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假定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古典主义论文,假定论文,发展思路论文,前提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理论的假定前提是指该理论各推理环节所依赖的假设结构。假设结构往往以假设系统形式（既包括公理性假设，又包括辅助性假定和技术性假定）表现出来。本文拟介述早期新古典经济发展思路的假定前提。诚然，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一部分，其假定前提同新古典一般理论的假定前提并无二致，但由于经济发展理论系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次级理论系统，两者间的这种关系使得新古典经济学一般理论的假定前提在其经济发展理论的特定界阈内赋予了特定含义。具体而言，早期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假定前提由竞争性均衡、最大化和制度为既定这三套假定所构成。
一、竞争性均衡假定
竞争性均衡假定，是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个新古典理论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石之一。这一假设前提隐含在被称之为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命题之中。西方经济学界认为，福利经济学的这两个理论命题继承了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传统，经由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和库普曼等人进行严格论证和推导而得出，因而被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登峰造极的成就。”[①]竞争性均衡这套假定，由竞争性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相互关系的命题、关于全面市场的假定以及完全竞争假定这三个部分所构成。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运用公理化方法阐明了竞争性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据他们看来，在一定条件下，竞争性均衡势必带来帕累托最适度或帕累托效率，竞争性均衡是各种投入和产出以及商品和要素价格的集合。在该集合上显现出如下特征：在生产技术为给定前提下，每个生产者发现在通行的均衡价格之下已无法增加其利润；在消费者预算约束为给定前提下，每个消费者发现他已无法改进其福利。这种状态意味着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总体最优状态，即整个社会所有人的境况都达到最优，或者说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同时已无法使其他任何人的境况变得更好。由此可见，帕累托最优与资源最优配置是同义语，常常被交替使用。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竞争性均衡无疑是在完全竞争过程中实现的。完全竞争是一种个体最优状态，而帕累托最优则是一种总体最优状态。个体最优是达到总体最优的充分条件，在达到个体最优的同时，也就达到了总体最优。
新古典主义者接着又提出了上述命题的逆命题，即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同时也是一个竞争性均衡。他们同样以公理化方法证明了这一逆命题的成立及其所需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逆命题意味着，对于帕累托最优来说，竞争性均衡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帕累托最优只有通过竞争性均衡来实现。竞争性均衡作为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意味着个体最优是达到总体最优的必要条件，要想达到总体最优必须首先达到个体最优。新古典主义者还证明了帕累托最优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换言之，他们认为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存在着许多个帕累托最优配置点，每一个资源最优配置点都可以同时是一个竞争性均衡点。
全面市场假设构成为竞争性均衡整套假设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该假定包括如下具体内容：第一，假定存在着一套无阻碍地发生作用的商品、要素、保险和资本市场。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作出决策时具有充分的信心，这意味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足够的应付风险及不确定性的能力。第三，交易的各方均能履行其义务，整个经济被假定为“无制度的”（institution—free），不论国家存在与否，合同都将被履行，这是因为在市场中至少存在着一种强迫履行合同的机制，因而不存在交易成本。
完全竞争假设则是一套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技术性质的具有严格约束性的假设。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所有资源和市场的参与者都具有完全的流动性，这意味着每一个市场参与者能够自由进入或退出市场，任何一种资源能随时从一种用途转到另一种用途中去。尽管在真实市场上绝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流动性，但新古典主义者还是认为完全流动性假定对于理论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在生产与消费中均缺乏外在性（不论这种外在性是正还是负），消费者之间或生产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非市场的相互依赖性。这一点保证了竞争性均衡所要求的非外部条件得以满足，使得个体最优同总体最优直接相等。第三，假定生产中的投入和产出均为同质并且具有无限可分性，这意味着不可能由于产品差异或通过规模收益而形成垄断，同时也意味着排除了规模收益破坏资源最优配置边际条件的可能性。第四，假定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和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为非递增，这就要求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都具有连续性而没有跳跃性。在这一条件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为凹性，而无差异曲线为凸性，以保证不出现边际效用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第五，市场中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不会对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市场上的每种商品都只有同生产该种商品的边际成本相等的价格，从而使价格对任何个体单位来说都是固定的，只具有参数的性质，这实际上是指不存在垄断价格而只存在完全竞争价格的情况。第六，所有经济主体对于市场上同现状和未来相关的所有条件都具有完全充分的了解。这意味着信息的完善性和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虽然承认，在真实市场中存在着某些阻碍信息交流的因素；但他们觉得在使用完全竞争这一概念时，意味着已经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只需将供求双方均视为价格接受者对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已经足够。这是因为市场价格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使人们感到处理信息的过程已经大大简化，而价格传播本身就能带来足够的信息。
竞争性均衡这套假定的一个鲜明特征，就在于它既包括一套公理化的理论命题，又包括两套辅助性假设。就竞争性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相互关系的公理化命题而言，竞争性均衡这套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中最高层次并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公设性命题；但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看，它同时又是一个理论假说，集中地浓缩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传统中有关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逻辑推论。再就完全市场和完全竞争这两套假定而言，它们显然在整个竞争性均衡假定中处于辅助地位，其中完全竞争假定还具有技术性假定的特征。这两套假定同竞争性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公理化假说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后者能够包容前两者，而前两者不能包容后者。整个竞争性均衡假定便是由一套公理化假说和两套辅助性假说所组成。这个假说体系是支撑新古典经济理论整座大厦最主要的支柱之一。
竞争性均衡假定的核心，在于强调经济系统中具有自动趋向于最佳资源配置均衡的倾向，而完全竞争所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在促成这一倾向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早期新古典主义者的心目中，资源的充分流动性、要素的充足替代弹性、对未来的精确预期以及自动的、无障碍的、无滞后的市场调节机制等，是理想的完全竞争或趋于完全竞争市场得以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足以保证极少出现经济失衡的可能性。为此，早期的新古典主义者很少研究非连续的、非均衡的过程，也很少对非均衡的经济结构进行探讨。
早期新古典主义者在分析经济发展问题时，总是明确地或隐含地把竞争性均衡作为一个主要的假定前提来对待。持新古典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当代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仍然认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在于效率方面。”[②]为此，当新古典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探讨时，总是着力于以竞争性均衡假设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拿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与之比较。他们所关心的，多半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同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间的距离，把假定的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实现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从这一点出发，一些新古典主义者往往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试图从对市场不完全的分析中找出解释经济长期落后的原因。他们一般都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市场逐步完善的过程，因而把经济停滞或发展缓慢归咎于市场不完善（如缺乏竞争等）或其它的市场之外的外生因素。H·G·约翰逊则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改革特定的市场”就能“使之更加接近理想型市场”。[③]这意味着只要克服上述障碍，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便能够接近于新古典主义者所描绘的能够实现竞争性均衡或接近于这一均衡的理想状态。
二、最大化假定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竞争性均衡假定是有关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假说的话，那么，最大化假定则是关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行为的假设性解释。新古典理论把人假定为最大化的追求者，并且认为，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行为中所追寻的是获取尽可能大的财富和满足，而财富和满足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效用”或“福利”。追求最大化这一特征并非生来俱有，而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社会激发和培育了人类的这一心理架构。
新古典经济学家还常常用“经济人”这一术语把人类是最大化追寻者的假定在经济行为的意义上进一步明确地加以限定。所谓“经济人”意指使得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那种人。新古典经济学不仅仅把“经济人”看作是“最大化者”而且假定为“理性的最大化者”。一个经济人总是在各种替代物之间作出理性选择，以期实现其最大化的目标。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还给寻求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赋予了三个行为特征的假定。其一，“经济人”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往往会因为其他人追求最大效用或最大福利行为所形成的压力，迫使他的行为也必须是竞争性的。犹如“最大化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一样，“经济人”同时也必须是“竞争人”。其二，人被假定为厌恶并且试图逃避工作。这一假定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方面，人们总是欲求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通过尽可能少的努力来获取尽可能大的收入。新古典理论将这种努力的支出称作“负效用”。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并不是试图使其总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是力图使其净效用最大化。其三，新古典理论还假定，任何一个生产者或消费者对一连串的价格的边际变动具有高度的反应能力。为此，他们一般假定每个消费者对经济财货或每个生产者对经济资源，都具有一个意义明确的偏好函数。在此基础上，他们设法证明在价格变动和个体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刺激——反应机制。新古典主义者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假定，建立起他们的一般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体系，并且着力于运用演绎逻辑在被设定的经济行为与结果（即预期的最大化目标）之间进行严密的数学论证，从而使得“经济理性主义”及其包括边际、均衡、静态、替代、弹性等一整套分析方法成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最鲜明的标志，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经济问题变成了理性选择的唯一的问题。
新古典理论的最大化假定主要包括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和要素收入最大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还认为，最大化的一整套假定均同理性选择有关，只要借助于某种约束条件下的函数关系，它们就能被表述出来。所谓效用最大化是指消费者个人在现有资金约束的条件下，对各种消费组合进行比较和选择，从每增加一个消费单位中所获得的最大满足。在理论建构上，效用最大化的推论还被辅以消费者偏好的相对性和无差异曲线凸性这两个假定条件。无差异曲线凸性意味着边际效用递减，否则不存在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生产者即厂商们也成了利润最大化追求者。新古典理论用一个同“经济人”相对应的术语即“经济厂商”来表达这一含义。在他们的眼中，厂商们是按照“边际”方式即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作出决策的，厂商们将不断调整进入生产过程的投入量，直到不可能进一步增加利润时为止。这就意味着厂商们所追求的是从增加生产一个单位的产量中所获得的增量的（或边际的）利润。利润最大化前提是等产量线呈凸性。这里的凸性即边际收益递减的数学表述。在通常情况下，等产量线是向原点凸出，这是因为边际技术替代率，即等产量线的斜率（确切地说，是负斜率）的作用所致。如果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则不存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要素收入最大化则是指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以追求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来提供其所拥有的要素单位的数量，以便使其获取的净收益能够达到最大。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源最适度配置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最大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他们相信，只要要素充分流动，那么，在给定的福利刺激和费用约束条件下，在获取最大收入动机和市场价格机制的共同作用之下，各种资源将流向收益最高的部门；与此同理，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源充分流动迟早会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而资源最优配置同时又被定义为个人的要素收入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只要社会中的个人理性地和原子式地（atomisticaeuey）行事的话，他们就能够在生产或消费中使其边际收益比率相等于相应的价格比率（亦即要素收入等于要素边际替代率）的那一点，在该点上，其收入（或利润）达到最大化。
作为一套解释性假说的最大化假定，是一个完整的假设系统，其中也包括公理化命题和技术性假定两个组成部分。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及收入最大化构成为这一假说系统中的公理化命题，而无差异曲线和等产量线呈凸性、消费者偏好的相对性以及生产函数的线性和同质特征等，是这一假设系统中的技术性假定。
新古典主义者在受约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和生产函数假定的基础上导出了供给函数，又在受约束的效用最大化假定和效用函数假定的基础上导出了需求函数，并且从供求相等的条件出发，进而推导出了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新古典主义者正是通过上述推导建立起他们有关个人行为方式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假定。这样的假定实际上既略去了人们在嗜好等方面的千差万别，也排除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供给的各种差异和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因而离现实的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但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依然认定，在最大化假定前提之下推导出来的关于个人行为方式的一整套假定浓缩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人类行为的本质。
最大化假定不仅构成为新古典一般经济理论经济分析的基础，而且也是新古典主义者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前提。H·G·约翰逊认为用新古典主义的最大化假设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心理架构及其行为方式时，将面临很大困难，因为这类国家“盛行的行为方式不是合理地使努力得来的收益极大化”，因此，他主张这类国家需要“在社会心理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④]
三、制度为既定的假定
西方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制度这一概念，具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广泛涵义。概言之，制度是指包括社会规则、守法程序、传统、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同上述方面相联系的社会态度等要素在内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结构框架。在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到来之前，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传统中，这一结构框架被大多数经济学家仅仅当作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外在的和既定的前提来对待，很少有人把它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素加以探讨。把制度框架作为既定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所要告诉人们的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最佳配置的学科。由于资源配置方式与包括社会规则、守法程序、传统、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社会态度等要素在内的制度框架并无必然联系，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可以采用相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可以说是一门与制度框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学科。
早期新古典经济理论还告诉人们，制度框架仅仅适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方面，这些方面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不属于经济分析的主题。在60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待制度框架如同技术、嗜好、要素禀赋等因素一样，把它划入经济模型之外的外生要素之列，或者至多只把它看作是影响经济模型参数和约束条件或者影响对社会福利函数定义的背景条件。总之，这些外生要素本身被看作是非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当中，无人断言制度框架和人们的社会态度对于经济分析无足轻重，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现有资源的最佳利用和同制度框架相脱离的收入分配这类领域就已足够，或者退一步说，在他们所从事的经济分析中至少应当保持“制度中性”的理论传统。
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正是在经济分析是“无制度的”或“制度中性”的信念指导之下，建立起制度框架为既定的一整套假定。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基本上以短期的、均衡的、静态的和微观的演绎推导为其特色，因此，从这一理论体系的分析结构的逻辑严密性考虑，新古典主义者自然把制度框架作为等同于技术、嗜好、要素禀赋等长期因素来看待，并且认为这类因素在他们所从事的短期的、均衡的、静态的、微观的经济分析中不起作用。从演绎逻辑的意义上来说，这一点无疑构成为制度框架可以被认为是既定的，经济分析可以在“无制度”或“制度中性”的假定前提下展开的最主要的理由。此外，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还认为，无制度框架的假定不仅适用于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探讨，而且适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
就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而言，其有关制度框架为既定的一整套假定，由两个最基本的成分所构成。第一个成分是有关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的假定，它涵盖了制度框架中有关社会规则和守法程序等一系列制度因素。在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心目中，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政府被假定为足以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包括私人财产、契约自由和收入分配关系在内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或其他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不应当成为人们成功地追求自身利益的障碍，某些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便足以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持新古典经济发展思路的经济学家从这一假定出发，直接得出了政府无须干预经济发展过程的结论。H·G·约翰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毋须庞大的行政机构，毋须中央政策，除了建立法律制度以保证契约的履行外，几乎不需制订什么政策；”政府的作用必须严格限制在必不可少的服务上，例如“传播使市场高效地工作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并且提供使用市场所需要的教育”[⑤]等方面。
制度框架为既定的假定中的第二个成分，是有关经济行为同道德约束无关的假定，涉及制度框架中的传统和经济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同古典经济理论一样，认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追求其自身利益而投入经济活动的。虽然每个人只关心自身利益而无意增进公共利益，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却支配着个人去实现超出其主观愿望的目标，使得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往往也推进了整个社会公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被认为是在没有任何道义约束的假定前提下从事其经济活动的。一方面个人都必须自己承担行动的得失；另一方面，任何交易的双方会自行承担其义务，各种经济契约将会被自动履行。在这里，经济行为被假定为不受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固然并不意味着包括某些禁忌和戒律在内的传统和伦理规范等行为约束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而仅仅意味着这些方面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无关。
总之，正是在制度框架为既定的假定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一个接一个建构起各种主要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的理论模型中，除了市场及其运行机制之外不存在任何组织和制度，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在他们看来，历史上存在过的和现存的各个国家，不论其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其间的差别主要地不是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而在于在资源稀缺限制下的选择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新古典经济理论（包括其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整个核心依赖于对经济的逻辑演绎分析，把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对人们经济行为起道义约束作用的种种因素置于“被假定存在”的地位。即使在对市场所作的经济分析中，这一理论的主要兴趣也只是在几组同交换过程有联系的相关价格以及这些价格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上，而很少超出这一眼界之外。由此看来，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所排除的是除市场导向制度之外的所有其它制度，唯独留下它所偏好的市场制度。
四、结束语
以上介述了早期新古典经济发展思路的假定前提。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三套假定（当然也是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假定）同整个新古典理论大厦一样，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受到该学派外部的各种攻击，但都未感受到巨大的震撼。随着6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界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界出现“新古典复兴”以来，这个学派内部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家们以审视眼光重新评判新古典理论的整体架构，尤其是对这一理论的假设结构提出了批评。在新古典学派内部的这些批评者当中，有不少人正是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
“新古典复兴”浪潮从两个方面对新古典理论“标准的”假定前提构成了冲击：一是对这一假设结构中的辅助性假定或技术性假定的批评，二是对三套主要假定本身进行了批评。这里仅列举发展经济学领域内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批评其理论假定前提的几个实例。在对辅助性假定和技术性假定的批评方面，舒尔茨首开先河。早在30年代他就指出在农业中出现过递增收益的证据[⑥]，后来他又抨击了“资本同质”假定[⑦]。当富有进取精神的新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探讨发展问题时，对递增收益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卢卡斯、罗默等人在他们掀起的“新增长理论”热潮中，将人力资本投资等因素纳入经济发展的内生分析[⑧]，使递增收益成了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理环节，一反“标准的”新古典理论中借助于辅助性或技术性假定来排斥递增收益的传统做法。克鲁格曼等人则在国际贸易分析中通过对规模经济、收益递增及外在性作用的强调[⑨]，使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发生了很大改观。在对新古典理论主要假定的批评方面，舒尔茨再度成为主要先驱者之一。他将新古典方法较早地运用于制度分析[⑩]，指出制度能够为经济提供服务，因而应当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舒尔茨的这一观点直接触及“标准的”新古典制度为既定的假定存在的基础。此前或在此后，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从交易成本或产权理论方面讨论了制度的内生化问题[①①]；诺思等则从历史长河中找到了制度变迁以及制度作为内生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实例，进而证明了制度内生化的合理性[①②]。
自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掀起“复兴”运动以来，正统新古典理论大厦的整个假设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已是面目全非：几乎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放弃了制度为既定这套假定，竞争性均衡和最大化这两套假定依然作为公理性假设而予以保留。这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分离，其中一套假设被推倒，另一套也就无法立得住，两者共同支撑起新古典经济学的整座理论大厦。值得注意的是，竞争性均衡假定和最大化假定中的某些辅助性或技术性假定已经发生了重要改进，譬如递增收益、规模经济及外在性等推理环节的引入。从本质上讲，这些推理环节同传统新古典理论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新古典的公理性假设相容？若是进一步引入某些新的推理环节的话，那么现有假设结构能否继续得以成立？若能，则何为相容条件？若不能，则是否意味着西方经济学的一场“全面革命”的到来？这些问题非本文所能论及，笔者恕不展开。
注释：
①T·N·斯瑞尼瓦桑：《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家及经济发展》，载《亚洲发展评论》，1995（2）。
②J·E·斯蒂格列茨：《经济组织、信息与发展》，见钱纳里和斯瑞尼瓦桑主编：《发展经济学手册》，英文版，第1卷，95页，荷兰，爱尔塞维尔科学出版公司，1988。
③ ④ ⑤H·G·约翰逊《货币、贸易和经济增长》，英文版，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1962。转引自迈耶主编：《发展管理中的订价政策》，中文版，93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⑥舒尔茨：《从农业进步看递减收益》，载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1932（10）。
⑦舒尔茨：《人力资本：政策问题和探讨的可能性》，载《人力资源》，英文版，1～84页，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1972。
⑧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载美国《货币银行学杂志》，1988（22），3～42页。罗默：《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载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86（10），1002～1037页。
⑨克鲁格曼：《递增收益、垄断竞争及国际贸易》，载《国际经济学杂志》，1979（11），469～679页。
⑩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1968（12）。
①①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产权范式》，载《经济史杂志》，1973（3）。
①②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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