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往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支那论文,近代中国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以前，中国与印度支那半岛、尤其是与越南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是由越南向中国进行的朝贡贸易活动，其二是自十五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起，以及随着中国向印度支那半岛沿海一带移民的增多而由此产生的中国帆船与东京、安南、交趾、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半岛沿海各通商港口的频繁贸易往来。迄至近代以后，由于印支半岛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相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与印支半岛的越南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中国战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而告终，清朝被迫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1887年法国正式宣布东京（北圻）、安南（中圻）、柬埔寨、老挝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面积七十四万四百多平方公里〔1〕，归法属印度支那总督辖。实际上，早在1862 年法国就迫使安南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割让交趾支那（南圻）的边和、嘉定、美湫三省等地；1863年“法柬条约”的签订，使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所以，步入近代以来，中国与越南之间官方的朝贡贸易已不复存在，中国与印支半岛地区的贸易往来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文依据1864年以来中国方面的海关统计资料，对近代以来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贸易往来进行系统的考察与分析，并进而探讨华侨在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贸易往来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贸易往来的发展状况
根据中国海关自1864年以来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往来的发展与法国殖民者在印支半岛上的殖民扩张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国海关对近代以来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统计对象来看，从1864至1882年间为交趾支那，1883年至1885年间为交趾支那和安南，1886年至1904年为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1905年至1941年间为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在内的整个法属印度支那。就贸易发展的趋势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贸易往来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864至1892年间， 第二阶段为1893 至1913年，1914至1941年为第三阶段。
表（（1）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进出口贸易额（1864—1941年）单位：1000银两（1864—1867年），1000海关两（1868—1932年），1000（国币）元（1933—1941年）
年份 进口 出口 贸易总额年份
进口出口 贸易总额
1864
21933252
19031,73
1,4563,187
1865
41050460
1904
1,755
2,9544,709
1866
32064384
1905
1,654
2,3253,979
1867
508
120628
1906
2,699
2,8865,555
1868
34141383
1907
9,217
1,700
10,917
1869
35586441
1908
2,687
2,3335,020
1870
23974313
1909
6,054
1,9207,965
1871
189
133321
1910
6,981
1,1128,093
1872
458
114573
1911
3,383
1,3314,714
1873
47584559
1912
3,319
1,4974,816
18748068147
1913
4,782
1,8876,669
1875
12480204
1914
5,618
1,8087,426
1876
39977476
1915
3,250
1,7745,024
1877
789
118907
1916
3,585
1,4445,029
1878
285
135420
1917
2,462
1,6224,084
1879
27190361
1918
2,759
1,5944,353
1880
10452157
1919
2,880
1,7864,666
1881
38512397
1920
3,750
2,6436,394
1882
48765552
1921
5,161
2,7217,883
1883
47761538
1922 12,063
3,323
15,386
1884
273
155428
1923 18,439
4,013
22,452
1885
22876304
1924 10,184
3,675
13,859
1886
210
140350
1925 15,809
6,940
22,749
1887
33890428
1926 51,796 18,434
70,230
1888
34795442
1927 32.510
6,003
38,513
1889
16562227
1928 10,658
7,228
17,886
1890
342
133475
1929 14,522
5,754
20,276
1891
250
209459
1930 28,182
3,882
32,064
1892
200
197397
1931 11,483
2,394
13,877
1893 1,213
256 1,469
1932 52,380
2,512
54,892
1894 1,091
526 1,617
1933 75,526
3,993
79,519
1895 1,406
500 1,906
1934 41,606
4,760
46,366
1896 1,000
412 1,412
1935 59,976
5,644
65,616
1897
503
532 1,035
1936 18,048
9,894
27,942
1898
923
781 1,705
1937 29,991 12,827
42,818
1899 1,611
946 2,557
1938 27,351 15,816
43,167
1900
986 1,303 2,289
1939 28,508 71,046
99,553
1901
887 1,455 2,343
1940 138,126 45,222 183,348
1902 1,851 1,202 3,053
1941 159,699 100,232 259,931
资料来源：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19，（《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手册》），PP.144—14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如表（1）所示，从1864至1892年间， 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双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除1877年达九十余万海关两外，其余年份均在十余万至六十余万海关两之间。在这一时期中国始终处于入超的地位，只是进口贸易额的增长率低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双方的进出口贸易额从未超过一百万海关两；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贸易额最多不过二十万海关两。1893至1913年间为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贸易往来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往来进展迅速，贸易额突破百万海关两大关，其中1893年双方的贸易额达一百四十六万九千海关两，是1892年双方贸易额的四倍多。从此双方的贸易额逐年增长，到1907年突破一千万海关两大关，达一千零九十一万七千海关两。此后双方的贸易额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四五百万海关两以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六百六十九万海关两。这一时期，出口的增长较之进口快速，而且其中还有若干年份中国居于出超的地位。从1914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是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贸易往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此期间，虽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对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双方的贸易往来的影响甚微。只是战争时期由法属印度支那的进口额有所减少，但是到了战后旋即逐渐回复。1922年以后双方的贸易额增长迅速，当年的贸易额达一千五三十八万六千海关两。这一时期进口贸易额的增长较之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来得迅速，以1922年为例，当年的进口额达一千二百零六万三千海关两，1926年增至五千一百七十九万六千海关两，到1932年更增至五千二百三十八万海关两，1940年突破亿元（国币）大关，达一亿三千八百一十二万六千元。至于出口贸易方面，在这一时期则趋于稳步的增长。其中，1926年的出口贸易额增至五千八百四十三万四千海关两，到三十年代末的1939年，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贸易额达国币七千一百零四万六千元，1941年突破一亿元大关，达一亿零二十三万二千元。
在贸易平衡方面，如表（1）所示，从总体上看， 近代以来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在大多年份里处于入超。在1907年以前，每年的入超通常在一百万海关两以下，但到1907年猛增至近七百五十万海关两，此后每年的入超额（1908年、1917年以及1920年除外）都在千万海关两以上，自1923年至1933年间，每年的入超额平均约在一千四百万至四千九百万海关两之间。其中1932年的入超额达四千九百万海关两，约占当年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贸易总额的95%左右，同时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入超额的8.9%〔2〕。根据中国海关的贸易统计资料，从1868至1933年，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逆差额累积约达二亿四千万海关两，扣除此期间的顺差总额，贸易逆差净额约为二亿三千八百万海关两。1933年以后，中国币制废两改元，对外贸易额以（国币）元为计值单位。从1933至1938年间平均每年的入超额约为国币三千三百二十六万元。1939年转为出超，出超额为国币四千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元。
在近代初期，由于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双方的贸易量甚微，因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亦不太重要。在1914年以前，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额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通常不到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属印度支那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到1926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53%，1932年增至3.56%，1933年又增至4.04%。其中，法属印度支那对中国的出口，在1926年中国的主要进口贸易国别和地区中排序第六〔4〕，名列日本、美国、香港、 英国和印度之后；在1933年占中国进口总额的7%， 名列当时各对华进口国的第七位，1935年跃居第五位，排序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若把法属印度支那对香港的出口量也包括进去的话，其排名还将提前。相对而言，中国在当时法属印度支那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较为重要。以1931年为例，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当年法属印度友那进口总额的2.35%，对中国的出口额则占其当年出口总额的7.77%。如果将香港也计算在内，从1928至1932年间，法属印度支那对中国的出口，平均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37%；1933至1937年间，平均占其出口贸易总额的20.1%。〔5〕
二、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结构
法国人在1860年代初占领越南南圻以后，即于西贡及堤岸两地开埠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其中对华贸易是其对外贸易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当时双方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就西贡口岸而言，“出口以米为大宗，鱼干、豆蔻、燕窝次之；入口以中国食物杂货为大宗，绸匹、药材次之”〔6〕。自本世纪初以来直至二战以前， 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结构，以中国从法属印度的进口贸易而言，大米、煤、水泥、海产品、棉花等商品构成了中国自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的主要货物；就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贸易而言，制造品或半制造品、食品、饮料及烟叶构成了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出口的主要货物。以下就二战以前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分别加以考察和分析。
（一）、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进口贸易结构
近代以来中国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的主要货物有大米、麸糠、煤炭、水泥、棉花及海产品等，其中，大米、麸糠、煤炭、水泥四项就占中国自法属印度支那进口货物总额的90%左右。此外，木材、油漆、皮革及橡胶等也是中国自法属印度支那经常性的进口货物，只不过所占的份额甚小。兹将1926至1934年中国自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进口的主要货物价值及百分列表如下，以资参考。
表（2）中国自越南进口的主要货物价值及百分比（1926—1934年）（单位：1000海关两）
年 份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价值% 价值 % 价值 %
大米38,988 75.34 25,222 77.78
3,621
34.04
麸糠 2,589
5.01 54
0.17
煤炭 3,110
6.02
3,553 10.95
3,679
34.58
水泥
349
0.86 117
0.35 2412.26
海产品 708
1.37 57
0.18 370.35
棉花
263
0.51 258
0.79 1701.60
木材
216
0.42 18
0.06 340.32
棉纱
598
1.16 599
1.85 1851.74
煤油 1,157
2.24 591
1.82 9889.29
他 3,745
7.25
1,991
6.13
1,683
15.82
合计51,643100 32,458100 10,638 100
年 份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价值 % 价值% 价值 %
大米 6,334 43.87 19,802 70.60
4,679
40.78
麸糠
10.01
煤炭 5,132 35.49
5,502 19.60 5,2201
45.33
水泥
285
1.97 240
0.85 1931.86
海产品
34
0.24 34
0.12 1371.19
棉花
268
1.85 229
0.82 2652.31
木材34
0.23 27
0.10 1020.89
棉纱55
0.38
4
0.01 27
煤油
711
4.92 540
1.92 480.16
他 1,598 11.05
1,678
5.98 8787.65
合计14,461100 28,074100 11,474 100
年 份
1932年1933年 1934年
价值 % 价值% 价值 %
大米40,160 77.06 34,319 79.05 20,301
76.02
麸糠 2,575
4.94
2,990
6,17
2,1828.17
煤炭 4,484
8.60
3,913
8.11
1,9667.36
水泥 1,780
3.42 612
1.76 6852.56
海产品1,174
2.25 935
1.93 4511.69
棉花
336
0.64 117
0.26 2210.83
木材
254
0.49 49
0.10 640.24
棉纱 0.05
煤油 3
0.01
他 1,322
2.54
1,412
2.62 8353,13
合计52,115100 44,416100 26,705 100
资料来源：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由安南输入我国关内各省主要货物价值及百分数表”，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抄本）。
越南、柬埔寨等印支半岛的国家和地区自古以来就素以出产和出口大米而闻名于世，早在明清时期占（城）米就是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海商从越南中部贩运回国的主要产品之一。步入近代，交趾支那（南圻）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及东京（北圻）的红河三角洲是法属印度支那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稻米生产国。因此，大米在中国自越南等印支半岛地区的进口贸易结构中不仅仍然保持着大宗进口商品的地位，而且其在中国自印支半岛地区进口贸易货物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根据中国海关的贸易统计资料显示，从1926至1934年的九年间，大米在中国自安南（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的主要货物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别依次为：1926年：75.34%，1927年：77.0%；1928 年：30.04%；1929年：43.87%；1930年：70.60%；1931年：40.78 %；1932年：77.06%；1933年：79.05%；1934年：76.02%〔7〕。在当时中国的各大米进口国中，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位居榜首，1932年占中国进口大米总额的33%，1933年占43%，1934年占48%〔8〕。
煤炭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大重要矿产，其产地分布于东京（北圻）、安南（中圻）以及老挝一带。东京是最为重要的煤炭产地，占印支地区总产量的90%，鸿基煤矿是其最大的煤矿，1865年由华侨率先开采，1886年归法资“鸿基煤矿公司”，其附近之鸿基港，为煤炭港，年均输出煤炭达一百多万吨〔9〕。 在近代以来中国自越南进口的主要货物中，煤炭是仅次于大米的重要货物。越南是中国进口煤炭的主要国家，在中国的各煤炭进口国中，以越南和日本位居榜首。1913年中国自越南进口煤炭二十一万四千吨，约占当年中国进口煤炭总额的12%。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自越南的煤炭进口量锐减，到1920年代始逐渐回复，1927年进口量达四十万四千五百余吨，占当年中国煤炭进口总额的27%；1931至1934年间，占中国煤炭进口总额的24%至33%。〔10〕
水泥在1930年代以前中国自越南的进口货物中所占的比中并不显著，如表（2）所示， 水泥在自越南进口的主要货物中所占的份额在大米、煤炭和煤油之后。但自1930年代以后，水泥所占的比重在中国越南进口的主要货物中跃居第三位，并且成为当时中国进口水泥的主要供给国。1931年中国自越南进口的水泥为十二万四千担，价值十六万五千海关两，占当年中国水泥进口总额的3.77%；1932年自越南进口的水泥增加了十倍，约为一百二十万担，价值一百七十八万海关两，占当年中国水泥进口总额的31.54%；1933年的进口量虽较上年减半， 但在当年中国的各水泥进口国中仍排名第一，占当年中国水泥进口总额的25.83%。〔11〕
中国自法属印度支那（主要是越南）进口的海产品以鱼类为主，不过直接进口量不多。据载，1931年越南的鱼类输往新加坡者占其鱼类出口总额的68%，输往香港者占21%，暹罗占9.4%，而中国则占2%，约在一千吨以上；1932年输往香港者占其出口总额的96%，而输往新加坡者仅占3%〔12〕。由于香港自越南进口货物大部分都转运至中国， 考虑到这一点，越南的鱼类海产品之输往中国的数量就非常的可观。
（二）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贸易结构
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在近代初期以食品杂货、丝绸、茶、以及药材等为大宗出口货物，其中仅药材一项，在1887年“东京（越南北圻）未属法以前，每年进口者约十万担，约值百万元”〔13〕。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出口量的逐步增长，丝织品、生丝、猪鬃等对法属印度支那出口的大宗货物地位遂得以确立。从1925年至1929年间，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丝织品的出口年平均达一至二百万海关两，其中，以1926年为最多，达四百五十万海关两。在此期间，生丝是为对法属印度支那出口的最大宗货物，年平均约四百五十海关两。到三十年代以后，生丝、丝织品以及猪鬃等虽仍然是大宗出口货物，但其地位已被纺织纤维、纸张、金属矿砂等货物所取代。兹将1933至1940年间，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主要出口货物列表如下，以资参考。
表（3）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出口货物表（1933—1940年）单位：（国币）元
年份 1933年1934年 1935年1936年
纺织纤维 1,723,554 2,629,478 2,757,538 5,478,827
纱线 43,589 28,259 30,531 25,520
匹头351,400
其他纺织品305,029292,498231,863264,774
果子 60,888 74,871167,225207,986
茶叶 26,321 40,897106,154 98,928
烟草 99,106 62,756105,875126,704
酒类 14,200 10,598 2,842 1,316
花生油 17,853 22,382 2,856 5,809
植物产品211,705179,814128,899215,530
皮革 39,486 38,758 38,663146,734
动物产品 10,491 46,449 84,126150,292
纸张499,090383,557482,437556,613
金属矿砂 26,021 97,326540,228 1,222,739
沙土石产品 51,802 69,594 94,708245,384
燃料 24,478 49,145128,677 78,793
其他487,547586,749581,366971,017
合计 3,992,556 4,759,891 5,644,000 9,894,000
年份1937年1938年 1939年 1940年
纺织纤维 6,213,838 4,344,480654,178641,456
纱线 25,959 1,124,712374,907294,242
匹头
其他纺织品302,991417,191373,837190,179
果子224,164283,588405,433 29,728
茶叶 71,382 35,705 58,996 92,588
烟草129,637336,370107,499 90,570
酒类296476744 39,404
花生油
32112 2,054 78
植物产品207,204 22,100110,060366,127
皮革304,818 49,238 39,024317,026
动物产品259,390 1,090,332197,043435,911
纸张486,117427,898437,065 1,278,900
金属矿砂 3,492,731 5,491,767 53,486,515 33,718,743
沙土石产品209,990278,979216,905159,985
燃料 47,870168,701428,768 1,762,946
其他731,051 1,097,514 3,187,194 3,638,721
合计 12,827,000 15,816,000 71,046,000 45,222,000
资料来源：单岩基：《南洋贸易论》，第305—306页，申报馆出版，1943年版。
如表（3）所示，本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货物仍以纺织原料及纺织品为最大宗的出口货物。表中所列纺织纤维者，95%为白色之缫丝（又称白厂丝或厂经），1935至1939年，此项出口每年平均约为国币3,615,647元， 有时甚至达对法属印度支那出口总值的半数左右。纸张在近代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出口贸易中一向是重要的出口货物，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出口也是如此。在相当一段时期，纸张在对越南的出口货物中曾一度是仅次于纺织品的重要出口货物，从1933至1940年间，年平均出口值约为国币568,960元，其中以1940年的出口值为 最多，达一千二百七十八万余元。
金属矿砂从1935年起成为仅次于纺织纤维的大宗出口货物，到1938至1940年其出口值超过纺织纤维而一跃成为对法属印度支那出口的最大宗货物。表中所列金属矿砂者，主要指的是锡锭块〔14〕，自1935年以后出口值迅速增长，1936年突破百万元大关，1938年过五百万元，1939年增加了十倍，达五千三百余万元，在各种出口货物中名列第一；1940年的出口值仍居第一，达三千三百余万元。
三、华侨在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经贸往来中的作用
华侨移居印支半岛由来已久，然而大规模的移民则始于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大批不愿臣服满清政权的明朝军队及遗民纷纷移居海外，其中不少人就移居于越南、老挝及柬埔寨等地。其从陆路进入者，自缅甸移入，定居于柬埔寨和老挝边境一带；其从海路来者，有1671年莫敬玖之入主河仙，1679年陈上川之开发嘉定。迄至近代，更有大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前来印支半岛各地经商和谋生，在越南南圻的西贡、堤岸，柬埔寨的金边等地形成了华侨集中的聚居地。其中位于西贡西南约五公里的堤岸市是越南华侨聚居的重要都市，早在1866年居住在这里华侨就有五百户人家〔15〕。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的统计调查， 1889年交趾支那（越南南圻）的华侨人口约五万七千人，到1906年为十二万余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另据1921年和1931年的《法属印度支那统计年鉴》，1921年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人口为二十九万，1931年为四十一万八千人，十年间华侨人口增加了十二万五千人〔16〕。
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在分布上，以交趾支那为最多，其华侨人口约占法属印度支那华侨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据1931年的调查统计，交趾支那的华侨人口约为二十万五千余人，主要集中在堤岸、西贡这两大工商业都市。柬埔寨的华侨人口据1931年的统计约为十四万八千人，占法属印度支那华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主要集中在湄公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东京（越南北圻）的华侨人口在1931年约五万二千余人，华侨人口主要集中在河内、 海防两大城市。 安南（越南中圻）的华侨人口在1931年约一万余人，而老挝的华侨人口在当时仅有三千余人。
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主要来自于广东和福建两省，据法国殖民当局1891年在柬埔寨以及1906年在交趾支那所做的调查分析，在柬埔寨和交趾支那的华侨，依其籍贯及其所操之方言可分为广肇、福建、海南、潮州以及客家五个方言群体。广肇籍华侨主要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从事工商业者为多，在西贡、堤岸等地开设米店、布店、木材店、并从事建筑材料诸如砖瓦、石灰以及小型船舶的制造和贩卖，也有不少从事石匠、木匠、裁缝、鞋匠等职业者，此外，交趾支那地区的内河航运亦为广肇籍华侨所独揽。福建籍华侨主要来自闽南沿海一带，其人数不如广肇籍华侨，但在西贡的商业网络中上拥有强大的势力，堤岸的工厂、米店也大多为福建籍华侨所有。海南籍华侨主要来自海南岛的东部地区，所操方言与福建闽南语相近，他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胡椒的种植和栽培。潮州籍华侨主要来自广东省东北部的潮州和汕头的沿海地区，他们大多自汕头乘船而来，除了在西贡、堤岸等地从事商业活动之外，还是船夫、人力车夫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客家籍华侨来自广东东北部的山区，他们与潮州籍华侨一样是从汕头经海路乘船而来的，但很少在西贡和堤岸等地从事商业，而是从事各种手工业活动，或是从事农业和矿业劳动。除上述五个地缘和方言群体之外，在东京（越南北圻）还有来自云南、湖北和湖南的华侨。
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虽然在当地总人口中的比例只有2%左右， 但华侨人口的一半以上集中在交趾支那的西贡、堤岸等法属印度支那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当地经济的开发与经营，积累相当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往来中，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在促进法属印度支那稻米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出口、推销和使用国货、侨汇的注入以及其对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巨额贸易逆差的挽回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以法属印度支那的支柱产业——稻米业而言，从稻米的收购、加工乃至出口等各个环节长期以来均为华侨所独揽。早在19世纪末法属越南南圻年出口大米“约可得洋银一千二、三百万元，均系运往中国与南洋各岛，售米经华商手者十之八、九，故南圻米市之利，华商独擅之。法人论南圻事者，有‘舍粟米无出产，舍华人无生意’之说”〔17〕。自本世纪初以来，越南南圻之西贡在当时与暹罗的曼谷以及缅甸的仰光并称世界三大稻米出口的主要港口，因此法属印度支那的稻米加工厂和大米出口商也大多集中在稻米集散中心的堤岸市，于此经营稻米业的华侨商人不仅从事出口业务，同时也自行经营碾米工厂。据1932年的调查，在堤岸市华侨经营的碾米厂有七十五家，而法国人经营的碾米厂只有三家而已，形成了以堤岸市为中心的华侨碾米业〔18〕。此外，华侨还在东京的海防以及其附近的平宁等地开设五个碾米厂。不仅如此，华侨在法属印度支那稻米业的收购、流通、运输、加工以及销售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是法国人所经营的大规模碾米工厂，其在稻米的交易方面也必须仰赖于华侨。所以在法属印度支那大米出口业上，尤其是在对中国的大米出口中，华侨所占的数额极大。九龙、广州、汕头、厦门、上海等地是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口大米的主要口岸〔19〕，这些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大量粮食进口是缓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人多地少而造成粮食短缺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米商功不可没。
在国货的推销和消费方面，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亦以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和众多的人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贸易商经营的，尤其是法属印度支那与香港的贸易往来更是属于华侨贸易商的经营范围。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贸易商除经营和销售大米之外，还经营各种商业的零售业和批发业务，形成了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络。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输出的大宗商品诸如生丝、丝棉织物等，大都是由集中在西贡以及河内等大城市的华侨丝绸商人经营贩卖的。华侨的零售商及行商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商业网络中具有相当重要势力和地位，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堤岸、河内、海防、平宁、藩郎等大城市中华侨杂货商随处可见，他们大多兼任稻米谷收购的中介商人。此外，华侨商人的足迹还遍及法属印度支那的东京（北圻）、安南（中圻）、交趾支那（南圻）、柬埔寨和老挝各地，在城镇、乡村到处都有华侨开设的商店或杂货店，从事零售及半批发的行业，其所经营和贩卖的物品无所不有，从中国进口的丝绢、布匹、烟草、茶叶、罐头、线香、纸箔以及陶瓷器等国货产品无不经由华侨商人之手推销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各城镇、乡村甚至穷乡僻壤。1937年“7.7 事变”以后，为了声援中国的对日抗战，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活动。在西贡的华侨自1937年8 月就开始了不买不卖日货的运动，同时华侨的运输商和运输工人也拒绝运送日货，因而使得从西贡至柬埔寨的日货进出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在河内，海防方面，华侨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活动，有效地阻止了日本对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进一步的经济扩张。
近代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长期以来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从1864年至1939年的七十五年间，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贸易仅有六年为出超，其余都是入超，累积入超总额达七亿元之多〔21〕。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说明当时中国有赖于自法属印度支那进口的货物甚多。因此，法属印度支那的侨汇对于弥补近代以来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巨额逆差显得尤为重要。关于法属印度支那华侨的汇款数额，由于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可资依据，所以只能依靠推算和演绎的方法来加以估计。其推算的方法是根据当时东南亚华侨每人每年平均的汇款额以及华侨归国每人平均的携款额，比照法属印度支那华侨的人口及其回国的人数来加以计算，从中得出相对近似的数字。当时南洋华侨每人年平均的汇款大致为20—30元，以本世纪三十年代法属印度支那华侨人口四十一万八千人计算，法属印度支那华侨每年的汇款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达10,000,000元以上，而在兴盛时期则约有40,000,000元之多〔22〕。此外，当时南洋华侨归国平均每人的携款额约为30元，以本世纪三十年代从法属印度支那每年归国的华侨大致为三至四万人次计算，这一携款的金额也在一百万元以上〔23〕。虽然法属印度支那的侨汇还不足以完全弥补中国对法属印度支那巨额的贸易逆差，但对于减少中国方面巨额入超仍具有相当的挹注作用。
注释：
〔1〕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编纂：《南洋年鉴》， “佛领印度支那”，第1页，台北，1931年版。
〔2〕逊之：“中国与安南贸易之观察”，载《商业月报》， 第十六卷，第三号，1936年3月。
〔3〕参见Hsiao Liang—lin, 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PP.144—14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4 〕参见《中国输入主要贸易国次序变动表》（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一年），第二历史档案馆抄本。
〔5〕单岩基：《南洋贸易论》，第298页，上海《申报》馆，1943年版。
〔6〕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 年）六月十一日”条。
〔7 〕参见《由安南输入我国关内各省主要货物价值及百分数表》（民国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第二历史档案馆抄本。
〔8〕单岩基：上揭书，第302页。
〔9〕丘守愚：《二十世纪之南洋》，第262—263，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0〕单岩基：上揭书，第303页。
〔11〕同注释〔2〕。
〔13〕严璩：《越南游历记》，“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五月初二日”条。
〔14〕《自修周刊》社编辑：《南洋贸易指南》，第313页， 上海《自修周刊》社，1940年版。
〔15〕杨建成主编、赵顺文编译：《华侨之研究》，第105页， 台北，1984年版。
〔16〕中岛宗一主编：《法属印度支那的华侨》，第38页，满铁东亚经济调查，东京开明堂，昭和十四年（1939年）版。
〔17〕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二十七日”条。
〔18〕郁树锟主编：《南洋年鉴》，第十篇，“华侨”，第215 页，南洋报社有限公司，新加坡，1951年版。
〔19〕单岩基：上揭书，第302页。
〔20〕中岛宗一主编：上揭书，第208页。
〔21〕《自修周刊》社编辑：上揭书，第313页。
〔22〕单岩基：上揭书，第312页。
〔23〕中岛宗一主编：上揭书，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