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上海文化资源配置的理论思考和前瞻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上海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产业资源的构成要素和配置规律
文化产业所进行的是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它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把有限的资源（即投入）转变成为有用的产品（即产出，包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为其他产业提供的附加值等多种形式）。在推动上海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深入探讨文化资源的配置方式、改革过程和发展战略，是一项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的课题。
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中，作为资源投入的生产要素一般分三类：土地、资本和劳动。随着工业经济的崛起和技术的创新，这三大要素又发展成为资本、人力和资源，后者包括能源、设备、技术、原材料等。而在文化产业中，由于它的产出主要是有文化内涵、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为主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以它的资源投入大致划分为四大类：
第一，货币资源，这是文化产业投资和运作的动力；
第二，技术资源，包括文化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技术和装备等；
第三，专利资源，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是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
第四，智能资源，它是直接决定文化含量的人力投入，它又包括三种形态：一是符号化的文化知识，它是前人创造的图案、文学、绘画、音乐、造型、传说、方案、剧本、影视等，用系统的符号形式记录在物质载体上，它可以用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编码，也可以复制、压缩、转换、加工，或者被融合到其他的文化产品中去。二是经验型的文化技能，包括写作、绘画、演奏、编程、设计等方面的各种程序和技巧，用于文化生产的过程。它的大部分不能被电脑编码，但可以通过教学形式来传授和通过反复的学习来获得。三是创新型的文化能力，它是文化人在获得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突破前人模式的独创性思维和实践能力，体现为创造型的构思、创意、主题、灵感、方案、决策等，大多难以编码。它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独创性，是最有价值和最稀缺的，也是不可穷尽、无限延伸的文化资源。
我国学者朱厚泽最近提出：在知识和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中，智能资源的开发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注：朱厚泽：《无限的智能和智能的无限》，《方法》杂志1998年第2期。）。 这在文化产业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国外学者把各种书刊和软件的出版业统称为“版权产业”，广义上它还包括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复制、发行、放映；广告的设计和发布；计算机程序设计及软件的制作和销售；信息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数码通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使用等。20世纪末震动世界的大事之一就是一个IBM因特网上的注册号评估价达到1亿多美元，1997年全球因特网上的广告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1996年美国版权产业的产值达到425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7%， 版权产业的产品出口和对外转让版权收入超过430亿美元，雇员达550万人。而版权产业的资本投入产出之比为1∶2.34，资本投入中用于能源、 材料的比例约为25.4%，而培训员工、引进智力、创新开发的比例约为44.9%，大大超过传统的制造业。同样，执导过《辛德勒的名单》等的好莱坞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在1997年2 位电影特技及电脑专家合股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梦工厂”电影公司，注册资本仅38万美元，但是美国评论界认为“公司资本的市场值至少有500万美元，因为大导演的才华、 创意和名声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注：John.H.Smith:《Competition andCorporation of EuropeanCommunications Industry》,London.1997。）。这恰好应证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不成比例”的著名论断，因为仅有资本的投入而缺少智能的投入，是无法形成强大的文化产业的。
在世纪之交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出现了新的重大特点：
第一，信息资源的共享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快，文化产业加强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和分享。无论在出版、报刊、音像，还是在影视、娱乐、广告和旅游业中，资本的国际化、技术的国际化、智能资源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其中对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分享更显重要。知识和信息是文化产业重要的资源。文化产品中包含的信息和知识越多，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文化服务的品种也就越丰富，所以提高文化生产率的关键之一就是以尽量低的成本获取尽量多的文化产业资源。美国学者J.W.豪斯指出：好莱坞从业人员大量收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资料，每投入100 小时即花费时间成本1500美元（每小时折合15美元计算），形成的创意和构思平均可产生效益7720美元。难怪英国“滚石”广播电台不惜巨资，千里迢迢来上海录制老码头工人哼唱的“码头号子”。1992年好莱坞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园》，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后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
第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
文化资源国际化的基础是工业的大规模分工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拓，以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内部的分割和协作，已经发展成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各地的文化资源。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和《朝日新闻》从1996年2 月起同时在香港开设卫星版。设在东京的报社总部每天将排好版的样报，通过通讯卫星传到香港，几分钟后，香港的印刷厂和日本的印刷厂几乎同时开印，再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心的优势，迅速传播到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实际上也是由7个国家的30 多家公司协作完成的，其中的特技制作包给了有16家多国中小技术公司协助的DigitalDomain公司，音乐制作包给了索尼公司，高质量的音乐制作使该片获得极大的商业成功，音乐场面占全片的75%长度。又如美国的《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发行，48种国际版本的发行总量达到2800万份，远远超过它在国内480万份的发行量。针对妇女的美国《大都会》杂志也有36 个国际版本，1996年国内发行270万份，而国际销售额突破450万美元。它的北美部负责人说：谁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有效的分工协作，谁就能有效地拓展全球市场！
第三，资金投入的多元化
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是文化产业繁荣的重要条件。国外文化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4个方面：（1）各级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投入；（2 ）社会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广泛赞助；（3）其他行业对文化的投资；（4）文化企业自身的营业收入。
在不同的产业门类和不同的文化单位之间，上述4 者所占的比例各不相同。比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严肃表演艺术团体，政府拨款一般占10%，社会捐助达30%，自营收入占60%。有趣的是，即使象迪斯尼公司这样的文化企业，虽然以自营收入为主，甚至把经营范围远远延伸到旅游、服装、房地产、食品等领域，仍然以各种形式比如进行卡通形象设计比赛、在迪斯尼乐园设立个人捐助的专门项目等方法，吸收企业和个人的广泛赞助。
第四，资源利用的集团化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资源，许多文化企业纷纷走向联合与兼并，形成大的集团。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1 ）通过共同使用机器设备、信息网络、交通工具、专业人员等，降低成本，提高产出；（2）通过产权交易、兼并和破产，把效益差的不良资产抛向市场， 再把优良资产组合进来，提高资产效益。据统计，从1986年到1990年，美国有400个独立电视台和电视台集团在产权市场上被出售，等于全美75 %的电视台被交换了一次所有权。而1993～1994年间，又有200 个以上的电视台进入了产权市场（注：陈犀禾编：《当代美国电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与兼并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迅速增强文化产业的实力提供了可能，也为产业资本的跨行业渗透提供了重要条件。社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仅采取赞助和政府拨款的形式，更大量地采取参股、控股和资产运作的形式。
第五，资源投入的无形化
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资产投入中无形资产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无形资产主要指不具备物质实体的资产，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服务标记、计算机软件、企业管理系统、专有技术、专营权、生产许可证、进出口许可证、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的赋税优惠权、商业名牌的信誉、企业和产品的社会知名度、优惠的融资条件、手稿和资料的使用权、从业人员的创作构思和新颖创意等。这些无形资产一旦被按照产业发展规律组合起来，将会迸发出巨大的经济效益。比如美国迪斯尼公司在40年代就以制作电影动画片而著称，为了充分利用动画片中的音乐资源，从1949年开始，它建立了迪斯尼唱片公司，出版它的《灰姑娘》、《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动画片中的音乐唱片，还因培养了自己的明星而大受欢迎，后来它的动画片音乐《狮子王》唱片发行量超过700万张。 为了充分利用它拥有的卡通形象资源，自1955年开始迪斯尼公司建立了反映美国历史的“迪斯尼乐园”，把可看的动画片变成了可玩可触摸的动画城，到1998年它的游客数已经超过3.1亿。 为了利用自己的形象专利资源，迪斯尼公司又发展专卖店，专营迪斯尼形象的纪念品、玩具、服装和日用品等。这些形象包括米老鼠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专利品。一件普通的体恤衫只卖10美元，而有了迪斯尼形象可卖40美元，这恰恰是它电影、音乐和乐园中无形资产的再投入和再开发。
二、上海文化资源配置的历史回顾
面对世界范围内文化资源开发和配置的潮流，上海以建设“一流城市，一流文化”的雄心，以改革精神不断推动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从其基本形式和宏观思路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80年代到90年代初，其主要思路是扩大政府对文化的资金投入，辅助思路是开拓多元的文化投资渠道
上海号称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但是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加上城市基础设施的历史欠帐，文化的资源配置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从1949年到1983年，上海用于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约11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21.4亿元，地方财政支出78 亿元，各类项目中用于文化建设的投资约2.2亿元，部属高校拨款5亿元，仅占全市基本建设投资的5.4%。 投资太少的直接结果是文化部门的固定资产太少，基础设施太差，1985年以前的30多年上海没有建造过一个大型文化设施，原有的也破烂不堪，每万人拥有的影剧院数在全国19个百万人口大城市中占第12位，每万人拥有的公共藏书量占第6位， 每万人拥有影剧院座位数在29个省市中占第15位（注：胡延照、徐学贤：《上海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现状分析》，《上海统计专辑》1986 年1月。）。
经过各方面的呼吁和综合研究，从80年代初开始，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加大了对文化的投入，从1979年到1984年上海文化建设的投资已经达11.4亿元，相当于1966～1976年10年投资总额的4倍， 并超过1949年～1978年的投资总额。1984年底全市科教文卫部门共拥有固资产原值39.1亿元，其中教育部门16.1亿元，科研部门12.8亿元，即使这样，文化部门包括电影、新闻、出版、艺术、文物、广播电视群众文化等加起来才达到3.15亿元。仅占全市固定资产的0.52%（注：课题组：《上海文化发展的趋势和现状》，《上海文化发展统计指标》。）。与此相对照的是：文化从业人数的增加速度超过投资增长速度。1949年上海广义的文化建设从业员工为5.8万人，到1984年增长7.7倍（其中文化创作和文化管理的员工为4.7万人）， 大大超过上海职工人数增长比例，占全市职工比重从5.9%上升到10.3%。 这种资金投入少但人员反而增加多的情况，使资源配置很不合理，埋下了后来人浮于事、产出效率低的病根。
虽说当时整个文化体制还处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增加文化资源主要靠政府拨款，但上海已经开始了多渠道筹集文化资金的探索。其突出表现就是五大文化基金会的建立（即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韬奋基金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上海少年儿童基金会、上海交响音乐基金会）。其成立时候的基金来源主要靠政府和社会团体的一次性投入。其中，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文化艺术类基金会，成立伊始，注册资金仅仅是420万元，筹备主办了“上海文学艺术奖”、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上海中长篇小说奖”和其他大型文化展览、观摩和学术研讨活动，推销了中国第一张有奖纪念卡，虽然资金数额有限，但是显示了多元筹集文化资金的良好势头。目前该基金会已拥有包括上海文化基金大厦在内的3000万元资产，是全国同类文化基金会中效益最好的。
第二阶段是1992～1996年，主要思路是转换运作机制，通过文化行业本身的市场化操作来开拓资源，辅助思路是优化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别是人才资源
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鼓舞下，针对文化行业伸手向政府要钱，定位在单纯宣传工具和福利事业的传统观念，龚学平同志发表《既是喉舌，也是产业》一文鲜明地提出：广播电视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也应该是强大的社会产业，这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广播电视通过面向市场，开展多种经营，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这反过来壮大了党和政府的文化宣传力量，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注：《新闻记者》1993年第1期。），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上海广播电视局的领导认为，广播电视是高技术、高投入、重装备的事业，国家每年拨款只有1000多万元，不能满足需要。如果等国家富了再来投资，就会丧失机遇。为此，应该发挥广播电视的传播优势，发展经济实体，创收增资，增强广播电视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实力。90年代前期，上海广播电视逐步形成了广告、音像制品、印刷出版、旅游餐饮、贸易经营和加工制造等6大系列，并且集中调度资金， 加大重点基础设施的投入，1993年底全局创收达4亿元，相当于国家拨款的20倍， 1994年创收约达6亿元，1995年创收再创7亿多元，固定资产总值约50个亿，是80年代末资产总值的25倍。
与此同时，社会对文化的资金投入也更加多样化，形成了9 种形式：1.市财政投入的文化事业拨款；2.市财政收取舞厅和酒吧等高消费特种地方附加税来建立文化发展基金；3.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土地置换来筹集资金；4.市财政对电影和新闻出版系统承包返回资金建立的文化专项资金；5.城市基建规划投入文化设施资金；6.企事业单位对文化项目的赞助；7.文化产业自营收入；8.海外人事对文化设施的投入和对文化项目的赞助；9.社会各界的赞助等。随着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有线电视网络等相继建成，一大批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设备也开始装备上海的文化行业，大大加强了上海文化的技术资源。
这一时期，上海对文化资源的认识深度大大推进了。文化资源不仅仅是货币资源和技术资源，还有智能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这是推进文化产业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经过多年的培养和吸纳，到1995年底，上海的新闻、出版、文艺、教育、科研、卫生和体育系统共有员工16.3万名，其中干部11.5万名，专业技术人才10.7万名（高级2.9万名， 占27.4%；中级3.9万，占36.6%），处级以上管理人才比1984 年增加了70.5%，高级专业人才增长了24.3%。年龄结构也趋于年轻化，干部平均年龄48.7岁，专业人才平均年龄39.2岁，45岁左右的中青年干部和专业人才分别占处以上干部和专业人才总数的57.3%和52.8%。而且学历层次迅速上移，干部中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从1984年的46.7%上升为1995年的79.4%，专业人才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人数比例比1984年增加了1.4倍和2.1倍，从总体上看，人才资源的密度、人才资源的实力、 人才的年龄结构和工作效率都在国内名列前茅，成为全国和亚洲按人口比例衡量，教、科、文、卫、体人才资源充裕的地区之一。
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今，主要思路是调整产业结构，改革运行机制，推进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资源的综合效益
随着社会对文化的投入不断加大，上海的文化资源总量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跨上了新台阶。从1996～2000年的“九五”期间，上海文化基础设施投资将完成100亿元，上海拥有了上海大剧院、 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新馆、上海书城等一流水准的文化设施。到1997年底，上海拥有影剧院504个，文化馆和群艺馆47个，公共图书馆27个， 艺术表演团体31个；上广和东广每天有12套节目播音时间达191.1小时； 上视、东视、有线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每周播放672小时的节目， 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有线电视网络和覆盖亚太地区的卫星电视中心，其创收能力、人均效益、自办节目长度均为全国各省市之前列；上海在1997年出版报纸19.34亿份，各类杂志1.66亿册，图书2.7亿册，其出版物的总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这时，以外延扩张、资本投入来提高文化产出的效益逐渐降低，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转移到以盘活存量、优化配置、多元拓展来提高文化产出的思路上来。
1996年起，以“影视合流”为起点，上海进行了文化资源大调整、大配置。大致有三种情况：
（1）以1996～1997 年上海广播电视局和上海电影局的合并为代表，特点是“清理资源存量，优化资源配置”，将电视的强大传播能量和电影的艺术创作积累组合起来，将设备、资金、人员和管理层次、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减少资源的重复配置和浪费。
（2）以1998年文汇新民报业集团的建立为代表， 把重点放在“多种能力聚合，提高整体效益”上，这种能量聚合不仅是同领域的功能聚合，而且以“大传播业”的思路，把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不同形态的资源有机组合起来，通过“以资产为纽带，以控股为目的，以效益为目的”的运作，逐步达到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分工，集约化效益。该集团下属2家报社，20多个经济实体，组建集团以后走向“集团统一经营， 严格成本核算，管理讲求效率，经营讲求效益”。
（3）以1999年成立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代表，组合了5家出版社，把重点放在“纵横拓展提高规模效益，多种媒体合成综合效应，多元经营拓展经济活力”。它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上实行三步战略，即先以图书出版和音像、电子出版、印刷、书画收购和拍卖的横向联合以及出版、发行上下游的纵向联合为重点，接着以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电子、音像、广告、展览等多种媒体优势互补，进入其他产业多元经营的空间；再以跨国发展为重点，用投资、收购、兼并、控股等形式在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等地组建5～6家地区性分公司，逐步形成大的跨国集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集团在资源重组中发挥了高科技的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将集团所属5家出版社的重要文化资源数码化， 建立若干个大型数据库，加快进入网络出版领域，并为传统出版物提供数字化的资源支持。
回顾20年来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出：上海文化资源的配置有四个明显的发展，即从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投入，发展到自办产业、财政拨款、税收调节、社会赞助等多元投入；从扩大外延、加大资金投入，发展到多种能力聚合，多种媒体合成，提高整体效益；从注重资金和技术的“硬投入”即实物投入，发展到与“软投入”即知识投入、人才投入和智能投入并重；从依靠上海本地的资源，发展到争取和使用外省市和海外、国外的资源。这种资源配置的改革大思路适应了世界的潮流，是上海文化产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
三、上海文化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虽然上海的文化资源配置获得了很大成果，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相比，与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相比，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体制的分割束缚了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
文化系统中不少单位仍按行政关系管理，把专业分工划分得过于狭窄，结果各自为政，垄断分割。恰如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所批评的：“出版社分肥则肥，分瘦则瘦，在出版与印刷、发行等上下游纵向产业之间，出版社与其他相关的横向产业之间也分割严重。”（注：参见《中华读书报》第239期。）各单位所拥有的信息、知识、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也难以合理分享，这和国际上企业兼并频繁、资源活跃流动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第二，政策和法规的滞后限制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
目前的文化运作机制限制了上海文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在吸收外资投入文化产业方面，上海就受到许多政策和法规上的束缚。比如，上海电视的基本装备正面临着数字化技术的严峻挑战，日本已宣布在2000年前启动地面电视从模拟式向数字式的转变，美国排出了在10年内完成全国电视数字化的具体时间表，并在1996年正式启动。据专家估计：上海各电视台的基本装备如更新成为数字式，约需投入40亿人民币，目前这项工作由于资金缺口大而难以启动。当境外文化产业决策者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资金，以谋求日后更大的发展，而上海文化产业只能依赖自身积累的时候，实力悬殊的竞争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曾经有人担心，在文化产业方面引外资、搞合资会成为危及稳定的负面因素。上海的经验证明：我们有能力趋利避害，利用外资为建设精神文明服务，而许多外商也有投资文化产业的积极性。比如上海与一家外国出版商建立了合资有限公司，在允许发行和销售中国出版书刊的框架内，引进了外方管理模式，采纳了建立会员俱乐部、设立专业咨询热线、上门办会员卡、向会员大幅度让利、让会员尽快买新书的“黄金原则”，仅仅2年会员就发展到几十万，对搞活图书市场起了积极作用。 可惜这样的探索得不到正式的认可。实践证明：越是著名的国外大公司，在中国搞文化产业合资的投资越大，就越要规避政治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我们要相信党的巨大凝聚力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切不可贻误了上海采用“先发效应”的大好时机。据统计，上海到1997年底已经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7494家，协议引进外资671.13亿美元， 外商实际已投入资金337.99亿美元。但在文化产业中引进的外资只是零头，三资企业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三，在资源组合中缺少创新型的智能资源
创新型的智能资源是文化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所谓创新思维，就意味着把独特的创意实用化，也就是“研究和开发（即R&D）”。 江泽民总书记1997年8月指出：要从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研、 开发和技术改造（即提高R&D 的比重）（注：《江泽民对科技工作作重要指示》，《上海科技报》1997年8月27日。）。 这对于上海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包含了大量知识，但一般的文化生产可能是简单的复制，高级的研究开发不仅制造出商品，而且创造大量新的知识，作为下一阶段生产的新资源。即：创新能力+资本+技术+知识→新的产品+新的知识。
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明确提出了研究开发的投入指标：（1）投入指标，包括研究开发的专业人数，研究开发经费；（2）活动指标，包括举行国际会议和参加的人数，国际合作者人数等。并提出了研究开发的产出指标，包括（1）直接产出，即研究成果；（2）间接产出，即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国外许多文化公司都注重研究与开发投入。相比之下，上海文化产业研究开发的经费太低，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许多领域几乎为零，有的决策者还不知R&D为何物。 各主管局虽然有研究室，但大多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既缺少经费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开发项目。各企业则大多急功近利，不愿意投入经费进行研究开发，由此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有的电影大片一上马就“触雷”，前期投入的20多万元全部报废；有一主题公园投资近500万美元， 刚刚竣工就发现市场严重萎缩；从1997年以来，上海的娱乐产业出现了行业性亏损，有的专家尖锐地称：病因就在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开发。
第四，文化的人力资源趋于老化
上海缺乏创新型人才的智能优势，使整个文化队伍的创造活力趋于老化。
上海的文化人才数量不少，职称层次也不低，但创新活力不强。要培养人的创新能力，一靠引进，二靠培养。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专业人员在职学习年均为150小时，中高级人才高达180小时。经过培训一般工资增长5～15%，而为企业带来的回报高达20～30%。 上海在文化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上投入太少，特别是高级人才的职业培训反而比中级和初级人才要少。对电脑外语等一窍不通的也大有人在。此外，上海文化从业人员利用国际信息资源的水准也比较低，这是人才资源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优化上海文化资源配置的对策
我们认为，从现在起到21世纪初，上海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的总体思路应该是：通过政府的推动，实行市场化运作，提高文化资源的创新活力，推进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纵横拓展规模效益，多样合成综合效应，多元拓展经济总量。
（1）以政府推动为形式，以市场化运作为内容， 通过机构重组进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上海原有文化资源总量主要积淀在各局（院）系统和大型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内。如果等它们转入完全的企业化运作之后，再来自行进行资源重组，将大大贻误改革的时机。所以，要抓紧时机，通过政府的推动，实现市场化的导向，突破垂直管理的条条框框，以机构的重组来实现资源的重组。要总结和推广上海文汇新民报业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在资源重组中“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分工，集约化效益”的经验。大胆拆围墙，按照市场规律，开展跨行业、跨地区的竞争和联合，发挥长项，把短项推给社会，全方位地盘活资源存量，强化规模优势和效益，凸现互补功能，以求整体效应。
（2）抓大放小，鼓励兴办中小型文化企业， 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文化产业
目前上海的城乡储蓄余额已达3000多亿元，约占全国的18分之一，这是一笔亟待寻找出路、有很大开发价值的社会资源。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全国九届二次人代会修改通过的新宪法，应该大胆探索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上海市长徐匡迪今年3月14 日接受上海电视台《新闻观察》访谈时也谈到：要降低申办小企业的门槛，鼓励更多的社会投资流向小企业。上海要从政策上允许和鼓励集体、家庭和个人申办各种咨询、策划、设计、代理、创作、服务、科技开发和节目制作型的中小文化企业，这种所有制形式有利于强化小企业所有者、经营者的风险和责任意识，激发经营者的创新冲动，降低小企业的管理成本。
（3）加大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加快积累创新资源
第一层次，应该由市政府或市委宣传部牵头，设立宏观的文化产业研究开发项目，它要从上海文化经济一体化开发的角度， 研究1999 ～2010年期间上海可以开发哪些文化产业项目，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可操作的途径和规避风险的方法如何，要有研究项目和开发成果的超前储备和有偿转让，以获得更长久的效益回报。
第二层次，应该鼓励各大文化企事业单位设立研究开发项目，至少有总收入1%以上的投入，对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调查摸底， 提出重新组合资源的创新方案，为决策管理层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必须指出：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持续而稳定的研究开发积累，比如日本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将R&D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 以后过了30年才开始对国际前沿的创新作出及时反应。当然，上海文化产业的研究开发所需的时间会相对短得多，但无论如何，在这一问题上的过于急功近利，只能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
（4）建立规范而开放的文化资源环境， 使各类文化企业可以获得公平的资源获取机会
各类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它们的发展最需要资金、技术、知识、信息、人才等资源。所谓公平的资源获取机会，是指文化企业靠自己的实力、经营技巧和创新项目来获取资源，而不是由政府部门或下属单位决定某个企业能否获得资源，所谓开放的资源配置机制，是指文化企业从什么地方获得资源，和哪家科研机构合作，怎样去打开市场，完全是它们自己的事情，只要在国家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和地域观念的束缚。
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可以尝试将制作与播出、录制与播放、采写与刊登分离，各大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要对播出和刊登严格把关。同时，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节目和产品的制作，包括跨行业跨地区的组合，允许它们相互竞争，优胜劣汰，而政府掌握的资源，如某个大型活动的承办权，某个文化项目的经营权，某个电视时段的播出权等，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来分配，以此推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5）以多种方式吸引外资， 推进上海文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
第一，从文化流通领域开始，积极而谨慎地进行文化产业合资试点。文化产业包括文化产品的制造、流通、服务等方面，一般来说，文化流通业涉及意识形态比较少，法制和法规比较完善，管理相对简单。上海可以首先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广电节目的发行、电视导购和信息服务等方面建立合资企业，允许外方所占资金比例超过50%。中方则以频道时段、频率时段、文化品牌、土地、建筑和资金等多种形式入股。它们所营销的文化产品必须是政府批准出版和发行的，营销方式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待取得经验后，逐步延伸到文化制造和文化服务领域。
第二，吸引外资投入上海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除了大型公共文化设施，上海文化产业的技术装备也有待于大规模更新。可以借鉴BOT 方式，将数字化装备、广电节目转制数码平台、大型公共文化设施等列为专门项目，列出投资指南，吸引外资参与建设，完成之后组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实行有偿服务，在一定的时间内由外方参与经营或承包经营，以利润作为他们前期投入的回报。待双方规定的合作期限到期后，将全部设备收归中方所有或由中方经营。
第三，放宽文化合作项目中外资比例的限制，过去对中外合作拍片、合作摄制、合作录制等项目，严格限制了外资所占比例，规定了必须由中方担任主创和主管人员等，其结果是大大降低了文化生产项目的资金投入和制作质量，使得外方投资的积极性大减。应该积极向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建议，在上海开展试点，待批准立项后，在文化合资项目中外资所占比例放宽限制，也可以由外方担任主创和主管人员，以增加外资对上海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
第四，兴建“上海教育娱乐城”。根据上海市民对各类教育和家庭娱乐的巨大需求，参照教育部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批准的“广州教育城”的作法，在上海的张江、嘉定、莘庄等科教基础好的卫星城建设融教育、培训、娱乐、旅游于一体的“上海教育娱乐城”。允许外国学校特别是国际著名大学来建立分校，也让外国大公司建立培训部。开发合资和独资项目，在那里建立的文化产业所有权归外方的学校和培训部，经有关机构批准，有权颁发外国的学位证书和其他资格证书。同时设立普及科技知识、寓教于乐的游览娱乐设施，借此开发新的文化产业。
（6）加快创造性人才的培养， 给人力资源以应有的利益回报。
要以“拆围墙”、“破门槛”的气度欢迎海内外文化人才来上海创业，并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同等待遇，创造一个公开、公平竞争和发展的环境；要引进有国际教育背景和经营经验的优秀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要允许文化企业的经营者和开发有功人员占有企业的一定产权。因为他们创造了超过平均资金利润率的超额利润，才形成了比较多的资产，这些资产就应该部分地归他们所有，这将比按销售额分配或利润率分成更有力地促进优秀人才和企业共担风险。
要总结和推广上海经营者人才公司等将经营人才的强化培训和推荐竞争相结合的做法。他们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年富力强、有创新意识和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进行密集度很高的强化培训，增强其创新活力和整体素质以后，再推荐到用人单位，参加公开公平的岗位竞争，这就有力地提高了人才的素质，增强了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在知识经济浪潮奔涌而来、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条件下，文化建设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特点。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就是现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规律。研究这些规律，设计好上海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对策，将使上海更快地跨进一流城市一流文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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