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经济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是我党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他在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组织才能和非凡的思想智慧，受到全党的赞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陈云又以其丰富的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为恢复在十年“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国民经济调整的首倡者和领导者
十年动乱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已处于危难之中：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体制僵化，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当时的状况对经济工作的客观要求是放慢发展速度，休养生息，理顺关系，通过调整，扭转比例失调的局面。但由于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又没有对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清理，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口号和目标，搞了不顾当时国内财力，过多引进国外成套设备的基本建设工程。
对于经济中的困难和新发生的“左”的错误，陈云觉察是比较早的。
1978年12月10日，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这实际上是提出了进行经济调整的问题。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管理混乱和经济体制不合理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会议对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来得及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会议原则上同意的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仍然是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都定得过高、过大，计划中存在着很大的缺口。
在这次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会议闭幕不久，他就在审阅国务院送来的《1979、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时，先后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有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为此，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开始着手重新研究和调查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1979年3月14日，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建议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信中还对当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3月下旬，经党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在3月21日和25日接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论述了调整的实质、目的和意义。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作出了用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重大决策，并将这次调整的方针确定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在这之后，陈云为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妥善处理宝钢建设问题。
在中央确定实行调整方针时，全国基本建设项目大的有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要调整就得有退有进，有上有下。而暂时要“退”、要“下”的首先是重工业，其中的一个重点是钢铁工业。但当时钢铁工业恰恰正在开始引进和建设一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新企业——宝钢。宝钢原来概算的总投资是人民币二百个亿，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分摊20元。这对当时的国民经济，确实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国内为此议论纷纷。然而，宝钢从1978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以来，建设工程已全面展开，并已和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引进设备正在源源抵达。现实情况表明，对宝钢工程“上”与“下”的定夺，将直接关系到国家重大的经济利益及国际声望，必须慎而又慎。因而中央委托陈云对宝钢问题进行调查，作出决策。
陈云受命后，对宝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复的思考。
首先，陈云在充分地研究了宝钢从酝酿到动工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并听取了各种意见之后，确定宝钢1977年批准上马是仓促了，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足所致，并不是某个人的责任。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钢材历年大量进口，钢铁工业从技术、装备到管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又十分落后，引进一个当时技术和装备都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工厂，还是必要的；而且工程已在进行，质量良好，合同已经草签，设备正在陆续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宝钢如果下马，损失会更大，后果难以设想。因而，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与上海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示，宝钢中央已定下来了，要搞到底。对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签字，关系到国格。以前定的时候，有不充分的地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现在已经签字了，党内党外，国际国内，大家都很注意。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主意已定，需要的是具体实施方案。为此，陈云集中精力，从各方面听取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过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有过“三次反复”，“这三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①陈云心中的一个明确果断又慎密细致的决策措施方案正是在这一反复调查研究和苦苦思索之中孕育而成的。
6月16日至2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陈云于16日在会上提出8点意见：1.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2.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掉。外部协作条件，如煤、电、运输、码头、机电等等，都要考虑周到。3.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4.要提前练兵，以保证产品质量。5.由建委抓总。6.宝钢是四化建设中第一个特大项目，只能搞好，不能搞坏。7.冶金部肩负着带动其它各部的责任，要有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必须同心协力。8.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以及全国的冶金建设专家，讨论宝钢问题，同时也要征求外国专家的意见。但到底如何建设？建设后如何工作？还要靠中国的专家和工人。
上述意见是陈云对宝钢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所提出的决策和措施，也是这次调研工作的结论。这8点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会后，主要根据陈云，还有李先念的意见，形成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宝钢建设在总体上正是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贯彻实施的。
（二）推动经济调整方针的真正落实。
经济调整方针在实施初期并不是很顺利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尽管作了较大的调整，但基本建设规模仍然安排过大，致使1979年财政出现170亿元赤字。这表明全党对调整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②
对调整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阻力，陈云是有准备的，并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和实际工作。1979年9月18日，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汇报会上对调整方针再次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要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10月3日，陈云又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基本建设的投资是长期的，用赤字、通货膨胀来搞投资是不行的。
陈云的上述意见，对于当时全党进一步认识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及如何进行调整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1979年底全国计划会议确定的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定为241亿元，比上年减少110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定为785个，也比上年计划减少了202个。
但是，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情绪已成为一种多次发生的错误，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全克服的。当时在部分干部中，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仍占上风，经济上潜伏着的危险并没有被多数同志清楚地察觉；社会总需求过多地超过总供给的趋势仍在继续。1980年，国家财政收支又一次出现了127亿元的赤字。
现实情况表明，要想切实贯彻中央的经济调整部署，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进行认真清理。对此，陈云在1980年11月28日听取国务院向中央常委、书记处汇报调整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就已明确提出。
在党中央12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的错误是“左”，在“左”的错误引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他在会上对经济工作提出14点意见，指出：必须认清我们是在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进行建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要十分谨慎地利用。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也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他指出，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李先念说，陈云同志关于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的意见是非常深刻的。经济部门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12月中央工作会议是全面打开经济调整局面的重要会议，是在经济工作中摆脱“左”的影响的转折点。陈云对这次会议确立进一步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正确方针，起了重大作用。会议提出的1981年经济调整具体方案的总要求主要是三条：一是基本上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出赤字，而且不给1982年留下窟窿。二是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三是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70%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这三点都是陈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复强调的经济工作方针。会后，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贯彻会议精神，调查了解情况，解决遇到的问题，全面落实1981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案。由于全党思想统一了，调整工作取得了迅速进展，1981年的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127亿元下降为25亿元。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一方面为80年代中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如果没有这次经济调整，70年代后期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就不会得到有效的纠正。那么，8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必定会受到很大影响，经济改革的起步也会艰难得多。而这是与陈云的历史作用分不开的。陈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初始，党领导经济工作走上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事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陈云是我党最早主张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要发挥市场作用的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的限制，也由于缺乏经验，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与苏联模式基本类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对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弊端。1956年4月，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的经验，在《论十大关系》中，开始提出了一些重视商品生产的思想。自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旅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陈云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9月，陈云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这一思想为大会所接受，其基本点被写进了大会的决议。
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包括了工商业的经营方式、工农业生产的管理方式、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它已突破了苏联经济体制的框架，是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构想的经济模式，它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先导作用。可惜，“八大”二次会议后不久，因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的影响，陈云提出的设想并未在实践中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认真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成为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从中央领导层来说，陈云在三中全会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是比较早的一个。
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当时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提纲③中，专门就计划与市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了传统经济模式的历史作用并指出了它的局限性。第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包括计划与市场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这种模式的构成是中国国情和经济体制状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第三，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这些观点与他1956年的构想相比，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在1979年的春天，是十分新颖和颇具胆识的见解。这份讲话提纲在1982年公开发表后，为当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路。
在这之后，陈云把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包括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两部分，计划和市场两者的关系是主要和从属关系的观点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提出的这一思想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吸收；后又在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述。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1979年至1984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它相对于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一命题是我们党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主——辅”说，与“主体——补充”（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之间，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说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向前跨进了一步。以后，又发展到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人们囿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思想尚未从这种模式下解放出来的时候，陈云较早地指出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缺点是缺少市场调节，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但当人们已开始在思想和行动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市场调节已发挥出它特有的活跃经济的作用时，陈云又开始提醒人们不要忽略国家干预的作用和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他说，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好现象，但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1982年11月2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计划指导和搞活经济的关系比作笼子和鸟的关系。同年12月2日，陈云在和出席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时再次谈到其笼鸟之说，这次论述是目前所见材料中比较全面的一次。④从这次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笼鸟之说有以下四层意思：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第二，搞活经济，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不能摆脱国家的计划。第三，国家计划要适应搞活经济的需要，要允许经济活动在尽可能广阔的领域内活动。第四，国家计划本身也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经常修改。
陈云上述关于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过程中，仍然要有国家干预，要注意计划指导的论述，对于人们深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也曾给予了积极的及时的启示。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一步确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说要从以计划为主配置资源改变为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十四大报告同时指出，这种由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而这种调控仍然离不开计划手段，仍然要运用好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十四大之后加强经济宏观控制的一系列措施，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陈云在进入80年代后经常强调计划的重要性，是否意味着改变了他过去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了呢？我们只要用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把问题摆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分析，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
首先，他强调计划的重要性与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有关。陈云发表上述意见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国民经济处在调整时期。而陈云不仅是这次调整的倡导者，而且是领导者和组织者。由于他处于这种位置，又面临着当时扭转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纠正党内在经济建设中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急于求成倾向的任务，因而侧重强调加强国家宏观控制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其次，这和党的十二大规定的到本世纪末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有关。党的十二大规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总奋斗目标是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总产值翻两番，并由此确定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是20年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确保战略步骤的实施，陈云认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的区别。前10年是打基础，要把各种关系理顺，因此必须稳当，不能搞快了。如果在这10年里乱上基本建设，经济又会出现混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陈云较为强调加强国家宏观控制和计划性。
第三，这和建国以后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关。在建国以来的经济工作中，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急于求成几乎成为一种一再重复的错误，几次大的折腾，无不是因此造成的。穷困落后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太需要强盛了，人们理所当然地渴望她尽快地发展，高速度前进，甚至在几经挫折，饱受创伤后，仍不能根据客观实际可能调整前进的步伐。在这种心理下，人们很容易忽视我国长期积弱的落后起点，忽视我国面临的各种困难，而过分看重主观的愿望和热情，从而产生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对此，陈云多次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仍没肃清，基本错误还是“左”的东西。陈云一贯坚决反对盲目的大干快上，乱上基本建设，主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而这些原则的落实，又与加强国家宏观控制和计划性分不开。
可见，陈云在进入80年代后较多地强调国家计划的作用，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正如邓小平在动乱平息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说的那样：“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⑤
还需要指出的是，陈云对人们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探索计划体制的改革问题，总是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从不以自己的认识来束缚大家的手脚。1984年8月，陈云在听取宋平汇报计委工作时说，计委的工作比过去不同了，范围大了，情况也复杂了，方法要有所改进。不久，他在给一位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信中又嘱咐，我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因此，对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观念。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党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认识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陈云对这个决定的支持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拥护，完全同意。”认为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⑥“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积极，又稳妥地按照这个决定的精神去做。1985年9月23日，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方向是正确的，具体的步骤措施，正在探索中。要走一步看一步，随时总结经验，坚持把改革搞好。
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已经比80年代大大前进了一步。“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已不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模式。但是，陈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搞好综合平衡，反对经济建设中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等思想，仍然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三、解决现代化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的指导者
陈云不仅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而且是我党卓越的经济理论家。这一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经济思想既具有解决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经济问题的时效性，同时在这些具体的经济观点、措施和经验中也孕含着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我国经济生活中反复出现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快慢成败。对于这些问题，陈云都提出了正确解决的指导性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
（一）要坚持“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建设工作，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顾国情，一味建新厂、上新项目的冒进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陈云于1979年9月18日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上明确提出了“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方针。
陈云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有重要客观依据的：第一，是以“国情”和“国力”为出发点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业落后，财力有限。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硬上基建项目，必然是欲速而不达。所以，陈云反复强调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一定要与“国力”和“国情”相适应。第二，以我国现有工业规模为基础。到70年代末，我国工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陈云认为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⑦因为依靠现有企业的革新改造，比建设新厂一般可节省投资2/3，设备、材料可节省60%，时间可缩短一半以上，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⑧第三，以我国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重视经济速度和规模，忽视经济效益和质量，习惯于扩大外延的数量型经济，而没有落实以效益为中心的要求。这种重基建、轻管理、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使我国经济建设屡走弯路。对此，陈云提出了批评，并明确指出，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对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⑨
陈云关于“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的方针反映了马克思再生产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这条路子的提出，对于有效控制基本建设经常性膨胀，防止经济上的反复折腾，争取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提高现有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改造传统工业，加快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企业素质等方面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条路子已被全党所认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党的十三大把这条路子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概括为：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要求我国经济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党的十四大亦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经验证明，不讲效益，不尊重经济规律的快速是虚快，不但不能取得快速发展的效果，而且会背上越来越重的包袱，最终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要坚持“一能吃饭，二能建设”的方针。
依照现实的经济条件，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最优比例，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中，我们的主要倾向是偏于只顾建设这一头，偏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头，积累基金比重过高，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给予极大的关注，在解决群众吃、穿、住及就业等生活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摒弃了过去“政治挂帅”，忽视群众物质利益的“左”的作法，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有相应的提高。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消费基金膨胀的倾向。1978年，消费基金占国民收入的63%；1981年增长为71%。针对这种情况，陈云于1981年12月22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了“一能吃饭，二能建设”的方针。
陈云认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⑩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居民购买力增加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品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比例。所有这些，都是客观经济规律。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只顾当前生活，不顾生产和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11)，人民的长远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三）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
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陈云向来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农业中他又尤为重视粮食的生产。“有粮则稳，无粮则乱”、“粮食定，天下定”是陈云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在新时期经济建设中始终提醒全党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指导农村发展的一个主要失误，是在农村产业结构上强调了种植业，而忽视林牧副渔业及乡镇企业；种植业中又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经济作物的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步调整了种植业结构，提出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但在这一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矫枉过正的现象。对此，陈云的反映是很敏锐的。1982年10月他在给当时中央主要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现在是否后一句在起作用，前一句话在逐步下坡？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陈云认为，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12)“粮食还是第一位”。(13)
1979年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大大加强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但在1984年以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降低，国家的农业投资大幅度减少。农民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弃农从工、弃农经商。陈云对这种情况深表忧虑。1985年9月，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对于粮食生产，我们还是要抓紧抓好。”(14)“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15)
陈云之所以如此重视农业的发展，主要源于他对中国国情以及粮食生产所蕴含的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深刻思考。他说：我们国家人口多、耕地少，这在相当长的时间不会好转，而进口粮食要受到港口、铁路运输条件的限制，一时也很难再增加。如果粮食库存不断不降，一旦城市用粮接不上，那怕断三天，就会闹乱子。“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16)因此，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
（四）中央要适当集中资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在国民经济方面更好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央提出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全面改革，并要求以财政体制作为突破口，改革先行一步。1980年决定对15个省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这一改革有利于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便于地方统筹安排和加强管理，增加收入，提高效益。但是，这一改革也使财政收入向地方倾斜，国家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缺乏严格的保障监督机制，造成中央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告诫全党：中央要适当集中资金，“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17)。因为，在陈云看来：
第一，中央需要集中资金，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国家基础项目的建设。资金过于分散，国家掌握不了足够的财力，就办不成几件大事，国家也就没有希望。
第二，中央需要集中资金解决财政赤字，否则就要向银行透支，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会弱化，目睹需要尽快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改革”。
第三，中央需要一定的资金做为经济实力来维护中央的政治权威。中央政治上的权威，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处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陈云关于中央适当集中资金的思想，对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92年6月，财政部开始在9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进行分税制试点；1994年起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分税制。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和“大包干”等办法相比，其着眼点就在于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集中中央的财力，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一作法与陈云关于中央要适当集中资金的观点是相符合的。针对1994年普遍实行的分税制，年近90高龄的陈云再次强调说：应“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财力”，“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18)这一意见无论是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的稳定，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显然，陈云的上述意见，不仅为解决当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对今天的经济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新中国诞生后，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已经历了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在这一过程中，陈云所作出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是全党公认的。
注释
①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宝钢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6月16日）。
②《邓小平文选》二卷354页。
③指《计划与市场问题》，见《陈云文选（1956-1985）》220-223页。
④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陈云文选(1956-1985)》287、253、286、286、252、276、276、253、303、304、304、251页。
⑤《邓小平文选》三卷306页。
⑥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69页。
(18)《人民日报》（1994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