙泗，孰不谓其集诸儒之大成哉”，并与唐宋派的唐顺之等人交往频繁，故而其学术思想呈现多元兼容之表述，主张会通朱陆之同异，反对朱陆之争，指出朱陆“道本一致，学不容二，两先生实所以相成”[14]。此外，薛甲也力主朱陆之会通，指出“学者不由晦翁之功好而遽希自得之效鲜有不堕于空虚者”[10]2，对朱子的“道问学”思想颇多注意。
（二）病理变化 剖检见腹腔有少量黄色或淡红色腹水，浆膜表面有出血斑点。剖检变化主要发生在肝脏，肝脏色黄肿大，质脆，严重的有灰黄色坏死灶，小叶中心出血和间质明显增生，质地变硬，胆囊萎缩，胆汁少而浓。大腿前和肩下区的皮下肌肉内发生出血，其他部位也常见肌肉出血，胃底弥漫性出血，有的出现溃疡，肠道有出血性炎症，胃肠道中有血凝块，肾脏肿胀，苍白或淡黄色，全身淋巴结肿胀，充血。脾脏通常无变化 ，心外膜和心内膜有明显出血，脂肪黄染，有时结肠浆膜呈胶样浸润，通过对临床症状和剖检病理变化的分析，初步怀疑是霉玉米引起的黄曲霉素中毒。再做实验室诊断。
再者，薛应旂与后来东林学派亦有某种师承和思想的关联，东林领袖顾宪成曾记述其“少受业于方山先师之门”，并受其子薛近鲁“引掖”，还与其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氏家族三代与东林学派有密切交往，薛应旂为学明确反对空谈性命的讲学活动，崇尚务实，躬行实践，注重外王经世之学，《明儒学案·提学薛方山先生应旂》就曾云：“然东林之学，顾导源於此，岂可没哉！”此外，同郡唐顺之对“以玄妙之语，文夹带之心”等“近来学者之病痛”也多有批判，亦与东林学派人物颇有关联，《常州府志》中唐顺之的传记便是顾宪成所写。
唐鹤徵，隆庆辛未(1571)进士，曾与顾宪成等讲学东林书院，为学深受其父唐顺之的影响，曾整理其父所纂《诸儒语要》，刊刻出版时，有所触发，随笔记述，成《桃溪札记》，此外著述还有《周易象义》《周易合义》《皇明辅世编》《南遊记》等。唐鹤征对王门后学“现成良知”“四无说”等思想观念均有批评，尤为可贵的是，他指出：“盈天地之间，只有一气，惟横渠先生知之”(《桃溪札记》)，突出横渠之气学的思想意义，并指明“非气外别有理”，认为“条理精详”者“谓之理”，这与明末大儒王船山“希横渠之正学”遥相呼应，可以说，他的“元气”说开明末气学思潮复兴之先河。
综上而言，沈懋学对阳明学者讲学活动的批评，薛方山、薛甲在阳明学“一统天下”的思想背景下重提朱陆会通，以及薛应旂、唐顺之与唐鹤征重提经世致用之学，外加唐鹤征将思想界遗忘良久的横渠“气”学重新提出，从中均可以看出，南中王门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了某些反省和批判阳明心学的思想新动向，这些思想新动向与后来明末清初时期儒学范式的转移存在着某种思想承续关系。这种学术思想方面的延续关系，不仅仅是因为这几位南中阳明再传弟子与东林学派在地缘上相近，接触频繁，更为重要的是，时代思潮逐渐显现出某种转向或转移的时机，江南地区的学者积极呼应了这一时代新思潮。
四、结语
南中王门为“王学七派”之一，与浙中、江右、泰州等阳明后学相比而言，思想大家固然不多见，但仍呈现出丰富多元、异彩纷呈的思想世界。具体而言，南中诸多弟子纷纷服膺阳明“良知教”，同时，又能在阳明学与甘泉学乃至老庄学之间持较为开放会通之见，对《大学》“格物”亦屡有创建，外加讲学活动昌盛，南中诸再传弟子同时师事浙中王门王龙溪和江右王门欧阳德，均促使阳明“良知学”在多角度、多层次展开新的探索，恰如“丸之走盘，横斜圆直”。
此外，南中王门特别是再传弟子们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批评和反省阳明“良知教”的思想动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南中王门确有某种“呼之欲出”的思想新动向，这可从沈懋学、薛应旂、薛甲和唐鹤征诸再传弟子对讲学活动之批判，重提朱陆之会通与经世致用之学，以及引入横渠“气学”等思想活动中看出。
综上而言，南中地区阳明诸亲炙弟子和诸多再传弟子是阳明后学群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诸亲炙弟子深受“良知教”影响，同时又在阳明学与甘泉学乃至老庄学之间持融通之见；再传诸弟子屡屡出现一人既师事浙中王门王龙溪、又师事与浙中龙溪之学多有不合的江右邹东廓和欧阳德的情况，足见其思想之开阔以及阳明后学中所谓“左右”之分的有限性；再者，再传弟子因应时代思潮的转移际会，在某些层面对阳明心学特别是空谈讲学、四无说等提出批评，同时重提朱陆之会通和经世致用之学，乃至重新引入横渠“气学”思想，从而使得南中王门在此意义上呈现某些思想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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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Composition and Its Thought Characteristics of “Nanzhong Wang Yangming School ”
SUN Qin-xiang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Nanzhong Wang Yangming School is one of the seven schools of Wang Yangming. “Nanzhong” refers to the Ming Dynasty “Liudu” (Nanjing) as the center, covering today’s three places--Jiangsu, Anhui and Shanghai.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nzhong Wang Yangming School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disciples in Nanzhong can all agree with the concepts of “mind is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form a spirit of harmony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furthermore, the disciples are taught more complex and even have in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on lecturing activities, “four notions” and so on. The thought sourc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re relatively rich and divers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thought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Yangming School in Nanzhong not only expanded in the paradigm of Yangming’s Consciousness, but also appeared in a certain sense a new trend of in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of Yangming’s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Nanzhong Wang Yangming School; Yangming’s Mind theory;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9)05-0014-06
[收稿日期] 2019-05-06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古代儒家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5ZXD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钦香(1980-)，女，山东莒南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责任编辑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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