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方言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方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四川方言的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一、从古代有关蜀语的零星记载到明清两代有关蜀语词汇的搜集整理，是四川方言的词汇研究时期；二、二十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开展的两次全省方言调查，是四川方言语音的普查时期；三、八十年代以后，在对四川官话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对四川方言的源流的探讨和对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是四川方言全面研究时期。本文就四川方言研究的三个时期中的有关论著进行述评，以供研究汉语方言，特别是研究四川方言的学者参考。
一 四川方言的词汇研究时期
1.1 上古和中古时期，四川境内的语言或方言状况如何，前人没有给我们留下系统的论著。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仅仅是一些零星的记载。《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秦灭巴蜀以后，“蜀人始通中国（指中原地区），言语颇与华同”（童恩正1979）。扬雄的《方言》就有十几处同时记载了陕西汉中地区和四川（原巴蜀疆域以内）地区即“梁、益之间”的语言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巴蜀地区的语言与秦、晋、齐、楚相近。然而，在语言文字、社会组织及风俗习惯方面，巴蜀两族同中原华夏部族毕竟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方言上则是一些文献上记录的古代蜀语词汇，例如：“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郭璞注《尔雅·释器》）。“姐，蜀人谓母曰姐”（《说文》）。“坝，蜀人谓平川为坝”（《广韵》）。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公元531-590以后）在《颜氏家训·勉学篇》“皂”字下记载有一则蜀方言：“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晃，见地下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曰：‘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将取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土，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七，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蜀郡成都人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方言》有16处同时记载了陕西汉中地区和四川地区（原巴蜀疆域以内）即“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的方言词语，如“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卷一），“梁益之间，凡人言盛及其所爱曰伟，其肥
谓之
”（卷二），“水中可居为洲，三辅谓之淤，蜀汉谓之
”（卷十二）。值得注意的是，这16条词语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已不使用，而《方言》所载的其他一些词语，有的今四川仍通行。如“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今四川普遍说“晓得”，与楚同。“凡饮药傅药而毒”，“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今四川呼“毒人”为“痨人”，“毒药”为“痨药”，“痨”音nau。“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今四川叫“檐老鼠”。“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今川东、川南有呼子为“崽”的，如“猪崽崽”（小猪）、“狗崽崽”（小狗）、“重庆崽儿”（重庆的小青年）。东汉许慎的《说文》有39处直接提到巴蜀的名物、方言和风俗，这对于探讨四川方言的历史很有裨益。其中涉及巴蜀地名的最多，包括江名、山名、县名等达20条。郫县、什邡、褺江（今垫江）和阆中4个县名今天依旧。岷山和涪、潼、江、沱、沫、温、滇等11个江名也多半流行至今。4个地名中的“
，即今天汶川县的“
江”，在该县漩口入岷江；“
”即今大邑县“江”，简化为“
”，方音读
。此外，涉及动植物名称的6条，涉及族名、人名（包括称谓）、物名及其他名称的10条，另有形容词2条、语音1条。清代学者段玉裁(1735-1815)的《说文解字注》也引用了一些四川的方言和名物以印证古语古物（罗宪华、经本植1982）：一是以所见印证古物，例如：“鲵，剌鱼也。”段注：“《释鱼》曰：‘鲵大者谓之
。’郭云：‘今鲵鱼似鲇，四脚，前似弥猴，后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别名。’按，此鱼见书传者，不下数十处，而人不之信，少见则多怪也。余在雅州亲见之。”（十一篇下鱼部）鲵鱼也就是今天四川人说的“娃娃鱼”，因其声如小儿啼，有四脚，故名。段氏以他在雅州（今雅安）亲眼所见为据，说明古籍文献所载属实。“蠲，马蠲也”，段氏一一引证之后说：“今巫山、夔州人谓之‘草鞋绊’，亦曰‘百足虫’，茅茨陈朽则多生之，故《淮南》《吕览》皆曰：‘腐草化为蚈’。”（十三篇上虫部）这种多足虫即马陆，今川东、川南广大农村仍叫“草鞋虫”，多生长于潮湿的腐草之下。二是以川方言印证古语，例如：“机，机木也。”段注：“按，盖即桤木。今成都桤木树，读若岂，平声。扬雄《蜀都赋》曰：‘春机杨柳’，机、桤古今字。桤见杜诗，王安石诗以桤滋移为韵，《韵会》音丘其切，与蜀语合。”（六篇上木部）《山海经》曰：“单狐之山多机木，族
之山多松柏机桓。”郭璞注《山海经·北山经》谓“机木似榆，可烧以粪稻田，出蜀中，音饥”。但不知其为何木。段氏以成都话加以对照，并引《韵会》的注音为证，说明“机木”即“桤木”。唐宋以来，成都有种桤木的习俗，《益部方物记》云：“民家树桤不三年，材可倍常。”杜甫《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数百栽》：“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王安石《桤木诗》也说“濯锦江边木有桤”。直到今天，桤木在成都平原仍处处可见。三是探索四川地名词的由来，例如：今川东的“垫江县”，汉时为临江县，而汉时的垫江县应为今之合川县，且“垫”字应作“”。八篇上衣部“
”字条和十一篇上水部“潼”字条，对此均有论述。四是以四川地名词正文献之谬，例如：六篇下邑部“
”字条，对“存”的解释，段氏以对“存”遗址的调查，证明《汉书·地理志》作“
”系因偏旁类推所误。段氏所引四川方言和名物，在《说文解字注》中尽管分量不多，然而他毕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川方言资料。
邓少琴认为，古籍中所能见到巴人所用事物的不同名称，这些名词可能是采用巴人的语言，翻音写成汉字的，例如：“阿
”，《方言》：巴濮之人，自称“阿”。“朐忍”，《太平寰宇记》引晋阚骃《十三州志》：“朐忍，虫名，夔州多此，遂以名县。”按即蚯蚓，今呼曲蟮。（邓少琴1983）今川东地区原巴国境内的忠县、丰都第二人称代词除“你”外，还有一个表示尊称的“养” 
，很可能就是古代巴濮人称谓的沿用。《尔雅·释诂》：“阳，予也。”郭注：“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阳。”郝疏：“阳之为言养也，女之贱者称阳，犹男之卑者呼养也。”“阳”或“养”原是第一人称，今用作第二人称尊称，这同吴方言中的“侬”一样，可看作是一种转指现象。
1.2明末清初到民国初期，出现了几本系统的汇集四川方言的专著。明人李实的《蜀语》，清人张慎仪的《蜀方言》和现代人唐枢的《蜀籁》，就四川方言的词汇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和诠释工作。清人张澍的《蜀典》、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以及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也都记录和保存了一大批蜀方言词语。
我国现存第一部汉语方言词汇著作是西汉末年扬雄的《方言》。清末学者张慎仪说：“扬子《方言》兼采异国殊语，不限一域；断域为书，始于明李实《蜀语》。”（《蜀方言·凡例》）李实(1598-1676)字如石，别号镜庵，明末四川遂宁人，《蜀语》系记四川方言之专书，作者在自序中说：“实生长蜀田间，习闻蜀谚，眩于点画不暇考；留滞长洲，闲得以考之。”共收蜀语词563条，记录诠释的方言词语绝大多数都很有地方特色，其中有近二百条至今还活在四川人的口语中，例如：言语忤人曰触人，触音忤／皮裂曰皴，皴音村／老曰老革革／母之父母曰外公外婆，外音位。《蜀语》中有注音的词目454条，一般采用直音，少数用反切或兼用直音和读如。例如：“触音杵”、“外音位”，“谓看曰渻，渻，桑何切，音锁，平声”，“呼父曰大大，《说文》大，他达切，读如闼；谓父莫大也。”其中有十多条仅仅是记录方音的，如“玉读若遇”、“一读若衣”、“十读若诗”、“遂读同岁”。这些注音情况表明：在声母方面，《蜀语》所记的四川方言，全浊声母字几乎还没有和送气清声母字互为音注的，见、精两组字也几乎没有互为音注的。可见全浊清化尚未完成，见、精两组的合流也尚未开始。在韵母方面，《蜀语》所记同今天的四川方言很接近，一些字的今读仍然如故，如“外公”读“位公”，“耍”读“洒”，“尾巴”读“已巴”。《蜀语》时代尚存的入声韵今天在四川一些地方也依然存在。在声调方面，《蜀语》将当时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类，同时指出平声有读去声的，入声或读平声、或读去声，或仍读入声。此外，在探求词源、考定本字、记录四川风土人情诸方面，也都显示出《蜀语》的特色。
综观全书，我们认为：《蜀语》所录方言词语及其语音，不是地点（遂宁或成都）方言的代表，而是地区（蜀地，甚至西南地区）方言的代表。大部分词语属于四川官话或西南官话，也有一些非西南官话词语。其中有闽语词，如“馄饨曰匾食”（同福州话）；有湘语词，如“谓子曰崽”、“手裂物曰搣”、“足蹂曰跐”、“呼父曰大大”；有客方言词，如“谓无曰耗音毛”、快走曰猋”、“心动曰
”、“呼母曰姐”、“雌思雄曰起草”；有下江官话（安微）词，如“小子曰邪，音牙”、“破鱼曰
，音迟”；有中原官话（河南）词，如“日中曰晌午，《中原雅音》音赏”等。从李实的祖籍（湖北麻城）和收词范围看，《蜀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清两代东南各省向四川移民所造成的方言事实。《蜀语》刊行以后，《遵义府志》《叙州府志》和《麻城县志续编》相继摘抄、收入本地方言志，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蜀语》反映出四川方言的复杂情况，它为四川方言的形成提供了旁证。
清末民初学者张慎仪(1846-1921)，字淑威，号芋圃，晚年又号
叟，四川成都人，原籍江苏阳湖。《蜀方言》原名《今蜀俚语类录》，主要收录见于记载而当代仍然行用的四川方言词语，一一考其“本字”，注其出处，征引相当广博。其见于记载而当代口语中已经不用的古蜀俚语，则著录于《续方言新校补》和《方言别录》二书，不入此编（张永言1984）。《蜀方言》分上下两卷，收词785条。著者在“凡例”中说：“扬子《方言》兼采异国殊语，不限一域；断域为书，始于明李实《蜀语》……予撰《蜀方言》二卷，窃欲步其后尘。”《蜀方言》所记不是地点方言，而是地区方言。这些词通行于蜀地，其中不少属于通语，也通行于外地。如“月曰月亮”、“灭火曰熄”、“水冒过曰漫”、“水渍物曰浸”、“船夫曰水手”、“同力共事曰火（伙）计”、“常相交易曰主顾”、“刑人之隶曰刽子手”、“以赀倩人曰顾工”、“侍婢曰丫头”、“体肥曰胖”、“独立曰站”等。这说明蜀方言中通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就整体而言，蜀方言与北方话的一致性是很强的。同《蜀语》一样，《蜀方言》的时代就已经反映出南北各大方言的汇合及相互影响。书中有西南官话，也有湘方言、客方言和闽方言词语。例如：“谓今日、明日曰今二、明二”（乐至县“靖州腔”仍如此说）、“小儿曰崽崽”都是湘语词；“疾行曰趖，曰猋”、“前追曰赶，曰趝”、“牝猫曰女猫”、“谓无曰毛”，“猋”、“趝”、“女猫”、“毛”等在今天四川的客话中仍然通行；“馄饨曰扁食”、“谓客曰人客”则与闽语同。该书在考求方言本字和探讨古今方言词语方面对我们很有帮助。例如卷下：“铸铜铁器曰铸，下‘铸’字今音若‘到’。古从‘寿’得声之字有作‘到’音者，如
‘祷’诸字是也。”卷上：“疥疮曰干疙
。《集韵》：瘑，疥疮也。”这对于解释《水浒传》第一回所说“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的“干隔涝”一词的语源就有启发。
《蜀籁》是四川遂宁人唐枢（林皋）搜集的四川方言集子，原书曾于民国十九年(1930)石印出版，1962年和1982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两次再版。这是一本四川方言熟语集，全书共四卷，其体例以熟语的首字为纲，以字数的多少为序，字数相同的归为一组。如，以“一”为首的就有16组，其中3字组收了29条，包括“一色新、一盘清、一足带、一股风、一窝蜂、一根笋、一溜烟、一包糟、一品排”等。所收熟语，既有通语，也有方言。例如“一方一俗、一举一动、一老一实、一天一夜、一夫一妻”是各地都流行的通语，而“一抽一
、一
一跛、一笔虿数”则是蜀地或其他方言区特有的方言词。在四川方言中，“抽”和“”都有“推”的意思，“推之曰，音耸”（《蜀语》），“，损动切，推也。”（《集韵·上·董》）；“”即“跛”，“ 子、儿”即“跛子”；“趸数”即“整数”。分析比较这些熟语，对我们了解四川方言的历史及现状，无疑是有益的。
《蜀典》为清朝嘉庆年间武威人张澍所撰，光绪丙子岁(1876)三月尊经书院重刊。全书四册十二卷，分堪舆、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著作、姓氏十一类。其中，方言类选收词目104条，各条多引古训证之。例如：“锉，《广韵》：‘蜀呼钴
为锉’。按：杜甫诗‘土锉冷疏烟’注，锉音挫。蜀人呼釜为锉。”所收词目多见之古典文献，其史料价值远不如《蜀语》、《蜀方言》和《蜀籁》。
对研究四川官话的代表点成都话具有文献价值的一本书，是傅崇矩的《成都通览》。傅崇矩(1875-1917)字樵村，四川简阳人，青年时随父迁成都，一生以成都人自诩。《成都通览》又名《说成都》，“举凡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价目、水陆程途，靡不毕载”（沈秉堃《叙》）的；此书勾画出了清末成都社会的全貌，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清末成都社会一部百科全书。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包括：1.成都之小儿女歌谣；2.成都之小儿咒语；3.成都之普通应酬话；4.成都之口前话（谚语169条）；5.成都之歇后语（32条）；6.成都之土语方言（515条）；7.成都之双声土语；8.成都之谜语言子（隐语，亦即歇后语）；9.成都之呼物土名；10.成都之呼物混名；11.成都之各行人买卖通用言词；12.成都之袍哥话；13.成都之江湖言词。于此可见，所录成都方言词语极为丰富，恰如辑录者《自叙》所说：“书内之百物名称，多从成都人之口音口号，与古籍不能吻合。若谓某语某物必用某字方为合格，则非余之所知。”这是研究近代成都方言词语不可多得的一本书，诸如“玉麦玉米、汤元元霄、抄手馄饨、打瓜把余剩货物全部廉价卖掉或买下、欺头便宜、撇脱干脆、简单、容易、归一整齐、完结、打条想法、放黄失约、失信、光是只是、吃雷私吞、省略、隐瞒、利边故意、特意、啷个怎样、扯谎说谎、占起手占便宜、占优势、废头子顽皮儿童”等至今还活在成都人口中。不少词语还提供了成都语音演变的一些实例，例如：“菜苔打得六月六，买把扇子遮油头”、“麻秆麻秆车车，出门碰到爹爹”。“六、头”相押，表明“六”的韵母可能是
，而不是今天的u；“车、爹”相押，表明“爹”的韵母可能是ei，而不是今天的i。而
这种韵母的单元音化很可能是成都语音演变的一个特点。“成都之双声土语”，则为清末成都语音的变调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中“上下字同而音异者”一类，辑录者说：“上一字为本位字，系本音，下一字只以音记之。”实际上这是编者当时处理重叠变调的一种手段，如“茶岔”即“茶茶” 
。这一部分收录的重叠词包括：阳平字的重叠（糖汤、油尤、牛钮、人认）、上声字的重叠（爪招、米迷、膀榜、果过）、去声字的重叠（肚都、妹每、灶遭），其变调情况比今天的成都话要复杂得多。个别词语及其读音反映了成都市郊客家话的客观事实，如“八九七十二，口中晒暖气”，“二、气”相押，表明“二”读ni；“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哭儿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天光”即“天亮”；今天市郊的客家话仍这样讲。“嗨玩几天，即顽耍也”，“嗨玩”是湘语的常用词，则表明湘语对四川话的影响。另外，“成都之会馆公所”和“成都之成都人”从移民来源和数量上加以比较，也有助于探讨成都方言的形成和特点。
对研究十九世纪后期成都语音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一本书，是1900年英国人Adam Grainger（钟秀芝）的《西蜀方言》。《西蜀方言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 China》，中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钟秀芝编著，上海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年出版。此书专收口语中常用词语，供传教士学习，以便深入群众传播教义。共收字头3786个，用例13484条（包含成语401条，不注音）。释义举例都以口语为准，不收文言词、外来词。全书内容分七部分：1.前言，2.汉字部首索引，3.有字词，按部首排列，以字统词，4.无字词，按字母顺序排列，5.亲属称谓表，6.音节索引，7.英语索引。甄尚灵先生认为，《西蜀方言》记的是十九世纪后期的成都话，当时入声犹自成调类，声母分舌尖前后，声韵结合分尖团。（甄尚灵1988）钟氏除就语言事实加以著录外，无所论述，但著灵的材料已见变化合混的滥觞。《西蜀方言》所记词语不仅丰富，而且几乎全部与今日成都话同。
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四川各地编撰的一些方志，也都零星地记载了部分方言资料。有记述方言名称及来源的。例如：“前清时，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声音多从其本俗。同一意义之俗语，各处发音不同。有所谓广东腔者，有所谓陕西腔者，有所谓湖广宝庆腔者、永州腔者，音皆多浊。近数十年交通便利，声音皆入于清，而各省之人腔调渐归一致，音皆多清而浊者少矣”民国二十二年《安县志》。“邑人遭明季寇狝，两湖两粤之民插入县籍者，子孙继述犹习宝庆乡谈，祭祖祝辞不改广东土语，其多数普通方言则与明李实所撰《蜀语》十符八九”民国二十年《三台县志》。“二月二日种瓜蓏。谚云：二月二，王瓜葫芦齐落地”嘉庆十九年《三台县志》，“二地”相押，“二”读
，“黄王”不分，“王瓜”即“黄瓜”，正是广东土语（客家话）的特点，三台有客家话，其明征也。有探讨物产名称及其来源的，如：“包谷，即御麦。《图经》云，谷中之奇者，曾经进御，故曰御麦。黔曰玉蜀黍，西域曰番麦，南人曰包果。”“蕃豆，人呼落花生，见《三农纪》。种于初夏，成于仲冬。因开花时得露气则花须之，针入于地下而生，故名花生”（民国二十年《三台县志·食货志·物产》）。“苏气，苏奢丽也。苏州风物奢丽，他处因谓奢丽曰苏气，或曰姑苏。苏气，言其有苏州习气”。“刀头，还愿赛神之肉也。古诗：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园）义，还（愿）之隐语。方言本此”（民国二十二年《灌县志·礼俗纪·方言》）。这些资料虽少也不集中，但却为我们寻找方言岛，调查四川方言的门类、追溯四川方言的源流，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二 四川方言语音的普查时期
本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学者们对四川方言开展了两次比较全面的规模空前的普查。1940年冬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抗日战争迁移到四川南溪县的乡镇李庄（现属宜宾市）。1941年的秋天和1946年的春夏，丁声树、董同龢、周法高、杨时逢和刘念和五位先生，就四川方言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普查。共查182处，有些县多则二三处，因方言差异不大就没有列入，所以以县为单位共134县。为了把那次调查的材料整理刊印出来，供给语言学者们参考，杨时逢先生历时七八年之久，于1984年完成了一部近240万字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下称《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中央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向全国各高等院校发布了开展方言调查的指示，由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部分语言学者组成的四川方言调查工作组，对四川汉族地区的150个县（市）进行了调查，则是第二次全面普查。在普查之后，1960年由四川大学的甄尚灵、郝锡炯、陈绍龄三位先生整理成《四川方言音系》（下称《音系》）出版。
《报告》和《音系》所选择的调查点遍及今天四川省的160个市县，达219处之多。《报告》的正文是分地报告和综合报告。97县的分地报告包括：发音人履历、声韵调表、声韵调描写、与古音比较、同音字表、音韵特点六部分。综合报告包括：综合材料、四川方言特点及概说、四川方言地图三部分。综合材料收集了两种，一是狐假虎威故事，有134点的读音；二是极常用词汇，选录了称谓、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和少数动词、副词、连词、时间名词等一共53条，将134点的说法列表对照。四川方言特点及概说，一是分析特点表，以中古音（切韵系统）为依据，选用成都、青神、隆昌、云阳四处为代表，指出四川方音演变的倾向，分析并列出声、韵、调方面的若干特点；二是分区概说，根据方言特点，将四川方言分为4个区。四川方言地图47幅，其中分区地图1幅，声母7幅，韵母13幅，声调7幅，特字5幅，词类15幅。《报告》审音严密，记音准确，分析精当，概括简明，材料丰富。
《音系》的正文包括：四川方言的音类和音值、四川方言的声韵结合、25个代表点方音字表、四川方音的分区、方言地图等5部分。“四川方言的音类和音值”一章，首先介绍了整理四川方言音系的步骤，叙述了四川方言在音类和音值上的差异；接着列出四川方言的声母总表、韵母总表和声调总表，就其音值一一加以描写，并指出了声、韵、调方面的有关问题；然后对照排列出150个点的声母表、韵母表和声调表。“四川方言的声韵结合”一章，分声韵结合总表和声韵结合规律两部分。这个结合总表是根据声母韵母总表和各调查点的声韵结合情况，按照《汉语方言调查简表》记下的字音，归纳出来的。该表得出的结合总数是571。从这个表可以看出150个调查点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规律。“25个代表点方音字表”一章，选择于452个代表字，将其在“华阳、雅安、成都、自贡”等25点的读音对照列出。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大致看出四川方言的基本面貌。“四川方音的分区”一章，以入声的有无和入声归并的情况将四川方音分成四个区：入声独立区，入声归阴平区，入声归阳平区，入声归去声区。最末附方言地图18幅。
《报告》和《音系》为四川方言研究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方言史料，其历史价值：一是对四川官话的语音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科学的记录；二是对四川官话的语音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三是对四川官话的分区提出了相同的标准，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由于选点不一致，加之时差近十年，所以《报告》和《音系》也存在一些差异。另外，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发音合作人的选择不当，使得《报告》和《音系》的调查基本上都未能超出四川官话的范围，甚至造成一些点的材料失真。例如，《报告》调查的“华阳龙潭寺方言”，几乎全是成都话。实际情况是，作为客家人在成都市郊的一个聚集点，直到今天龙潭寺还流行客家话。《报告》记录的“遂宁拦江镇方言”处于今天四川境内湘方言“老湖广”的流行区；《音系》记录的“西昌话”是属于北方官话中的河南话；这两个点明显地不属于四川官话。
这一时期还有两本方言专著引人注目，一本是董同龢先生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二是杨时逢先生的《李庄方言记》。董书是记载1946年四川的客家方言岛，其特点是以记录成段的话为主，内容分“标音说明”、“记音正文”、“词汇”三部分。标音说明包括声母、韵母、声调、字音的连读变化、句调、音韵表。记音正文共20段。词汇按音序排列，约3000条。杨书记载了1942年具有入声调类的四川李庄方言。全书内容包括：语音的分析、本地音韵、比较音韵、李庄话四部分。“语音的分析”即声韵调表和各音值的说明；“本地音韵”包括单字音音类，即声韵调的配合关系、单字音全表，还有同音字汇；“比较音韵”即与国音比较和与古音比较。
如果说《报告》和《音系》是面上的，侧重于语音的普查，那么《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和《李庄方言记》则是点上的，兼顾语音侧重于词汇和语法材料的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这四本书点面结合，彼此补充，相得益彰，为四川方言的深入调查铺平了道路，立下了丰碑。
这一时期在语音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甄尚灵的《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1958)，二是陈绍龄、郝锡炯的《峨眉音系》(1959)。为了推广普通话，还出版了李运益的《重庆人怎样学标准音》(1956)、李运益、苏运中的《四川人怎样学习普通话》(1956)。
三 四川方言的全面研究时期
3.1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一度停滞不前。六十年代前后我们所见到的有《中国语文》上的几篇文章：李龄《四川邛崃话里的后加成分“儿”和“儿子”》(1959.1)、沈子平《读〈四川方言音系〉》(1961.9)、曹德明《四川话的“阴
”》(1962.1)、范继淹《重庆方言名词的重叠和儿化》(1962.12)、《重庆方言表动量的“下儿”和表时量的“下儿”》(1965.6)：另有《方言与普通话集刊》上的两篇：田元《四川犍乐方音和北京语音》（1958第3本）、彭湃《四川奉节方言分类词汇》（1959第7本）；再有就是《汉语方言概要》(1960)和《汉语方音字汇》(1962)、《汉语方言词汇》(1964)中有关成都话的字汇（2700余字）、词汇（905条）和语法材料。
在沉寂了十多年之后，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伴随着《方言》的创刊，四川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才又迈开了新的步子。到八十年代，四川方言的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方面是对四川官话的深入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并出版了几本专著。这一时期的论文有：林昭德《诗词曲中四川方言例释》(1979、1981)、范继淹《重庆方言“下”字的分化》(1979)、郝锡炯《从古入声的演变谈根据四川方言辨认古入声字》(1980)、田懋勤《四川话的“安逸”》(1980)、甄尚灵《遂宁方言里的“有”和“没有”》(1981)、杨时逢《四川方言中的几个常用的语汇》(1982)、罗宪华、经本植《〈说文解字注〉与四川的方言和名物》(1982)、甄尚灵《四川方言代词初探》(1983)《四川方言的鼻尾韵》(1983)、周家筠《成都话的“得”》(1983)、张一舟《四川话口语几个常用虚词的用法》(1983)、田懋勤《四川话的“倒”和“起”》(1983)、甄尚灵《遂宁方言形容词的生动形式》(1984)、余纪《重庆方言中的“嘿”、“惨”、“只有恁个了”》(1984)、巴言《重庆方言既说“啥人”又说“哪个”》(1984)、李国正《四川话流、蟹两摄读鼻音尾字的分析》(1984)、杨欣安《四川方言语法初探》）(1984)、张一舟《垫江话的连读变调》(1984)、周家筠《成都口语语法二则》(1984)、张清源《成都话中的语气助词“得（在嘞）”》(1984)、赵振铎《〈广韵〉音系和成都话》(1984)、甄尚灵《四川方言代词二事》(1984)、郝锡炯、胡淑礼《关于四川方言的语音分区问题》(1985)、梁德曼《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1985)、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1986)、崔荣昌《编地方志中有关方言志的几个问题》(1986)、李国正《四川话儿化词问题初探》(1986)、梁德曼《成都方言名词的重叠式》(1987)、刘自力《仁寿方言名词的重叠式》(1987)、郑有仪《北京话和成都话、重庆话的儿化比较》(1987)、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1988)、吴雨时《社会语言学和成都话中的有关问题举隅》(1989)、李锡梅《江津方言词尾“头”和方位词“高”》(1990)、喻遂生《重庆方言的“倒”和“起”》(1990)。这十年中发表的论文达34篇，其中综合研究四川官话的17篇，探讨成都话的7篇、重庆话4篇、遂宁2篇、垫江、渡口、仁寿、江津各1篇。
专著有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1982)、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的《四川方言词典》(1987)、罗韵希等的《成都话方言词典》(1987)。
3.2 八十年代四川方言研究的又一方面是对四川方言的源流的探讨，对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1985)、《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1986)、崔荣昌、李锡梅《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1986)、何大安《论永兴方言的送气浊声母》(1986)、张一舟《从中兴话古全浊声母字的读音看全浊声母的演变》(1987)、崔荣昌《四川方言的类别》(1987)、《四川乐至县“靖州腔”音系》(1988)、《四川境内的“安徽话”》(1989)、《四川达县“长沙话”记略》(1989)、何大安《方言接触与语言层次——以达县长沙话三类去声为例》(1990)。
何大安《论永兴方言的送气浊声母》认为，永兴的送气浊声母是受到西南官话浊母清化后平声送气的影响而产生的。永兴、竹篙两个方言让我们看到了方言接触和结构变迁的许多重要现象，除了该文所讨论的与送气浊母有关的问题之外，语言层的相互关系与更迭过程也是极可注意的一点。永兴许多字都有两读或三读，可以看出不同层的演变正在进行，并且也就因此造成音韵上的一些特点，很值得我们继续探究。何大安的《方言接触与语言层次》，以达县“长沙话”三类去声为例，从方言接触和语言层次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今天的达县长沙话的形成，可以分成入湘前、在湘、入川后三个阶段，而与之相应的则有四个语言（赣语层、湘语白话层、湘语文读层、西南官话层）；去声甲、去声乙、去声丙的三分，大部分是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中三个语言层交叠取代所造成的；去声甲、去声乙调值与今天长沙话的阴去、阳去相近，可见调值的稳定性，而去声丙调值与达县话的去声相近，当是因类相及之故；入声字的走向为方言接触的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范例。方言接触所带来的语言层的交替以及种种出人意表的演变方向，不能仅仅从音韵条件的“规则性”去加以考虑。抛开了“社会”和“系统外”的角度，我们恐怕无法完整地了解语言历史的真相。何先生的这些见解，对我们正确分析和全面认识汉语诸方言的亲疏关系，对我们深入研究四川境内各大方言的源流及其特点，是很有启发的。
继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之后，这阶段又重新开展了对四川境内的客方言的研究。例如：崔荣昌《四川的客家人和客方言岛》(1984)、《客家人“谓母曰姐”》(1991)、黄雪贞《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1986)。四川境内的客方言散布在成都、新都、金堂、仪陇、资中、威远、隆昌、荣昌、西昌等30多个县市，仅成都市郊至今讲客家话的人口就近50万，占近郊区人口的1/3。客方言所保持的独立性以及客家人的内聚力远远胜过从湘语区来川的湖南人。要想对四川方言的真相有清醒的认识，开展和加强对四川客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四川是我国多民族的省区之一，除汉族外，尚有彝、藏、土家、苗、羌、回、蒙古、傈僳、满、纳西、布依、白、傣、壮14个兄弟民族。这些民族一般都通用汉语，就是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也或多或少的要受到四川方言的影响。例如，聚居岷江上游的羌人所讲的汉话接近灌县话；居住在盐源、盐边、木里等县的纳西族人所讲的汉话接近盐源话和盐边话。不仅如此，羌语和纳西语中的汉语借词甚至声调也是从当地的四川话借去的。孙宏开的《羌语简志》(1981)、和即仁、姜竹仪的《纳西语简志》(1985)在这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参考资料，有助于四川方言史的研究。汪坤玉、梁德曼的《四川西南部彝族使用汉语的历史和现状》(1988)，把四川方言的研究直接同彝语结合起来，更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结语
前面我们就四川方言的研究作了历史的回顾。四川方言的研究可以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从西汉末年扬雄《方言》记述“梁益之间”或“西南蜀汉”的方言词语算起，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就是从四川方言的第一本专书——明代李实的《蜀语》算起，也有三百来年的历史。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四川方言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古代有关蜀语的零星记载到明清两代有关蜀语词汇的搜集整理，我们称之为四川方言的词汇研究时期。这个时期跨度最长，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时期里，最早有扬雄的《方言》和许慎的《说文》，都记录了一些蜀方言词语。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也引用了一些四川的方言和名物以印证古语古物。后来有明人李实的《蜀语》、清人张慎仪的《蜀方言》、现代人唐枢的《蜀籁》作为汇集四川方言词语的专书刊行于世。清人张澍的《蜀典》、傅崇矩的《成都通览》以及四川地方志中的方言志，也都记录和保存了一大批蜀方言词语。传教士英国人钟秀芝的《西蜀方言》不仅汇集了上万条词语，而且成了研究十九世纪后期成都语音极有参考价值的一本专书。
二、二十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学者们开展了两次全省方言调查，这是四川方言语音的普查时期。杨时逢的《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和甄尚灵、郝锡炯、陈绍龄的《四川方言音系》则是两次普查的成果。两次普查，共查332点，遍及今天四川省的160个市县。由于调查方式（即多半通过在大学学习的青年学生进行调查的方式）的局限，两次普查基本上都未超出四川官话的范围，因此得出了“四川全省方言是一种西南官话，比云南、湖北两处方言都简单些”（《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序》）的结论。所以《报告》和《音系》所记录的也就只能算作是四川官话的史料了。董同龢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第一次揭示了四川境内存在的客方言。杨时逢的《李庄方言记》则开了重点调查四川方言的先河。这一时期重在对四川官话语音的普查，《成都语音的初步研究》和《峨眉音系》等论文正是在普查之后的一种点上的深入。五十年代的方言普查有一个历史任务就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重庆人怎样学标准音》和《四川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就是为完成这一使命而出版的。
三、八十年代是四川方言的全面研究时期。在对四川官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开展了对四川方言的源流的探索和对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年间，发表了60来篇研究四川方言的文章，其中有50来篇是最近十年问世的。杨时逢《四川方言中的几个常用的语汇》、甄尚灵《四川方言代词初探》、《四川方言的鼻尾韵》、李国正《四川话流、蟹两摄读鼻音尾字的分析》、杨欣安《四川方言语法初探》、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四川各地普遍通行西南官话，不仅至今保留客方言、湘方言和闽方言的乡村同时通行西南官话，就是甘孜、阿坝、凉山等民族地区也通行西南官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境内迄今为止尚有40多个县的局部区乡办通行湘方言，30多个县的局部区乡通行客方言，少数几个县还有闽南话的陈迹。揭示四川方言的历史来源，调查各类方言的分布，分析各类方言的特点，进而辨明四川诸方言的亲疏关系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四川是一个大省，由于历史上的几次大移民，使得在四川居民祖籍的比例中，以楚省或湖广为首的南方省籍占了8/10（刘洪康1988），这就造成了四川境内各类方言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情况。三百年来，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四川方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面对四川方言的复杂局面，我们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