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发展趋势_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发展趋势_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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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之内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投资问题,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从产业或国家层次研究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长期处于隔离状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人们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认识的深化,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生产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一些学者试图填平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之间的鸿沟,建立一种融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为一体的分析框架。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获得广泛承认的理论体系,但这种探索是富有勇气和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代表了理论发展的方向。

一、早期理论的分歧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存在着天然的隔阂。这首先是因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理想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之内的。在这一框架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量被其严格的前提假定省略了,因而贸易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

不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 )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古典理论,还是赫克歇尔(Eli.F.Heckscher )—俄林(Bertil Gotthemd Ohlin)的新古典理论, 其分析逻辑和政策主张是一脉相承的,而其理论的基本前提也是基本一致的。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假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1 )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2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没有障碍;(3)没有运输成本;(4)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5 )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可以相互替代;(6)在同一范围内, 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7)没有要素密集型转变的情况, 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8 )经济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出口恰恰足以支付进口。通过对这些复杂因素的排除,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推理既简单又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由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不同造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

可见,在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中,国际直接投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国际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空间。所以,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可能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衍生出来,而只能另辟蹊径,寻求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创始人海默(S.H.Hymer)在1960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对跨国公司行为的解释即是建立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之下,这一前提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完全不同,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生产同类产品具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力,单个企业不具有影响市场的力量,企业既不具备对外投资的能力,对外投资也不会给企业增加任何优势。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不仅国际市场,而且国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正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场表现为商品的特异性、商标、特殊的市场技能或价格联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场表现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资本市场上的便利以及受专利制度保护的技术方面的差异等。市场的不完全性还表现在规模经济以及不同国家在关税、税收、利率、汇率上的差异等方面。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正是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可以跨越国界,克服跨国经营中增加的额外成本,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展开强有力的竞争。跨国公司具有的垄断优势,是确保其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这一分析视角与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完全不同的。

二、理论发展中的交叉

较早地把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纳入一体化分析框架的是产品周期理论的创立者弗农(R.Vernon)。弗农于1966年5 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弗农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并没有彻底说明跨国公司为什么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领市场,而不选择产品出口或许可证形式来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需要建立一种动态的理论来系统地解释企业在出口、国外子公司生产和许可证之间的选择。弗农把产品周期分三个阶段,即产品的“崭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他认为,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可以说明企业在海外生产和出口之间的抉择。在产品的“崭新”阶段,企业具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因为这一阶段产品价格的需求弹性很低,企业具有垄断优势,在国内生产可以不断改进产品并保持同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的“成熟”阶段,由于生产技术趋于成熟,产品基本定型,产品出口量急剧增加,导致生产技术扩散到国外竞争者手中,仿制品开始出现,出口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逐渐接近并超过进口市场的预期平均生产成本,竞争开始转向了生产成本方面,因此,创新国家的企业需要到与本国需求类型相接近的国家投资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维护其已占有的市场份额;当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以后,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基础仅仅是价格的竞争,其结果是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发明国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产品周期理论对贸易、国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中,仍然严格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或服务,而把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这种状况即使在里昂惕夫(Vassily W.Leontief)通过实证研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怀疑之后,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不过,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道路,国际贸易理论开始更多地联系现实,不断地突破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假定,从而出现了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前提的趋同和一部分分析内容的交叉。

在这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的是新要素贸易理论和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对赫克歇尔—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扩展,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贸易、许可证和国际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投资实际包括人力资本在各国间的转移,而贸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产品出口,许可证的转移也往往产生于某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强调自然资源的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禀赋除了解释国际贸易以外,还可以解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尤其是企业为了获得原材料的供给而进行的向后垂直一体化国际投资。

新要素贸易理论的进展是有限的,因为它分析的经济环境,仍然假定各国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各国之间则不存在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大突破的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技术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在生产技术方面存在的重大差异,是国际贸易发生的重要原因。技术上的差距使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变得相对不太重要,因而要素丰裕程度不再是解释国际贸易的唯一基础。新技术贸易理论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批评,向现实世界大大地靠近了一步,它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拓展,从而跳出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新技术贸易理论在技术差异的来源分析方面,出现了与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相交叉的重大转变,而与约翰逊(H.G.Johnson)、凯夫斯(R.E.Caves)和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 )等人在发展垄断优势理论过程中的各种解释极为相似。新技术贸易理论强调一国由于技术创新而获得垄断地位,国际贸易恰好发生在垄断优势存在的时滞期间,在此期间,技术领先国家大量出口产品,世界其余国家则对该国的一家企业或一项产业的发明进行模仿。随着技术的传播及其标准化,动态的技术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逐渐接近,比较利益将偏向于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技术优势来源于研究与开发所导致的发明、规模经济、产品特异等方面。新技术贸易理论突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各国间生产函数相同的假定,其理论分析的核心——技术垄断导致的国内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正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的否定,加之它使用宏观层次的国家分析与微观层次的企业分析相联系的动态分析方法,使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分析方法出现了交叉。至于新技术贸易理论分析的主要因素,则完全可以纳入垄断优势理论的题目之下,与凯夫斯等人对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把技术、产品特异、规模经济等因素用来解释国际贸易,而国际投资理论则把它们用来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三、理论融合的趋势

上述理论发展中的交叉现象,并不是人们的自觉行动,理论上尚未重视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联系方面的研究。随着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国际一体化生产和公司内部贸易逐渐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关键力量。人们开始认识到,贸易和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对国际化经营方式的不同选择,因而可以建立一种理论,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寻求一种协调一致的解释。

这种尝试是在不同的途径上展开的。希尔施(S.Hirsch)从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业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决策模型,该模型以比较简洁的方式说明了企业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出口,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对外投资。希尔施在1976年发表的《厂商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出了如下模型:以A国企业为例,企业对B国的出口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条件:如果①Pa+M<Pb+K

②Pa+M<Pb+C

则选择向B国出口:如果①Pb+C<Pb+K

②Pb+C<Pa+M

则向B国直接投资。

模型中Pa和Pb分别代表在A国和B国的生产成本,K 代表企业专门知识和无形资产收益,M代表出口销售成本超过国内销售成本的差额,C代表管理和协调国外经营活动的额外成本。模型的基本含义为:当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类似许可证形式)时,企业将选择出口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当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小于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时,企业将选择对外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

该模型具有较强的综合作用,模型中的三个关键变量M、C、K, 实际上是对H—O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Pa、Pb之后,则包含了国家之间的区位因素,因而可以对各种投资理论作出很好的解释。

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同一基石之上的尝试首推日本一桥大学的教授小岛清。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论著,他批评早期的国际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原则的作用。小岛清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成本)的基础之上。

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亦称切合比较优势原理)继承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传统,引入宏观经济因素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他把H—O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使资本的范围扩大到包含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他认为,各国的劳动与经营资源的比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使比较利润率出现差异,因此,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依据这一原理,一国应大力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该产业生产的产品,同时,缩减比较劣势的产业,进口该产业的产品,这样可以获得贸易利益。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了对外贸易。

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将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的趋势。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兴起的旨在解释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国际生产的条件和动因的理论。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从节约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角度阐明了跨国公司实行垂直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动因。这一理论认为,寡头竞争导致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投入物来源的不确定性,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别投资于原材料开发、初级产品加工、深加工和最终产品生产,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将过去依赖外部市场的交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从而消除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垂直一体化使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相互之间的技术、资源的互补性得到加强,从而节约生产费用,提高生产效率。

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雄厚的研究与开发实力,是国外子公司打败竞争对手的强大武器。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进行同类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总公司积累的知识产品,获得超额利润。这一理论与上述纵向一体化直接投资理论一样,其思想渊源均来自内部化理论。前者强调原材料、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来实现其交易费用的节约;后者则强调对跨国公司知识产品的内部化利用,以增强竞争能力,实现利润最大化。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将上述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使国际贸易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国际贸易理论开始明确放弃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增值活动的不同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这实际上是将跨国公司纵向一体化生产和横向一体化生产纳入国际贸易的分析之中。在这一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成总部行为和实际生产行为两大类型,总部行为包括研究与开发及其相关的信誉、商标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务;实际生产行为则包括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

将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前提包括三个方面:(1)假定差别行业、差别成品、 同类产品的总部服务具有最资本密集、一般资本密集和最劳动密集三种类型;(2 )假定规模收益递增;(3)假定运输成本为零。在这些前提下, 纵向国际直接投资可以看作是国家间要素比例不对称的产物,企业总部行为和生产行为的区位选择取决于要素价格。在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资本禀赋丰富的国家进行,而将一般生产行为安排在其它国家进行,以利用要素价格中存在的差异。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的差异,在企业可以进行国际投资的条件下,将导致国家间贸易格局的变化:资本密集国家将主要出口总部服务,以交换差别和同质的终极产品;母公司对国外子公司转让总部服务和国外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成品出口构成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国外子公司对母国其它企业和国外其它企业的出口则构成了跨国公司的直接贸易。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表现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中间产品出口和进口。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这种出口和进口的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和贸易中的作用也就越大。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投资与贸易。

将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源于对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条件下国际贸易的分析。这一理论认为,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之一是研究与开发及其它总部行为的固定成本太高,因而多区位生产将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研究与开发等总部行为,既是国际投资的基石,也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国际间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技术效率的差异,使得企业在国内经营和在拥有优势的国家经营较为便利。国家间的相似性越高,其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技术效率的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吸引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内贸易也就越频繁,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可以共存。这一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同时增长的现象。

进入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融合的趋势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传统的假定被放宽或放弃,理论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产业或国家层次,而是力求将企业行为理论、工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和国家层次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国际分工理论融为一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为的分析,而更多地从产业或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使两者的分析基础及其基本结论日趋一致。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具有重大影响而又为理论界广泛承认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一体化的理论,但其发展进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回想早期理论的重大分歧,应该说理论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相信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因为在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新环境下,一体化的国际生产已成为新型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关系的基础,人们需要对这一相互依存的现象作出和谐一致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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