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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0；F119.9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01－11－22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普遍快速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很快；另一方面，虽然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其就业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这些现象促使地理学家和区域经济学家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区域与城市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到了90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在生产、生活中的普遍应用，区域发展又开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西方学术界也对这些新的空间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文献涉及到地理、经济、规划、信息、计算机等各个学科领域。本文在搜集了大量西方文献的基础上，从新的研究课题、研究范式的转变及研究重点三个方面将西方学术界对信息时代区域与城市空间结构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总结。
1 新的研究课题
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正被重新定义，因而也使以空间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地理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信息地理学（Information Geography）［1］的研究，当时主要是对信息流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进行分析。进入90年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学者发出了“地理学的终结、距离的死亡”这样的惊叹［2～4］。虽然有点技术决定论之嫌，但却引起了更多的地理学家对信息活动的重视。随后电信地理学（TeleGeography）［5］、虚拟地理学（Virtual Geography）［6］也出现了。前者主要以远程通讯网络为对象，研究其空间结构及其空间效应、通讯政策等；后者则主要分析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与传统地理空间的相互影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诺顿的新著《新经济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Economy）标志着经济地理学家开始系统地思索新经济条件下地理要素的地域组合及其规律［7］。国内一些学者也从知识创新的角度对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新的思考［8～10］。
2 研究范式（paradigm）的转变
“范式转变”的概念是由托马思·库恩于1962年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体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如今，这一概念被广泛用来描述一种广义的模型、一种框架、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理解现实的体系。遵循着技术发展的轨迹，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停的范式转变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范式（the new technological paradigm）的出现，使得生产过程创新和信息处理成为重要内容。加拿大DMR研究小组于1987 年首先提出了信息时代正在经历第一次范式转变的观点［11］。这个新技术范式有两个基本特征：核心技术集中于信息处理；创新主要在于生产过程，而不是在产品［12］。AldoRomano.Giuseppina Passiante（1997）则指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本质特征是全球经济和数字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13］。很多技术决定论者借助于这一新的范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与未来的社会形态进行了推想，如Castells（1989）的信息发展模式和信息城市设想［12］。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沿着技术发展的轨迹而进行的。因此，一些学者又对这一带有浓厚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新技术范式进行了批判和补充。Rob Kling（2000）所提出的社会技术网络方法（socio－technical networks approach），就主张从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去分析信息技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14］。
3 研究重点
空间结构研究是地理学的核心主题，在信息时代这一崭新背景之下，西方学者也对信息技术作用影响下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诸多的研究。本文将其总结为如下6个方面。
3.1 赛伯空间——新的空间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对生产的影响加深，一种全新的数字空间逻辑开始出现并加速改变着传统的空间概念。Toffler（1980 ）首先定义了信息圈（info-sphere ）为“通过个人和大众信息的能被作为货物或原材料分布的通讯渠道”［15］。计算机和数字通讯及媒体技术的集成正在创造一个赛伯空间（cyberspace），它是一个数字网络的多媒体束，正在快速地融入到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16］。西方文献对赛伯空间的研究多采用空间隐喻（spatial metaphor）的方法，对信息网络的空间意义进行描述。Gibson,W.（1984）认为这是一种幻觉，是由人类系统中的计算机库中所抽象出的数据的图解表达［17］。一个类似于人类所在的宇宙［18］。这个空间自身可能变得比物质空间更重要，它置于传统的地理空间结构内部或之间的上层［19］。尼葛洛庞蒂在其名著《数字化生存》中分析了信息空间（information space），他认为， 数字世界的情况全然不同。信息空间完全不受三维空间的限制，要表达一个构想或一连串想法，可以通过一组多维指针（pointer）， 来进一步引申或辩明［20］。
关于赛伯空间对地理空间的影响，仍存在着诸多争论。Friedman and Wolff（1982）讨论了的生产因子不同的流动性，认为“电子社区可能是物质重新区位的替代物”［21］。Castells（1985，1989）设想了一个由计算机网络所创造新的生产与管理空间，即流空间（space of flows）。他从技术决定论出发，认为流空间将取代场所空间（space of places）。“这样，一个功能和权力位置等级构成了跨国和世界的地域，将生产、分配和管理功能隔离开来定位在最有利的地区，且通过通讯网络将所有活动联系起来”［12，22］。Hall（1997）则认为，快速和大量的信息流经城市地区是后工业化城市的一个定义性特征［23］。之后，Castells（1993）又声称，技术信息革命创造了一个新的通讯世界，它由全球村和那些与全球网络相隔离的非通讯社区所组成［24］。Mulgan（1991）也认为，远距离的、基于网络的联系的日益重要性意味着城市经济日益被电子通讯的逻辑或者虚拟规律所推动，这个电子通讯是一个新的节点和枢纽，加工和控制中心［25］。尼葛洛庞蒂（1995）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后信息时代将移走地理的限制。数字生存将包括越来越少的对特定时间特定场所的依赖，并且场所自身的传输也将变得可能”［20］。Johannes Traxler（1997）认为，高级远程通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的关键意义是空间邻近性变得不太重要了，在特定意义上甚至是不相关的。因特网独自将不会导致新的空间结构，但它能增加变化的潜力［26］。但也有不少学者存在着反对意见，如Jess Gaspar and Edward L.Glaeser（1996）认为，“远程通讯也可能不是面对面交流的替代物，而实际上是互补的两种信息传输形式”［27］。Nigel Thrift（1996）则争论说，“电子远程通讯网络的出现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面对面的活动”［28］。Narushige Shiode（2000）指出，由电子数据集合构成的赛伯空间从来没有取代实体空间，但它能通过提供节省时间和成本的功能来支持真实空间［29］。关于物质城市和虚拟城市，Ken Friedman（2000）认为将共存（coexist），并且虚拟城市服务于物质城市，将可能以智能方式扩展城市区域的可能性［30］。
3.2 区位研究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学术界对其区位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这对理解新的空间逻辑非常必要。经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研究一般都从部门就业和增长模式来探讨产业，而不是单个企业区位或增加就业的决策。大多数研究其模式或者用简单的核心边缘理论，或者就是复杂的城市等级体系。由于研究方法和部门选择的不同，结果也就不同。J.W.Harrington（1995）指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因子是潜在顾客的当前区位、多样劳动力的成本及其获取［31］。Illeris S.（1989）则将促使空间集中和使弹性生产容易的因素概括为：1）较熟练人力资源的蓄水池；2）后向联系的机会；3 ）前向联系机会［32］。在不同的空间层面，生产性服务业表现出不同的区位特征。在大都市区间层面，为了接近合格的劳动力、研究中心和大学、互补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大的地方市场，尤其是对生产性服务业有较高需求的公司总部所在地，生产性服务业活动趋向于集中在大都市区［33］。而PeterW.Daniels（1995）认为英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着明显的反大都市区趋势［34］。在大都市区内部，服务机构区位依赖于其他特征，如主要客户的区位被广泛作为该层面的一个重要因素［30］。近年来，一些学者又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的发展及其空间影响进行了研究［35，36］。对于信息技术制造业，Manuel Castells（1989）指出其实际区位将依赖于具体的产业功能间的关系，而由于不确定的市场状况，就要求一个弹性的区位模式［12］。
产业的集聚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对单个产业的空间集散模式的研究，以及对不同产业形成的空间集聚体的研究。对信息产业的研究表明，它以空间上和功能上强烈的生产过程分散化为特征。这种分散化在不同产业的专业化分割下发生在公司内部和之间，也发生在国际、区域间、区域内部，在一个重组产业景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中［12］。很多学者对后工业化（信息时代）背景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模式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诸如产业带、都市带、公司活动综合体（complex of corporate activities）、高技术园区等多种模式，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对于产业带的研究，Ian R.Gordon and Philip Mccann（2000）认为， 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活动的混合趋向于在不同的地方集结成带（束）状，其结果就是某种程度的伴随着产业专业化的空间分异（Spatial heterogeneity）。他总结了三种基本的带状模式，即纯聚集模式、产业综合体模式和社会网络模式［37］。
3.3 空间的分散与集中、均衡与非均衡
很多学者对信息技术可能引起的空间集散效应进行了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Gottman（1977）就认为， 通过提供一种可替代物质信息运动的方式，电报和后来的电话使公司总部在城市CBD的集中， 同时制造业和分配活动分散［38］。Scott,Alien J.（1995）则争论说远程通讯技术助长了经济生活的空间扩散［39］。如今，更多的学者研究表明，远程通讯设施存在着日益明显的不均衡发展模式，这实际上产生了新的不均衡的轮回，加重和强化了各个层面的不均衡的社会和地理发展，促进了更极化的和分割化的城市发展，即主要的信息流仍集中在全球城市。而且这种超空间的出现并没有消除地方的独特性，仅仅是要素的重新配置［40～45］。Mitchell L.Moss and Anthony M.（2000）对美国国内的骨干因特网研究就证实了因特网技术的扩散存在着不同层面的地理不均衡现象［46］。远程通讯技术供给的空间偏好（spatial bias）并不是一个最近的现象。在垄断时代，由于循环、拥挤等指标引导着网络供给，这对首都城市和其它重要的主干道非常有利。但是，这种空间偏好也被全球服务供给（universal service）原则所调和，这要求服务能在有需求的地方以一种可比的价格提供［47］。还有学者则认为城市——远程通讯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力量所驱动的，并反映了资本主义高度不均衡的社会关系［48］。Castells（1997）的网络社会逻辑也认为，利用远程通讯和信息处理能力在空间上是有选择的，由于生产地域的不均衡，全球将被分为清晰的不同空间，被不同的时间体制所定义［49］。但同时地理学家们也指出，远程通讯技术助长了经济生活的空间扩散［36，38］。而Carlo Jaeger和Huib Ernste（1989）则认为对于新信息技术是否支持了进一步的集中的趋势并增加了区域差异，或者是否它们会导致一个更分散的和平衡的居住结构的争论是一个相当的误导［50］。但他也承认，由于新信息技术的弹性特征，空间的分散和集中都是可能的，然而这些现象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表明，大都市区正向分散的结构收敛，这一结构具有多个亚中心、分散化的制造业和更集中的服务业。土地市场是分散化的强烈的决定因素［51］。Stephen Graham（1999）也阐明了城市之间在光纤网络拥有方面的不平衡，并认为存在着双重化（dualization）特点，即：一方面，紧密及强有力的全球—地方联系在高价值回报空间被建设；另一方面，对复杂的远程通讯网络所做的投资规划，却忽略了有效的空间干预。这些与当代城市区域一起，经由高级远程通讯的不均衡的全球联系变得与地方城市空间生产的不联系相结合［45］。而最近对美国信息基础设施分布的研究却发现“接近高级信息基础设施已经越来越均衡分布”［52］。
3.4 创新网络、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随着知识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不断加强，区域研究也开始普遍关注创新网络、创新环境。在战略联盟和网络的条件下，创新区域形成了创新环境的核心。这样的背景加速了空间结构的重新塑造。Rees J. （1980）将区域分为三种类型：即创新型进口节点（innovating import nodes）；中间节点（intermediate nodes）和边缘出口节点（peripheral export nodes）［53］。这种区域划分实际上表达了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
地理空间的重要性虽然受到了挑战，但在创新网络研究中，地理邻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和功能互动仍然是被普遍重视的。地理距离，接近性和集聚对知识流动、学习和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常常超出了区域范围内部［54～56］。而Genosko Joachim（1997）则认为，创新方法不是地理的而是文化的，地理邻近性只是反映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需要［57］。对于网络的空间组织，Manuel Castells（1998）认为网络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节点，它可能有一个等级，但没有中心。节点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但它们对网络的功能都很重要——对货币、信息、技术、映像、货物、服务或人通过网络的流通［58］。Marco Bellandi（1997）提出了学习区理论（learning region），认为地域学习过程被根植于这个关系网络中［55］。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创新环境的形成会促进公司的地理集中［59］。大公司正通过地理空间联系的多样性塑造地域，而这些地域也是由网络所组成的，甚至是不同国家的远程连接［60］。但是，对于公司使用地理空间和通过它的区位以重塑地理空间的方式，尤其是它们在场所间所建立的网络的具体形状和扩展并不是清楚的［61］。
地理学家和城市科学家对创新的空间扩散做了实证研究。哈格斯特朗（1953）和Pred（1966）的种子研究支持了三阶段空间扩散的观点：即1）创新在一些主要城市中心采用；2）创新传播到第一批中心的四周和次要的中心；3）创新传播到次要中心的四周， 从而扩散过程结束［62］。
的贡献为地理学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Pred（1977 ）解释了创新通过城市体系的等级扩散，认为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着循环优势［63］。B.L.Berry考察了城市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扩散理论［64］。Jane Marceau（1994）总结了关于创新活动空间分析的三个框架，即簇、链和综合体。关于簇的解释是，“簇”表现为高度相关产品的成群出现，它们源于或导出其他实体的发展。而“链”则是从生产结构的角度，认为创新能力形成于生产的“链”结构。综合体概念则注重行为的综合性，这种综合可以看作是生产者（企业）、公共研究组织、用户、管制者（政府）四个行为者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网络。成功的综合体中每一个行为者或每一组行为者应跟其他行为者在所有可能的范围内一起工作［65］。
3.5 信息发展模式的空间结果
在区域科学和区域规划研究中，技术进步和区域发展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70年代末以来，计算机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一些学者对传统的代表着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福特主义发展模式的危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福特主义（neo－fordism）和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发展框架［50，66，67］。认为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渗透改变了原有的等级管理体系，使得福特主义开始向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转化。也有学者认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将会并存［68，69］。而远程通讯技术中的进步能被视为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工业化组织转型的一个关键因子［25］。Castells（1989）则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新技术和组织过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信息发展模式（information development mode）［12］。
新技术革命促使了从工业向信息生产模式的转型，并伴随着生产组织的全球化。而从传统发展模式向信息发展模式的转变势必会对原有的要素空间布局产生作用，进而产生了新的空间现象。A.J.Scott （1988）对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弹性生产体制（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和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成为研究的时髦词汇［70～73］。之后一些学者又对新产业空间理论进行了补充［74，75］。但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产生了质疑，认为由于大公司的兴起和工业区的危机，以及老工业区的复兴和新工业区的衰落，传统的工业区范式已经不能解释近年来的新的空间现象，并试图寻求新的解释框架，即网络范式（network paradigm）［76］。
伴随着向信息发展模式的转化，一些未来学家或技术决定论者对信息时代的城市空间形态进行了展望和预测。Toffler（1980 ）首先提出了电子村庄（electronic cottage），Gottman（1983）指出了交易城市（transactional city）［77］，Castells（1989）创造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 city），Castells and Hall（1994）提出了技术城（technopole）［78］。其他术语如有线城市（wired city）、电信城（telecity）、数字城市（digital city）、虚拟城市（virtual city）、软体城市（soft city）、比特城市（city of bits）、 实时城市（real timecity）［79］、电信港、信息港等都被用来描述新的社会经济空间现象。Joel Garreau（1991）则提出了基于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边缘城市（edge city）概念［80］。Barney Warf（1995）认为这些新的空间现象不是在后福特主义生产综合体中驰名的新产业空间，而是构成了反映相关的不同的信息模式的“新的信息空间”（new information spaces），其空间尺度表现为全球城市、离岸银行中心和办公功能的全球化［42］。新的发展模式也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传统中心地模式的地域空间组合，即网络城市（network city）的形成。它是基于快速交通和信息通讯网络及范围经济的新型的城市集合形态，是富有创造力的城市集合体［81］。Kenneth E.Corey（2000）则基于Gottmann的都市带理论，提出了由IT技术和远程通讯技术所推动的新的城市走廊正形成，称之为智能走廊（intelligent corridors）［82］。
3.6 新空间极化现象
信息时代区域与城市功能的转化及信息网络的应用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世界城市体系和新型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在这方面，西方文献的相关阐述也很多，著名的有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国际城市等概念。尽管这些概念有所不同，但都试图去解释城市功能的高级化，即高级城市功能（superior urban function）的出现，以及在新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城市体系空间等级变化。城市等级中排序高的常以高级城市功能高度的集中为特征［83，84］。这些功能主要涉及经济和社会、市场和通讯、研究与发展、公共管理的核心功能和主要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控制和管理［35］。
通讯网络的高度发达促使了区域间和区域内各部分之间社会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高度专业化的信息的创建和交流对大都市区中心变得很重要。由于这些功能在特定地域的高度集中，就会导致在整个城市体系内出现空间极化现象。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司总部部分地发挥着极化城市体系的功能［85］。尤其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高度专业化的信息流在全球城市和大都市区的高度集中促使了空间极化格局的形成［36，86］。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体系面临着空间重构，城市在功能和空间上最具创新和最高全球化经济活动的程度，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所拥有的重要的控制协调和管理功能的程度将决定其在国际城市等级中的位置［87，88］。由于更多的相互连接的枢纽和辅助的城市网络通过高容量的交通和远程通讯网络并穿越国际界限以连接专业化的城市经济，Castells（1996）所称的网络城市中的国家城市等级正被重新结合并重新产生［89］。Fu－chen Lo Peter J Marcotullio（2000）探讨了亚太地区功能城市体系的形成［90］。Hall（1997）也提供了中性的立场，指出“政治、经济和技术变革”的框架可能会极大地影响全球城市的选择和区位［2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对信息技术作用下的空间问题研究正成为新的热点。由于研究的空间及其构成要素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时代的空间结构研究在方法与内容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研究者们非常重视传统范式的改变。由于多学科的参与，研究手段也不断更新，一些新的技术如虚拟现实及统计模型等也被应用到了具体的研究中。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主要集中于信息网络的空间影响、信息产业空间重构、区域创新网络及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变化方面，对要素空间结构研究较多，还缺乏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