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岭南文化与四大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岭南论文,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四大文化，是指基督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四大文化，内涵丰沛，源远根深，层面众多，范围博大。
基督文化
欧洲（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除外）和南北美洲各国，非洲赤道以南的国家，其多数国民是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或新教徒，这许多国家可称为基督文化国。在这些国家内的各派崇拜天主的教徒有11亿以上，无论从教徒人数、地理范围、国家数目或影响程度看，基督文化都可以视为全球最大的文化之一。
以耶稣基督为崇拜对象者，希望能够解脱现世，超升天国，其人生观与世界观，都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不同，个个以未来或永久的生活为主，认为现世不过是达到天国的准备阶段而已。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只重视现世，不注重将来。未来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一般人不能知道，惟有神可以告慰信徒的心灵。
基督教各派可以说有下列共同特点：（一）信徒除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以外，不许信其他神明；（二）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东正教于一世纪分立后，不改其崇拜的主耶稣，新教徒于十六世纪出现后，各派也不改；（三）坚持原罪论，说人生之初即有罪，要得赦，便须忏悔，要得救，便须信主耶稣；（四）传教和听福音，应在教堂中进行，所以信徒应建立教堂，必须受洗，受洗为信徒后应加入教会；（五）强调道德性活动，各种活动以劝人向善为宗旨；（六）接纳所有族群和各色人群为信徒，具有普及全球性；（七）保持神秘性，使信徒无法透视神的奥秘和圣洁；（八）有强烈的入世欲，经常积极传播教义，其福音派的传教活动尤其踊跃。
基督教的精神既是积极的入世的，又注重传播福音，所以教士远赴亚洲美洲非洲各地，入城市，到僻壤，冒险犯难，一则为普及教义，再则激发思考，进而使西欧国家有科学技术上的进步，把时代推进到工业化阶段，然后工业化的国家又以物质文明输入他国，加强了福音传播的功能，提升了基督文化的价值和吸引力。
伊斯兰文化
总部设在沙乌地阿拉伯吉达的回教会议组织，拥有52个会员国，境外的回教人口约为38900百万。全球回教徒已经增加到12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3.2%，预测到公元2000年时，会增加到16亿左右，所以从东南亚、中亚、西亚、东南欧到北非的回教国家的主流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回教徒人数众多，住地分散，遍及亚、非、欧三洲，由于地理环境不同，遭遇互异，建国时代有别，以致各国已有其独特的小文化，派别也早已出现，尽管各派的根源依旧，表现于日常生活的方式却已不尽相同。
回教的许多派别（如桑尼派、什叶派等）也有下列共同特性：（一）信徒心中只有一个神（阿拉），不信任何其他神祗；（二）信徒认为透过穆罕默德所启示的神意，已全部记入可兰经；（三）所有信徒同用回教纪元，以公元621年7月16日为其纪元1月1日；（四）犹太教徒的阿伯拉罕·穆罕默德也是先知，神派他来教人侍奉神；（五）神盼望信徒洁身自守，善行足式；（六）人生的今世是为来生作准备的试练阶段；（七）人人要实践禁诫，不得放高利贷、巧诈、喝酒或吃猪肉，不得发诳言、偷窃、奸淫或屠杀。此外，信徒要每天在黎明、中午、下午、黄昏、夜晚时分各祈祷一次，要每年在回历9月斋戒一个月，要作自由的和规定的施舍；有足够财力者要在一生中最少到麦加朝圣一次。
麦加既然是回教徒的圣地，朝圣又是各地回教徒的共同盛事，就自然对他们产生无形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虽然不足以使各回教国团结一致，却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打斗、猜忌和攻击；另一方面，严格的教规已经变成通行的国法，大有助于国内秩序和安定的维持。
印度文化
印度文化的地域范围，不如基督文化或伊斯兰文化的那么广阔，那样跨越多洲多国，至令仍限于印度共和国内。但是，若从幼童受熏陶的人数看，印度文化应属世界四大文化之一，因为印度共和国境内人口75%是印度教（Hinduism）信徒，总数在5亿以上。
印度教是世上最古老的宗教，是印度共和国最主要最有势力的宗教，是当代印度文化的根源。它不像回教佛教或基督教，不是由一位先知所创立，而是由千百年的文化群自然汇合而成，源自印度各宗教。它是多神教，没有一套完整的圣经，它的教义强调婆罗门是神的化身，认为动物和人类相同，都有灵魂。
印度教徒相信轮回，人生时的任何活动都会影响人的轮回。只有善行足多者来生可经轮回升到婆罗门阶级，恶行昭彰者来生只能变成小昆虫。
印度教盛行时，下列四种种性严格区分：（一）婆罗门——僧侣阶级；（二）刹帝利——贵族和武士阶级；（三）吠舍——平民阶级；（四）首陀罗——奴隶阶级，包括农民、工人、仆役等。
印度的僧侣和贵族，生活条件优越，智慧过人者不少，其文学著述和哲学思想，对世界有大贡献，对印度影响尤其至深且广。各阶级界线分明，人人接受因出生而有的命运，甘愿忍辱受苦，所以各安其位各守其分，社会因而安定，人际关系大致和谐。又因为信徒相信轮回，都希望来生进入婆罗门阶级，便多作好事，作奸犯科者跟着自然的减少。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不像前述三种文化，不是由一种宗教主导养成的，而是先有王道、次有学术、再有宗教，逐渐发展而成的，学术有多流，宗教有多种，以致文化内涵复杂、博大、精深。
从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伏羲氏画八卦制网罟，神农氏作耒耜以教耕稼，尝百草以辨药性，到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创造交通生活工具和统治制度，经孔子集先圣时贤的大成，著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和论语、孝经、大学、中庸，而成为儒家学说。这学说被孟子发扬，传到汉代变为国家的道统。其后董仲舒、郑康成、王通、韩愈、李德裕、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朱舜水、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儒，努力阐述孔孟学说，使它远播长流。孙中山融会中西文化精义，强调从尧到孔的一贯道统。依照道统，便须行仁政，讲仁爱、去私心，为他人设想，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究忠怒群德，修身治国至平天下；儒家又主张义（做事恰到好处）和执中（因时因地制宜），以求和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中，发而皆中节为和）；又要以天心为心，尽力追求至高至善的天理。又强调知行合一，要把真知付诸力行；最后呼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佛教于西汉末年自西域传入中土，使中华文化兼蓄宗教内涵。佛教以佛法（达摩）为基础，认为一切存在都因为相互关联而形成，否定绝对的固定的自我，坚称自我是空的，反对禁欲主义和唯乐主义的“中道”，务求达到毫无苦恼的涅槃境界。因为人类本身的存在有“苦谛”，知道苦恼起源的“集谛”，克服苦恼的“道谛”，才可以做到悟佛的“灭谛”。由于这种追求，僧侣要出家，寺庙要建立，佛经要念诵，僧徒要剃头、吃素、穿袈裟。这宗教能入宫廷，也能到茅庐，对一般平民的影响最大，对于上层社会的作用则不如儒家的大。
原来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已有李耳为首的道家。道家主张清净无为，不谈鬼神，他们的道只是自然界万物有生命的道理，而物极必反，祸福相倚，则是万物变化的通则。所以人对事物应顺自然，不可强求，以免增加痛苦仍一无所得；惟有简朴、寡欲、知足、忍让、无争，才能快乐。此外，道教本身就是完整的个人，必须与万物调和。这一以自然界为中心的天道，和儒家重视体制以人为中心的仁道大相径庭，与佛家所倡的法有微妙的相合处。
马可波罗、利马窦和其后的教士带来基督教义后，在儒教佛教回教以外增加了迅速扩展的一教，更使中华文化蕴藏日多，等到西洋科技文教输入时，本土文化便走上中西合璧的大道，寺庙林立，教堂日增，做佛事，祭鬼神，拜祖先，做弥撒，念圣经，穿长袍、马褂、西装、汉服、洋鞋，任随人便，吃中餐、用西点，可由人选。总之，中华文化已是新瓶装新酒，酒中有古今中外的酵素。
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正如佛、回等教传入中土，使中华文化内涵更丰富更多元化。
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支流，和黄河流域文化大同小异。秦末的赵佗，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东坡、包拯等学者来粤教化，粤人陈白沙、六祖慧能等精阐禅学，康有为、梁启超等讲学著述，把岭南文化提升。孙中山先生把中外古今人文社会学术融会贯通，充实中华文化，使岭南文化盛开灿烂的花朵。
陈宽强博士说：“今日所看到的珠江文化，富于革命精神，本质是进取奋斗，不屈不挠，反暴力反压迫，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气息。其表现于近代的事实，如太平天国运动，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及以广东为基地的国民革命。而八年抗战中，海外华侨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援祖国，两广健儿的沙场战绩，其贡献之伟大，也是彰彰在人耳目。”（见陈著《珠江文化的历史使命》，1950年6月25日香港时报星期专论），这确是十分中肯的。
中华民族容易接受外国文化，岭南人士更能吸纳新知识新发明。所以近年来粤省工商各业发达，人民生活水准提高，物质与精神建设迅速，对外贸易猛晋。岭南文化发扬了中华文化的优点，具有本地的特点，使中华文化内涵更现代化，对异邦人士发生了启示的作用。
岭南文化具有中华文化的全部优点，还有本身的冒险、进取、拓荒和革命的精神，有善于经营企业的天性，又有乐于助人的热情和大无畏的气概。今天的3000万海外侨胞，本身或祖先多具粤桂港原籍，他们散居全球各地，真是“走遍天下角落头，处处都有广东友。”他们把岭南文化远播异邦，所以岭南文化在世界各大文化中，早已居于重要的地位。
编者附记：本文是作者去年12月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广州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岭南文化新探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的专题报告，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